創造非凡的老實人——追記獻身強軍實踐的兵棋專家張國春（下）

張國春（右）與同事交流業務。 　　資料圖片

4月14日清晨，碧空如洗。為了參加在國防大學禮堂舉行的張國春事跡報告會，李莉教授請了假，專門換上全新的軍裝。“今天剛好半年過去了，國春似乎還在我們身邊。”去年10月15日黃昏，殘陽如血，張國春走了。

“他是個好人、老實人。”採訪張國春的日子裡，這是記者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同事戰友印象最深的是，張國春溫暖的招牌式微笑。

名利面前的“隱身人”

“他的世界裡，沒有名利的藩籬”

採訪中，記者發現，張國春的影像資料少之又少。難得的幾張照片上，國春總是在角落。“他見鏡頭就躲，是個聚光燈下的‘隱形人’。”教研部主任黃藝說。

有一年，張國春所在教研室圓滿完成了專項重大任務。組織上要為他立功，他卻說：“工作我來干，榮譽就讓給其他同志。”最后，立功名額給了一個年輕的博士后。

作為中國兵棋事業的拓荒者，張國春直到去世，依然是一名副教授。兵棋系統教研室主任吳琳告訴記者，“他第一次住院時，就放棄了正教授評選，他說自己不能再干工作了，名額還是讓給年輕人吧。”

“更大的付出在於不計名利。”教研部總工程師司光亞說，兵棋系統成果大多不公開發表，他們做的是隱姓埋名的學問。

兵棋系統研發初期，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張國春帶領項目組負責開發“想定數據查詢系統”。這個系統的研發極為瑣碎繁雜，工作量又大，很多人都不太願意干。但張國春說，我們這個行業在冰川底下，不是在上面，是在保障，在做實事，我們完全是用實驗、用數據來說話。此時張國春的身體已出現嚴重狀況，時常頭暈，且眼睛看不清東西，但他一直堅持著。

病重后，去醫院檢查，張國春自己乘坐地鐵去。妻子谷迎賓看著心疼，提出向單位申請用車，“別要了，單位車輛少，咱們佔用一輛車，別人工作上安排都用不上，哪能成？！”

一天，張國春感到身體再也挺不住了，到醫院檢查后，被診斷為腦腫瘤，惡性程度為最高的4級。

住院期間，每當有戰友和學生來看望時，他都不忘詢問兵棋系統的進展，以及在一線部隊的演習應用情況。那時，他已沉疴在身，但一說起兵棋來，依然精神煥發。

“恬淡、內斂，純粹、高潔，沒有什麼比‘好人’二字更能准確地形容他了。”向建華教授淚水盈眶。

工作中的“拼命三郎”

“平時不聲不響，工作起來威力大”

兵棋大樓107室，寂然無聲。

張國春的電腦、辦公桌依舊保留著，一塵不染。抽屜裡，滿滿當當塞著眼藥水、止疼片……書架上擺滿了書籍。

兵棋演習教研室刁文清教授說，多少次經過這辦公室，卻再也看不到這裡的燈光。辦公室陳設原封沒動，我們不想去動，舍不得他，他是我們的功臣！

“國春團隊意識非常強，作為主管設計師之一，他注重協作，主動預置接口，為整個系統的集成奠定了基礎。”胡曉峰評價自己的學生：他不僅有能干活的水平，還具備多干活、多吃虧、多奉獻的襟懷。

“他平時不聲不響，可工作起來威力大、效率高。”同門師兄楊鏡宇教授說，這大概就是大家封稱張國春為“無聲手槍”的緣由——雖沉默寡言，卻身懷絕技。

楊鏡宇不會忘記和張國春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兵棋系統這一行，工作不是靠嘴說的，是靠手指頭在鍵盤上一行行代碼碼起來的。”

張國春被檢查出癌症前，還在編程序、寫代碼。而一般的程序員很多到30歲時就寫不動了。他覺得隻有這樣做，自己才踏實放心。

李莉是張國春的碩士同學。她告訴記者：“從1998年研究生畢業到去世，同在一個大院，我們之間隻見了五次面，其中兩次是在張國春加班的路上，一次在他的辦公室，一次在去醫院看望他，最后一次在八寶山。”“作為一個軍人，加班，就是戰斗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李莉快速的語氣中充滿對昔日同窗的敬佩。

當研發遇到最大瓶頸的時候，張國春主動請纓，擔負系統的設計研發工作。對於難點、重點和關鍵點，他細致到每行代碼都要親自參與研究調試，用3個月時間完成了需要一兩年才能完成的任務。

由於長年累月超負荷運轉，張國春的身體每況愈下，發病前的兩三年，他時常頭疼頭暈、眼睛腫脹、充血。張國春還因此調整了作息時間，晚上早睡，第二天四五點起床，“他工作的時長並未因此改變，就是要保証自己的工作時間。”同事劉洋說。

張國春的身體每況愈下。領導再三催促到醫院檢查，為了不耽誤系統研發進程，張國春一推再推：“我有太多的事要做啊！”

“他太累了，也該歇歇了。”張國春的導師胡曉峰回憶時，不由淚泣。

家人眼裡的“極品暖男”

“我都記在心裡，來生再報答”

張國春和妻子谷迎賓結婚22年，感情一直很好。生活中的張國春，把綿長和深沉的愛埋在心底。

同事趙曄記得，有次演習需要借用張國春的筆記本電腦拷貝和打印素材。問其密碼，張國春說出了一串數字加字母——“jiehun16nian”。

旁人一頭霧水，一再詢問其中含義。趙曄隻記得張國春頗難為情，“他說這是‘結婚16年’的縮寫，密碼一年一改。”

時值兵棋系統攻關節骨眼上，張國春的女兒，恰在那一年中考。思來想去，張國春為了不耽誤研發工作，愣是“狠心”將女兒送到京郊住校補習。 

“其實他早有預兆，一聲不吭。后來我們勸他早去醫院查查，國春總以工作要緊為由，敷衍過去。”谷迎賓哽咽地對記者說。見丈夫忙得像個陀螺，妻子心疼地埋怨：“你不要命了！”

張國春聽后，長吁了一口氣：“事沒做透，我放心不下呀！”

“他起早貪黑，雖然同居一室，有時候幾天都說不上兩句話。”谷迎賓說，她和女兒早已“適應”這種狀態。有時，張國春偶爾周末或晚上沒有加班的時候，她們反而覺得不正常。

在一次家庭聚會上，張國春一杯酒加上一句“謝謝”，幾乎敬遍了親朋好友。最后，他醉了，逢人便說：“這麼多年來，我虧欠妻女太多太多……”

第一次手術前，張國春拉著妻子的手：“今后你一個人將會吃更多的苦，這些年你對我的好，我都記在心裡，來生再報答吧！” 

“原來我對國春還有點怨言，慢慢地也就理解了，在家庭和事業中，他也想找平衡，但是職責所在，他隻能把事業擺在前頭。”在她的印象中，丈夫會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愧疚：凌晨回家后，盡量不吵醒家人﹔即使加班再晚，張國春每天都要早起，為妻子和女兒做好早飯。

“我們一直沒有買單位建在城裡的經適房。”谷迎賓說，這主要是因為張國春為了方便加班。從家到單位步行隻要15分鐘，時間對他太重要了。

谷迎賓點開手機，淚眼凝眸處，她的“朋友圈”裡載滿了對丈夫的深情傾訴——“認識並牽手國春，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運和幸福！”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22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