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朝勇 一個大學教授的歲月波瀾與內心寧靜

南方日報見習記者 陳龍

　　候選達人：

　　魏朝勇，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古希臘和羅馬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西方文藝理論、政治哲學。從上世紀80年代到2008年，他經歷了漫長的讀書歲月，獲得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和西方哲學雙博士學位，期間讀書范圍和學術興趣不斷拓展和轉變，成為橫跨文學與哲學兩大學科的學者。由於具備良好的學養根基，他的教學以西方古典文學和哲學經典的解讀為主要方法，深受學生歡迎，一時獲得“魏拉圖”的綽號。

　　●求學

　　一入學術深似海

　　上世紀80年代，中山大學校門口有一路廣為人知的14路車，通往北京路和廣衛路，中大學子熱衷於逛書店，同學們經常能在地攤上買到一些新出的學術書籍。魏朝勇對尼採的著作非常痴迷，比如《善惡的彼岸》、《悲劇的誕生》、《快樂科學》、《曙光》、《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等，一見必買。其他如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薩特《存在與虛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等等也是他的摯愛。這些西方思想著作也推動著魏朝勇的學術興趣，對他以后的治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當時從事西方思想譯介和傳播的前輩裡，洪謙是分析哲學一派的，熊偉是生命哲學一派的。年輕人來到大學如飢似渴，他們自己也有這種意識和擔當，去翻譯、傳播。當時的‘文化：世界與中國’叢書譯者裡，張旭東還只是一個本科生。那個時候，你能翻譯一本書的話就可以成名了，甘陽就是翻譯了卡西爾的《人論》才廣為人知的。而現在就不算什麼。”作為當時中國學界的一門顯學，海德格爾的諸多論述也給魏朝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盡管喜歡人文類書籍，但因為無法從社會學系轉入文學系，加上在音樂創作方面投入了過多精力，魏朝勇沒能繼續讀研，上大學時確立的“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著作全部讀完”的計劃也沒有實現。畢業后他進入了一家政府機關工作，但他對人文書籍，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和西方思想史書籍的閱讀卻從未停息過。在工作的7年時間裡，魏朝勇展開了自由的系統閱讀。“這7年跟我后來的學術沒有斷裂，而有直接聯系的就是我天天在讀書。”

　　上世紀90年代，后現代思潮進入中國，魏朝勇閱讀了大量有關后現代的文學和思想史書籍，同時保持著對學界動態的關注。其中袁可嘉編的《西方現代派文學選》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西方后現代的著作，比如福柯的《性史》和德裡達的《聲音與現象》都給他帶來了學術思考的嶄新視野。

　　1997年，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魏朝勇卻在這個文化大潮已經退去的時期選擇了讀研。由於海德格爾帶給他的驚奇，他將海德格爾后期的詩學作為研究題目。“何為‘詩意的棲居’，如何是‘人的持存地綻開’，以及‘藝術作品的本源’問題，為什麼藝術的真理是‘存在者的存在自行置入其中’？這樣一些問題促發我從海德格爾的角度出發，去梳理西方思想史的問題。”

　　既然已經開始了學術研究，魏朝勇便決定一讀到底，因此在2001年到2008年，他在職先后攻讀了現當代文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在讀第二個博士的時候，劉小楓先生給予了魏朝勇一些從事哲學研究的鼓勵。由於當時國內沒有連續讀兩個博士學位的先例，魏朝勇採取了以之前的碩士學位申請讀第二個博士的辦法，在他心中，按照自己內心的問題去讀書、解惑才是第一位的，學位反在其次。

　　“我也經常問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其實就是為了內心的安靜。有時候覺得太嘈雜了，想內心裡靜一點。做學問實際上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我是自願選擇了這麼一件安靜、寂寞的事情。”

　　●學者的讀書

　　內心的寧靜與思想的驚濤駭浪

　　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中山大學現當代文學領域的程文超先生對魏朝勇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程文超老師西學修養深湛，他善於從西方后現代的理論視角解讀中國現當代文學，他在課堂上對哈貝馬斯、利奧塔的講解深入淺出，別有會心，讓學生大開眼界。有一次，魏朝勇在課堂上鼓起勇氣發表了一番自己的見解，發言完畢后，程老師感慨道“你是我在中大這麼多年見到的唯一一個可以跟我對話的學生”，並在此后繼續給了他諸多學術思想上的教益和指導。於是他考取了程老師的博士。

　　魏朝勇在博士論文書中用現代政治哲學思想解讀了梁啟超、魯迅、蔣光慈、陳銓、路翎等一批中國作家作品中的文學想像與政治倫理問題。程老師對魏朝勇新穎的研究方法表示贊賞。這篇博士論文在答辯過程中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復旦大學的一位著名學者甚至評價說該論文為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徑。”遺憾的是，在魏朝勇的這篇論文通過答辯后不久，程文超老師便英年早逝了。

　　不過，魏朝勇並沒有立即在這條現代文學的研究新路徑上走下去，而是轉入了古希臘經典、修昔底德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哲學研究。可以說，在第一個博論研究中，對盧梭、康德等思想家的閱讀，幫助魏朝勇理解了中國現代文學和思想史的一個西方背景，但隨后，他將這一西方背景推到了前沿，並追溯到古希臘。

　　早在1998年的碩士學習中，魏朝勇就經常旁聽劉小楓老師的課程，列奧·施特勞斯關於“雅典與耶路撒冷的沖突問題”、施米特的政治神學，以及施特勞斯對后者的批判，都為魏朝勇理解西方思想打開了一個新的維度，同時勾起了他早年閱讀尼採和艾倫·布魯姆時的記憶。其實，在碩士階段研究完海德格爾詩學之后，魏朝勇就打算從海德格爾思想回到古希臘的研究，苦於一時找不到路徑。但在施特勞斯那裡他找到了一種政治哲學的回溯道路，那便是施特勞斯閱讀經典的解釋學態度：“努力像思想者理解思想者自己那樣去理解他。”

　　魏朝勇感到，這種方法在后現代對意義的消解到了無邊無際的狀況時，提供了一個回到古希臘思想的重要道路。以此為啟發，魏朝勇在修昔底德的歷史著作和柏拉圖的思想之間找到了經典之間的對應關系。通過對古希臘雅典同盟與斯巴達同盟之間沖突的政治哲學研究，考察倫理在現實政治中是怎麼展現出來的，進而從修昔底德的歷史記述進入到柏拉圖的思想，魏朝勇在這裡將這部古希臘經典歷史著作的文學與哲學內涵融合了起來。

　　數十年的治學研究，未嘗不是枯燥與艱深的探險歷程，但在這歷險途中卻不乏思想體驗的驚心動魄。“讀書是一個人的事情。一個人安靜地讀書，在書中體會到很多智識的碰撞，都不乏驚濤駭浪的體驗。當年在海德格爾那裡把握到世界的本質是‘世界成為表象，人成為主體’時，我是非常興奮和激動的，因為他樹立了一個反啟蒙的氣質，一個指向﹔然后到施特勞斯也是這樣的，‘一個解釋者努力像思想者理解思想者自己那樣去理解他’，看到這個論述的時候我完全被鎮住了，那也是驚濤駭浪的。這是一個智識方面的體驗，而不是一個世俗化故事的展現。”

(來源:南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