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養七講之防微杜漸

古時魯國宰相公孫儀喜歡魚，閑暇之時養魚、賞魚。時間長了，國人盡知。於是，投其所好者絡繹不絕地給宰相送貴魚、送名魚。可公孫宰相一概笑而拒之。有人問他何故時，他說：“我收了人家的魚，就會被人情牽制，就要答應人家的要求，甚至要遷就他們的違法行為。”

賀卡雖薄，卻能傳遞厚重的祝福﹔月餅雖小，卻能象征天下的團圓。但兩者如果“公而私用”，再“薄”的賀卡也會損公肥私，再“小”的月餅也要擾亂人心。2014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指出，公款送月餅、賀卡這些小事如果抓不好，“小問題”就會成為黨和群眾之間越來越厚的“一堵牆”。古人說：“不慮於微，始成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防止“小問題”累積成“一堵牆”，黨員干部必須克己修身、慮微防小、警鐘長鳴。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天下之事，必做於細﹔修身之要，必慎於微。“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古人倡導的這種價值觀，揭示了人們在利益和誘惑面前不走偏、不迷航的真諦所在和堅守所在。古往今來，慎微始終是人們以身載道的一面鏡子。這面鏡子不僅能夠鑒照出一個人的道德境界、精神追求，更能鑒照出一個人的是非觀念和價值取向。那麼，“微”是什麼？“微”是被人忽視的細枝末節，“微”是隨手拈來的小恩小惠，“微”是禍起蕭牆的那縷香風，“微”是引人入瓮的那絲媚笑，“微”更是自我毀滅的第一粒“甜果”。因此，防微杜漸歷來是仁人志士克己修身的第一道台階。隻有登上了這道台階，人生才有更加曠達的胸懷和豁達的境界。大凡清官廉吏，都是在登上這道台階后施展他們為民請命、為蒼生造福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負。在這道長長的台階上，廉潔之士前仆后繼、身影如林。而東漢太守楊震就是一個至今不朽的屹立身影。千百年前從這個身影發出的“四知說”，早已穿越時空、代代相傳，成為天下百姓期盼政治清明的美好寄托。

那也許是一個寧靜且清風徐徐的夜晚，曾經四次調任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的楊震，到郡上任的時候路過了昌邑縣，昌邑縣令王密懷抱“十斤金子”來見他。王密過去只是荊州的一個秀才，是楊震的舉薦使他成為一縣之令。現在的楊震，既是他的伯樂，更是他的上司，王密沒有理由不去拜訪，因為不僅楊震慧眼識才的推薦之恩要感謝，更重要的是自己日后的飛黃騰達還要仰仗這位楊大人的垂愛和提拔。當王密踏入館驛的時候，已是夜幕沉沉。他仿佛覺得有一縷清風拂面而過，他仿佛感到今晚的皓月分外清澈，甚至清澈得一塵不染。這樣的清風，這樣的皓月，似乎與此時他的心境大相徑庭。下屬見到上級，千裡馬拜見伯樂，自然要畢恭畢敬地鞠躬致敬，自然要熱情似火地寒暄問候。可鞠躬和寒暄之后，自然要轉入“正題”。史書是這樣描述兩人的對話和動作的：“（王密）至夜懷十金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在這裡，一句“暮夜無知者”入木三分地刻畫了那些行賄者對於行賄時機的選擇，既是夜晚，又沒有第三者在場，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在這裡，一句“密愧而出”從反面凸顯了清廉者的品格和意志。如果沒有安於清貧、耐得清苦、守住清廉的執著和淡泊，也許那塊重金瞬間就攬入懷中了。在這裡，一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的反問，問出了為官從政必須堅守的原則和底線。這聲反問問得光明磊落、問得彌足珍貴，它不僅問出了慎微的意義，更問出了人格的價值。

“道不可坐論，德不可空談”，楊震以克己慎微的自律和自省，樹立了循“道”與守“德”相結合的為官從政的價值航向。事實說明，面對“王密”們的“循循善誘”，如果迷失了這種價值航向，其他“楊震”們可能有三種選擇：一是以“有恩必報”的心態來安慰自己。你想，如果不是我的鼎力提攜，你能有現在的位置嗎？接受你的一點回報顯然是正常的。二是以“下不為例”的理由來開脫自己。隻此一次，永遠洗手﹔一次小疵，無關大德。三是以“法不責眾”的偏見來原諒自己。大家都敢拿，我為什麼沒有豹子膽？如此“躬身自問”，自然能“問”出好處、“問”出“油水”。愛因斯坦說：“凡是在小事上對真理持輕率態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克己慎微就是對真理的堅守，就是對黨紀國法的恪守，更是能夠贏得黨和人民信任的自我約束的“定心石”和“航向標”。

巴爾扎克說：“隻有那些曉得控制他們的缺點，不讓這些缺點控制自己的人才是強者。”共產黨人在“小節”面前隻有時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定力，才能成為自律的強者、廉潔的強者。

心有定力，善養廉潔之氣，首先要有抵制他人“投其所好”的鑒別力和免疫力。興趣和愛好，是一個人的個性，更是一個人的閑情逸致。有的人愛養花，一天看不到花的容顏，總感到缺點什麼。有的人愛養魚，專注魚的輕鬆、自由和愜意。有的人愛“投其所好”，善於捕捉上司的舉手投足和喜怒哀樂。比如，古時魯國宰相公孫儀喜歡魚，閑暇之時養魚、賞魚。時間長了，國人盡知。於是，投其所好者絡繹不絕地給宰相送貴魚、送名魚。可公孫宰相一概笑而拒之。有人問他何故時，他說：“我收了人家的魚，就會被人情所牽制，就要答應人家的要求，甚至要遷就他們的違法行為。”在個人興趣和國法面前，公孫宰相毅然選擇了后者，足以說明定力之堅定、公私之分明。再比如，黨的十八大以來一些落馬高官中，有的人對某一領域“興趣盎然”，但他們“盎然”的目的卻與公孫宰相背道而馳。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長王立軍和天津市原公安局長武長順都“鐘情”“科研”，兩人發明的專利數量令人喟嘆。王立軍曾在一年中發明專利211個，平均每1.7天申請一個專利。武長順除發明35項專利外，還擔任了18個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教授、研究員。事實上，這兩位“專利達人”發明專利的主要目的，就是憑借自身掌握的行政權力將自己名下的專利以許可使用或轉讓方式授權給具有“公安血統”的企業。一旦這些專利形成“現實生產力”后，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從中牟取暴利。如王立軍設計的女警官“鮮紅色風雨衣”和全球定位系統的“交警戶外工作站”，就曾被大量用於重慶市公安系統。“投其所好”往往是打開那些意志薄弱者“小節”的一把鑰匙。為什麼同樣是這把鑰匙，卻在公孫宰相面前失去了作用？答案隻能是慎微在己、潔身在律。至於王立軍等人另一種的“自我所好”，則是一種掩耳盜鈴式的以權謀私。

心有定力，善養廉潔之氣，還要有不為世俗陋習所左右的清醒和意志。世俗陋習在一定程度上是滋生腐敗的土壤。“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你若不為“利來”，可能被視作另類。“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你若不思“利往”，可能被認為是不食人間煙火味的“清高和尚”。在一個單位、一個地區，世俗陋習一旦成風，久而久之就會演變為一種“腐敗的負文化”。比如，爭議了兩年之久、現在已有定論的安徽省蕭縣縣委原書記毋保良腐敗一案，大范圍地涉及了該縣80多名干部。這些干部為縣委書記送禮的一個原因，就是宥於“隨大流”這樣的世俗陋習。正是這種“隨大流”的“腐敗負文化”，不僅“刮倒”了該縣一大批干部，更“刮倒”了干部隊伍的價值觀和當地的黨風、政風。

心有定力，善養廉潔之氣，才能既管住自己，又能管住別人，這就是“打鐵還需自身硬”。那麼，“硬”從哪裡來？“硬”發軔於理想，鍛造於廉潔。而守住小節，則是鍛造廉潔的第一道工序。隻要這道工序堅不可摧、固若金湯，任何貪腐的欲念也就無機可乘、無隙可鑽。此時，正氣就會盈於心，浩氣就會充於身，廉潔在不知不覺地堅守和淬煉中變成了一種自願、一種自覺。有了這種自願和自覺，對民則不取一分，對己則苛求十分，對貪則嫉惡如仇，對腐則恨而眦裂。被譽為清朝“天下第一清官”的張伯行就是這樣一位剛直不阿、揚善抑惡的慎獨者、反貪者和愛民者。

在清朝，按察使是巡撫的下屬。按照當時官場舊例，凡屬新任按察使的官員都要給巡撫和總督等上司送禮，以示敬仰、以求提攜。康熙四十五年，張伯行升任按察使。面對官場濁習，他說：“我為官，誓不取民一分錢，安能辦此！”他不僅堅決不送禮，同時力革弊端、整頓官吏。康熙四十六年正月，他被破格提拔為福建巡撫。在任期間，張伯行撫民、恤民，深得百姓擁戴。康熙四十八年，張伯行奉旨調任江蘇巡撫。臨行前，福建父老慟哭以送，如失青天。他任江蘇巡撫后，立即發布禁止官員“饋送”的檄文，告誡他們：“一黍一銖，盡民膏脂。寬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這位民喚“青天”的廉吏，1651年出生於河南儀封。“儀封”即是現在的蘭考縣。張伯行出生311年后，共產黨人焦裕祿來到蘭考，創造了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的“焦裕祿精神”。這兩者也許是歷史的巧合，一個是從蘭考走出去的清官廉吏，一個是在蘭考鞠躬盡瘁的共產黨員。但他們都傳承了中華傳統文化中“慎微”、“慎獨”和“以民為本”的思想精華。今天，張伯行秉持的廉潔觀已經成為共產黨人價值觀的一部分：“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分，我為人不值一文。”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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