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4年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從戰略高度提出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科學論斷。正因對世界大勢的准確把握，為中國贏得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使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得到顯著提高。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所言，我們紀念鄧小平同志，就要學習他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世界格局已與20世紀80年代大為不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正在推動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明顯變化，在這一新的國際背景之下，我們該如何看待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特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如何在戰略高度實現外交理念和實踐的重大創新和突破，同時又面臨怎樣的挑戰？針對以上問題，我刊特約兩位專家撰文分析，以供讀者參考。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大義所向
世界大義，順之者進，逆之者退。所謂世界大義，就是一個時代面臨的最迫切任務，同時集中反映大多數國家及其人民民心向背的問題。在國際關系舞台上，能夠提前洞察、順應甚至推動世界大義潮流的國家，也是在外交思想和實踐上發揮引領作用的國家。新中國外交非常重視對世界大義的把握和研判，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和開展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從而在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際舞台上，鞏固和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地位。
第一，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是戰后世界的大義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民族獨立解放與非殖民化運動是時代的潮流，也成為世界大義所向，新中國外交抓住了這一世界大義，採用不同方式在各種國內外場合聲援和支持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獨立建國的正義要求。二戰結束后的一段時間，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及其人民來說，並不具備和平發展的外部條件，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是第一要務，也是世界上最大多數人民的心願。在這個世界大義的影響下，一大批新興新生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從而極大地改變了聯合國的成員結構和政治版圖。回過頭來看，正是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一大批亞非拉新生獨立國家，成為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主力﹔一大批新興獨立國家在政治和外交上對中國的支持，在新中國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外交孤立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一個東方大國，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本身就對許多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體系、爭取獨立建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很大的啟蒙和示范意義，而這個啟蒙意義目前來說，在戰后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史中的地位是被低估或忽視了的。
第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大義所向。時代不同，世界大義也與時俱變。隨著殖民體系的瓦解，國際政治版圖的基本定型，民族解放和獨立不再是世界最主要的問題，實現發展、如何發展以及怎樣為發展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一大批新興新生國家和國際關系的最主要問題，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大義所向。這也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行較大調整的重要國際背景，也是鄧小平同志作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兩大問題”重要判斷的依據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因為抓住並順應了和平與發展這一世界大義，在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加快發展自身建設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沿，從而使中國的綜合國力邁上了一個大台階。
應該說，在同一時期，一些國家對世界大義的判斷是有偏差的，由此也產生了不同的外交后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世界大義的判斷，受到冷戰思維慣性的影響，過於按照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畫線，出現偏差，將西式自由、民主、人權作為世界大義所向，竭力向發展中國家兜售和強加西方標准的自由、民主、人權，對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傷害很深，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西方的誤導下，迷信並移植西方制度，導致國內分裂，錯失甚至痛失了發展機遇，國力一落千丈。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潮流
當前國際關系處於急速而又深刻的變化之中，霸權國家衰落的失衡心理和失當行為成為世界上一些風險和沖突的重要原因，一些新的地區性動蕩具有連鎖和聯動效應，國際體系積聚的矛盾一時難以通過改革得以化解，世界仍然不安寧。同時，中國和平發展的國外環境也在發生變化。那麼，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潮流這個判斷是不是已經過時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外部環境是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筆者認為，從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發展大勢以及國際關系運行規律來看，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潮流，同時，改革、發展、穩定成為當代世界面臨的三個突出問題。
第一，從中國與世界以及國際關系發展的經濟基礎看，中外關系以及國際關系中人、財、物、智的流動規模已經將整個世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局面，國際不平等經濟格局本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但是人、財、物、智的流動規模初步形成了制約戰爭的綜合力量。
從人流規模來看，僅2014年春節中國的交通運輸體系，在40天時間裡就將相當於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搬運了一次，[1] 在國與國之間，中國也為世界的和平發展注入極大的正能量。中俄、中美之間的人員來往近400萬人次，每天太平洋上空約有1萬人來往於中美之間，中韓之間人員來往規模達到800萬人次，中國與東盟達到1500萬人次。從財流來看，企業的跨國兼並、各國之間的相互投資、多國聯合在第三國的投資等地區互聯互通的深化，使得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形成更加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從物流規模來看，2013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家，世界上128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國，價廉物美質優的中國產品行銷世界各地，與此同時，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開放包容的市場經濟體之一，未來五年中國僅進口外國商品規模或超10萬億美元。最后，人、財、物的跨國流動帶來富有活力的智流。人、財、物的流動促使文化、制度、發展道路、思想的交流和互鑒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活躍，中國人主動、自主認識世界的覺醒意識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智流的結果是雙面的，智流中仍然存在較為嚴重的文化霸權主義現象，但另一方面，智流也催化了世界范圍的文化自覺和政治自覺運動，同時附加帶來世界各國之間命運共同體和團結意識在上升。如何將新一波的政治自覺力量引導、轉化到和平發展道路上，是中國與世界共同面臨的機會。在規模龐大的智流運動中，在獨立基礎上保持謙虛學習的國家則進，而封閉排外的國家則退，也即古人說的“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各國及其人民之間的相互學習成為潮流，“三人行，必有我師”則大，“三人行，我必為師”則小。
第二，矛盾論認為，世界是充滿矛盾的，是在矛盾的對比和轉化中運行和發展的﹔作為矛盾的混合體，世界在任何時候都既存在和平發展力量，也存在不和平發展的沖突和對抗力量，和平發展力量是在與不和平發展力量的競爭與比較、創造與轉化中積累壯大的。因此，我們說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潮流，並不是說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根本特征，世界在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和平發展的現象﹔也不是說和平與發展會自動成為推動國際關系進步的主要動力，和平與發展力量的壯大要靠團結和斗爭爭取﹔更不是說因為講和平與發展，會導致在目前一個主權國家構成的世界中，一國就應忽視防御性的國防建設，或過低估計和平發展過程中的困難和不利因素。和平與發展代表著世界的正義，和平發展道路對各國來說都是歷史正道。當今世界，隻要和平發展的力量與不和平發展的力量的對比沒有發生決定性的改變，轉危為安、化敵為友或者矛盾之間相互轉化就有可能且有必要。這就需要更能動地調動世界上更多的國家走和平發展道路，形成有力的和平發展伙伴關系網絡，推動矛盾和事物發展向對自己以及更多國家有利的方向發展。
第三，改革、發展、穩定成為當代世界面臨的三個突出問題。尤其是改革議題。當前，“改革”既是許多國家面臨的內政議題，也是當代國際關系面臨的主題。“改革”這個詞曾長期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但是在今天，它同樣也是擺在發達國家國內政治的議程。金融危機以來，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革的訴求在上升，不管是西歐還是美國，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訴求。面臨兩黨政治僵局，美國國內甚至出現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與此同時，改革更是當代國際關系的一個主題，主要表現在國際體系層面，核心是如何推動國際體系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形成主權、民主、平等、法治的國際新秩序。戰后國際制度的老化、新興國家的崛起、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要求國際體系通過改革，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當前，圍繞國際體系改革和建設的各種方案層出不窮，幾乎涉及到國際體系的方方面面，既有國際組織結構的改革（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以反映和提高新興國家的代表權和發言權，也有圍繞發展、環境、網絡等新老議題的改革和建設。在既有國際制度行動不力的情況下，一些新興國際制度（例如新近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機制）建設方案和實踐引人注目。“改革”是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關鍵詞，同時也是中國賦予雙邊伙伴關系深化的新內涵。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訪問歐洲期間，提出中歐要構造四大伙伴關系，也即“和平、增長、改革、文明”的伙伴關系。中國是世界上漸進改革的成功者，中國在改革進程中積累的經驗和智慧，也能夠為許多國家發展以及國際體系改革提供有益的參考。
中國是引領世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新型大國
正是因為對和平與發展時代潮流的正確認識和把握，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在理論和實踐上深化了對和平與發展時代潮流的認識，並進一步將其轉化上升為中國的崛起之路，也即在國際上提出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主張。走和平發展道路被鄭重地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總綱中，與被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起，共同成為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法章基石。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對守成大國也逐步產生示范效應，引領著守成大國開始重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2014年8月4日，美國模仿2006年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在華盛頓首次舉行美非首腦峰會，盡管在對非理念和實踐上不能與北京峰會相比，且不乏冷戰思維，但重要的是美國在重視非洲發展問題上向前邁進了一小步。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開局、布局、格局氣勢磅礡。新一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的主題就是和平發展，習近平同志在多個國內外場合闡述新時期和平發展的內涵，中國外交在踐行和平發展這一中國外交的價值觀上也有新的拓展。
第一，堅持用兩點論看問題，辯証統一地看待和平發展與堅決維護國家權益之間的關系，劃定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底線。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關於和平發展道路的集體學習中，習近平闡述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與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辯証關系，強調指出中國與世界都從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中分享著成果，中國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絕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中國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國家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第二，在新型義利觀的指導下，將和平發展的大義與合作共贏的大利結合起來，強調和平發展成果能夠公平地為各國人民所分享，各國人民要從和平發展中得到實惠，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在各國老百姓中擴大和平發展的社會民意基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時期和平發展外交的實踐創新之一，是推進和深化和平發展、共同發展的伙伴關系網絡，重視通過雙邊發展戰略的銜接和對接，轉化和創造中國與相關國家的新發展機遇。近兩年來，中俄雙邊伙伴關系延伸到建立全面的能源合作伙伴關系，中歐雙邊伙伴關系深化到“和平、增長、改革、文明”的四大伙伴關系，中韓雙邊伙伴關系擴大到“實現共同發展的伙伴、致力地區和平的伙伴、攜手振興亞洲的伙伴、促進世界繁榮的伙伴”四大領域。另外，中國更加重視將中國的發展與更多國家的發展戰略對接銜接起來，通過制定一系列雙邊五年或十年外交發展規劃，將中國的發展與對方的發展戰略對接起來，倡導互聯互通，筑牢和平發展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在世界上努力擴大和平發展的共同體。隨著中國與更多國家在發展問題上的銜接和對接，圍繞治國理政為主題的政黨、行政、執法雙邊合作業務量將會激增，這需要我們必須要在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大局下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問題。
第三，重視從輿論上將和平發展觀念轉化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觀念和共同價值，提倡各國都應該順應和平發展這一世界大義，走和平發展道路。世界上隻有中國一家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不夠的，隻有更多的國家共同攜手走和平發展道路，和平發展道路才能真正走得穩，走得通，走得遠。和平發展也不是中國一國的事，更不是對中國的單方面約束，它是新型國際關系觀念上的公共產品，隻有國際關系以及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及其人民在和平發展上形成自律、他律與互律，才能真正增加制約戰爭和沖突的因素。
【本文寫作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1年度重大課題“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研究”（項目編號：11&ZD074）的資助】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外交學系教授）
[1] 作者注：2014年，中國春運人次近34億人次。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