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今天，文化的重要性愈來愈凸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演變為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齊頭並進的新要求。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也專門辟有“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部分，這兩份國家政治生活中最高層級的文件都闡述道，“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同時也都為提升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指明了道路與方向。十八大報告還進一步強調，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必須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 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會上強調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這些國家層面的政策、文件與話語，既精辟地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角色功能，也賦予它在國家現代化以及崛起進程中以新的時代責任。
然而，這樣的文化角色功能能否發揮好，這樣的文化時代責任能否承擔好，中華文化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能否得到快速有效的提升，以及中華傳統文化能否成為中國崛起令人驕傲的身份標志，卻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文化自信。遺憾的是，由於近代以來的歷史經歷，文化自信不足甚至文化自卑情結是中國社會一個長期存在的客觀問題。如果不解決好文化自信的問題，那麼再光輝燦爛的文化也可能隻被當做黯淡無光的傳統，再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可能隻被視為國民精神的癰疽或國民生活的“醬缸”。改革開放之后，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上升，中國國民的文化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打開國門通向世界之后，便捷的信息流通與人文交流卻帶來了許多不恰當的中西比較，削弱著中國文化的自信心與自豪感。文化自信的問題，不僅事關國家文化發展繁榮政策的成效，而且從根本上涉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前景。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上述重要文件與領導人講話，在闡述中華傳統文化重要性與發展政策的同時，強調了文化自信的問題。《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國家政治話語層面提出了“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命題。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論述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時指出，一定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則在講話中指示，“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文化自信的問題既已在政策層面上提出，學理的研究就應該及時跟上，這就是本文寫作主題的由來。
文化不自信及其成因
中國的文化自信問題，或者說文化不自信問題，可謂由來已久。在古代，中國文化自成一體，以儒釋道相互交融為體系特色，雖然佛教文化來自印度，最初傳入中國也曾產生文化碰撞與沖突，但終被原有文化所消化和融合，而形成新的整合性的中華文化體系。此后的一千多年歷史中，雖有蒙古族與滿族等“外族入侵”並建立王朝，但如同更長遠歷史上不斷發生的周邊少數民族被容納進中華文化體系一樣，這兩個“外族政權”也在文化上被中華原有文化體系所同化。中華文化形成的歷史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以儒家核心文化為主體的體系持續同化並融合外來文化的過程，由此呈現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度。這樣的中華傳統文化體系必然是一個自信滿滿的體系。而且，在古代東亞地區，中國是實力最為強大且文化最為先進的國家，與朝貢體系中“天朝上國”地位相對應的，是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與傳播力。與西方國家依靠殖民歷史而強行推廣文化侵略根本不同的是，古代“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基於中華文化的內在魅力而形成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傳播形式。概括而言之，古代中華文化沒有遇到過外來文化強有力的挑戰，對外是春風化雨式的文化傳播，對內是一個高度自足的文化體系，這兩方面都是中國文化自信的來源。
中國文化自信的危機始自近代。鴉片戰爭開啟了西方列強入侵的中國近代史。不過，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894年甲午戰爭之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中華文化對於外來西方文化的基本應對策略，文化主體性未失。甲午戰爭的失敗不僅意味著近半個世紀的洋務運動失敗，而且意味著中國文化自足性的喪失。此后，不管是康梁維新變法所意圖的政體改良，還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政治革命，不管是延續數千年的科舉制度的廢除，還是西式教育制度的引進，不管是“以日為師”、“以俄為師”還是“以西方為師”的背后，均反映了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危機。這種危機演變至新文化運動，期冀以“德先生”、“賽先生”來改造中國的啟蒙思路，雖然其時代進步的意義和使中國跟上文明世界步伐的訴求不容否認，但是不管是陳經序“全盤西方”的主張，還是錢玄同、陳獨秀、劉半農等人廢除漢字的極端之論，甚或魯迅對“吃人”禮教的批判和廢除中醫的呼告，在“打倒孔家店”的吶喊聲中顯然都失去了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平常心。在近代備受外來列強侵略欺凌、“亡國亡種”危機日深、改良無果、共和挫折的背景下，新文化運動的一代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激憤之詞有可理解之處，但無疑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歷史面前他們將傳統文化當做了中國落后的總病根。雖然后來因“救亡壓倒啟蒙”而使新文化運動落潮，但那個年代也是中國文化自信危機的一個典型年代。新文化運動未完成的任務，也成為了后來“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其間的一致性就是中國文化自信的危機，傳統文化成為“革命”的對象。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后，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自信終於回潮，這不僅由於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國家力量提升帶來對於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也由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判斷、中國與西方關系走出冷戰緩和了中國與西方政治對立關系后，得以以更平和的心態看待中國自己的文化。在1990年前后，也就是全球性冷戰體制終結前后，在西方因“贏得勝利”而興起“歷史終結”思潮，以及拋出“文明沖突”的同時，中國文化自信回歸出現了兩個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一是季羨林先生提出了“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的觀點﹔二是費孝通先生在日本一些社會學家召開“東亞社會國際研討會”為他慶祝80壽辰時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雖然這兩位著名學者和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有所差別，但都以不亢不卑的態度表達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強烈自信。尤其值得說明的是，他們兩人都在年輕時經歷過新文化運動的年代，后來又都留學西方“取得真經”，一生歷經中外文化沖突和對比。他們在晚年表達出來的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自信成為了中國文化自信回歸的重要信號。20世紀90年代之后，在普通大眾層面，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回歸也通常被認為是興起了一種“民族主義”，這固然不當，但即使退一步說這是世界“民族主義”浪潮中的一脈支流，它也是以文化自信心為底色的“文化民族主義”。
當然，改革開放之后國人對於中華傳統文化及其與西方文化的關系並非隻有一種立場。中國文化自信的回歸雖然是總體上的主流心態，但是文化自卑主義情結與放棄中國文化主體性的主張也有很大的“思想市場”，並由此形成了一波波的文化激蕩現象。20世紀80年代，柏楊所著《丑陋的中國人》成為暢銷書，其文化反思的背后是文化自卑主義﹔《河殤》電視系列片的主題，是呼喊放棄中國的“黃色文明”而去擁抱西方的“藍色文明”，其基本的觀念仍然是“中國文化是落后文化”的淺陋認知，並且接續上了前人“全盤西化”的論調。直到今天，中國文化思想界與學術界，仍然存在影響和力量不可小覷的“西化派”，拋開其政治意圖不說，其對中國人能按自己的文化思維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實現社會發展不抱希望，根本上還是文化自信的缺失。
近代以來，對中國文化不自信的多數論調，都有一個“西方中心主義”的本質，而其之所以擁抱“西方中心主義”，表面上看是對“西方先進文化”的認同而對“中國落后文化”的拋棄，但心理形成的長遠誘因卻是近代西方的強大和中國國力弱小在認知上的反映。顯然，這裡有一個由“實力認知”轉化為“文化認知”的邏輯。不幸的是，將國家實力的強勢等同於民族文化的優勢，卻是一種混亂的邏輯，或者說是對實力原則的臣服。其實不難發現，在一個國家的文化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實力的興衰是經常的事，而文化發生巨大變革了，實力卻沒有變化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這當然並不是否認文化對於國家力量發展的作用，比如當文化精神與現代社會政治經濟和國際趨勢相適應能促進其發展、不相適應則可能阻礙其發展的內在關系，而是說不能簡單地將國家實力的強弱與文化的先進還是落后相等同，要厘清其間真實的邏輯關系而非被表面現象所迷惑。西方中心主義的信奉者面對西方的強勢實力而將西方的文化定為一尊，對中國五千年燦爛文化對於中國與世界的價值視而不見，一概對中華文化的價值精神與社會發展功能不抱信心，隻能是一種西化的奴隸心態。
概括而言，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在中國文化自信強勢回歸的同時，還存在大量的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意識形態基礎的對中國自身文化不自信的現象，這種不自信在很大程度上又成為消解中國文化自信心的“負能量”。時至今日，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的文化不自信在許多領域都有明顯的表現。比如，由於西方文化是一種基督教文化或宗教文化，而中國文化被認為是一種非宗教的世俗文化，於是便有某些學者提倡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來改造中國，仿佛中國幾千年歷史中形成的世俗文化是可以隨意鄙棄的敝屣，而西方基督教文化是求之不得的瑰寶。又如，2006年發生的一個事件，就是國內有學者認為中國應該放棄將龍作為中華民族的圖騰，原因是“龍”在英語文化中為“dragon”這一“在西方世界被認為是一種充滿霸氣和攻擊性的龐然大物”。其目的雖然是為了在國際上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但是這種說法完全不顧中國文化中龍所具有的與西方“dragon”極其不同的含義以及中華民族對於龍圖騰的美好感情，以西方文化來裁剪中華民族的圖騰，不能不說是一種喪失了中華文化自信心的“文化逃避主義”。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文化不自信，還有另一種變形形態，就是按照西方現代文化中的某些特征和價值觀，在中國文化中尋找對應的思想和言論，以証明“西方文化中有的我們中國文化中也有”。事實上，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文化有著自己的思維完整性和內在邏輯一致性，而以西方文化為標准來“摳”中華文化完整體系中的某些詞句和表達，結果隻能是斷章取義。這種斷章取義的目的無非是要証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同質性”而獲得西方認同，卻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自在的表現形態。
在知識精英層面之外，自覺或不自覺的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文化心理，也滲透到中國國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中國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以洋為高大上”的扭曲心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多元文化的包容固然是正當的，但失去中國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觀念和做法卻是可憐的。西方中心主義文化心態的另一面，就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不自信，已經嚴重侵蝕著中國的文化心理。
文化比較優勢與中國文化自信的重建
要改變文化不自信的現狀，充分發揮中華文化對內凝聚國民、對外傳播優秀價值的功能，首先必須重建中國的文化自信。今天的國民文化心態，畢竟與近一個世紀前新文化運動時期不同，文化自信已經出現總體上的回歸態勢，而且國際政治格局的轉變、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有力的事實也推動著國人文化自信心理的成長。不過，既然西方中心主義仍然普遍存在並成為中國文化自信最主要的消解力量，那麼要重建中國文化自信，就必須在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之中來說明自身優勢，並以比較優勢作為重建中國文化自信的基礎。以下試從四個方面來說明中華傳統文化相對於西方文化的優勢所在，希望缺乏文化自信的國人能從這些方面看到重建文化自信的“正能量”。
其一，國家實力增長與中西文化比較。近代中國文化自信的逐漸喪失，源自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西方列強不斷入侵下中國的被動挨打困境。不斷“挨打”的直接原因在於中國比之於西方列強的實力差距，而實力積弱的原因則被新文化運動時代的知識精英們以一種曲折的邏輯與文化的落后相挂鉤。“落后就要挨打”所隱含的邏輯就是：文化落后不能帶來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實力不強所以挨打。在那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對國家強大實力的渴望無疑是當時的國人所最迫切的，但也因此使“中國文化不利於國家實力增長”成為“常識”。這種認識的影響如此深遠，以致直到20世紀80年代人們還在討論中國文化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問題，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寫於20世紀初年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正是在那時的中國學界流行，該書第一個基本觀點是中國文化缺乏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精神”。在現代社會，由於經濟是國家實力的基礎，講一種文化不利於經濟發展也就等於說其不利於國家實力的增長。然而，改革新時期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在三十多年裡取得了西方在幾個世紀裡才取得的經濟成就，並帶來國家實力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地位的大幅提升。於是，“中國文化不利於經濟發展”或不利於建立強大實力國家的“魔咒”也就被打破了。歷史以自己的耐性証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其對於經濟發展和國家實力增長的功能，不僅不處於劣勢，而且具有明顯的優勢。那麼，原來將實力積弱歸罪於中國文化落后而導致文化自信喪失的論調，也該一掃而光，文化自信由此可以重建。
其二，國家哲學、和平文化與中西文化比較。以民族主權國家為基本單元的現代國際體系，又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於西方，由歐洲而外溢至全球。這一體系的構建原是近代戰爭頻仍的歐洲為了避免戰爭、創建國家間和平關系的秩序。然而，這一體系卻不能避免戰爭，既避免不了近代歐洲國家之間頻繁的王權戰爭和霸權爭奪戰爭，更引爆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即使在和平時期，戰爭的幽靈也始終在國家之間游蕩，國家間各種爭奪與競爭更是這個體系的家常便飯。為何幾個世紀以來一個以實現和平為目的的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卻避免不了戰爭？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作為其單元的西方國家奉行的是“理性自私”的國家哲學，這種理性自私的國家哲學以“人性惡”為基本假設，而將國家視作“集體的人”，信奉“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原則，同時在主權為最高權力的幌子下盡行弱肉強食之實。由此可見，西方“理性自私”的國家哲學根本上不利於世界和平的維護。直至冷戰后時代，發動戰爭最多的仍然是以“理性自私”為國家哲學的西方強權。與之相比較，中國文化是一種和平文化，“以和為貴”，在國際關系中講求關系的協調與利益的協調，而非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國文化具有“天下情懷”，講求“天下為公”，不講利益的獨佔，不以建立世界霸權為政策目標。過去，中國提出國際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世紀第一個十年裡又倡導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如今更將“中國夢”定義為一個“和平夢”。中國的和平文化和天下觀念，比之西方的“理性自私”國家哲學，在建立世界和平，引導和平、合作、發展、共贏的國際關系方面具有文化價值上的巨大優勢。在人類已經進入全球化的21世紀的今天，這樣的和平文化應該是我們對中國文化抱有自信的價值源泉。
其三，中國世俗文化價值與西方基督教文化比較。在中國與西方實力相差巨大的時候，由於西方是基督教宗教社會，而中國是世俗國家，中國的世俗文化也成為一些國人失去文化自信的理由。但事實上，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一種一神教文化，宗教不寬容是其內在特點之一。盡管現代西方國家都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宗教包容的要求，但也隻有借助於現代法律治理才能壓制住其宗教不寬容的本質沖動。在國際政治中，由於世界上還存在非西方的一神教宗教國家，如中東的伊斯蘭教國家，這兩種一神教國家之間的沖突就更容易發生。這是我們在國際政治中最常見的沖突，而且相互理解與包容更難達成。相比較之下，中國因自身的世俗文化特性，在國內社會中更容易達成世俗人際關系上的包容。中國世俗文化的形成基礎是古代農業文明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由於定居的農業文明特征，中國文化重視人際關系與倫理價值，講求長幼有序，崇尚和諧共處。同時，農業文明“靠天吃飯”的重要特點還促使中國文化中產生了“天人合一”的觀念，為人與自然的和諧奠定了認識基礎。可以說，正因為文化的世俗性，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負擔的國家，並由此為中國的發展贏得更多機會。中國人有宗教信仰，但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也是與世俗文化有機融合的，並沒有形成宗教負擔。因為如此，中國可以和世界上所有類型的國家和平共處，也可以向所有文明類型的國家學習，博採眾長，大膽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這是一個宗教國家往往難以做到的。中國改革開放后斐然的發展成就背后，就有“沒有宗教負擔”的學習與政策實施。這對於一個宗教國家來說，是難以實現的。由於沒有宗教負擔，中國在國際政治中也不會以宗教的理由而走上與他國的極端沖突之路。可見，中國文化的世俗性、包容性實際上是國家發展的福音，也應該是增強中國文化自信的理由。
其四，全球化時代中國“消極文化”與西方競爭性文化比較。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文化主導著世界，西方文化中的競爭性也成了國際文化領域的主流特征。競爭性文化固然有諸多積極的作用，但它也包括了國內社會關系的各種“折騰”，國家之間的爭權奪利甚至兵戎相見，還包括人與自然關系上的予取予奪。西方競爭性文化在能帶來經濟發展、科技進步、軍事發展的同時，也成為人類跨入全球化時代的重要動力。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亂象叢生，需要治理，但西方文化因競爭性特征而本身成為全球化的動因，在提供治理全球性問題方面的價值作用有限。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卻包含著與西方競爭性文化截然不同的獨特價值類型——“消極價值”，可以為深受競爭性文化浸染、並飽受全球化時代文化焦慮的人們提供不同的行為價值與審美取向。如老子講的“清靜無為”、“不敢為天下先”，庄子講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孔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遷在《史記》裡闡述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及日常話語中的“酒香不怕巷子深”、“隨遇而安”、“與世無爭”、“安貧樂道”、“清心寡欲”、“吃虧是福”、 “萬物皆空”、“知足常樂”、“墨守成規”等等，這些中國文化的“消極價值”針對全球時代人生意義稀釋、普遍情感焦慮有著明顯“療效”，對於治理全球性亂象也有著獨特的價值優勢。要重建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化的自信，不可忽略此類獨特的“消極價值”。
結 語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五千年綿延不絕文化的國家，中國文化凝聚著世世代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的智慧。近代一百多年的不幸遭遇不過是中國文化歷史長河中一段插曲。經過苦難的時代之后，中國又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中國文化又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這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生命力的証明。對中國文化自信的重建，既是當今時代的命題，也是對歷史負責的回應。如果說近代歷史上出現的國人對中國文化自信的削弱或喪失有著特殊背景，那麼，今天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的國人，就不應在重建中國文化自信的事業上再有猶豫。
處於東亞一隅的古代中國文化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它的光輝燦爛與博大精深，它的獨特價值與思維方式，成為生活在其中的國民具有文化自信的充分理由。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古代中國文化對於周邊世界的貢獻，今天的中國文化則要在更廣泛的全球性世界中傳播價值、貢獻文明力量，這是時代的新課題。但縱觀中國文化與當今世界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比較，我們不僅能看到自身的優勢，更能增強文化的價值自信。21世紀已然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的文化生態發生了不同於以往的深刻變化，國際文化交流日益活躍，文化優勢的互補與文明的互鑒漸成潮流，近代之前那種完全的文化自給自足已不再可能。但是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不僅不能喪失，反而應該加強，因為這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標志，隻有在文化傳統的定位中，我們才能知曉我們是誰以及去向哪裡。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生有其淵源，但是它所包含的線性文化歷史觀卻早已失去合理性。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大步前行，它不僅要求中國文化自信的強力支撐，也必將反過來大力推進中國文化自信的強勢回歸。中國文化自信的重建正當其時。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