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有著深刻憂患意識、睿智和良知兼備的學者，一位把老百姓的疾苦視為自己疾苦的經濟學家。作為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參與者，他幾乎參與了1978年后所有重要的經濟改革論戰。憑著對市場經濟進程的前瞻性思考及深刻的影響力，他成為轉型時期中國極負盛名的經濟思想家。
1930年1月24日，吳敬璉出生於南京市一個有著幾代民族資本家傳統的家庭，但與父輩不同的是，吳敬璉沒有走向實業救國之路，而是踏入了經濟學研究的大門。2005年3月24日，有著“中國經濟學諾貝爾獎”之稱的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吳敬璉因在理論經濟學、決策咨詢、經濟學和管理學教育等多個領域中的杰出貢獻而成為4位獲獎者之一。這可以看作是對吳敬璉傾注半生心血倡導和實踐的市場經濟理論的一種肯定。
2008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結束了15年政協委員任期的吳敬璉在接受採訪時說，他今后將淡出媒體視野，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上來。
“進亦憂，退亦憂”，沉重的使命感使這位老人不能放鬆……日前，北京三聯韜奮書店舉辦了吳敬璉《直面大轉型時代》新書發布會。該書收錄了吳敬璉自2007年至2013年間的50篇文章，分為“讓歷史照亮未來的道路”“中國經濟面臨的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 “呼吁重啟改革”“如何重啟改革”“知識分子的責任、追求與情懷”5個部分。吳敬璉在該書中以其獨立的思考、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的氣質和務實深邃的經濟思想，為改革史的梳理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吳市場”——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向市場經濟發展
在中國，吳敬璉有一個響亮的綽號——“吳市場”。的確，吳敬璉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積極倡導者和鼓吹者。
上世紀90年代初，決定中國經濟方向的“計劃派”和“市場派”展開了一場論戰，吳敬璉不但捍衛了“商品經濟”，還進一步提出“市場經濟”這個新名詞，從此“吳市場”的綽號不脛而走，但這在當時並非美稱。吳敬璉后來解釋說，這是改革的反對者給他戴的一頂帽子，意在譏諷他在中國“販賣”市場經濟。
吳敬璉的市場經濟思想早在中國實行嚴密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就有所萌芽。從1979年開始，吳敬璉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在此基礎上開辟了比較經濟體制研究的新領域。
黨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圍繞著改革的目標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問題，中國思想理論界一直在進行激烈的爭論。吳敬璉始終鮮明地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1984年7月，他參加了由馬洪牽頭撰寫的《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意見書的寫作。這份意見書為商品經濟“翻案”成功，給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鋪平了道路。
然而，要建立一種新的經濟體系，需要克服舊有的觀念、思想理論和政策體制等各種障礙。1991年冬天，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主持召開了由中央各部門研究人員參加的座談會，以吳敬璉為首的幾位經濟學家以各種方式反駁了當時甚囂塵上的“開倒車”論調，捍衛了改革的市場方向。
1992年春，借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東風，吳敬璉向黨中央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命題被正式採納。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至此，長達十幾年的關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論爭基本上宣告結束。
吳敬璉對於市場經濟的傳播不是就事論事的現象討論，而是建立在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基礎之上，是以對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所作的比較為依據的，因而有著理論上的嚴謹性和較強的說服力。
“嘴對著領袖的耳朵，腳卻站在百姓中間。大半輩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度過，但滿腦子卻是市場經濟的思想。”這是吳敬璉學術實踐活動的真實寫照。
操守——“經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盡力為多數人謀利益”
2001年12月29日，“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吳敬璉以他對股市的建言，再度當選為該年度“經濟人物”。頒獎詞稱：“他是一位無私的、具有深刻憂患意識的社會賢達，一位特立獨行的智者，一位把老百姓的疾苦當作自己疾苦的經濟學家，一位睿智和良知兼備的中國學者。他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高貴品格……”
在吳敬璉看來，“關注社會公正和社會中人的命運”是“經濟學家的本分”，經濟學家的專業精神應該是揭示事物的真相，而他所理解的平民意識，則是“經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盡力為多數人謀利益。”這應當成為經濟學家的職業操守。
吳敬璉在其所著新書《直面大轉型時代》中，針對普通百姓所關注的一些熱點問題發表了犀利的觀點。關於拆遷，他提出了“拆遷應當法治化”“基層政府不應公司化”“公平交易”三點。“對於像唐福珍自焚案這樣極為慘烈的事件，基層政府更需要深切自省：執法行為是否合法？對被拆遷人的利益考慮是否周詳？特別是在老百姓以命相搏的時候，是否為其提供了公平而順暢的利益訴求通道？”
關於醫療改革，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公立醫院改革，吳敬璉指出：“醫改文件要求堅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所謂公益性，我認為是非營利性，公立醫院提供的是公共品。既然是公共品，那麼政府就應當完全負責了吧？但國家撥款卻隻能覆蓋醫院費用的很小一部分。”吳敬璉認為，應該把“醫療費用的籌措”與“醫療服務的提供”兩件事分開。“基本醫療費用應該由政府來負責，而醫療服務通過市場來提供，通過競爭形成價格。”
在吳敬璉看來，社會轉型時期“由於有權力的人們會在不規則的產權變動中得益，而社會弱勢集團會在這個過程中受損，支持規范的法治經濟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有利的。同時，為了使處於弱勢的大多數人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並且知道如何來捍衛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知識分子以理性的態度傳播真理。”
命運——“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
吳敬璉認為，中國真正走出危機的出路在於改革，隻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建立一個能夠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環境和體制。自2007年以來，改革實際上面對兩個問題。一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困難。“從1995年就開始說要轉型，但一直轉不過來。為什麼？歸根到底就一個原因——體制性障礙，政府仍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性作用。”二是腐敗日益嚴重。腐敗的實質是“權力尋租”，根源在於“不受約束的權力”，治本之策是“全面深化改革，使權力不能任意插手資源配置，同時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把權力真正關進籠子裡”。吳敬璉坦言：“說到底，從體制上根治腐敗，一要靠市場化，二要靠法治。”
201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一些經濟學家開始預言十年后中國將超過美國。吳敬璉則提醒人們，在表面繁榮之下各種社會矛盾也在積累。吳敬璉認為，目前有“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歧途”。
在各種文章和演講中，吳敬璉多次公開闡述自己的觀點，一如既往地呼吁加速和深化改革，紓緩社會矛盾。另一方面，他也呼吁人們保持理性，“在這種社會矛盾凸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於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就成為關系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2012年9月，他在《財經》雜志發出“重啟改革議程”的呼吁，網絡上近萬條跟帖中90%都是贊成者。現實的教育讓人們開始理性起來，這讓吳敬璉感到欣慰。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中國進入了新一輪政治周期。在吳敬璉看來，黨的十八大重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把深化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列入執政黨的議事日程上來。這是對“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明確回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細心的人們經過對比會發現，這一《決定》吸收了吳敬璉的許多改革設想和建議。不過，吳敬璉從無一字談及個人的建言之功，而是呼吁人們正視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將會遇到的阻力和困難。
（遼寧《共產黨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