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頭兒真”是他這一代人的人生寫照，年輕時真誠參加革命，工作中，真誠地為民辦實事，老年以后真誠地回望過去，真誠地反思
北京社科聯大廈五層，會議室裡擠滿了來賓。
四卷本《王大明文集》新著發布會即將開始。忽然，所有目光都轉向了會議室的門口，一行人中，兩位“80后”讓眾人眼前一亮——會議主角王大明和著名作家王蒙說說笑笑間也一同走進會場。
坐在我們面前的王大明，今年已經85歲了，穿一件普通的深色夾克，話語很輕，舉手投足間依然散發著書卷氣，可以想見年輕時的他也一定是個知性帥哥。1946年的暑假，還在北平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讀書的他隻身投奔解放區張家口。暑假結束他已經是黨的人了，被派回北平搞地下工作。
“兩頭兒真”是王大明這一代人的人生寫照，年輕時真誠參加革命，工作中，真誠地為民辦實事，老年以后真誠地回望過去，真誠地反思。
有人說，王大明的想法比較“超前”，無論是身居高位還是退下來以后。對他的“超前”開始人們或許會覺得有些糾結甚至荒謬，事后發現他不過是先人一步推開了思想解放的那扇門。
王大明可是一個有故事的人，是一個思想年輕的“80后”。
要用明白人
王大明屢屢被人提起的一個故事，發生在改革開放初期。時任北京市經委副主任的他提出：領導班子要配幾個“明白人”。
話一出口，一言激起千層浪。
“文革”10年，王大明長期在底層勞動改造，在崇文門拆過城牆，在北京鋼廠煉過鋼，在門頭溝插過隊，在蜂窩煤場登過三輪……苦不堪言的磨難練就了他一雙敏銳的眼睛。
剛剛粉碎“四人幫”還沒多久，那時候相當多的有識之士和技術干部都還在車間貓腰掃地呢！王大明在調研中就發現，凡是啟用中青年干部和技術業務干部的企業，生產就能迅速發生變化。用工人的話說，是用了“明白人”。從群眾的大白話中，他歸納出：企業要搞好，首先要用“明白人”。
1982年，在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的提議下，在一次全國企業整頓工作會議上，王大明做了“要用‘明白人’”的發言。得到了許多同志的贊成。然而，也有人不滿：難道我們都是糊涂人嗎？
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看了會議上報的材料，批示：“從企業基層單位來說，領導班子配上幾個‘明白人’，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接著，《人民日報》以耀邦同志的批示作為編者按，摘發了王大明的發言。
用“明白人”這個提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誰承想，爭議卻並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有人說，用“明白人”不就是說沒學歷、沒技術職稱的人都是糊涂人嗎？更有人說，把知識分子抬得那麼高，不是打擊工農干部嘛！一些與王大明熟悉的工人朋友還給他寫信說，“王大明，你在我們一機床的時候（注：1963年，他曾在北京第一機床廠下基層鍛煉），跟我們挺好的，你現在怎麼替知識分子說話啊？你自己也是工人出身，怎麼看不起我們工人了？”
盡管阻力重重，當時北京市還是提拔了一大批知識分子擔任企業領導職務。用王大明的話說，用人是個關鍵——“兵慫慫一個，將慫慫一窩”！“明白人”上來后，企業面貌為之一變，有的企業搞起了“浮動工資”的自費改革，有的廠原來賠錢，現在賺錢了！最終，鄧小平同志給予肯定的講話傳達以后，“明白人”的風波才漸漸平息。小平同志說：“就像北京市王大明講的，企業領導班子要有幾個‘明白人’，企業才能有效益。”
歷史証明，“明白人”的爭論在北京市工業改革之初是繞不過去的，思想不解放，改革就邁不開步。
也許今天的人們已經不會再對要不要用知識分子——“明白人”有任何質疑。但在當時，王大明要用“明白人”著實展示出一種超越極左思維的獨特眼光。
“弱勢群體”代言人
1985年，中組部找王大明談話，希望調他去中宣部工作。沒想到此時他的身體出現了嚴重問題，食道專家診斷說他患了食道癌，必須立刻動手術。
“刀子一下去就發現不對，食管是軟的，如果是癌，食管應該是硬的。”王大明回憶說，后來趕緊做切片化驗，發現確實不對，是食道潰瘍引起的食道狹窄。
“可是，一刀子下去已經把我的賁門絞了，賁門沒有了，隻好做了個假的，假賁門擋不住，胃酸總是涌上來腐蝕傷口，所以傷口一直不能愈合，這麼一折騰就是4年。”
與死亡擦身而過后，所有熟悉王大明的人幾乎都不認識他了，那時，原來體重80公斤的他瘦得隻有50公斤。他想激流勇退了。這時，耀邦同志親自找王大明談宣傳工作，中央已經作出決定——盡管身體不好，他仍然去中宣部報到，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
1989年，王大明的傷口奇跡般復合了，用他自己的話說：“稀裡糊涂地好了，傷口不再滲血，連大夫也弄不清到底是什麼原因，大概是我的抵抗力增強了。”大伙兒開玩笑說，他又活了。
活過來的王大明后來又去了北京市委和政協。
在政協工作15年，王大明堅決反對“該說不敢說”“說了也白說”的種種不作為作風，強調政協要“協商於決策之前”，提出“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參政權”。
1998年在一次全國政協的會議上，他呼吁全社會都要關注“弱勢群體”並且代表課題組發表了專項調查研究報告。沒過幾天，他一下子收到了200多封群眾來信，認識的不認識的人都找他反映自己的問題。
這時，卻有人說這是給社會主義抹黑，他是講了討人嫌的話。對此，王大明非常有底氣——我們對“群體性事件”“弱勢群體”“城市貧困”等現象是做過大量調研的，關注民生疾苦，我們政協義不容辭——“不管是不是討人嫌，我們該干的還得干。”
為此，王大明給朱镕基總理寫了一封信，並把“群體性事件”和“城市貧困”的調查報告送給了朱總理。幾天過去了，沒有一點消息，正好政協開一個會，朱镕基也來了，本來就與朱總理熟悉的王大明直截了當地問到：镕基同志，我給您的報告看了嗎？朱總理點點頭：好，我回去馬上就看。
兩天以后，朱總理的秘書告訴王大明，總理已經批示了。后來民政部的同志告訴他，政協的這個報告對弱勢群體很有幫助，他們在實際工作中加大了對城市貧困問題解決的力度，資金額度有了大幅度增加。
再后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報告裡也用了“弱勢群體”的提法，那些不贊成這個提法的聲音也消失了。
鄧公牌友
王大明當過北京市政協主席，這個北京人都知道﹔可他還是鄧小平30多年的橋牌牌友，就沒有多少人知道了。當然，這與他為人的低調不無關系。
1961年王大明還是個32歲的年輕人，但對於17歲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來說，那已然是“老革命”了。從這一年起，時任北京市處級干部的王大明和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就開始了橋牌桌上長達33年的友誼。
那一年在順義調研休息的時候，小平同志想找人一起玩玩橋牌，就問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北京有沒有人會打橋牌啊？那時，王大明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的副主任王漢斌也隨鄧小平、劉仁在順義搞農業調查。於是，王漢斌、王大明就被推薦與小平同志一起打牌了。回憶起第一次和小平同志打牌，王大明記憶猶新：
“一見面，小平同志就問我們的名字，因為王漢斌比我大幾歲，小平說王漢斌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
“一開始啊，我也緊張，你想想一個處級小干部和總書記我們之間這是多麼大的差距啊！可是打著打著就不緊張了。因為小平同志在橋牌桌上沒有架子，非常平等。”
“小平同志原來的牌友萬裡、吳晗都比較忙，他又覺得我們倆打得不錯，以后我和王漢斌就經常接替他們了。那會兒，小平的橋牌‘對家兒’主要是對外文委主任張致祥，后來鐵道部長呂正操推薦了鐵道部的丁關根，說他的水平較高。一打，果不其然。后來小平同志比較固定的對家就是丁關根。”
“您和小平同志打過對家兒嗎？”記者問到。
“打過啊！如果來的人不齊，我和王漢斌也跟小平打過對家兒。他打牌很講輸贏，但輸了就輸了，從不埋怨別人，也不用讓著他。比如說他出錯牌了，你可以批評他，剛才不應該那麼叫牌。你說得對他點點頭，你說得不對，他還和你辯論呢！”
“我也接觸過一些領導，那打牌是不能輸的，輸了臉色就不好看了。”
“有時候，打牌打晚了，我們幾個牌友就和小平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吃晚飯，氣氛是很好的。飯桌上他的孩子們什麼都說，他一句話也不評論，就是聽。這是他了解社會民情很重要的一個渠道。”
“當小孫子、小孫女在他身上爬來爬去的時候，他會露出一種孩子般純真的笑容。他和子女之間的關系是很民主的，對子女真是有一種愛！”
“他的家庭絕不是舊的封建帝王式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間關系也非常好。我們和他的子女也相處得很好”。
小平同志去世后，王大明和老伴兒曾一起去看望卓琳，“那是春節前，剛一下車，就看到孩子們列隊在門口迎接我們。走的時候又是全家人出來相送。當時我們真是很感動！”
人會老 心不老
很多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的人都或多或少會感到失落。可王大明說，他退下來10年了，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失落。
2004年，王大明退居二線。在退下來的10年裡，他的思考依然沒有停滯，看問題更加犀利尖銳。這位經歷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變革全過程的思想者，一貫旗幟鮮明地倡導解放思想。在各種座談會上，在與朋友的交談中，他總是直抒胸臆——
“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一定要搞清楚，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更是打破思想禁錮的核心問題。”
“現在我們的一些同志總喜歡還把非公經濟看做是補充，不能平等對待民營企業，根子就是搞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本質。”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這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認識不斷深化得出的結論。社會主義的本質不是教條，生產力發展了，真正改善了人們的生活，幸福指數高了，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今天，改革再出發，仍需以更大的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
生活中的王大明是一個愛好多、興趣多、朋友多的人。
在他的書房裡有一面牆的書櫃裡擺放的都是他參加橋牌比賽獲得的獎杯。他說，這裡展示的並不是全部。
離休以后最多的時間王大明都用來讀書，他也有自己的微信，“現在有幾天不看點東西，就覺得落后了。”
每個季度他要和經濟界退下來的朋友有一次不定期的經濟形勢分析會，離休以來他們已經討論過60多次了。每周他都要和牌友們打一次橋牌，李嵐清同志也是他的牌友之一。王大明特別喜歡唱歌，有一批歌友，差不多到了一定的時間，大家就去卡拉OK唱歌。他還是三個合唱團的名譽團長。2011年的時候，根據李嵐清、吳儀等同志的提議，他們組織了一場“憶之聲”音樂會，演唱的都是中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歌曲和部分蘇聯歌曲。2012年，在抗戰勝利67周年的時候，他們又搞了一場以抗戰歌曲為主要內容的“憶之聲”音樂會。今年，老同志們為新中國成立65周年要再來一場“憶之聲”音樂會呢！
王大明為什麼能夠如此智慧而快樂地享受離休生活？“這與我有一個很好的‘半邊天’密不可分。”他這樣回答你。
王大明和妻子安靜媊相識於新中國成立之初，安那時是貝滿女中的團總支書記，王是東南區書記，算是她的頂頭上司。1953年他們結為百年之好。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相濡以沫，真正做到了“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說到如何看待老年人的生命價值，王大明說，王蒙講過，我們“80后”是老齡人中的“小高齡”。我說，人不怕老，思想的老比身體的老更可怕。隻要思想不老，你就不老。
離開王老家時，王大明和小女兒執意把記者一行送到電梯門口，直到電梯門緩緩關上。
（《中華兒女》雜志 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