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日，黃黔遺體告別儀式在京舉行。除了他工作過的單位領導、同事和親友、學生，還有許多扶貧開發領域的同志前來吊唁。晴隆縣人大副主任兼草地中心主任張大權從貴州匆匆趕來，他說：“我必須來送黃司長一程。他為我們的科技扶貧事業付出了心血，晴隆的人民永遠記著他！”
黃黔曾長期從事教學和教育管理工作，退休前任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研究司司長，從事社會發展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工作。2003年2月退休后，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了扶貧開發工作。此后的十余年，他全身心投入，創造並推廣了“晴隆模式”，造福了數以百萬計的貧困群眾。
偶然中的必然
2002年，黃黔在一次會議上結識了中國工程院院士任繼周先生。任先生長期從事草地農業研究，是中國草業科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貴州花二十多年時間做岩溶地區發展草地畜牧業試驗，創造了“灼甫樣板”，遺憾的是企業化管理沒能搞起來。黃黔對此非常關注，退休后便全身心投入到草地畜牧業、扶貧開發、生態治理等研究推廣工作，借鑒“灼甫樣板”，與晴隆的同志一道，創新體制機制，用政府引導、公司運作、技術支持、協會組織的方式，創造了“晴隆模式”，取得了成功。
晴隆縣地處黔西南，屬高原峽谷區，全縣地形起伏大，山高坡陡谷深，岩溶發育強烈，土地貧瘠，是國家級貧困縣。2000年農民人均收入1600元，絕大多數家庭的生活苦不堪言。而現在的晴隆，展現在記者眼前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山坡上，一叢叢的岩石之間是綠油油的牧草，白色的羊群在山坡上悠然自得地吃草覓食。放羊的人撐著陽傘，拎著礦泉水，哼著小曲兒。記者現場採訪了養羊農民范信元，他說，過去種玉米，累死累活，一年下來還不夠吃。住的茅草屋，下雨怕塌，刮風怕被風“抬走”。養羊后，活沒那麼累了，收入大大增加了，吃穿不愁了，還住上了又大又新的房子，很快活。
“晴隆模式”是在生態治理下達到扶貧開發、轉變農民思想觀念、提高農民收入、降低勞動強度“五位一體”效果的模式，普遍受到農民歡迎。2013年全縣有人工草地45萬畝、改良草場20萬畝，養羊45萬隻，農民人均年收入4600元，增收的部分70%來自養羊。目前，貴州全省已有46個縣推廣“晴隆模式”，湖北、湖南、四川、雲南等地也紛紛來晴隆學習。國務院扶貧辦兩次在晴隆召開全國性現場會，推廣經驗。
張大權感慨地說：“‘晴隆模式’的產生、總結、推廣、發展、完善是在黃黔的推動幫助下完成的。我們走的每一步，他都傾注了汗水和心血，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黃黔與任繼周先生結識是偶然的，但他退休后全身心投入到扶貧工作中則是必然的，因為他有追求科學的智慧，有憂國憂民的情懷，有鍥而不舍的精神。即使他不搞扶貧事業，也會投入別的工作，這是黨性使然。當他了解到國家地震局退休干部耿慶國等老同志研究地震預報理論經費困難時，馬上出資5萬元幫助購買相關儀器和設備，還與耿慶國一起到四川震區現場收集相關資料，所需費用都由他自己承擔。當他拿到一筆10萬元的資金時，轉手就給了耿慶國，支持他們搞研究。他還向有關部門和機構呼吁為耿慶國等人的研究提供設備、技術和資金方面的支持。地震預測預報關系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他認為，對這項研究的支持，就是對國家、對人民的支持。
執著而專注
黃黔逝世后，在他的生平裡有這樣一段文字：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精一行，無論是搞科研，還是做行政管理、政策研究，都取得了突出成績。思想活躍，視野開闊，善於接受新鮮事物，有較強的改革精神和開拓能力。幾十年如一日，始終保持旺盛的工作熱情，兢兢業業，殫精竭慮，忘我工作，認真履行職責，一絲不苟，精益求精。
這是實事求是的評價。退休后，黃黔對扶貧事業的執著就是很好的佐証。
據張大權介紹，從2002年開始，僅他知道的黃黔到貴州就有28次，其中到晴隆21次。每次少則5天，多則半月余，足跡遍布貴州7個州（市）的20余個縣，廣西、雲南、四川、甘肅的許多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那時候沒有高速公路，從貴陽到晴隆要一天的時間。他不怕臟、不怕累，每次到晴隆，都要進村入戶，和農民攀談，了解生活的真實情況，與干部交流，探討發展生產的路子。再偏遠、再貧困的地方他都堅持去。沙子鎮壩慶組，2004年前還是原始的刀耕火種，窮到有人滾落山崖摔死都沒錢掩埋，全村300來人，竟然有46個寡公（即光棍漢）。當年那裡不通車，路又陡又窄，最窄處隻有20公分寬，很危險。黃黔步行2個多小時才走到村子，在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為該村出脫貧的點子，找致富的路子。現在，這個村子發展得很好。
黃黔對認准了的事很執著，什麼困難都擋不住他。晴隆種草養畜也經歷了一個從低到高、不斷演進的過程。最初種草，是為了生態治理，避免水土流失，由於與農民利益脫節，造成這邊種草那邊開荒並存的現象。為改變這種狀況，黃黔建議，將治理工程與農民利益緊密結合起來，種草養畜，草由農民種，畜由農民養，讓農民從中受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實現可持續發展。從把草種下去、維護起來到考慮怎麼根據季節變化、土地條件、養畜品種等搭配牧草品種，提高單位面積載畜量，再到不僅追求單位草場效益，還追求單個羊隻收益、單個農戶效益，在這個過程中，黃黔積極為晴隆出主意，想辦法，幫助請來國內外專家從技術上給予支撐，與國外聯系引進優良品種、開展技術合作，與銀行溝通協調解決資金問題，親自與縣裡同志一起研究提高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的路徑。
黃黔心裡總是裝著晴隆的事。張大權說，他們倆至少每月通一次電話。經常是黃黔頭天晚上想好的事，第二天一早就會與張大權通電話商談。“晴隆從2006起申請國務院扶貧辦綜合開發項目。沒立項前，黃司長一次次跑國家發改委、國務院扶貧辦等相關部門。2013年11月，正是他病重期間，還跑到農業部談晴隆的項目。隻要項目需要，一個電話打過去，他就飛過來，需要找哪個部委他都肯去。”任繼周先生說，黃黔曾把有實力的大學管開發的負責人找來談引資，一些大學的相關負責人都怕見到他，因為讓他粘上想甩都甩不脫。為了扶貧事業，他可謂是使出了渾身解數。
為使省委省政府領導支持發展草地畜牧業，省裡每次換屆，黃黔都給新任領導寫信，報告發展草地畜牧業的情況，提出將草地畜牧業扶貧與岩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結合起來的建議。晴隆的同志說，由於他的堅持，省裡領導支持的力度一任比一任大。他還通過國務院研究室的平台，先后向國務院報送決策參考14篇，使晴隆草地畜牧業扶貧產業受到高度重視。
黃黔不僅注重實踐探索，還善於進行科學概括和總結。《岩溶山區的綠色希望》是由任繼周先生和黃黔編著的，全書52萬字，其中的大多數篇章是由黃黔撰寫或執筆的。《草地科學》2009年第10期發表他撰寫的文章《扶貧開發與生態修復相結合》，通過對岩溶山區、黃土高原和中部山區扶貧開發的案例分析，提出科學試驗、扶貧試點和連片開發三階段的扶貧開發模式。
水活因源遠
有人說，退休后的10年是人生的黃金階段，可以好好享受人生。而黃黔，從退休到逝世也就11年，他沒有興致勃勃地去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沒有含飴弄孫地享受天倫之樂，沒有養生健體安排老年生活，卻滿腔熱忱地搞扶貧開發，竭盡所能支持地震預測研究，慷慨解囊資助貧困山區學生，孜孜不倦地向國務院遞交決策參考，帶病深入高原地區進行考察調研，臨終還念念不忘各項事業……人們不禁要問，是怎樣的信念支持著他，是什麼力量推動著他？答案就是，他對黨的無限忠誠，對國家、對人民的無比熱愛。
其實，黃黔在職期間就有著驕人的業績。在上海大學、上海工業大學工作期間，他主持完成了“復合材料層合結構應力分析的三維復合雜交元”等三個關於復合材料的科研項目，指導研究生用人工智能方法編制了地鐵隧道施工專家系統，還主持完成了“上海市地鐵測量參數數據庫及施工咨詢軟件”等項目。1992年，他指導研究生設計的焊接波紋管在蘇州鋼廠高爐噴煤裝置上使用，是我國第一個國產的管道用焊接波紋管。1993年，他主持完成“核電站閥門用特種波紋管的設計”，使該產品由進口變為出口。在國研室工作的近4年時間裡，他參與起草科技、教育、資源、環境、民政等方面的文稿70余篇，撰寫調研報告20余篇，還負責組織了關於老齡工作、基礎教育、大學畢業生就業等多部門調研。無論在哪個單位、在什麼崗位，他都是心無旁騖、盡其所能，讓組織放心，讓人民滿意。
論入黨時間，他不算早，但他對黨的認識十分深刻。他是1989年3月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生活條件回國的，並在4月那個比較特殊的時間點入黨。曾有親屬建議他加入民盟，覺得那更有利於他的發展，但他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給黨支部的匯報材料中這樣寫到：“通過和西方思想、理論的對比，我更清楚地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哲學思想在分析社會科學問題和自然科學問題中是更高一個層次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逐步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美好理想和共同方向。”他還認識到，“黨領導國家的建設和改革，也面臨著自身的發展和改革”。他講政治、講原則。他的導師對被打成右派這件事有怨氣，他積極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建議下，選擇正確的路徑解決了問題，導師和家人都很滿意。
黃黔的兒子黃豐在父親逝世后整理電腦，發現一組組照片都是前后對比的，脫貧前葦席做四壁茅草做屋頂的破房子，致富后四壁鑲著瓷磚又高又大的新房子，脫貧前進山打柴滿臉愁苦的孩子，致富后安享晚年滿臉喜色的老人……黃豐被這些照片震撼了，他明白了父親在身患肝癌進行介入治療之時，為什麼不顧勸阻執意到高原考察，以致感染寄生虫引發癲癇發作而加快了肝病的惡化。他認真閱讀了父親撰寫的一篇篇決策參考和調研考察報告，理解了父親何以那麼“本能”和“自動”地工作，以致在昏迷蘇醒后從病床上坐起來嘴裡就嚷嚷著“改稿子，改稿子”。作為兒子，他被父親深深地教育和感動，禁不住淚如雨下。
如今，黃黔離開了他熱愛的生活。我們緬懷他的一生，感念他的作為。他用無限忠誠和堅定信念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用學識才華和滿腔激情推進黨和國家的事業，用奉獻精神和崇高境界感召他人。他的先進事跡，激勵著人們前行！
採訪札記
來自家庭的支持
與黃黔共過事的同志，如貴州省扶貧辦副主任胡紅霞，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鄒力行，上海大學常務副校長周哲偉，等等，他們十分敬佩黃黔的精神和品格，感念於他的付出和努力，都非常熱情地支持採訪。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黃黔的家人，在組織做了幾次工作之后才同意接受採訪。因為他們認為黃黔只是做了應該做的，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可加以宣傳。
黃黔的夫人周少華也是中央國家機關退休的司局級干部，與記者談起來，對丈夫的欣賞與深情溢於言表，“當年，他可是北京的高考狀元呦！”在她眼裡，黃黔聰慧有天分，專業知識豐富，動手能力很強。她舉了很多具體的事例，並說自己開車、用電腦、玩微信等都是和黃黔學的。
周少華說，黃黔平時生活簡朴，看到群眾有難處總是慷慨解囊。有一次，在黔東南調研，看到一所小學校舍破敗，當即捐資15萬元。他的工資不高，自己的錢不夠，就動員全家捐20萬元建希望小學。有幾次，從報上看到小孩治病缺少資金的信息，夫婦兩人一起帶著孫子去捐錢，平時也經常帶著孫子到福利院捐款捐物。他們想把這種好的品格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黃黔逝世后，周少華和兒子商量，又把撫恤金14萬元全部捐給了晴隆，用於偏遠貧困學校修繕學生食堂。
我們不禁感嘆，有優秀的領導干部，就有優秀的家庭。領導干部與家庭是互相塑造的。
（《紫光閣》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