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國家崛起與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建立
一、新興國家經濟的群體性崛起
冷戰后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新興國家的經濟取得了突出表現，並因此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在經濟增長方面，2000—2013年期間，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平均增長率為6.1%，其中金磚國家平均增長率為6.9%，分別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2.4和3.2個百分點。
在經濟規模總量方面，2013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按市場匯率計算的GDP總額達到28.64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份額比2000年提高了18.6個百分點至38.7%，其中金磚國家的GDP總額達到15.76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份額為21.3%，比2000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如果按購買力平價來衡量，2013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佔全球GDP的份額首次超過發達經濟體，達到50.4%，比2000年提高了13.4個百分點，其中金磚國家佔全球的份額為27.6%，比2000年提高了10.7個百分點。
從經濟規模的增量來看，近年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擁有更為突出的表現。2008—2013年五年間，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按市場匯率計算的GDP總額淨增了大約9.45萬億美元，佔全球GDP增量的77.9%，其中金磚國家淨增6.43萬億美元，佔全球GDP增量的53%﹔而同期發達經濟GDP總額淨增2.69萬億美元，佔全球GDP增量的22.1%，其中七國集團（G7）淨增1.88萬億美元，佔全球GDP增量的15.5%。[1]
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其意義
由於新興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國際社會對其中表現優異的國家給予了更多關注，這也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建立和擴大奠定了基礎。2001年，高盛公司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認為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在內的四個新興國家是未來最具投資價值的國家，並提出“金磚四國”（BRICs）這一概念。[2]
2009年6月，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四國領導人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了首次峰會，並確定了每年一次的定期會晤機制，從而使“金磚國家”實現了從一個經濟學概念向一個對話與合作平台的實質性轉化。在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機制建立后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金磚四國進行了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擴員，吸納當時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南非為正式成員，“金磚四國”隨即變為“金磚國家”（BRICS）。南非的加入，使金磚國家成為一個更加具有代表性的新興國家合作機制。
來自世界五大洲中的亞洲、歐洲、非洲和美洲的五個新興國家走到一起共同建立跨區域的多邊合作機制，這在國際關系和國際經濟史中可謂史無前例。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也因此而具有不言而喻的象征意義和實際意義。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建立和發展，對於加強五國之間的經貿合作與政策協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它標志著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經濟崛起，也標志著新興國家變革現有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金磚國家
一、現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合法性危機
隨著一大批新興國家的迅速崛起，現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所反映的利益分配格局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這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產生合法性危機的主要來源。在當今國際社會中，最主要的、影響力最大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都是在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建立的，發達國家也隨之成為現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既得利益者，享有全球經濟治理最大份額的收益。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擁有佔據絕對優勢的份額和投票權，並且在機構的治理結構上，壟斷了高級管理層的控制權。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重大事務的決策，美國還獨享了這兩個機構的否決權。盡管這兩個機構啟動了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和投票權改革，但由於美國國會的阻撓，這些已經決定的方案至今仍未落實。
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二十國集團（G20）等採用協商一致或非正式決策方式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中，發達國家通過將多數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的機制來控制和主導這些機制的決策權。在WTO中，投票表決在多邊爭端解決中常常被架空，取而代之的是由主要發達成員和少數發展中成員參加的WTO各種協議中沒有明文規定的“非正式磋商”，即所謂的“綠屋會議（Green Room）”。在G20機制中，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協調機制七國集團（G7）仍然存在，很多議題的決策，發達經濟體往往先進行內部協商，協調彼此的立場和政策，而使新興國家在G20討論和協商中處於不利地位。
總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國家利益分配的載體，在各種制度體系的利益分配中，新興國家總體上處於與自身實力不相匹配的弱勢地位，這直接導致了現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合法性危機的廣泛存在。正因如此，為了扭轉當前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勢在必行。
二、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利益訴求
金磚國家都是新興國家，對內需要促進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對外需要提升國際社會話語權和發言權，因而擁有共同拓展戰略利益的動機。為了改變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長期以來所處的不利地位，金磚國家越來越積極發出自己的聲音，彼此之間擁有的共識也遠遠多於分歧，並逐步形成一些共同的利益訴求。
首先，金磚國家擁有為自身經濟發展營造良好國際經濟環境的現實需求。在過去數十年中，金磚國家經濟實現了快速趕超式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經濟中佔據日益重要的地位。同時，金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總體上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處於相對落后的位置，發展問題仍是擺在金磚國家面前的首要任務。因此，金磚國家在穩定外部環境，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維持經濟快速增長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
其次，金磚國家在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和國際經濟規則變革方面擁有利益交匯點。金磚國家正處於成長階段，一方面由於國內經濟體系尚不完善，更容易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和沖擊﹔另一方面，由於發達經濟體不斷推動由其主導的國際經濟規則變革，例如當前美國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議（TTIP）談判，而讓金磚國家在應對全球問題上處於更加不利的位置。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和問題，金磚國家迫切需要彼此借重，從而形成避免勢單力薄的合力。
最后，金磚國家擁有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的共同訴求。在現行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以美國為首的既得利益國家集團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廣大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卻難以享受公平待遇，無法發揮與自身實力相符的影響力。正因如此，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方面擁有許多相近的立場和態度。
三、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新角色
由於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獨特身份，自這一機制建立以來，就發揮了其他合作機制無可替代的作用。具體而言，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金磚國家同時扮演了以下三種重要角色。
首先，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為新興國家提供了合作平台。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由於代表全球新興國家利益的協調與合作機制的長期缺位，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對話往往不能更好地維護新興國家的利益。因此，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其開放型的合作模式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經貿合作、表達利益以及提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話語權的平台。
其次，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為跨區域經濟治理提供了協商平台。從地域構成來看，金磚國家的成員國來自五大洲中的亞洲、歐洲、非洲和美洲，最大限度地將各個區域的經濟密切聯系在一起。目前，金磚國家正在構建與非洲、拉美國家之間的合作框架，釋放這些地區的發展潛力，並為跨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便利。
最后，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提供了交流平台。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不僅是以促進新興國家之間的合作為宗旨，還十分重視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早在2011年4月，金磚國家領導人在三亞峰會上就提出，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是包容的、非對抗性的合作，金磚國家對加強同其他國家以及有關國際、區域性組織的聯系與合作持開放態度。這裡的其他國家既包括新興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也包括發達經濟體。
金磚國家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
一、新興國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面臨的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政治經濟逐步進入一個變革和調整的時期，各種力量此消彼長，世界經濟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趨勢和時代特征。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新的問題不斷涌現，新興國家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進程中面臨著諸多挑戰。概括起來，這些挑戰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來自新興國家內部的挑戰。在機制建設上，由於尚未建立包括大部分新興國家的統一的、排他性的國際經濟合作組織，這很容易導致新興國家合作機制的“意大利面條碗”效應，或者由於合作機制的開放性容易受到外部國家的影響，或者由於合作機制的鬆散性不利於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在貿易和投資聯系上，新興國家之間存在規模較小，貿易和投資聯系不平衡，跨區域聯系較弱﹔貿易和投資結構存在較大差異等問題。在金融貨幣合作上，由於多數新興國家金融市場的開放與創新還沒有達到相應的水平，抵御金融風險的經驗與能力都十分有限，並且受到來自發達國家及其建立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約束。
二是來自全球層面的挑戰。這尤其表現在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建設上。G20作為一個新興市場與發達經濟體合作的平台，轉變成為一個促進國際經濟政策對話和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倡議的首要論壇，是一個歷史性的進展。但由於G20機制化進程緩慢，使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難以有效發揮﹔發達經濟體在G20機制中仍佔主導地位，新興經濟體的利益和關切難以得到充分反映，新興國家能否通過這一平台實現與發達經濟體平等、有效治理全球經濟，仍面臨許多考驗和挑戰。
二、金磚國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進展
盡管新興國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面臨諸多挑戰，但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新興力量，金磚國家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金磚國家的主要貢獻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推動國際貨幣金融機構份額和投票權改革。2009年9月，“金磚四國”積極推動IMF和世界銀行分別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7%和6%的份額和股權，並最終達成新的份額改革方案。2014年7月，金磚國家領導人再次推動IMF改革進程的方案，以確保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代表性，並敦促世行和各成員於2015年10月完成世界銀行集團下一輪股權審議。
二是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彌補現有多邊開發機構不足。2014年7月，金磚國家宣布簽署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協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成立后，不僅能夠為金磚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發展項目籌集資金，還能作為對現有多邊和區域金融機構促進全球增長和發展的補充，並促進更加有效地利用全球金融資源。
三是成立應急儲備安排防范國際金融危機。2014年7月，金磚國家宣布簽署建立初始資金規模為1000億美元的應急儲備安排協議。這既是金磚國家金融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成果，在幫助成員國應對短期流動性壓力方面具有積極的預防作用，也對防范金融危機、推動新興國家貨幣合作以及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具有深遠意義。
四是推動WTO多邊談判取得新進展。金磚國家一直支持開放、包容、非歧視、透明和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推動2013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WTO第九屆部長級會議取得積極成果，並繼續致力於成功結束WTO多哈回合談判。
金磚國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所取得各種進展，不僅為廣大新興國家合作提供了示范，使發達國家日益意識到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弊端以及改革這一體系的重要性。
三、金磚國家與未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斷推進，以國際規則為核心的“再全球化”趨勢日益突顯，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改革與發展的難度日益加大，新興國家國內經濟調整與社會發展挑戰增加，經濟實力快速提升勢頭減弱，全球經濟治理由此進入一個變革時期，變革也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發展的客觀趨勢。在此進程中，盡管充滿諸多挑戰，但無疑為金磚國家提供了表達公平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訴求的重要機遇。但總體來看，推動金磚國家合作的積極因素多於消極因素，金磚國家合作正處於發展勢頭良好的上升期。
目前，金磚國家形成了以領導人會晤機制為主渠道，以安全事務高級代表、外長、常駐多邊組織使節會議為輔助，以智庫、工商、銀行等各領域合作為支撐的多層次合作架構，這為金磚國家未來合作機制的發展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金磚國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能力和效率也相應提升。在此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最有可能朝著有利於金磚國家的方向發展。
總之，作為國際社會的新興力量，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影響力已初步顯現。展望未來，盡管全球經濟治理依然面臨各種挑戰，但隨著金磚國家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合作議題的進一步規劃與落實以及機制化進程不斷推進，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中必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
[1] 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經濟展望（WEO）數據庫。
[2] Jim O’Neill, “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66, New York: Goldman Sachs, 2001.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