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初，“七國集團”（G7）在布魯塞爾峰會后發表了一個內容廣泛共19段的聲明，其中倒數第4段宣稱，對當前東海和南海局勢表示關切。但聲明沒有提及任何具體國家。
“七國集團”聲明中出現這樣一段文字，是日本籌劃和推動的。安倍上台以來，竭力渲染“中國威脅論”，加劇中日緊張局勢，並四處活動，企圖拉攏一些國家拼湊對華包圍圈，為其推進修憲擴軍制造借口，推翻二戰后對日本做出的安排，同時多方配合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借以求得美國為日本“鬆綁”，實現擁有戰爭權的“正常國家”目標，提高日本在國際的地位。前不久，安倍利用香格裡拉安全對話會講壇大放厥詞，與美國防長哈格爾一唱一和，對中國肆無忌憚地進行誣蔑和攻擊。安倍的反華謬論實際上並未得到多少響應，但他心猶不死，妄圖在隨后的“七國集團”峰會上再興波瀾。會前他就揚言要推動峰會在東海、南海問題上點名譴責中國，峰會聲明發表后，日本輿論一片興奮之情，宣揚日本成功牽制中國，“日本和歐洲有了共同的危機感。”
安倍圖謀能夠部分得逞，毫無疑問與美國的支持密切相關。而美國的表現，又與其當前對華態度分不開。
近來美國對中國的一系列言行，顯示出美國對華心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也是最復雜的一對雙邊關系。美國對華政策歷來具有鮮明的兩面性，合作與矛盾同時存在。自1993年克林頓政府確定“接觸與遏制”的對華政策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都基本遵循這一方針。盡管這些年來，中美兩國合作的廣度與深度都取得顯著進展，但美方從未放鬆對中國的遏制、牽制和防范，只是根據美國戰略利益需求而在輕重緩急上有所調整而已。冷戰結束，冷戰思維並未在美國消逝或根本性變化。蘇聯解體后，美國頑固堅持冷戰思想的一些人開始把目標轉向中國，把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或“潛在敵人”。隻要回顧一下小布什上台初期對中國的一系列行為，就不難看出其中端倪。只是因為發生了“9.11”事件，小布什政府更需急迫應對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挑戰，不得不調整戰略目標，並改善和發展對華關系，爭取中國的合作。在此期間，美方還推出“利益攸關方”、“兩國集團”（G2）、“中美國”等設計，誘壓兼施，拉中國做美國“維護世界秩序”的小伙伴，試圖按美國意願“重塑”中國。與之同時，美方並沒有改變對華遏制與防范的一面，不斷制造和散布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在許多問題上保持對中國的壓力。長期以來，中美兩國力量對比差距懸殊，美國實力處於絕對優勢，美方雖對中國崛起也甚為關注，但大都低估中國迅猛發展具有的潛勢和能量，因而對自己“超級大國”的國力仍充滿自信。在這樣情況下，中美關系有了十年左右相對穩定的發展。
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國已陷於中東泥潭，硬軟實力均遭損衰，后又遭到嚴峻金融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綜合國力相對下降，管控國際事務能力受挫。奧巴馬打著“變革”旗號上台，決意調整政策，改變上屆政府留下的內外困局。對內重點抓經濟，以圖重新振興美國實力基礎。對外大幅調整戰略布局，主要是撤出中東，轉向亞太。奧巴馬政府初期，主要精力集中於處理國內事務和中東困局，對華政策仍側重合作一面。美國於2011年底實現從伊拉克撤軍，並決定2014年撤軍阿富汗，同時竭力避免在中東地區的軍事介入。隨著從中東逐步抽身，美國加大對亞太投入力度。2009年美國確定“重返亞洲”戰略目標，隨即於2010年推出“亞太戰略再平衡”，採取強化盟國關系、增強軍事部署、拉近與中國周邊國家關系、參入並試圖掌控亞洲地區組織、推動構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ＴＰＰ）和推行人權外交等一系列決策，加快戰略東移步伐。
近期，美國更借東海問題和南海問題煽風點火，縱容鼓動日本、菲律賓和越南對中國發動挑舋，對中國遏制和防范一面日益彰顯，逐漸從“幕后操縱”轉為“台前出手”。一是美國領導人直接介入東海和南海爭議。4月奧巴馬訪問亞洲時，首次以總統身份公開宣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並無理指責中方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加劇地區緊張”。6月在“香格裡拉對話會”上，美國防長哈格爾和美軍太平洋總司令洛克利爾與日本首相安倍沆瀣一氣，點名攻擊中國“採取損害穩定的單方面行動”威脅地區和平。二是進一步強化亞太軍事部署。在日本追加部署兩艘“宙斯盾”軍艦，並將兩架“全球鷹”無人飛機從關島移到日本。增多在中國近海抵近偵察，今年比去年同期相比次數上增加近70%。美國還計劃加大對亞太的軍事撥款，在2020年把60%的海空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同時，明確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加強與菲律賓、越南軍事合作。三是更加配合菲律賓、越南等在南海地區挑舋活動，高調質疑中國南海斷續線的國際法依據，誣稱西沙群島主權歸屬“存在爭議”，支持菲律賓把南海爭端提交國際法庭仲裁，並慫恿越南效法菲律賓，壓中國與東盟盡快達成“南海行為准則”，圖謀將南海問題多變化和國際化。四是利用一切場合制造和渲染誣華輿論，多方“抹黑”中國，企圖把“不遵守國際法和國際准則”的帽子硬扣到中國頭上。最近，美國不顧自己“棱鏡門”、“竊聽門”等震驚全球的丑行，再度搬起網絡竊密這塊石頭砸向中國，以所謂“網絡竊密”為由起訴5名中國軍官。凡此種種，都深刻表明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針對中國的色彩更加鮮明。
美國加緊介入亞洲事務，是推進“亞太戰略再平衡”的新的行動，有多種原因。
首先，這是在當前國際形勢發生錯綜復雜變化的背景下，美國企圖維護世界霸權的繼續努力。在敘利亞化武問題上，奧巴馬雖發聲極高，卻始終力避軍事介入，使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盟國深感失望和不滿。近期，美歐策動攪亂烏克蘭局面，但在俄羅斯強烈反擊之后，美國除了高調“譴責”和採取部分制裁措施外，並未採取實質性行動，導致東歐一些國家抱怨和責怪。美國大力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但效果並不彰。美國在敘利亞和烏克蘭等熱點問題上難有更大作為，力圖通過加強對亞介入展現美國“盟主”的領導地位和承諾。
其次，今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保住民主黨在美國國會參議院的多數地位，對奧巴馬剩余任期執政至關緊要。共和黨對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攻擊甚烈，美國輿論也紛紛指責奧巴馬“軟弱”和“無所作為”。特別在去年，奧巴馬糾纏於國內紛爭而取消對亞洲兩次訪問和缺席國際會議，引起亞洲不少國家的疑慮。在這一情況下，奧巴馬最近在西點軍校發表演講，聲稱美國有能力“再領導世界100年”，提振美國外交的信心和士氣，並加緊對亞洲事務的插手，消除國內外對美“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質疑。
但最為重要的原因，則是中美力量對比的迅速變化增強美國對中國的焦慮感和危機感。200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僅佔美國的12.2%，2008年上升到30.9%，而在2013年已超過50%。一般估計，中國經濟總量在本世紀30年代中期有可能超越美國。這種升降變化落在長期高踞世界經濟總量的美國身上，其失落和煩惱的心情可以想象。尤其是近幾年，中國不僅海空等軍事力量不斷增強，而且不為美國干擾所動，按照自己的節奏推進外交和海洋強國戰略，更令美國感到緊張和不安，擔心中國將推行所謂中國版的“門羅主義”，要把美國排擠出亞太地區。美國面對按照自己冷戰邏輯設想出來的“中國威脅”，欲在中國將強未強之際加緊遏制與防范，一方面動員本身一切可投入的各種資源，另一方面就是運用“巧實力”，發掘其他可資利用的資源。部分亞洲國家疑懼中國“國強必霸”，菲、越等非法佔據中國島礁的國家擔心攫取的海洋權益將來不保，日本唯恐難再恢復昔日“輝煌”，這都為美國聯合牽制中國的圖謀提供了機會。借東海、南海爭議拼湊某種利益聯盟圍堵中國，將中國封鎖於第一島鏈內，遏牽制中國發展，從而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霸權，就是當前美國撥打的如意算盤。
美國算計雖巧妙，實施中卻有不少難處。“似曾相識燕歸來”，美國這隻老鷹確實在“重返”亞洲，但同時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美國實力畢竟今非昔比，難能像當年那樣憑靠豐足的美元和美軍全力對付中國和誘壓他國。再者，中美現在各個領域合作眾多，利益相互交融，關及兩國方方面面。美國能否承受與中國全面對抗的巨大成本代價，不能不予認真考量。第三，美國日益放縱安倍的狂妄行為，以期最大限度利用日本的價值，幫其實施“亞太戰略再平衡”。日本當前對美表現很乖，但也絕非沒有自己的圖謀。日本目前國家形態和約束軍隊的憲法，是美國主導設計和監管的，戰后日本也一直處於美國控制中。一旦捆綁日本的美國繩索解除，日本將會如何對待美國就很難預料，美國人大概不會忘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人氣勢洶洶對美說“不”的經歷。美國對安倍既要偏袒、鼓勵，又要不時加以節制，奧巴馬不肯總是給安倍面子，似乎不無緣故。第四，菲、越等國借美國撐腰對中國鬧騰不休，也不是全為美國，而是懷有私心。鬧不好，美國就有可能被“綁架”陷入為第三方利益對抗中國的局面。對此美國不能不有所顧忌。
歐洲四國顯然沒有反對把那段針對中國的話寫入“七國集團”峰會的聲明，也是事有原因。這次峰會面對的最重要和緊急議題是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局勢採取的行動以及相隨而來的經濟和安全問題，而在這些方面，歐洲都離不開美國。另外，這是西方7國採取“趕出”俄羅斯和拒絕到索契開會的行動后首次召開的G7峰會，一是需顯示西方國家的“團結一致”，以保持對俄羅斯的壓力，二是要重新彰顯G7在國際社會的重大作用。盡管東海、南海的事同歐洲國家沒有多少利益牽挂，他們卻也不想為此得罪美國和日本。但聲明沒有響應日本要求點名中國，個中原因尚不得而知，估計是歐洲國家不肯完全盲從日本，因為歐洲方面特別是德英法意等主要國家正謀求與中國擴展合作，他們自然也不願得罪中國。
歐洲國家同美國對華態度有一個重大區別，就是歐洲與中國沒有地緣政治的摩擦，也沒有歷史遺留問題。歐洲普遍主張世界多極化或多元化，同中國在各自發展戰略目標上沒有根本性沖突。因此，他們更較真誠樂見中國崛起，相信中國發展給歐洲提供的是機會而不是挑戰。中國同英國、法國和意大利都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今年又同德國建立“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習近平主席今年訪歐時，倡議中歐建立和平穩定、增長繁榮、改革進步、文明共榮四大伙伴關系，得到歐方一致響應。歐洲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雙方在經貿投資合作上已奠定雄厚基礎。歐洲經歷了金融和債務兩場危機后，更加需要和重視同中國的合作，中歐關系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日益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良好勢頭。
中美、中歐、中日關系都是機遇和挑戰並存，盡管機遇大小和挑戰程度上有諸多差別。三種關系互有區別也互有關聯，都應高度重視。這需要我們科學研判形勢，全面權衡利弊，分清主次矛盾，沉著擔當進取。我們隻要牢牢把握“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和淡定心態，既堅持原則，又機動靈活，抓好一切機遇，妥善應對各種挑戰，就能佔據主動，無往而不勝。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紫光閣》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