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科學史工作者，他一直有一個夢想：科學史，這個在不少人看來沒有什麼用處的學問，願它在科學事業中發揮它的大用
當人類仰望星空，心生無限遐想，天文學應運而生，成為一門古老的科學。揭示宇宙奧秘，發現天體運行規律，領悟天人關系，人類探索宇宙的腳步永不止息。
16歲踏進“天文”的門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孫小淳至今已經在現代與古代的天文學中穿梭了三十多年，著眼於中國古代天文學史的他將引領大家走近神秘的天文學，他將告訴我們：天文學史不僅僅是天文學的“文化點綴”。
古代星空的追尋者
孫小淳出生在江蘇溧陽的一個農村家庭。1980年，年僅16歲的他進入南京大學天文系攻讀天文物理專業，或許就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自己這一輩子再也沒有和天文分開過。
因為天文學對數學、物理等學科的要求非常高，那時候的孫小淳除了吃飯睡覺都在學習，直到大三的時候，才時常有機會碰碰自己最愛的足球。臨畢業時，因為國內僅有的幾個天文台已經人員飽和，這個專業大多數畢業生一畢業就面臨改行，入學時的興奮變成了畢業前的惆悵。但孫小淳是幸運的，由於各方面優秀，畢業后他被留在系裡做助教、輔導員和團工作。
因為做學生工作的需要，孫小淳開始接觸哲學、人文類的書籍。這期間，孫小淳遇到了他的恩師盧央教授，正是盧央向孫小淳展示了一個他過去未曾想到過的專業領域——天文學史。1986年，他報考盧央教授的研究生並被錄取。
在恩師盧央教授的引領下，孫小淳仿佛走進了一個全新的知識殿堂。盧教授的講課不拘一格，周易、八卦、星命、醫學、奇門遁甲……無所不談﹔考古天文學、人類學、哲學、結構主義……旁征博引。在當年“文學熱”的助推下，《美的歷程》、《美學》、《純粹理性批判》、《西方哲學史》、《批判哲學的批判》……這些佶屈聱牙的書籍成了孫小淳的日常讀物。
孫小淳在恩師身上學到的不是解題的技巧，而是真正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學天文就避免不了涉及佔星術——常常被認為是“迷信”的領域，“但盧老師卻教給我們不同的思維，把佔星術當作古代的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用解釋學、語義學的方法來研究古代佔星術的構建。如此一來，那些被視為毫無價值的佔星記錄和術文，就轉變成了非常有歷史價值，甚至有科學價值的文獻。”受此啟發，孫小淳1989年的碩士論文題目選定為《北斗星在中國佔星學中的意義》，他從那時起就對中國古代的恆星觀測抱有極大興趣。
1989年，孫小淳在南大讀完在職研究生取得天文學史碩士學位之后，在盧央先生的推薦下，考取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師從薄樹人先生。薄先生的教導激發了孫小淳對科學史的興趣，但科學史對他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專業。博士階段他繼續從事天文學史學習，主要做中國古代恆星觀測史研究。1992年經薄先生的介紹，孫小淳被送往荷蘭皇家科學院分子與物理研究所及阿姆斯特丹大學天文系進行中荷聯合培養博士學習，研究中國漢代的星官。
在荷蘭一年多的學習和工作是快樂而短暫的，導師基斯特梅柯（Jacob Kistemaker）不吝的鼓勵，實驗室裡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每天咖啡茶時間裡的思想碰撞，熱烈而禮貌的爭論，這是他向往的學術天堂。
“到了國外對自己反而有了更好的認識，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你往往是通過與別人的比較來認識自己。在那種環境氛圍裡，對自己打開眼界、增長知識是很有好處的。”孫小淳說。
在荷蘭，孫小淳分析中國古代的星表時，腦海中呈現出當年教授給自己講解數學分析的情形，突然之間意識到可以把傅裡葉分析法運用到古代星表的分析上。就用此方法對中國古代的最早星表《石氏星經》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其論文於1993年發表在荷蘭皇家科學院院刊上。用這種方法確定星表年代，應該說是孫小淳的獨創，而且被國外同行稱為是非常有效而且“優雅”的方法。他在荷蘭完成了《漢代星空研究》的博士論文，1993年回國答辯。后來與導師合作，修改博士論文，並於1997年在荷蘭以專著形式出版，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國外期刊上出現六種以上文字的書評，都無一例外地肯定這一成果。這一研究成果不僅確定中國最古老星表的年代，而且復原了中國漢代的星空，與古希臘托勒密的星空遙相呼應，在世界天文學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回國后我留在科學史所工作，參加了不少課題，完成了對《郭守敬星表》的分析﹔參加了陳美東先生關於《中國古星圖》的研究，還參加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利用歷史學、考古學和天文學方法研究中國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此外還參加了《中國科學技術史大系》的編著工作。但是在這過程之中，我漸漸意識到這樣做科學史在思想上的局限性。我們注重考証，往往只是為了証明中國古代有科學，在某些方面領先等等，常常是以現代科學概念套古代思想，甚至免不了牽強附會。我們搞《中國科學技術史大系》，實際上還是步英國學者李約瑟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后塵。”孫小淳說。
“百人計劃”召喚下回國
1998年，一些從北京大學等單位來的博士生到了研究所，他們為研究所的學術帶來新鮮的思維。對傳統的做法，有的甚至被批評為“隻會考証，卻不知為何考証。”
孫小淳說：“這種批評聽起來是很尖銳，但確實也指出了我們在研究中缺乏問題意識和方法論反思的狀況。我對此有很大的感觸，由此萌生了我再次出國學習，以擴大自己的學術見識的想法。”
一年后，在中科院的第十年，已經35歲的孫小淳放下所有，和妻子遠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系做訪問學者。“去了之后，我覺得干脆讀一個學位吧，這樣我就可以經歷美國的教育。”四年的學習，孫小淳覺得自己的視野與視角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變得更宏觀更有啟發性。這一選擇用他自己的話說，“不是一種計劃性的東西，有的時候就是一種偶然。”
在美國費城學習的四年，是孫小淳生活上最艱苦，思想上最快樂的時光。由於語言上的困難，他一開始還有些不適應，但是很快就克服語言障礙，並逐漸享受課堂上的討論，體會新理論、新思想和新方法帶來的沖擊。除了選修科學史方面的課程外，孫小淳還選修了社會學、哲學、人類學方面的課程，這些都使他大開眼界。
“雖然不能說自己對這些學科有多麼深的了解，但卻啟發了我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科學史的問題。有很多概念和方法，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比如人類學中的主位與客位觀察、文化的濃繪、關聯思維、理論滲透、社會學中的知識與權力、領袖魅力和政治合法性、科學知識的社會構建、文明之間的沖擊與回應等等，無一不啟發我對科學史的想象。孫小淳說，“在美國的學習，不僅豐富了我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增長我的學術見識。我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因此也產生了很多想法”。
在對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的國際前沿理論與方法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后，孫小淳把目光放到了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之中。2000年他與美國學者合作，編輯出版了《跨文化的天文學》，從“天人合一”的自然觀、社會歷史觀等角度去理解中國古代的天文學。
2003年，科學史所劉鈍所長給孫小淳打了一個越洋電話，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勸他回到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搞“知識創新工程”，需要人才，可以申請“百人計劃”把他引回研究所。一個電話，孫小淳就回國了，他希望把一些新思想和新方法運用在中國科技史研究上。
從美國回來之后的孫小淳，想的就是不能僅僅依老一套的考據方法研究中國科技史，也不能局限在“李約瑟問題”的框架內。他在《自然辯証法通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不能研究“近代科學為什麼沒在中國發生”的“負問題”， 而是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實際如何發展的“正問題”。
“我在《從‘百川歸海’到‘河岸風光’》的文中指出，李約瑟認為科學是世界性的，近代科學好比是大海，世界各文明對科學的貢獻好比是百川朝宗、百川歸海。這樣的科學歷史觀固然有其價值，但歷史上科學的發展果真是這樣唯一的圖景嗎？歷史上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探索、所有的實踐，果真是像前世注定，朝著近代科學這個頂點邁進嗎？這種目的論的史學觀顯然忽略了歷史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因此我們必須要回到歷史的語境中去，探討知識的各種傳統、產生的各種方式以及知識在國計民生中的應用。這好比是各個文明知識河流的“河岸風光”。我們隻有深入到古代文明的文化背景之中，揭示科學歷史的多樣性和偶然性，才能真正體會科學歷史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科技史，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寫法。”孫小淳說。
按照這樣的思路，他設計了“國家與科學：宋代的科學與社會”，得到了中科院“百人計劃”的支持。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生了重大轉變的時代，科學上也達到了一個頂峰，被稱為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這項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探討宋代國家治理和國計民生需求如何影響了各種科學的發展。
在“百人計劃”執行期間，孫小淳以《國家與科學：北宋的科學創新》為題完成了賓大的博士論文，取得了賓大的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的博士。項目在2008年完成之時，他主持的“百人計劃”項目結題並被評為“優秀”。在項目結束前一年，孫小淳還爭取到了德國馬普學會和中國科學院的“馬普伙伴小組”項目，於是可以沿著已有的思路，繼續開展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他提出了“邊界與接點：中國傳統科技文化的多元交匯”的課題，希望構建新的研究綱領，研究中國古代科技的知識結構、知識應用及其創新性思維，揭示中華科技文明最深層的特點。這些課題的靈感都來自於他在美國四年的學習。
“有人問我們搞科學史的價值和追求在哪裡，我覺得有兩個，一個是內在的學科追求，現代科學史如何去發展。歷史上偉大的科學家往往是在科學的歷史中得到啟發，提出新的問題，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意義》，開篇就是從牛頓、康德等人的時空觀出發提出問題。以歷史觀來看科學應當成為科學工作者的思維常態，科學史可以培養科學家的想象力。”孫小淳說，“另一個是外在的社會價值，社會需要什麼，我們如何能夠影響和啟發人們的思想。比如從宋代科學史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北宋把國家財政收入的千分之一用在天文上面，這個數字是任何國家都比不上的，所以宋代天文學的高峰很大程度建立在國家的持續支持上。”
歷史的使命，就是以古鑒今。
科研之外
在很多時候， 孫小淳的天文學史研究工作與“科普”是同步進行的，比如在三亞“天涯海角”確立清朝康熙年間的天文大地測量點，在四中閬中探尋西漢天文學家落下閎的故地，既是學術，又是文化﹔既促進了當地的旅游文化發展，又達到了科普的目的。
孫小淳一直參加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的大會以及國內天文學會組織的學術和科普活動，與國家天文台合作，與天文學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近幾年孫小淳主持的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的應用研究、蘇頌水運儀象台的科學復原研究，都得到了天文學界很大的關注。
在國家天文台進門的兩側，一側擺放著亞洲最大的望遠鏡LAMOST天文望遠鏡模型，另一側擺放著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國家天文台、清華大學共同復原的宋代蘇頌水運儀象台1:3模型。孫小淳等人根據自行研制的方案復原了“水運儀象台”，且運轉正常，在2012年第28屆國際天文聯合會大會期間做了展示，引起了中外天文學家和公眾的廣泛關注與興趣，大會還破例安排孫小淳做了兩次大會報告。孫小淳等人復原的“水運儀象台”，揭示了中國古代以特有的方式實現了機械鐘“擒縱”控制功能，完全稱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鐘”，體現了中國北宋時期的科技水平。
2003年在與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的山西臨汾陶寺遺址的天文考古研究中，孫小淳等對中國最早的史前天文台遺址進行了深入研究，對於研究中國天文學和早期文明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孫小淳一直倡導“科學家是科普的先行者”，在陶寺遺址考古發現1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期間，他向襄汾縣政府主動提議為當地的學生舉辦一場“天文與考古”科普活動。原定兩個小時的科普活動，由於學生的反響熱烈，提問不斷，延長了整整一個小時。
2009年是“國際天文年”。這一年，正好發生日全食，在中國廣大的地區可以看到這一奇觀，孫小淳作為嘉賓參與了央視的日全食直播﹔同年在央視國際頻道“人物聚焦”中暢談“中國古代的天文學”。
從事科學史研究已經將近三十年，孫小淳早已把它當做自己安身立命的事業，作為一名科學史工作者，他一直有一個夢想：科學史，這個在不少人看來沒有什麼用處的學問，願它在科學事業中發揮它的大用。
對話孫小淳
《中華兒女》：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會認為天文學和天文學史離我們太遙遠，您能談談這兩者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麼聯系嗎？
孫小淳：天文無處不在，只是我們沒有太注意。就像人類生活離不開時間，我們已經習慣於看手表得知時間，卻不會意識到時間實際上是通過天文觀測確定的。天文學可能看起來很遙遠，但是內在本質上是跟我們密切相關，探索宇宙的目的是尋求人類生存的安全感，這其實和古代天文探索的目標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我們現在表述的方式更加科學、更加理性。而研究天文學史，我們不僅可以總結歷史上的天文學成就，而且可以認知古代天文與人文及社會之間多方面的關聯，這是天文學史研究的人文價值。此外，由於中國古代特別關注關心天象的變化，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天象記錄。這些天象記錄可以為我們現在研究天體物理學及相關科學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觀測數據，例如利用古代的“客星”記錄可以研究恆星演化和超新爆發機制，利用古代日食記錄可以幫助研究地球自轉的變化，利用太陽黑子記錄可以研究太陽活動長期變化。近代天文學的歷史還很短，中國古代的天象記錄，為現代相關科學提供了獨一無二的、長時段觀測數據，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
《中華兒女》：怎樣理解您所倡導的“科學文化”？
孫小淳：科學是一個共同體，科學的創新，與這個共同體的文化密切相關。科學文化，在於傳承，在於制度，在於科學家的思想和行為，在科學評價和資源及榮譽的分配。如果一個研究機構，可以丟開學術傳統和制度不管，以權力代替學術，搞官本位主義，以私利或小圈子利益代替“公有性”和“無私利性”，科學討論和學術爭鳴開展不起來，那這樣的研究機構的學術不可能搞上去。科學是科學家的職業，科學家是人，因此科學具有社會性。因此在科學文化中也像在社會中那樣追求公正和透明。現代科學在社會文化中佔據主導地位，因此在科學院建立卓越的科學文化是科學家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華兒女》：不少聽過您講座的人都說您把科普講的很有意思，這個是怎麼做到的？
孫小淳：科普在國內經常被理解為是把科學的成果翻譯為通俗的語言，應該由專門的科普人員去做﹔有人說科學家科學做得好，科普不一定做得好……這些理解都是不准確的。一流的科普隻有一流的科學家才能做出來。在德國，他們的科學家是非常重視科普的，因為科學家隻有真正理解了的科學問題，才可能用深入淺出的語言把它傳遞給大眾。科普的目的是引起興趣，啟發思考，激發靈感。如果一味地灌輸知識，是引起不了學生興趣的。有些科學家隻在自己的學科領域裡鑽研，不涉及其他的學科，這樣容易陷入狹隘的視野，到頭來隻會一味跟著別人走，缺乏創新。 在我看來，科學家自身也需要科普，那應該是科學思維、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視野、科學責任、科學文化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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