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西柏坡前一夜，毛澤東直到凌晨才入睡。這天上午，周恩來考慮到要長途行軍，就勸主席多休息一會兒，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今天是進京趕考嗎？進京趕考精神不好怎麼行啊？”周恩來笑著說：“我們都應該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呀。”毛澤東鄭重地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能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耕者有其田
1947年3月，國民黨軍在全面進攻失敗之后，改為向山東解放區和陝甘寧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平靜的黃土高原上驟然響起了槍炮聲，胡宗南25萬大軍開始進犯延安。
中共中央根據敵我力量的對比，從實際情況出發，決定撤離延安。3月18日黃昏，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在炮聲中從容地吃過晚飯，在胡宗南的部隊距延安僅3公裡時，坐上吉普車從王家坪出發，離開了延安，踏上了誘敵深入、轉戰陝北的艱苦征程。
據時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師哲回憶，在黨中央決定撤出延安時，他曾經問毛澤東：“一定要疏散嗎？可否設法保住延安，不撤退呢？”
毛澤東點了一支煙，笑著對師哲說：“你的想法不高明啊。蔣介石佔領了延安，他就以為自己勝利了，但實際上，隻要他佔領延安，他就輸掉了一切。”
當時還有個美國的女記者，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不無憂慮地問毛澤東：“您對取得最后勝利有過懷疑嗎？”毛澤東說：“那要看我們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如果我們能解決土地的問題，那麼我們就一定會勝利。”
1947年3月29日，在陝西清澗縣的一個小山村棗林溝，撤出延安的黨中央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即著名的“棗林溝會議”，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組成中央前方委員會，率黨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繼續留在陝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劉少奇為書記，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擔負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7年5月，劉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穩定下來不久，劉少奇籌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全國土地會議。5月31日，中央工委通知各解放區：全國土地會議定於7月17日在晉察冀的平山縣召開。
在全國土地會議籌備階段，由於工作繁忙，劉少奇幾次胃病復發，卻一直沒有停止手中的工作。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身體狀況十分關心，6月14日，毛澤東發來電報：“少奇身體有進步否，望安心休息一個月，病愈再工作。”劉少奇卻復電：“我病已痊愈，身體恢復，可以工作”。劉少奇沒有接受毛澤東讓他安心休息一個月的勸告，因為時間緊迫，別說一個月，連一天他都沒休息。
7月17日，全國土地會議在平山縣西柏坡開幕。
會場設在西柏坡惡石溝溝口小河邊的打麥場上。打麥場打掃得干干淨淨，平平整整。場北頭有個稍稍高出場面的土台子，放了兩張褪了色的條桌和幾條長凳子作為主席台。打麥場的四周長著幾棵槐樹和大葉楊，槐樹不大，大葉楊的枝干又很高，無法遮擋七月炙熱的陽光，於是，工作人員在麥場上搭起一個白布棚。會場布置得簡朴庄嚴，既無會標，也無口號，更無麥克風和擴音設備，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就在這裡舉行了。
參加會議的代表有的坐在高低不一的小凳子上，有的坐在稻草墩上，有的干脆坐在石頭上，用自己的膝蓋當桌子做會議記錄。
警衛員給朱德搬來一把木椅，朱德則把它放在面前當了桌子，然后坐在一塊石頭上，埋頭往本子上記起來。
在100多位代表中，有一個年輕人的身影，他就是毛岸英。當時，他剛從蘇聯回國，也趕來參加了會議。
這天上午，劉少奇站在土台上的條桌后面宣布全國土地會議開幕。會議期間，由於時常胃疼，在炎熱的七月天，劉少奇常常抱著一隻暖水袋堅持開會。劉少奇的精神感動了在場的每一位代表。在會上，劉少奇說：“一切政策的決定、修改和執行，口號的提出與轉變，都必須有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測量政策的正確與否，要以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為標准。”
全國土地會議最大的成果就是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
如今，在西柏坡劉少奇舊居裡依然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小桌，隻有二尺寬、齊膝高，這是當時從老鄉家借來的。劉少奇就是伏在這個小桌上起草了《中國土地法大綱》。
這樣一個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大會，是一個真正的會議，一個舍棄了一切形式，隻剩下內容，隻剩下思想的會議。這個朴素的會議確定要實現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夢想：耕者有其田。
《中國土地法大綱》於當年的10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頒布實施。
《中國土地法大綱》最大限度地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因而也最大限度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參軍參戰的積極性。
祖祖輩輩延續下來的封建土地關系，隨著一張張舊地契的燃燒在大火中消失，而一張張散發著墨香的新地契又使村民們世世代代的願望變成了現實。獲得了土地的農民煥發了極大的熱情，它激活了舊中國一個人口眾多的苦難階級，這個階級在改變自身命運的同時，也改變著中國歷史的走向。
經過土改的解放區農民，在經濟上翻了身，政治覺悟也空前提高，大批青年農民潮水般涌入部隊。解放區的老百姓把糧食、被服等戰地物資源源不斷地送上前線，而且還組成了運輸隊、擔架隊這樣的隨軍組織，擔負起了戰地的勤務工作。
在西柏坡紀念館裡，記者見到了一份當年翻身農民寫給毛澤東的信，信裡這樣說：“毛主席呀，沒有你我們真得餓死啦。這回我們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馬，分了衣服糧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團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動派。冬天到了，你那裡很冷吧？給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雙靴子、一雙毛襪、一頂帽子。這是我們的翻身果實，也是我們的一點點心意，請你收下。我們都想看看你，離得又這樣遠，也見不著你。請你把最近的照片捎一張來吧。”信的落款是哈爾濱顧鄉區靠山屯全體翻身農民。
《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后，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暴風驟雨般掀起，使幾千年來中國大地上盤根錯節的封建秩序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后來一位美國人甚至這樣評論：“新發布的《土地法大綱》在1946年至1950年中國內戰期間，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作用。”
歷史証明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解決了土地問題，極大地鞏固了解放區和加強了對解放戰爭的支援，歷史的發展証明，沒有億萬獲得土地的農民的支援，解放戰爭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到了1948年2月，由於全國土地會議對土改的一些政策規定得不夠具體，特別是對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准沒有作出比較詳細的規定，使得解放區的土改運動，出現了一些比較明顯的“左”傾偏向。土改“左”傾問題在晉綏地區尤為突出，問題甚至發展到亂斗濫殺，破壞統一戰線，把愛國人士、開明紳士、晉綏臨時參議會參議員牛友蘭游斗致死，副議長劉少白在3000人的斗爭大會上，被當場宣布撤職。
毛澤東知道這些事情之后，非常生氣並立即指示，改正對劉少白同志的錯誤評價，恢復他的職務。在糾正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左”傾問題時，毛澤東表示了最大的決心。
蔣先生當敗
1948年3月23日，轉戰陝北一年零五天的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機關在陝北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於5月27日來到西柏坡。
當時的中共中央大院，是一片古朴的太行山區民居，土坯壘就的農村房舍，參差的四合院落。為了迎接中央前委的到來，中央工委做了一系列的准備工作，除了動員老百姓給騰些房子外，自己也動手蓋了一些房子，還專門在后溝為毛澤東准備了一套堅固的窯洞式住房。這是三間並排的房屋，仿照陝北窯洞的形狀，用就近從山上搬來的青石蓋起來的。
毛澤東來到西柏坡的第一天，堅持不住在為他單獨准備的住處，一定要讓年齡大的朱德搬過去。朱德哪裡肯去，直到1948年11月底，才在大家的勸說下從劉少奇住處的前院搬了過去。
記者在西柏坡看到的毛澤東舊居，是土坯壘起的兩進兩出的四合院，前院裡有一棵梨樹，據說每年春天都花繁葉茂。1948年的秋天，這棵樹結滿了果實，毛澤東讓警衛員把所有的梨都給房東家送去，自己一個也沒留。
毛澤東住處的西鄰便是軍委作戰室，這間房子大約30多平方米，裡面擺著三張桌子，一個是作戰科，一個是情報科，一個是資料科。當年這裡總是徹夜燈火通明，電話、電報聲不斷。
為了黨中央的安全，中央各部委都以西柏坡為中心，星羅棋布地分布在附近的村落。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主要通過電報與全國各解放區和前方部隊的指揮部聯系，這要靠軍委二局和三局來實現。據曾經在中央軍委二局工作的同志回憶，當時他們每天要多次往返於西柏坡與周圍的村庄。
1949年春天，毛澤東接見了為解放戰爭做出特殊貢獻的軍委二局，在和軍委二局的干部一起合影時，毛澤東站在照片的左側，軍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間，毛澤東對工作人員的尊重由此可見。
三大戰役期間，毛澤東親手寫了190多封電報。今天，我們可以從毛澤東起草的電報稿中看出，當年作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他往外發的電報不都是命令式的，很多是征求意見、了解情況的。“究以何者為宜，請酌定”，“以上意見妥否，望復”等等，類似這樣的字眼，在毛澤東和各戰區司令員、政委們商討戰策的往復電文中經常出現。正是這樣民主的決策方法，才使中共中央、毛澤東在決策過程中獲得了制勝的主動權。
毛澤東在西柏坡的土坯房裡，通過電報指揮了包括三大戰役在內的24場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隊222萬多人，特別是在指揮平津戰役期間，他還同時關注指揮著淮海戰役等五個戰役。
在這樣緊張的日子裡，毛澤東經常把吃飯當成了負擔，常常每天隻吃一頓飯。戰場上的每一處變化，都牽動著他的神經。
當年在西柏坡，盡管生活條件已經好轉，但是黨中央依然保持著清貧的作風。參謀人員沒有紅藍鉛筆，就用自己紡出來的紅毛線、藍毛線在軍事地圖上標注戰場變化形勢。
隨著解放戰爭的形勢變化，作戰參謀在作戰地圖上用紅毛線一圈一圈地去拴，拴住了沈陽，拴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紅毛線拴住了平津。
國民黨將領黃維在淮海戰役被俘，1975年特赦出獄后，堅持要到西柏坡看一看，當他看到這間簡陋的作戰室時，連連說：“蔣先生當敗！蔣先生當敗！”
隻見公仆不見官
在西柏坡如今人們津津樂道的依然是，當年黨的領袖隻見公仆不見官的優良作風。中央工委在到達西柏坡后不久，這天朱德去北冶的兵工廠視察回來，乘坐一輛很破舊的吉普車，顛簸著走在坑坑窪窪的山路上。山路不平，車子破舊，時不時要停下來修理，開到滹沱河灘上，車子徹底陷住了。
就在大家忙活著推車的時候，新來不久的警衛員劉萬幫發現朱總司令不見了。他看看左右，周圍的人都在滿臉冒汗地推車，沒有看到首長，他顧不上打招呼，轉身就回去找首長。
等大家把車子推上岸，見小劉急匆匆地跑回來，大家就問：“你丟了什麼？”小劉站在河邊，著急地問：“我們首長哪兒去了？”聽了他的話，大家“轟”的一聲都笑了。
小劉仔細一看，朱總司令好端端地在人群中坐著呢。原來剛才朱總司令也和大家在一起埋頭推車，小劉哪裡能想到總司令還能和大家一起推車，所以根本沒看到，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這時朱德說話了：“小劉，你不把我當總司令，這是對我的最高評價。”
在西柏坡的往事中，許多細節看似平常，卻體現著領袖們偉大的人格和高尚的精神。
1948年冬的一天，周恩來外出辦事，在回來的路上，茶缸蓋從汽車上掉了下來，被車軋得歪歪扭扭。衛士長成元功發現后，就趁周恩來不注意偷偷地到供給處領了一個新的茶缸。周恩來發現后，把成元功叫過來，意味深長地說，茶缸呢，舊點怕什麼，隻要不漏水就沒關系，我這兒正好有一個小碟子，蓋上正合適。最后，成元功隻得把舊茶缸拿了回來。周恩來這個別致的茶缸，后來一直帶到了北京。
在西柏坡的日子裡，領袖們和群眾心貼心的事情也比比皆是。
1948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澤東來到西柏坡村東頭散步。這時的西柏坡，正是小麥成熟待收和稻谷尚未抽穗的時節。農民出身的毛澤東無論走到哪裡，都惦記著農民。他走著走著，看見一位老鄉彎著腰、赤著腳正在稻田裡干活。毛澤東看著又細又弱的稻苗，微微皺起了眉頭。他停下腳步，招呼這位老鄉。
老鄉聽見有人喊他，忙走了過來。毛澤東用湖南話說：“你們這裡種稻子不是插秧嗎？”怕老鄉聽不明白，毛澤東用手比畫著插秧的動作。
老鄉從手勢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忙說：“不是，俺們這裡沒有栽過稻子，都是直接往地裡撒種。”
毛澤東問：“一畝地打多少啊？”這位老鄉說：“好年成頂多打兩石，平常年景打一石五六。”毛澤東說：“這麼好的地打這麼點稻子，產量太低了。我是南方人呢，種稻子不是像你們這個種法。要先將稻種浸一浸，弄幾塊秧田，施足肥，先育好秧，然后再把秧插到田裡去，產量就會提高的。”毛澤東一邊說一邊打著手勢，“你明年不妨試一試。”
老鄉聽不大懂毛澤東的湖南話。這時，站在毛澤東身邊的楊尚昆急忙說：“老鄉，這位同志說，他們的家鄉大部分是稻田，他們那裡的種稻方法是，先育秧后插秧，這種方法比你們這裡直播打得多，你明年不妨試一試。”
這件事毛澤東一直記挂在心裡，離開西柏坡后，他仍然關心著西柏坡的生產和群眾的生活。1951年12月中旬，毛澤東給西柏坡黨支部寫信，提醒他們來年春天種水稻時一定要先育苗、后插秧，大家互助合作，把農業生產搞好。1953年3月下旬，他又派農業科技人員專程到西柏坡指導種水稻。1958年6月，毛澤東還惦記著西柏坡種稻的事，特意讓中央辦公廳給西柏坡寫信，讓他們到水稻高產的涿縣去學習。經過學習，西柏坡一帶的水稻越種越好。
加強紀律性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或許很多人不知道這句名言就出自於“九月會議”。
“九月會議”是中共中央撤離延安以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也是日本投降以后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
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年，全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隨著共產黨軍隊的節節勝利，從8月起，國民黨將“全面防御”被迫轉為“重點防御”，想依靠集中優勢兵力，以固守大城市轉敗為勝。為了挽救敗局，8月3日至7日，國民黨在南京國防部禮堂召開了由120人參加的軍事檢討會，期望能徹底檢查軍事失敗的原因。
而此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西柏坡組織了決戰總動員。
接到“九月會議”的通知，各中央局、軍區的領導分別從駐地出發，穿越敵人的重重封鎖，趕赴西柏坡。在鄧榕撰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這本書中，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描述。7月25日早晨，鄧小平告別了劉伯承，乘上一輛繳獲的美軍吉普向洛陽方向駛去。當他們一行到達黃河北岸的時候，突然頭頂上出現了一架敵機，在毫無掩蔽的沙灘上，人和車完全暴露在敵人的視線內。一旦敵機俯沖過來，后果不堪設想，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幸運的是並沒有發生什麼事。就這樣，他們一路經山西晉城、長治、潞城，到達太谷縣。但是到達太谷縣后才得知，從這裡經榆次到石家庄的公路在抗日戰爭時就已經被破壞了，怎麼辦？是繞道走還是繼續走？鄧小平決定一直向前。
白天有敵機不能走就改成晚上走，大路被破壞了他也決不繞路，硬是顛簸著從凸凹不平的道路上直線而去。幾天之中他一直未敢稍事停留。從河南寶豐到西柏坡相隔千裡，一路的辛苦可想而知。
此時的西柏坡，毛澤東等人正興致勃勃地迎接從各個戰場上趕來開會的戰友們。盡管一路風塵，卻掩蓋不住他們三年來重新聚首的高興和對局勢勝券在握的自信。從硝煙彌漫的前線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久別重逢，大家有說不出來的喜悅，交談中無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而興奮。當鄧小平趕到西柏坡村口時，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都出來迎接他。自1945年8月25日離開延安，3年時間過去了，今天重逢，鄧小平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不停地問候。毛澤東注視著鄧小平消瘦的臉，很有感情地說：“鄧小平啊鄧小平，你都快瘦成鄧小猴了。”
到西柏坡后，由於住房不多，鄧小平住在葉劍英家裡，賀龍住在任弼時家裡，其他人也分別住在西柏坡各處。
“九月會議”就在中央機關的伙房裡召開了。開會時大家把飯桌拼在一起當會議桌，散會后就在那裡就餐。盡管會場條件極為簡陋，但是由於革命形勢發展迅速，大家心情都非常舒暢。
毛澤東主持了會議並作了工作報告，在談到作戰問題時，毛澤東特別強調，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500萬，殲敵正規軍500個旅，5年左右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
1948年9月，西柏坡到處是一派豐收景象，滹沱河兩岸的庄稼成熟了，人民歡笑著、忙碌著。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也收獲了豐碩的成果，西北戰場又傳捷報，濟南戰役決策已定，北寧線作戰箭在弦上，戰略決戰前的運籌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9月7日，也就是“九月會議”正式召開的前一天，中央軍委就關於遼沈戰役作戰的方針致電東北野戰軍，9月12日，也就是“九月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東北野戰軍出擊北寧線，16日，華東野戰軍發起濟南戰役。由此拉開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序幕。
40多年后，徐向前元帥在回憶“九月會議”時說，我們能在1948年9月以后，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同蔣軍戰略決戰，解放中國大部分土地，是“九月會議”奠定了基礎，這次會議將永垂青史。
不當李自成
今天走進西柏坡，留給我們記憶和遐想的是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東西——為新中國奠基召開重要會議的大伙房，還有二尺小桌、石頭會場、小石磨。這一件件普通的東西卻都彰顯著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那就是為人民服務。
隨著三大戰役的結束，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日子已然不遠。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
3月2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公報由新華社向全國發表。就在同一天，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正式將黨的工作中心由鄉村轉入城市，並開始著手建立新中國的籌備工作。
五大書記離開西柏坡的前一夜，是毛澤東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也是他難以入睡的一夜。這一夜毛澤東批閱完文件之后，又站在窗前眺望著夜空，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煙來，直到凌晨三四點鐘，才上床睡覺。
臨睡前，他囑咐衛士長李銀橋說：“9點以前一定叫我起床。”
第二天早晨，周恩來怕毛澤東休息不好，指示李銀橋不要9點鐘叫醒主席，讓主席多睡會兒。因此到了上午10點鐘，警衛員才叫醒毛澤東。
周恩來見到毛澤東問道：“沒有休息好吧？應該多休息一會兒才行，長途行軍坐車是很累的。”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今天是進京趕考嗎？進京趕考精神不好怎麼行啊？”周恩來笑著說：“我們都應該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呀。”毛澤東鄭重地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能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當年，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軍，推翻明王朝進入北京。在進京的40天裡，幾十萬大軍貪圖享樂，官兵驕奢淫逸，紀律廢弛，人心渙散，作風蛻化。這40天，是農民起義軍由盛而衰，從頂峰開始急速跌落的40天，是天翻地覆的40天。
毛澤東熟讀史書，分析時局，不僅對李自成的失敗有著清醒的認識，更提出了要引以為戒的警示。
在中國革命史上，有過一段著名的“千秋窯洞對”，對話人是毛澤東和黃炎培。1945年，為了恢復已經陷於停頓的國共合談，黃炎培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議員，訪問了延安。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到他的住處，談了整整一個下午。毛澤東問黃炎培，在延安的考察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對毛澤東說：“我生60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正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他講完以后，毛澤東非常嚴肅地回答黃炎培：“我們已經找到了這條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人民，還是人民，毛澤東如此強調人民二字，因為人民一直在他心中。一晃近四年，黃炎培提出的問題，更加緊迫地擺在了毛澤東面前。
毛澤東還沒進城，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警示全黨：“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他們在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家用糖衣裹著的炮彈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關於七屆二中全會的珍貴紀錄片，是一位叫作蘇河清的攝影師拍攝的。蘇河清清清楚楚地記得，會場在大院的西北角，是臨時搭建的大伙房，土坯壘牆，檁條搭頂，沒有椽子。將葦帘直接搭在檁上，上面便抹泥封頂了，這座房子比不上民房堅固，但比民房寬敞得多，缺點是伙房裡連電燈都沒有，隻能借助自然光拍攝。
1949年3月5日，是個艷陽天。34名中央委員、19名候補中央委員齊聚西柏坡，就是在這樣一個大伙房裡，召開了新中國建立前夕最重要的一次會議——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
就是在如此簡陋的環境中，毛澤東提出了“兩個務必”。他特別強調：“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如今，走進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的舊址，主席台中央懸挂的是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其實當時最初懸挂的是馬恩列斯的照片，還有毛澤東和朱德的畫像。3月5日那天，毛澤東一進會場便提出批評說，開會不要挂我們的像，這樣不好，應該挂馬恩列斯的照片。於是第二天就挂了4位國際偉人的像。可大家議論紛紛，你一言我一語，說法不一。就又將毛澤東和朱德的像挂在兩旁，結果再次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會議的最后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大會通過了六條規定：即，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
由此看來，對於“趕考”二字的理解，以及對未來政權建設的設想上，毛澤東顯示出遠見卓識的歷史觀。他沒有把勝利當成勝利，沒有把進城當作落腳休息。即便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關於進城的問題講得夠清楚了，可在臨進北平的時候，毛澤東又把中直機關各部委辦的負責人叫來，對大家說：“我們要准備進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備。我說的准備，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准備。要告訴每一個干部和戰士，我們進北平不是去享福，決不能像李自成進北京。”
1949年3月23日，將近中午，車隊離開了這個太行東麓的小山村，告別了西柏坡，陸續出發。第一批出村的是11輛中小吉普，這是中央首長的車隊，第一輛是帶路的小吉普，第二輛至第十輛，分別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以及他們的家屬。第二批出村的是中央警衛處，中央機要室，軍委一局、二局。
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到達保定，聽說保定市要舉行慶祝大會，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電告華北局：“聞此地將舉行慶祝大會，主席認為不妥。連北平也不要開慶祝大會，因以我黨中央遷移名義，號召人民慶賀並不適當，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慶賀行動。”
中央首長到達保定時，街上很多人認出了毛澤東，滿街都是人，都等著看毛澤東一眼。公安局負責同志來請示是否要淨街，毛澤東當即表示，不贊成淨街驅趕群眾的做法。周恩來說，不要淨街，不要限制群眾的自由，更不能影響商店開門營業。主要是把街上的交通秩序維持好。
車隊緩緩行進，汽車裡毛澤東不斷地向群眾招手致意。不開慶祝會，不大張旗鼓地搞歡迎，中央機關的車隊就這樣緩緩地前行。 （史進平 謝燕紅 劉東來）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