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生態文明建設的范本
位於湖南友好省縣滋賀縣的琵琶湖是日本第一大淡水湖，面積約674平方公裡，蓄水量256億立方米，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之一。琵琶湖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鄰近日本古都京都、奈良，以及經濟重鎮大阪和名古屋，是日本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琵琶湖是京阪地區1400萬人的飲用水源。
琵琶湖納入河流460條，流出河流僅賴田川一條，自然條件極為封閉，進多出少的水系格局使得生態環境十分脆弱，湖體淨化周期為19年，因此琵琶湖環境保護的自然淨化條件並不好。琵琶湖自日本明治時代實施對京阪地區供水以來，當地就一直重視對這一水質的保護，但196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還是導致了琵琶湖水質下降，赤潮、綠藻時有發生。政府部門先后出台一系列法規和條例，對琵琶湖周圍地區的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排放作出明確規定，制定了嚴於國家數倍的水質標准，其中化學需氧量、總氮、總磷等影響湖泊富營養化指標的標准限值分別為1、0.2和0.01毫克/立方米，是我國現行湖泊水質標准的5—20倍。早在1972年滋賀縣就制定了琵琶湖綜合開發計劃，通過多年努力琵琶湖主要水質目標已基本實現。
滋賀縣強化污水處理在琵琶湖污染治理中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建成了高度發達的污水處理體系：以城市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為主體，尚未納入集中處理的城區則採用合並淨化槽處理技術，全縣409個村落也全部建成污水處理設施，實現農業灌溉排水的循環利用。上述三大體系綜合配套使得滋賀縣污水處理率98.4%，在日本國47個省級行政單位中排名第二，總計人口140萬的滋賀縣已經建成的9座污水處理廠，城鄉廢水不再直接進入水體，處理后的污水水質已經堪比自來水。
琵琶湖治理對美麗中國和我省“兩型社會”試驗區建設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一是全民普及的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意識。日本人資源節約意識很強，沒有國內常見的“舌尖上的浪費”，對土地利用十分集約，如大津市水再生中心佔地面積僅2.89公頃，僅為我省同類企業的1/5，但是日處理能力卻高達7萬噸，該廠除實現廢水深度處理外還進行了除臭處理，地處鬧市卻絕無絲毫臭味，沒有我省環保基礎設施普遍存在的“公廁效應”。二是確立飲用水源地保護目標，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琵琶湖作為京都——大阪的主要飲水供給水源，這就確定了琵琶湖的生態功能定位，並制定了相應的資金補償制度，理順了水資源供給和生態補償的關系。面對1960年代開始出現的琵琶湖水質惡化問題，也由日本政府出面，組織滋賀、京都、大阪等地政府共同商議，以國家水污染防治標准為基准，制定琵琶湖水質追加條例，水質保護經費由各方共同承擔。這一做法，對我省湘江、洞庭湖和東江湖的資源定位和生態補償提供了參考價值。三是劃定生態紅線，實施最嚴厲的水環境質量標准。琵琶湖極其嚴格的水質標准一經確定，所有法規和綜合性計劃均以此為基礎照章實施。我省正處於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時期，難於實施更加嚴格的環境標准，但國家規定的工業廢水綜合排放標准、城鎮污水處理廠排放標准和地表水環境質量標准必須嚴格執行。四是大力開展環境宣傳力度。滋賀縣大力宣傳琵琶湖與人共生和永續利用的理念，將每年的7月1日和12月1日定為環境保護日，組織開展“山之子”、“湖之子”等環保活動﹔1984年組織召開了第一屆世界湖泊會議，目前已經成為在全球各國輪流召開的湖泊保護年會﹔建立了琵琶湖環境博物館，大力開展環境宣傳和教育。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圍繞建設美麗中國加快生態文明制度的改革，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對照上述要求以及省政府一號工程建設，琵琶湖治理幾乎提供了現成的范本，具有多方面的借鑒意義。
（作者單位：省環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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