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開啟全面改革的新階段
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的改革已進入全面改革的新階段，改革的領域已不僅是經濟體制，而且包括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全面改革也不是枝枝節節的修補和改良。
問：如何理解《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改革開放是“新的偉大革命”這一提法？
常修澤答（下同）：改革開放是“新的偉大革命”，是一場革命，這個判斷相當精深。此前有一個重要的判斷是鄧小平同志作出的，他在1980年代有一句話：“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談四點：
第一，首先要明確，這裡講的是“新的”革命，而不是“老的”革命。中國的改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它與過去那種以武裝斗爭、暴力革命為主要特征的革命有原則區別。
第二，它不是對原有體制枝枝節節的修補或改良，而是一種制度性的變遷。20多年前，那時我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事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曾於1994年完成並出版一著作，題為《中國：“換體”的革命》。這是從經濟體制改革角度來探討的，核心問題是主張換資源配置的主體。過去是政府配置資源，計劃配置資源，這個“體”要換，計劃為“體”變成市場為“體”。我這個思路是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相應的哲學范疇——“體和用”得到啟發的。當時不少人對市場配置資源往“用”這個層次上理解，我認為那不夠，市場配置資源不是在“用”的層次，而是在“體”的層次。因此，我在那本書中說，經濟改革是一場革命，而不是枝枝節節的修補和改良。
今天，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的改革已進入全面改革的新階段，改革的領域已不僅是經濟體制，而且包括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全面改革同樣也不是枝枝節節的修補和改良。《決定》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命題，就涉及重大的制度創新問題。
第三，要把《決定》第一條講的改革開放是“新的偉大革命”與第二條講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理解。要把握“革命”與“完善”的統一，以求得最大政治公約數。
第四，改革開放是“新的偉大革命”這一提法，與鄧小平的“第二次革命”的提法，是一脈相承的。但這裡用“新的”而沒有出現“第×次”的提法，我認為是為未來改革預留了足夠的歷史空間，因為“改革無止境”。到底有多少次,現在很難說，用“新的”一詞帶有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蘊涵。
問：怎麼理解《決定》將改革開放看作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
答：孫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共產黨是不是大踏步趕上這個時代潮流了？那我們就要研究新的時代潮流是什麼？
在我看來，當今有三大時代潮流比較明顯：
第一，經濟上的潮流是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人們對市場經濟有所反思，這是應該的，但也同時出現了一股批判和否定現代市場經濟的思潮，甚至有人認為市場經濟是中國問題的根源。我認為，市場經濟是有缺陷，有明顯局限性，但是從這個時代來看，比較起來，當今世界還找不到比市場經濟更好的資源配置機制。《決定》把原來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改成“決定性”作用，這是重大的理論提升，意味著中國將與“政府主導型”模式或稱“政府干預型”模式告別。很明顯，中國大踏步地趕上了時代潮流。
第二，政治社會領域的潮流是公平正義。尋求公平正義是人類的天性，不僅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同樣如此。例如美國青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追求公平正義的具體行動。可見，無論歐美還是發展中國家，盡管各國民眾表達形式不盡相同，但民眾呼喚“社會公平正義”的訴求是本質的、共同的。《決定》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從文化改革到社會改革，乃至生態文明領域的改革，從不同方面貫穿了公平正義的精神。當然，要實現公平正義還需要作艱苦努力。
第三，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包容互鑒潮流。青年朋友要認清一個趨勢，中共十八大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是十八大報告的顯著亮點。今年6月，習近平與奧巴馬在安納伯格庄園會晤提出“包容互鑒”，這是一種新的認識。隨著大國之間關系的“包容互鑒”，多元文明之間的交融或兼容勢在必行。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還隻在“倡導”階段，而且真正實現起來難度非常之大(例如，從近日的西太平洋風雲就能看出這一點)，但是人類文明的包容性發展作為一股歷史潮流，是阻擋不住的。
問：如何理解“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這一提法？
答：這個問題可從中國第三波轉型的角度去把握。2009年我曾提出過“第三波轉型”理論觀點。在我看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大陸部分）已經歷了兩波歷史大轉型：第一次是以1949年為標志的社會制度轉型﹔第二次是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經濟體制轉型（這場轉型還沒有完成）。我認為，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將進入第三波歷史大轉型階段。第三波轉型新在哪裡？它不僅僅是經濟轉型，而且是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在內的“五環式”的全方位轉型。
這就是說，中國下一步是要推進“五環改革”（參見拙著《人本體制論》）或說全面改革。五個“環”都有一個“軸心”，經濟改革的中心是市場經濟，政治改革的中心是民主政治，社會改革的中心是和諧社會，文化改革的中心是先進文化，生態資源體制改革的中心是生態文明。這5個關鍵詞，20個字，是未來全面改革每個領域核心的目標，每個改革都要奔著目標走，圍繞軸心轉。
問：如何理解“建立服務型政府”？
答：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就要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的對立面就是管制型政府或者叫干預型政府。中共十六大報告的提法，政府的職能是四條，而且順序是有講究的，第一是經濟調節，第二是市場監管，第三是社會管理，第四是公共服務。這次作了重大調整，明確指出和強調建立服務型政府。
要建立服務型政府，就意味著政府的職能要轉到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和促進共同富裕等方面來。經濟方面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在“經濟調節”的借口和旗號下干預微觀經濟。
同時在未來政府治理中，我覺得，各級政府的角色可能也要有所變化，比如說是否會變成中立型政府：我在新近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論》一書中提出，“包容國有與民營”、“包容不同社會階層”。在經濟活動中，在國有和民營經濟面前，政府站在哪一邊？中立。在企業和勞工(或者說資方和勞方)面前，政府站在哪邊？我的意見是，政府應該處在一個超然的位置，做好公共服務。
問：怎麼才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答：“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1940年代抗戰時期，美國一個記者團到訪延安，看到延安非常廉潔，對此大加贊賞。但宋美齡說：“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滋味。”她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命題。當嘗到權力滋味后怎麼辦？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提到我們日程上來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要強調制度的作用。
這次《決定》提出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直接深入到國家治理體系的層面。根據我個人對國家治理體系的理解, 應包括以下幾項制度——第一，國家權力的運行、配置、約束和監督機制，這是重要機制。政府的善治機制當然包括在內。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黨和政府的關系機制也應包括在內﹔第二，獨立的司法體系﹔第三，鑒於當代不少國家都存在腐敗問題，因此反腐敗機制應單獨列出。強調反腐敗體制機制的創新和制度保障，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權宜之計，得有長效機制。財產公示就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安排。除此之外，還有社會治理機制（包括《決定》提出的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等。從制度角度著眼可以把權力關到籠子裡。
（作者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