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35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僅靠某一方面的改革單兵突進，企圖借此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和做法是不現實的。改革，歸根到底是制度的變遷，是資源的重新配置，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由此而實現效率的更加提高、分配的更加公平、社會的更加正義。諸如在市場配置基礎之上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本、金融資源的充分自由流動，所產生的規模效益、制度紅利，於今仍不絕於縷，但已經處於盤桓滯流狀態，種種制度性桎梏有使我們的改革洪流陷入一潭死水的危險，有使我們的經濟細胞陷入制度性缺氧的險境。

再請看我們的改革歷程。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改革也發軔於農村，但事實已經充分証明，沒有土地、戶籍制度改革的創造性突破，沒有工業化帶動的城市化進程，既有“三農”狀態隻會使得中國發展之車輪深陷泥濘。在以土地承包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初步穩定的基礎上，國有企業改革隨之提上了議事日程，並最終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為國有企業改革配套衍生的財稅金融價格體制改革亦步步前行。與此同時，鄉鎮企業進而非公有制企業由於農村生產率提高釋放的源源不斷的低成本勞動力而得以迅速發展，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所帶來的資金技術的供應，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非公有制企業發展的需要。雖然汽車工業、房地產業的相繼發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低端制造業所帶來的產能過剩，但如果沒有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傳統制造業產能普遍嚴重過剩及以環境破壞為代價的惡性競爭將持續存在。這就是今天我們面對的現實。

由此而引發的帶有意識形態色彩之爭的所謂“國進民退”，其實質是已經發展壯大到一定規模的非公有制經濟與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公有制經濟在資源層面低水平激烈競爭的反映。這也凸顯了全會再次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的重要意義，即：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

中國的改革歷程，伴隨著世界大轉折（由自私的疏離的孤島向利益共同體的地球村轉折），體現為經濟大轉軌（由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向分散決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和社會大轉型（由數千年的封建臣民社會向現代公民社會轉型）。過去的35年，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變遷過程中一步步成功地走過來的。

這樣的成功，也有相當的代價，當下看來，代價其實不菲。中國經濟發展當前面臨四大問題：生態問題（粗放的發展方式使得生態環境不能承受經濟增長之重）、實體問題（投資主導的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金融問題（地方融資平台倒逼央行、財政）、社會問題（階層收入分配差距、社會地位急劇拉大等）。這四大問題，歸根到底歸因於經濟大轉軌和社會大轉型的不匹配、不和諧、不協同﹔歸根到底歸因於我們過度地、畸形地、片面地依賴於經濟增速，忽視或延宕了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改革缺乏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鑒於此，全會特別強調，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我們以為，這一超脫利益集團紛爭的重大舉措，對於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極其振奮人心。

全會在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統部署的同時，也十分清晰地闡述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制度保障和具體改革措施。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已經吹響，當務之急，就是要以壯士斷腕之氣魄決心，以堅韌果敢之豪情毅力，依此次全會之重大戰略部署，全面落實改革，全方位深化改革，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不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真正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唯其如此，經濟自強、政治自信、文化自覺、社會自治、生態自然之目標才可達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亦會有厚重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