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我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突出重點，統籌謀劃，協同推進。《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這對於我們以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為依據，科學統籌改革全局，引領改革深化，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發揮其對改革全局的牽引作用

《決定》指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是因為人類社會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基本矛盾運動中發展演進的﹔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促進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才能更好地拉動上層建筑和各個領域的改革，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牽引作用。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不斷解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矛盾沖突中的體制機制問題，增強作為社會經濟基礎及其所體現的經濟制度的時代性、先進性。而在經濟基礎變革中優化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對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管理等上層建筑領域的改革提供基礎、動力和參照系，並增強各領域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匹配性。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越大，對其他領域的牽引作用也越大。例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不斷成長的各類市場主體，必然要求簡化和減少政府審批事項、建立健全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不斷發展的市場體系，必然要求商品和要素更加自由流動、資源配置更多依據市場機制進行，這就推動和牽引著相應的政治行政體制的深化改革等。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以利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決定》的說明中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中國經過了35年的改革開放，大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力，人均GDP達到了上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水平。但我們所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仍然較多。加快改革制約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在目前的中國具有很強的緊迫性。一方面，在人均自然資源大多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情況下，在可再生資源特別是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源要素還需要積極培育和大力激活的情況下，就必須解決好資源或要素的形成機制、投入與配置方式，使之發揮最佳效能﹔另一方面，就是要更好解決發展成果的分享，解決好收入與財富分配的公平公正與增進效率的有機統一性問題。要達至“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改革成效，仍然必須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

《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當前我們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就必定要把發展作為硬道理，堅持以發展作為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隻有繼續牢牢把握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局，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夯實良好的物質基礎。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其核心在於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必須同時牢牢把握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才能真正使經濟體制改革得以深化。習總書記在《決定》的說明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作用這個問題……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

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重大理論觀點。其核心的意義就如習總書記所說：“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於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於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有利於抑制消極腐敗現象”。這四個“有利於”的闡述，深化了我們對《決定》為什麼把“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的理解。

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將促進企業等市場主體成長，清除傳統體制遺留的過多依賴政府直接安排資源的偏好、利益訴求與經營風險過多與政府行為捆綁等現象，從而大大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與效益﹔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將通過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從根本上改變市場分割、要素流動受阻以致“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並存”、地區間盲目競爭而“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問題，加快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將促進政府端正角色定位，界定政府與市場的不同職能作用，著力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使政府主要從彌補市場失靈等方面更好發揮作用﹔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將有利於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發揮作用，削弱介入經營性資源配置的行政權力，制約各種權力“尋租”行為，形成公開公正廉潔行政的良好政風。

作者系廣東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原副校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