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在城鄉生產要素上消除體制性的差距障礙，在創新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上實現“四化同步”的農業現代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村發展的主要掣肘。新世紀以來歷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在破解此發展難題上做出了具體改革推進工作，這一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緊箍咒”在不斷鬆動中已經出現了徹底解決的改革良機。

採訪中，眾多權威專家告訴本刊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此番新闡釋指明的全面改革城鄉發展關系的方向，“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一方面要保証城鄉要素資源的平等交換，尤其是農村土地資源的公平交易，消除城鄉體制上造成的差距;另一方面，要加快構建和完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為農業現代化提供全方位支撐。”

構建城鄉資源公平配置新機制

作為農村和農民最重要的資產，農村集體土地和城市國有土地在交易市場上的不公平，是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個縮影。受訪專家分析，要實現城鄉一體化，首先要打破當前城鄉二元體制的土地結構。

對此，十八屆三中全會主要有兩點涉及這一問題，其一是重申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其二是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副總工程師鄒曉雲表示，長期以來，由於農村集體建設土地流轉面臨的諸多限制，導致集體建設用地在融資、變現方面都很難實現，大多有價無市。

由於農村集體資產的財產功能未能有效發揮，農民財產性收益微薄。目前，我國農民在收入來源中，財產性收入所佔的比重剛剛超過3%。“沒有賦予集體建設用地同等的權能，城鄉很難形成一個融合的市場。”鄒曉雲說，“要使城鄉市場融為一體，讓集體建設用地有序合規流動，勢必要解除對集體建設用地流動中的不合理限制。”

鄒曉雲進一步分析，在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建立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必須在一個比較公平的框架內進行，需要在城鄉之間、政府和農民之間、政府和城市居民之間達成新的利益格局和架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為農民提供強大有效的制度保障體系。

具體而言，這一制度保障體系應該具備以下幾點因素：其一，平等的交易主體;其二，公正的市場交易方式;其三，公開的信息發布機制;其四，公平的交易維護機制。

受訪專家總結，目前，我國農戶承包經營耕地超過12億畝，全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超過2萬億元，用好用活這些資產和資源，使其轉化成為資本，成為“會下蛋和能下蛋的母雞”，既是農業農村經濟的需要，也是保護農民和農村集體財產權利的要求。

“四化同步”是改革發展核心

受訪專家表示，推進城鄉一體化另外一個努力方向則是，進一步明確我國現代農業的特點和戰略定位，為建設現代農業提供強大的政策支持。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張紅宇對本刊表示，在“四化”中，農業是短腿、是短板，下一步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必須做到“四化同步”。

張紅宇表示，傳統農業無法有力支持城鄉一體化發展，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發展對農產品供給的要求，“我們不可以一方是現代工業、現代城鎮，另一方是傳統農業、落后農村。建設現代農業，是支撐現代城市、現代工業發展的必需。”

從這一角度而言，實際上城鄉一體化發展是一種互惠互動關系，這也是此次公報提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原因所在。

在張紅宇看來，目前農業的短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農業勞動生產效率低。我國農業相對於工業來說，2012年，一個勞動力創造的農業增加值是2萬元，工業是10萬元，第三產業是8萬元。也就是說，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工業的1/5、第三產業的1/4。

二是資源利用效率低。對於畝均產出，美國一畝地產出玉米700公斤，中國一畝地為380公斤。以色列1噸水生產3公斤糧食，中國1噸水隻能生產1公斤糧食。

三是綜合生產能力、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同樣的災難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對農業造成的后果是不一樣的，對不發達國家農業的打擊可能是毀滅性的，而對發達國家農業的打擊可能是有限的。我國農業在抗風險能力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

要補齊這塊“短板”，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國農業科學院區域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秦富為本刊記者總結：其一，堅守耕地面積18億畝、糧食播種面積16億畝這兩條紅線;其二，繼續穩定完善強農惠農支持政策，努力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其三，把建設10億畝旱澇保收的高標准農田作為國家級大型項目，提高農業應對災害能力;其四，高效利用科技進步的增產作用。（記者 李紹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