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良知

黨的十八大報告單獨列篇章闡述了“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我對這一篇章尤為關注。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

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和諧文化,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庄嚴使命,是現階段文化工作的主題。文藝創作總是體現為一定的價值追求。就創作的動機而言,有傾訴“小我”和代言大眾之分;就創作的表現而言,有情感渲泄和情思寄寓之分。文藝創作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實踐活動,當然也不可能沒有創作者的目的性和指向性。在市場經濟的語境中,這種目的性和指向性可以視為文藝創作的價值追求。鑒於文藝創作及其產品的意識形態屬性,它們的價值追求就總體而言是屬於精神領域的,所以人們才把文藝發展史視為文藝家的精神流變史。事實上,古往今來的文藝家都十分看重文藝創作的精神含量,將其視為自己精神追求的寄托和精神境界的展示。對於文藝家的創作實踐,雖然我們也能讀到“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之類的戲言怨語;但更多的是“經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復中宵”的壯志豪情,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遠慮深謀。的確,盡管文藝創作是一種個體性較強的實踐活動,但個體的“寸心”卻往往展示著“千古”的得失。

毋庸諱言,即便是屬於精神領域裡的價值追求,不同文藝家的不同創作實踐也是有所差異乃至大相徑庭的。縱觀古往今來的文藝作品,其價值追求在精神品位上有雅俗之分,在精神境界上有高下之分,在精神能量上有巨細之分。實際上,我們可以把文藝創作中的價值追求理解為文藝家的“創價”活動,文藝家作為實踐主體在“創價”活動中的主觀能動性,不能不受制於其自身的品級定位。一般來說,高品位“創價”活動受理性、意志控制,低品位“創價”活動則具有自發性、本能性;高品位“創價”活動多考慮他人、社會、長遠、全面的利益,低品位“創價”活動則多考慮自我、眼前、局部的利益;高品位“創價”活動遠離本能的控制和約束,與之對應的價值生成將更具選擇性和復雜性……這實際上意味著,文藝創作中價值追求的差異,不僅印証著文藝家本人的層次而且體現出文藝家的實踐能力。

文藝創作的價值追求和文藝家的價值實現總是成正比的。積極謳歌時代精神者將匯入時代精神,積極反映人民心聲者將滲入人民心聲……這種相關性誠如一位詩人所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証,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繁榮文藝創作的“雙百”方針是倡導並鼓勵文藝創作多樣性的價值追求的。文藝創作多樣性的價值追求,既滿足著向多樣化方向發展的社會需求,又體現出文藝生態的祥和、文藝氛圍的融洽、文藝思想的活躍和文藝精神的豐富。一部中國詩歌史,就呈現出價值追求的多樣性。所謂“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鬆;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

之所以不厭其詳引述上文,我們不是想簡單地說明“詩如其人”或“風格即人”,而是想說明從文藝家的價值實現中可以反觀其價值追求,有怎樣的價值追求就有怎樣的價值實現。

文藝創作的價值追求總是朝著“價值最大化”目標前進的。所謂“價值最大化”,是指文藝家作為實踐主體所確立的對實踐對象的最優價值關系。曾有思想家把這個目標鎖定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文藝家的實踐,在這裡當然是指其創作實踐。通過創作實踐所確立的主體對象的最優價值關系,是指文藝家創作才能的充分發揮和文藝作品創作形態的充分呈現。毫無疑問,對於不同時期的文藝家或文藝家的不同時期,“價值最大化”或“最優價值關系”都是相對而言的。正是在這些相對而言的實踐進程中,我們在淨化自我靈魂的同時去純潔人類靈魂,我們在優化自我品質的同時去提升社會品質;我們在積極謳歌時代精神、反映人民心聲的創作中,不言時瞬“為天地立心”,不棄位卑“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宋代思想家張載的“座右銘”。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們文藝家“最大化”的價值追求和“最優化”的價值關系,總是指向他所置身的時代和社會的,在當前特別指向時代的先進性與社會的和諧性。“指向”是與時俱進、與眾俱和,“路徑”則往往是由內而外、推己及人。這是由我們民族特別關注的理想人格和藝術人格所決定的。也就是說,我們的文藝家要實現“最大化”的價值追求和“最優化”的價值關系,不得不重視理想人格的培育,而理想人格作為一種內在尺度,是通過文藝作品物化為一種審美境界,熔鑄為真善美相統一的藝術人格。

在當前形勢下,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堅持以這一核心價值體系主導文藝創作並以文藝創作守望這一核心價值,既是我們文藝創作的必然驅動,又是我們“最大化”價值追求和“最優化”價值關系的必然取向。

綜上所述,凡文藝創作總體現為一定的價值追求,凡文藝創作的價值追求總同比於文藝家的價值實現,凡文藝創作價值追求的目標總趨向於“價值最大化”;對此,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指出,凡文藝創作的價值追求總不得不傾聽於良知,而文藝創作的良知又總是不得不傾心於核心價值的守望。在我看來,文藝創作的良知決定著文藝家對現實人生的基本態度,決定其價值追求的理想人格。王國維《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在這一方面給予了極大關注,如他所說:“‘自謂頗騰達,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負乎?‘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韓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馳驅猶望兩河平’,非陸務觀之悲憤乎?”實際上,深藏在這種憂患意識之后的,是對國家富強、民族和睦、社會進步的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