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發生了什麼變化？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十六大以來的十年，我國抓住用好戰略機遇期成就斐然。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持續擴大。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和美國重返亞洲，我國面臨的外部經濟政治環境特別是周邊安全形勢明顯趨緊。一些人提出了我國戰略機遇期是否還在的疑問。

針對此，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回答：“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要求“要准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事實上，隻有全面分析這一變化，把握前所未有的挑戰中蘊含的前所未有的機遇，才能真正說清楚為什麼我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增強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自信。

一、變化之一：中美戰略摩擦顯著增多，我國傳統經濟發展機遇逐步消失

從政治上看，本世紀頭十年我國經濟實力快速上升，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亞太的影響力也顯著增強，引發了美國的“霸權焦慮”。2010年后，美國有步驟地重返亞洲，加強對我的戰略防范和牽制：政治上加強與傳統盟友關系，發展與印、緬、越等我周邊新興國家關系﹔經濟上力推TPP談判﹔軍事上加強亞太前沿部署和軍事存在，以南海自由航行為借口打造對沖我崛起的安全新秩序﹔文化上大力推行民主和人權。2011年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裡曾撰文稱，未來十年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將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鎖定於亞太地區。美國對我戰略施壓預計長期化。

從經濟上看，近十年來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投資驅動和出口導向型傳統增長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搭乘傳統全球化快車以吸引外資、擴大出口的機遇逐漸消失。

首先，發達國家經濟陷入高失業、高債務和低增長的“新常態”。美國居民、企業、銀行去杠杆化進程緩慢推進，總需求不足，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歐盟受債務危機和各國財政緊縮拖累，經濟再度陷入衰退且短期走出低迷可能性不大。日本在“安倍經濟學”指導下實施超常規刺激政策，但在一系列結構性痼疾困擾下經濟重新煥發活力難度很大。發達國家風光不再，對我長期依賴美歐市場的出口增長模式形成嚴峻挑戰。

其次，美國主導制定以高標准為特征的新一輪全球化規則，我國有被邊緣化的風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對傳統全球化模式進行深入反思，認為WTO主導的以邊境措施調整為核心的貿易自由化規則，不能解決各國勞工、環保、知識產權等規制不統一的問題，導致中國搭乘全球化快車成為最大受益者，但國內規制並沒有進行發達國家所期望的調整。因此，美國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定”（TTIP）談判，將勞工、環境、知識產權、政府採購、國有企業等非傳統領域納入並制定高標准，對我國國內相關規制形成較大壓力。

第三，我國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逐漸弱化，建立在低要素成本基礎上的招商引資和擴大出口模式難以為繼。“招工難”、“招工貴”成為全國普遍現象。目前我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已高於亞洲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低端地位面臨激烈競爭。一些跨國公司開始將加工組裝基地遷往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南亞國家，如2010年越南取代我國成為耐克鞋最大的海外生產基地。

第四，經過本世紀前十年重化工業大發展，我國基本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目前我國對外能源資源依賴已十分嚴重，生態環境約束強化，多個重化工行業產能過剩，使我國依靠粗放式投資擴張的傳統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無法持續下去。

三、變化之二：國際挑戰雖前所未有，但如能妥善應對可創造國際地位提升和倒逼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巨大機遇

從政治上看，美國重返亞洲和周邊安全形勢趨緊，確實給我國和平環境帶來巨大挑戰。這種挑戰是我國在西方國際關系模式下實現崛起必然要遇到的，遲早要來的。但若能妥善應對，反而可為我國提供創造性管控摩擦和爭端、提升區域和國際地位、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巨大機遇：

首先，美國重返亞洲並非單純為了牽制我國崛起，更重要的是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分享亞洲發展繁榮的成果，同時加強其對亞洲事務的主導權。我國是亞洲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若我國在美國戰略壓力下經濟陷入停滯，政治和社會陷入混亂，美國即使再次掌握亞太地區主導權，收益也要大打折扣。同時，與十年前相比中美位勢發生明顯變化，中美利益關系更加緊密融合。因此美國不必要也不可能向對付前蘇聯那樣以摧垮我國為目標實施全面遏制，這就為我國留下較大的戰略回旋空間。我國若能創造性管控中美戰略摩擦，一方面深化與美多層次利益融合，通過美地方政府、利益集團和民眾的力量約束美對我戰略遏制力度﹔另一方面通過強化中歐、中俄、中非、中國與金磚國家等關系，努力開拓美國以外的戰略空間，緩沖美國戰略壓力，則有望真正創造和平共處共榮的新型大國關系，在世界近現代史上第一次成功擺脫霸權國家與新興大國必然對抗乃至戰爭的宿命。這將是我國對人類和平與文明的巨大貢獻。

其次，周邊國家和地區與我摩擦蜂起，固然有美國因素介入的影響，但根源還在於其對我國崛起究竟會帶來和平還是沖突、帶來共榮還是競爭持懷疑態度。我國若能“創造性介入”這些摩擦，採取和平的、克制的方式化解沖突，有理有利有節地回應挑舋，用實際行動彰顯我國“和平崛起”、“和諧世界”理念，並強化經濟合作讓周邊得到實在利益，則不僅有望消除周邊緊張因素，通過為亞太地區帶來秩序鞏固我國大國地位，鞏固我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從經濟上看，必須看到我國當前面臨的挑戰是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挑戰。如果站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角度，這些挑戰恰可轉化為倒逼我國實現科學發展、推動經濟增長質量邁上新台階的強大動力：

首先，外需萎縮倒逼我國加快擴大內需，增強經濟增長的自主性和內生性。事實上，早在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已認識到擴大內需的重要性。但此后加入WTO和全球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使我國出口獲得新的機遇，國內重化工業大發展和城鎮化快速推進使投資獲得巨大空間，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動力自然減弱。這一次外需萎縮長期化已幾成定局。我國如能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創造良好的體制機制環境，反而為我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提供了強大動力，使外需萎縮之“禍”轉化為內需擴大之“福”。

其次，勞動力成本優勢消失和粗放型投資驅動模式走到盡頭，倒逼我國加快技術創新，將經濟增長長期動力真正轉移到依靠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高上來。

第三，新一輪全球化的高標准規則對我國內規制形成挑戰，但這些規則很大程度上是法治化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國內規制改革的努力方向。我國若能利用壓力加快國內知識產權、生態環境和勞工權利保護，規范政府採購和國有企業行為，則對內可推動法治化市場經濟建設、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對外可避免在新一輪全球化規則制定中處於被動地位，甚至化被動為主動。

四、變化之三：國際經濟結構深刻調整使我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面臨新的戰略機遇

第一，后危機時代全球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拐點性下降，市場需求成為最稀缺的資源。隨著我國邁入中高收入國家，巨大的消費能量正在從潛力變為現實，對全球商品、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的吸引力持續上升，為我國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和國外資源創造了良好的機遇。目前跨國公司對我投資已由成本驅動型日益轉向市場驅動型，主要發達國家對我出口願望強烈，國際高端人才也開始更多地向我國集聚。

第二，推動實體投資成為后危機時代各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普遍導向。美歐積極推進再工業化、資源富集國謀求延長產業鏈和非洲工業化進程快速推進，都對吸引外資產生強烈需求。我國資本充裕，企業“走出去”能力和經驗不斷積累，未來5年對外投資將達5000億美元。這為我國通過“走出去”更好地利用發達國家的研發、技術、品牌等高端資源，和發展中國家能源資源、勞動力等要素提供了良好機遇。特別地，我國可通過“走出去”帶動大型成套設備、零部件和中間品出口並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

第三，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以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制造業數字化和生物技術等為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日益興起，成為帶動全球經濟長周期增長，有效解決能源、糧食、疾病治療等人類發展困境的希望所在。目前各國都在加大對新興技術領域的投資，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突破前夜。對於我國而言，如能率先突破、實現趕超，則有望躍升至新興產業價值鏈高端，顯著提升國際分工地位。即便不能趕超，也可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的擴散，推動經濟結構向綠色低碳轉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步伐。

第四，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已不能適應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變化的需要，為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不斷提升國際經濟地位提供了新的機遇。G20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機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啟動份額和投票權改革，都為我國提升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同時，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系統性弊端和風險。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已成為多數國家的基本共識，這為我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邁向貨幣金融大國、提升我國支配全球金融資源的能力創造了廣闊空間。

五、結語

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和國內條件深刻變化，使我安全環境趨緊，傳統發展機遇逐步消失，戰略機遇期的挑戰因素增多。但縱觀大局，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並未結束，只是其內涵和條件發生了變化。具體而言，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我國面臨的戰略機遇，已不再是接受國際和平環境、被動參與國際分工以實現粗放型經濟增長的機遇，而是主動進行戰略運籌爭取有利的國際政治環境，將傳統發展模式遇到的挑戰轉化為倒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同時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的機遇。我們應按照黨的十八大要求，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