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為思維方式影響著國家的外交行為，一國對外形象和對外態度的被接納和受歡迎程度則取決於行為體的文化內涵或者說價值觀，而“國家利益來自國家特性”[1]。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指出：“西方觀察者不應低估這樣一種可能性：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更靈活、也更激烈的活力與自身保守的、穩定的傳統文化融為一爐。如果這種有意識、有節制的進行的恰當融合取得成功，其結果可能為文明的人類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2]因此，當前的中國不論在經濟社會發展還是在對外關系方面都處於這樣一個轉折期，如何通過中國的外交努力，更好地向國際社會展現一個力量不斷增長的中國，既具有自信力又具有親和力的良好形象，成為擺在當前中國外交面前的一個亟需破解的戰略課題。
一、中國文化的特征
在歷史上文化曾經一度是中國外交的核心魅力，從漢唐乃至明清一直不衰。“一面看去中國人的的確確是沒有力量，但一面又明明白白有很大的力量。” [3]梁漱溟先生這樣比較中西文化的長處，中國文化的特點是對內、對人，西方文化的長處是對外、對物。具體來講，中國傳統文化的四大思維特點：①整體性思維﹔②“非宗教性”的世俗思維﹔③倫理道德思維﹔④內向性思維。這四大基本思維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世界觀，規范著中國上至政治決策者下至普通百姓觀察世界、處理問題的路徑選擇。
“天人合一”是整體性思維的主要體現，它認為“一陰一陽謂之道”，二者之間相互適應、相互轉化、相倚相生、和諧統一，這種世界觀深刻地體現出中國文化“求同”、“尚合”的精神本質。“天人合一”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無所爭”，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識裡，認為寓含著對立、靜止的“爭”，是對其所崇尚的秩序的沖擊，不符合整體的利益，秩序需要的是整體的和諧統一，在這個和諧的統一中，個體要服從集體，集體要服從國家，最終形成中國文化顧大局的傳統。整體性思維使中國人更長於從宏觀的戰略高度來思考和處理問題，而不拘細節。包容體現的是一種強大后的自信，是一種共同發展繁榮的胸襟。
中國文化是重現實而輕幻想的文化，這是因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所處的溫帶平原比較惡劣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這種人文精神有兩個特征：一是“非宗教性”，人而不是神在中國文化中始終佔據著核心位置。西方哲學大師羅素認為：“中國實際上是個缺乏宗教的國家，不僅上層社會沒有宗教，全體人民也同樣沒有。雖然有相當明確的倫理制度，但不過激、沒有迫害性、而且沒有‘原罪’觀念” [4]。二是在處世哲學上講求實用理性，重視現世人事。“中國傳統文化（或人文精神）是充分入世的，重現實，重實際” [5]。“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實踐使中華民族形成堅信利無幸至、力不虛擲、“大人不華，君子務實”的實用風格。這種重視現世的思想體現在“民以食為天”的中國民生觀，國家要追求社會穩定就要首先解決民生，這樣就自然使“民生”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儒家的倫理政治型文化說到底就是一種具有很強入世功能的實用化、世俗化文化。
中國文化的第三個特征就是“倫理道德”思維，“儒釋道都是生命的學問，而特重主體性與內在道德性，是中國哲學自有的形態和特質” [6]。這裡的倫理道德思維有兩大核心內容，一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情誼，“所貴乎人者，在不失此情與義” [7]，“倫理精神在尊重對方” [8]，突出的是“感情”﹔二是以人之間關系為基礎展開的一系列義務關系，倡導的是道德理性，中國文化更多的是講義務，而權利隻能從對方給我。並具體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即君臣父子各有自己的職責，每個人要從履行自己的職責開始。這種強調職責的“名分”體現出“倫理政治思想”中首要的是“是非”判斷，而不是“強弱”和“利害”判斷的思維，“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9]，形成了中國文化所特有的“義利”國家利益觀。
“中國人的態度，常常是反身向著內看的。所謂向內看，是指看一切東西都在他自己的裡面，這樣便成為自我一體渾然存在” [10]，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第四個特征——“內向化”思維。它主要有兩個體現，一是認識論上的內向化。“中國人的內在心靈走向，自始即與西方不同。它不是一味地向外走，而是內轉，讓生命回到自身上來正視﹔也不是在如耶教信仰中的上帝面前止步不前，永成天人之隔，而是往萬物感通，向天道神性契通。” [11]也就是說，中國的文化是“了解自己”的文化，教人反省自求﹔另一個治國理念上以內部穩定為歸宿的“內向化”。
二、中國文化特征在外交中的已有體現
中國文化的內涵在當代中國外交中已經有所表現，如“不干涉內政”原則、“和平發展”戰略、“對話協商”的安全模式、“親情外交”等，無不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髓和特質。
“不干涉內政”原則，是近年來中國外交中受到國際社會關注較多的內容，這個基本原則的背后就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它首先體現的是中國對對外政策行為“合法性”的理解，是中國文化中倫理化的律己思維和內向化思維的具體體現，是中國對外政策中的“權利義務觀”。“不干涉內政”原則出發點之一，源於對中國自身在對外政策行為中的約束，這種“律己”在於把對方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對對方的尊重，“中國人與人談話注重理解別人的意思而不是改變或干涉他人的言論” [12]，把權利建立在對對方的義務的基礎上，這從另一個側面也體現了中國對外政策的平等內涵。同時，“不干涉內政”原則，還源於中國文化注重“反省自求”的內向化認識論和世俗性傾向。中國文化是世俗文化，具有包容性，中國從不宣傳自身的發展模式，相信發展中國家自己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尊重各國人民對自己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的選擇。
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是中國數千年“和合”文化和“防御性外交”的當代體現。中國“和平發展”的可信之處在於中國文化中所蘊含的“天人合一”的整體性思維及其世俗屬性。中國從整體性思維出發，摒棄了國際關系中“零和”的對立世界觀，在日常的外交事務中注入了“和為貴”、“和而不同”等中國傳統文化因素，把自身與世界看作共同發展的“命運共同體”﹔在處理和西方的關系上，“蘇聯選擇了和美國爭霸，而中國則不僅選擇了不和美國爭霸，而且選擇了和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接軌。蘇聯和中國做出不同選擇背后的理性，來自兩種不同的文化，即俄羅斯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中國人的世俗文化。” [13]另外，“和平發展”戰略體現的是“防御性”外交，它是中國內向化思維的主要體現。歷史上為了防御敵人的入侵，中國採取的應對措施是修筑萬裡長城，力圖把敵人擋在長城之外。這種策略選擇表明中國在對外行動特別是防御行動上很少是主動的，這與其他曾經出現過的世界大國的戰略思維是完全不同的。
對話協商機制是中國所倡導的新安全觀的一個重要體現，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對話協商機制已經發展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的危機處理方式和安全模式。費正清認為，中國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就是非暴力，外交斡旋及其他非強制性的方式通常優先於強制手段[14]。對話機制遵循的是中國文化中的“中庸”思想，突出“求同存異”，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運用於當代外交之中。對話機制有雙邊對話和多邊對話兩種形式，在中國當前的外交實踐中，多邊對話以“六方會談”為典型，雙邊對話以“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為典型。兩種對話各有特色，“六方會談”以“勸談促和”為宗旨，中方擔任主持人的角色，成為有關各方坐下來增信釋疑，擴大共識的重要平台。為參與方提供了一個表達意見，相互見面的渠道和平台。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特點是一種獨特的“務虛會”，更注重戰略的宏觀層次，讓雙方不拘泥於雙邊關系的具體事務，不以具體成果作為成功與否的評價標准，已成為兩國戰略溝通的重要平台。
在新中國外交中，強調交朋友、團結友好、友誼等，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外交方式，體現了中國文化作為一種“軟文化”長於“親和力”的特質，“所貴乎人者，在不失此情與義” [15]。具體來講，就是中國外交往往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發，強調的親情、友誼，而不是赤裸裸的利益關系，把利益當作是友誼帶來的結果。長期以來，中國都把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自己外交的基本立足點，把民族獨立國家當做兄弟。 世紀之交在中國外交中出現的各種“伙伴關系”同樣是中國文化這種親情關系理念的延伸和升華。另外，習近平主席最近出訪非洲時，用“真”“實”“親”“誠”四個字來概括中非關系，成為中國文化在外交中的最新體現。
三、今后中國外交彰顯文化內涵的著力點
文化不僅應當體現在文化外交中，更應體現在外交的個性、特色之中，成為一國外交的靈魂。同時，外交不僅是一種對外行為，還是一種對外的態度。中國外交需要緊緊抓住國際社會的關切，把它作為彰顯文化內涵的著力點，將中國外交面臨的壓力，轉化為用外交展現中國文化智慧和魅力的機遇。
首先是對實力的態度，它包括如何認識實力和如何使用實力兩個方面。中國外交所要主張的這種實力不是擴張型而是內聚型，它崇尚的是“吸引”，屬“魅力型”的力量，當然這需要有保護自身不受外來侵略的能力之后。這是中國文化中力量的最高境界，老子哲學中以弱水為上的精髓就在於此。同時，是否是國際社會威脅的關鍵不在於力量大小，而在於如何運用。歷史上，大多數時間中國力量都很強大，但在使用力量上更多表現出的是“內向型”國家，並沒有被周邊的國際社會視為威脅，而是作為仰慕的榜樣，這值得當今的中國外交繼續弘揚。這種弘揚的著力點就是突出“親和力”，習近平主席最近的一系列講話體現了這一趨勢。他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提出：“每個國家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要積極促進其他各國共同發展。”“我們要實現的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國人民。” [16]在博鰲論壇主旨講話中，不僅再次強調了命運共同體意識，還進一步指出： “親望親好，鄰望鄰好。”這種親和力的力度在今后的外交中需要進一步加強。
其次是對國際現狀的態度，這涉及到中國外交提倡什麼價值觀，什麼樣的世界秩序。作為一個受矚目的大國，中國外交理應為世界的和平秩序做出自己的貢獻。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目前還只是自身單方面的一種意圖，它的影響力和感染力的繼續擴大需要進一步的行動和事實。中國文化一直重視國內外社會的秩序、穩定，歷史上中國一直是東亞地區一個制止侵略、維系繁榮的穩定力量。新中國也一直以“不稱霸”自律，當然這不等於不承擔一個大國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在博鰲論壇主旨講話中，習近平主席強調：“和平是人民的永恆期望。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國家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應該做和平的維護者和促進者，不能這邊搭台、那邊拆台，而應該相互補台、好戲連台。” [17]同樣，中國外交要有自己的堅持，有自己的是非觀和價值標准，在國家利益上進一步突出“見利思義”的優良傳統，就是既要重視利益，但不能唯利是圖，要講信譽，充分體現中國文化“以是非觀念代替利害觀念”的價值觀，在國際社會中提供“功利主義”之外的另一種國家利益觀。
最后是對待領土（海）糾紛的態度，這是當前考驗中國外交最現實、最直接的一個問題。中國當前的外交難題不在美歐，而在亞洲，特別是東亞。這需要中國外交在體現發展強大的力量的同時，還要體現中國文化的包容、對不同的尊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楚樹龍最近在論及中美關系時談到：“中美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國家，兩國關系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之上，而需要建立在對彼此利益、戰略目標、社會與文化的尊重，至少是不損害彼此根本利益的戰略基礎上。中美兩國能在存在不同甚至是矛盾、局部對立的格局下保持雙邊關系的長期發展，根本在於雙方長期以來並未威脅、挑戰和損害到對方的核心或根本利益。” [18]在釣魚島問題上，中日建交以來，為什麼能夠基本上相安無事，就是雙方的歷屆政府能夠秉持兩國建交時達成的默契和共識。而當前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緊張局面，十二屆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傅瑩在兩會回答記者提問時的一段話闡述了中方外交的深層文化邏輯：去年日本政府採取“購島”行為，它違背了兩國建交時達成的共識，因為這個共識不存在了，中國的克制也沒有基礎了，所以中國的海監船到釣魚島海域巡航是必然的[19]。
（作者單位：北京建筑工程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1] 薩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征面臨的挑戰[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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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漱溟．我們如何拯救過去——梁漱溟談中國文化[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4．
[4] 羅素．中國問題[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151．
[5] 張豈之．中華人文精神[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165．
[6]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
[7] 梁漱溟．我們如何拯救過去——梁漱溟談中國文化[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98.
[8] 梁漱溟．我們如何拯救過去——梁漱溟談中國文化[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197．
﹝9﹞ 趙華倫．四書品讀[M]．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08：506．
[10]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1994：14．
[11]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
[12] 羅素．中國問題[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65．
[13] 鄭永年．當代中國外交的文化地緣環境[EB/OL]．[2012-02-07]．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20207.shtml
[14] Joh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5] 梁漱溟．我們如何拯救過去——梁漱溟談中國文化[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98.
[16] 習近平．順應時代前進潮流 促進世界和平發展[N]．人民日報，[2013-03-24]．
[17] 習近平．共同創造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N]．人民日報，[2013-04-08]．
[18] 楚樹龍、應琛.新型大國關系：中美關系的長期方向[J].國際問題研究, 2012, 6, 28.
[19] 傅瑩談中日分歧：日方違背共識，中方的克制沒有基礎[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04/c_1148787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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