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俄羅斯時，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這是順應時代潮流之舉，包含豐富內容，既是中國一貫堅持的國際關系原則的繼承，又符合復雜多變的時代發展的需要。建立“新型國際關系”是一項復雜長期的工程，同時也是國際關系學術方面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僅從學術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新型國際關系”要在繼承基礎上順應時代潮流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國際關系經歷了冷戰時期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對抗、冷戰后的多極化時期，現在進入到了多極化、全球化、多元化深入發展的新時期。
縱觀60多年來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與原則，有的已經過時，有的還應繼續堅持，同時要賦予新的內容。已經過時的理論、原則和政策有：對蘇聯“一邊倒”政策，打倒帝修反和支持世界革命，“一條線”政策和“三個世界”理論。這些政策和理論都是根據當時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的特點確定的，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已經不適用了。
但中國一貫堅持的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和理論，理應包含在“新型國際關系”之內。這些政策和理論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爭取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爭取國際關系民主化，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支持發展中國家爭取合法權益的斗爭，和平協商解決地區和國際爭端，不結盟、不稱霸、不干涉別國內政，共同構建“和諧世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睦鄰友好關系，維護世界和平、安全和發展。
“新型國際關系”不是憑空而造，而是有深厚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基礎。這就是中國60多年來一貫堅持和創立有效的國際關系的原則和理論，這是“新型國際關系”的深厚基礎。
“新型國際關系”的提出，順應了時代潮流。關於當今的時代潮流，可以歸納為“四化”，即“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其中“多極化”和“全球化”是多年前提出的，現在它們的內涵也有了新的變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是近年來所強調的。
冷戰結束已20多年，可以分為前10年和后10年兩個發展階段，而現在進入了第三個10年，“國際關系”進入了又一個新的階段。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國際形勢、中國國內形勢，以及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同這種發展變化相適應，“新型國際關系”應運而生。
然而，人們的認識往往落后於形勢發展。“冷戰思維”、“定式思維”依然存在，“中國威脅論”、“國強必霸”及“崛起大國同守成大國必然發生沖突”的成見不斷花樣翻新地出現。中國主動提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意在解惑釋疑，破除不符合時代潮流的舊思維，充分發揮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作用，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
國際格局多極化向“多個發展中心”方向演變
冷戰結束初期，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試圖“單極獨霸”世界，以“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作為其國際戰略。但世界並未按照美國的意圖發展。隨著國際力量和權力結構發生變化，多極化迅速發展，沖擊了美國的“單極”思想。特別是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使多極化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展，向著縱深方向前進。
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是冷戰結束后最具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舞台上，新興大國正在由新興經濟體逐步演化為一種強大的經濟和政治的綜合力量，沖擊著幾個世紀以來統治世界的“西方中心主義”，也由此使多極化深入發展，正在逐步形成“多個發展中心”。“多中心”是件大好事，多極之間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有利於平衡世界各種力量。
經濟全球化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方向發展
20多年來，世界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已經改變了舊時的世界經濟美歐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時，世界經濟總量也在全球化推動下迅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的六年多時間裡，各種經濟體的經濟都有快速增長，這是難能可貴的。
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樣，經濟全球化也有兩面性，即積極一面和消極一面。其消極影響表現在，經濟全球化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仍然佔有優勢，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和規則是由西方發達國家以有利於它們經濟發展的原則制訂的。經濟全球化就是在國際經濟這種不平衡、不公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發達國竭力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取自己的利益，同時將經濟危機轉嫁與發展中國家。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經濟全球化是適應全球生產力的發展而出現的，根據生產力的發展而調整和進行生產配置及分工。它必然帶動全球經濟的向前發展。從20多年來經濟全球化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結果來看，發達國家固然得到了好處，發展中國家順勢而為也有了空前的發展。“金磚四國”就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而催生的。除“金磚五國”之外，韓國、墨西哥、泰國、印尼、澳大利亞，以及非洲許多國家的經濟也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迅速發展。
2008年始於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及隨后的歐債危機涉及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新興大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受到了牽連。因此，人們對經濟全球化提出了質疑，“反全球化”的觀點和社會運動也活躍了起來。可以說，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對國際金融危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國際金融危機及歐債危機的產生有著復雜的原因，不應歸咎於經濟全球化，而且經濟全球化也在為克服危機創造條件。國際金融危機的產生，應歸咎於30多年來美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這種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和金融化為特點的“新自由主義”，將當代資本主義推向“金融帝國主義”的新階段。在“金融創新”的口號下“虛擬經濟”大行其道，動搖了實體經濟的基礎。
經濟全球化極大地增強了各國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經濟關系。但是要成為名副其實的“命運共同體”將是一個遠大的目標，有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是一種既合作又競爭、逐漸使合作成為主流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也許是多層面的、先地區后全球的逐漸演化過程。總之，要順應發展規律，既不能滯后也不能超前。
當前，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需要各國共同努力，通力合作，以“同舟共濟”的精神相互協作與相互支持，渡過危機，轉變經濟結構，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確保全球經濟平衡發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實現全球經濟強勁和可持續發展。
文化多樣性要“相互尊重、相互借鑒”
世界處於全球化進程中，但全球化主要指世界經濟全球化。能有文化全球化嗎？不能。道理十分簡單。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傳承的獨特文化，是一個民族之根，之源，之魂。雖然不可能有文化全球化，但世界經濟全球化及科技與信息的發展，必然會對傳統的民族文化帶來巨大的沖擊。盲目追隨外來文化或者完全拒絕外來文化都是沒有前途的。
多元文化，或稱文化多樣性使世界絢麗多彩。如果世界隻有單一文化，那這個世界會多麼乏味。多種文化的相互激蕩與融合，推動了世界文明歷史的發展進程。文化多樣性在歷史上古已有之。人類自從有文明史以來，各個民族各自獨立地發展了富有特色的多種文化。這種多樣性在現代和當代國際社會中更加突出了。經濟全球化一方面使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更加密切，另一方面卻使民族文化更顯突出。世界文明就大的范圍來說，主要有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別。
古老的東方文明，如中華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巴比倫文明等，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曾經做出過輝煌的貢獻。19世紀之后卻沒落了，現在正處於偉大復興之中。西方文明產生於歐洲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歐洲是現代文明的搖籃。但無論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都有其積極面和消極面。
多種文化之間會產生矛盾，甚至沖突。但“文明沖突論”是錯誤的，因為這種論點是以一種所謂“優秀文明”即西方文明消滅另一種所謂“落后文明”即東方文明為前提的。因而是一種“新冷戰思維”。歐洲現代文明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歐洲中心主義”，認為隻有歐洲文明才是先進的，而且強迫別的民族接受。20世紀后半期，出現了美國“文化霸權主義”，就是要把美國的文化，包括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美國的價值觀甚至生活方式推廣到全世界。
把西方價值觀應用於外交上，稱為“價值觀外交”。近10年來，歐洲、美國和日本都試圖實施“價值觀外交”，這是違背文化多樣性潮流的，注定是要失敗的。
順應文化多樣性的歷史潮流，就是要認同和尊重差異性。隻有相互尊重，才能相互借鑒。中國提出了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主張，其中包括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
文化多樣性要求尊重各國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從尊重文化多樣性出發，尊重和維護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的權利。
社會信息化需要積極引導和國際合作
世界進入新世紀以來，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和普及使用，使我們迅速步入信息社會。
信息技術的發展，是新科技革命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充分說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據，也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助推器。各大國都在加緊規劃，花巨資發展包括信息技術在內的高科技。同時加強技術壁壘，爭奪高科技發展的主導權。
社會信息化是當代社會不可阻擋的潮流，也就是說，我們已進入了“信息時代”。社會信息化的發展，產生三種影響。
首先，社會信息化使得信息可以自由傳播和獲取，增強了普通民眾的話語權，並由此使民眾廣泛參與或影響內外政策的討論，有利於某些現實矛盾的解構和對官員的監督，因而能逐漸培育公民社會的成長。
其次，一些社會矛盾通過網絡無序傳播，增強了社會風險。有的利用信息為個人或小集團牟利，有的傳播假信息和謠言，增加社會不安定。傳統的傳播方式失去壟斷地位，使利益多元的矛盾更顯復雜，甚至可能導致矛盾激化。這給現代政黨提出了新的課題。“積極引導”和增加權威部門發布信息的及時性和透明度，是重要的選擇。
第三，網絡安全與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關系中的討論議題。美國是互聯網強國。奧巴馬政府2009年成立網絡部隊，2011年提出網絡空間的國際戰略和行動戰略兩個文件，顯示其網絡霸權地位和網絡空間的准軍事化趨勢。美國在網絡空間文件中，劃分盟國、中立國和潛在敵國，試圖挑起“網絡軍備競賽”。北約、印度、日本、韓國和俄羅斯等國也紛紛成立網絡部隊或制定武裝力量網絡安全構想。美國把中國作為網絡“潛在敵國”。
中國提出以“共同安全”為核心的新安全觀，網絡安全當然也包含在內。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要糾正與中國為敵的戰略誤判，共同建立確保相互安全、實現網絡空間互贏的國際網絡關系。
突出“合作共贏”
“新型國際關系”以“合作共贏”為核心。鄧小平提出“和平發展”為時代主題已經20多年。20多年來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和平發展”的內涵和外延也應相應深化和擴大。中共十七大在“和平發展”之后加上“合作”，中共十八大又在之后加上“共贏”。因此，“合作共贏”是“和平發展”的新發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也要貫徹於“戰略伙伴關系”、大國的“大三角”關系和推動建設國際經濟新秩序之中。
大國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是冷戰結束之后提出來的。中國同幾乎所有大國和大國集團都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盡管提法不盡相同，深淺和親疏也不相同，但大致有一個共同認識，這就是“戰略伙伴關系”既非過去結盟關系，也非昔日對抗關系，而且也不針對第三者，目的是維系雙邊關系的共同“戰略利益”。然而“戰略伙伴關系”實可實之，虛可虛之。特別是西方國家政壇變動，會對這種關系做出不同的解讀，甚至利用這種關系為一己所用。因此，“戰略伙伴關系”需要機制化，而這種機制化的核心內容也就是“合作共贏”，“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
大國關系是國際關系的基礎。因此在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時，同時要培育“新型大國關系”。而且這兩種“新型關系”在“合作共贏”理念上是吻合的。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是習近平在訪問美國時提出的。中國同其他各個大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總的目標是相同的，但由於對象各不相同，側重面也會有所不同。
中俄關系堪稱“新型大國關系”的典范。這種“新型大國關系”正在把“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協作伙伴關系提升至新階段”，“雙方支持對方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社會政治制度的權利，在涉及對方主權、領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中俄還呼吁各大國“超越零和博弈、集團政治等思維方式，遵循順應21世紀潮流的國際關系原則”，為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而努力。
中美關系是最重要雙邊關系之一，也是最為復雜的關系。2013年1月奧巴馬再次開始為期四年的美國總統任期，估計中美關系將繼續向合作競爭方向發展，美國將繼續實行“接觸加遏制”的對華政策。美國“重返亞太”和“戰略再平衡”是從其全球戰略考量出發，也有防范中國的一面。美國推行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顯然要另搞一套“自由貿易區”，將中國排除在外，想要掌控亞太經濟發展主導權。最近，美歐自由貿易區談判啟動，將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提上議事日程。為加強美歐經濟合作，1990年美歐簽署“跨大西洋宣言”，1995年宣布“跨大西洋日程”，1998年提出“跨大西洋伙伴關系”，2007年成立“跨大西洋經濟委員會”。美歐啟動TTIP，將打擊WTO多邊自由貿易體系，將削弱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話語權。但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中美經濟利益匯合點越來越多，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美經濟交往與合作將會更加緊密。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加強在這一地區的軍事部署，對中國形成軍事威懾。但同時中美在軍事和安全領域加強溝通，避免戰略誤判。中美雙方領導人都同意建立“新型的大國關系”。關鍵在於，美國要拋棄陳舊的“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會同老牌大國發生沖突”的觀念。奧巴馬在祝賀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時表示，美中關系正面臨確立未來方向的歷史性機遇，美方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繼續推動美中關系沿著正確方向穩定向前發展，努力構建基於健康競爭而非戰略博弈的新型大國關系。
中歐關系對雙方都具有戰略意義。中歐關系正在向更加務實方向發展。中歐關系的健康發展，將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和“新型國際關系”做出重要貢獻。
處理大國還要把握大國之間的“三角關系”，也稱“大三角關系”，如中美俄、中美歐、中美日、中俄歐、中美印、中日韓等等。“大三角關系”冷戰時期就有。但現在的“大三角關系”同冷戰時期完全不同。現在的“大三角”關系是在國際格局多極化中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以合作共贏為主導的“大三角關系”有利於推動世界和平與繁榮。
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一個長期的目標。現實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存在著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可持續發展，但不能推倒重來，而應以漸進式改革，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參與權和規則共同制定權。經濟全球化造成各國之間的經濟摩擦和糾紛增加，特別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同經濟發展有關聯的進出口貿易、環境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表現尤為明顯。但同時，經濟全球化使各國之間經濟相互依存度增加，競爭與合作同時進行，以合作為主要趨勢。近十多年來，國際和地區經濟合作范圍不斷擴大，內容不斷深化，機制走向完善。國際金融危機也為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提供了契機。現在的共識是，首先要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以“合作共贏”為理念，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以有利於在全球構建“新型國際關系”。
（作者系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