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燈鄉中心校校長扎西擁章至今記得學校歷史上第一次家長會的壯觀景象。由於來的家長遠遠超過了原計劃，家長會的會場不得不從教室轉到操場的旗杆下。
那是2009年4月的一天。在一次家長和學校的糾紛發生之后，時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龍燈鄉鄉長的菊美多吉覺得，鄉中心校和家長的溝通太少了，應該像內地的學校那樣，召開家長會。
所謂的中心校，在離鄉政府還有10多公裡的燃戈村，因為那裡是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家長會召開的時候，菊美多吉親自參加並講話，大意是“讓家長理解老師的辛苦，支持學校的工作”。
“哥哥認為教育不只是學校的事，也是鄉政府的事。”扎西擁章說。在龍燈鄉中心校，年輕老師都稱呼菊美多吉為“哥哥”，因為這個鄉長幽默親切，一點領導的架子都沒有。學校遇到什麼困難，他總是站出來支持。
家長會之后的秋季學期，學校裡一下子來了70多個新生報名。而在過去，每年的新生不過一二十人。
在發達地區，家長考慮的問題是怎樣讓孩子上更好的學校。而在條件艱苦的四川藏區，家長猶豫的是要不要送孩子去上學。相當一部分家長認為讀書沒用，他們更願意讓孩子上山放牛、挖虫草。
因此，普及9年制義務教育工作，一度是讓基層干部頭疼的事。在“普九”攻堅階段，基層干部動員家長送孩子上學，就像“抓壯丁”一樣。有的村民干脆以漢族的禮儀跪倒在干部面前，請求“能不能不送孩子去上學”。
一些村干部認為，村民的觀念需要改進，但在讀書問題上，他們也說服不了村民。
菊美多吉堅定地認為，在讀書問題上，不能“將就”著老百姓的觀念。他曾聽那些去過省城成都的鄉親們講過“糗事”：因為不認識漢字，他們連廁所都找不到。
所以，菊美多吉總是試圖告訴鄉親們，“挖虫草賺幾千塊沒什麼意思，讀書才是一輩子的事”。
他用盡了各種辦法。扎拖鄉波羅塘村村民白德降初隻讀過三冊書，菊美多吉對他曉之以理：“你自己沒文化，不能讓孩子跟著你沒文化。”
村民覺理家裡沒錢送孩子上學，菊美多吉干脆掏錢資助覺理家的3個孩子，第一次捐出了200元，后來又追加了300元。
幾年過去了，這些村民都在感激菊美多吉，因為這個鄉干部幫他們作的選擇是對的，讀書正在改變著當地家庭的命運。
白德降初的女兒在四川達州的一所中醫學校念大專，將來是一名醫生。覺理的女兒已經上高中了，目標是考上理想的大學。他們都為自己的子女感到自豪。
菊美多吉在龍燈鄉工作的兩年間，鄉中心校的學生從132人增加到了170多人。龍燈鄉中心校的校長扎西擁章說，鄉長說服了很多家長把孩子送來上學，幾年過去了，讀書正在當地形成一種風氣。
這個現狀越來越接近菊美多吉的夢想。他曾跟當老師的表弟說過，他希望道孚的孩子們多讀書，學好知識，回來建設家鄉。
對學校的工作，他總是盡自己的力量予以支持。但在財政入不敷出的道孚縣，鄉長手裡幾乎沒有資金可以支配，更多的時候，菊美多吉隻能自己想辦法。
扎拖鄉中心校在懸崖邊上，可是學校的土圍牆垮塌之后再也沒能修復，孩子們很可能在課間玩耍的時候跌下懸崖。菊美多吉發動村民投工投勞，為學校修起了一堵水泥圍牆。
一次大雨之后，通往鄉中心校的一條馬路因為塌方而中斷了。於是，每到上學、放學的時間，菊美多吉都要到塌方現場護送孩子，直到半個月之后馬路恢復通行。
2008年12月剛調到龍燈鄉工作的時候，菊美多吉發現孩子連御寒的衣物都不夠。於是，他趁著回家的機會，發動親朋好友捐了五六麻袋衣服，然后自己掏錢包了一輛面包車拉到了學校。
他抓住一切機會幫助孩子上學。2009年，四川省啟動藏區免費職業教育計劃，即在9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全額資助藏區學生到內地接受3年的免費中職教育。這被菊美多吉認為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計劃實施過程中，菊美多吉發現，很多孩子因為戶籍信息不准確而耽誤了入學。於是，他從規范檔案戶籍信息入手，確保每個學生能按時入學。
瓦日鄉堯日村的丹孜考上成都禮儀職中后，發現檔案上姓名寫錯了，學校要求鄉政府出具証明。菊美多吉騎著摩托車連夜跑了12公裡的山路，把証明送到了丹孜家裡。
家長感動不已，說：“其實不用這麼著急的。”菊美多吉則回答：“上學有這麼好的政策，又不要學費，如果因為學籍的事情耽誤了孩子讀書，那就是我們的失職了。”
這位中專畢業的鄉長，在當地算是“高學歷”了，但他時常為自己“沒進過大學的校門”而感到遺憾。他沒有要求自己的孩子今后有多大的成就，唯一明確的希望是，孩子要接受好的教育。
可是，他回家次數太少了，自己也“沒有多少時間教孩子識字、算術”。
現在，這成了永遠的遺憾。（王鑫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