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晚，我從微博上第一時間得悉吳仁寶去世的消息，勾起我2008年在黨校學習期間到華西村考察的記憶。這些天來，我還沉浸在那次學習之旅的回憶之中，甚至找來了當時的考察材料，匯總各方面資料，反芻著華西村何以成為“天下第一村”？
華西村能夠享譽“天下第一村”，是因為它的富嗎？據報道，在華西村的發展歷程中，創造了50多項全國第一，累計向國家納稅60多億元。村富帶民富，村裡每個家庭都擁有別墅，數目不菲的存款，開上了轎車。吳仁寶是用電話、汽車、別墅等城市專屬品，去改變農民的身份，滿足中國農民不想當農民的內心期待。
但在身份的轉換中，吳仁寶卻是自覺地躍入“農門”，成為了“中國最有名的農民”。他在華西村但任了48年黨支部書記。即便70年代后期，他曾擔任過6年江陰縣委書記，其間仍在兼任。他有望成為副廳級領導干部，但53歲的他主動放棄，義無反顧回到了華西村。不僅自己以農為本，而且還把幾個孩子也硬拽回來。2003年7月，75歲的吳仁寶告老，小兒子吳協恩當選為村黨委書記。假如吳仁寶當年夾著公文包走進了蘇州地委大院，假如他的3個兒子沒有舍棄城市的身份，華西村還有今天嗎？
歷史沒有假如，歷程卻有跡可尋。回顧華西村發展，盡管經歷了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廠”，九十年代“造城”，新世紀“造人”，但它最終成功是沒有離開一個“農”字做“造化”：農村城市化、農業工業化、農民知識化。拿吳仁寶的話來說：“大華西人與以前比，最大的收獲並不單純是群眾經濟上富起來了，更重要的是群眾懂得了政治，懂得了科學，地創高產出，人創高素質，這才是我們最大的收獲，也是我最滿意的地方！”
華西村實現了由窮變富，吳仁寶想的卻是富而思進。他有句名言：“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國富了才算富。”創造性地提出“一分五統”建設大華西的新舉措，把周邊16個經濟薄弱村納入華西共同發展、共同富裕進程。短短幾年，華西村4次“擴容”，面積由0.96平方公裡擴大到35平方公裡，人口從1500多增加到3.5萬。當周邊村富了，吳仁寶也沒閑著：先后在貧困地區建起兩個“省外華西村”。華西村還投資近千萬元為中西部20多個省市自治區舉辦100多期基層干部培訓班，培訓20多萬人次。
曾經有一位外省縣委書記這樣感嘆:“我們那裡山也好，水也好，就是缺個吳仁寶！”如今，吳仁寶走了，但留下了華西村。是吳仁寶的人生出彩，才造就了華西村的精彩。
華西村模式值得仿效嗎？城鎮化成為當下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華西村當年建設自喻為別具特色的“村城”，旨在讓村民享受高質量的現代生活的同時，也提升村民的素質，他和華西村人用自己的方式探尋城鎮化之路。城鎮化不是消滅農村，吳仁寶隻有一個，華西村卻可以有不同的版本。當推進城鎮化方興未艾之際，有專家指出，城鎮化關鍵是人的現代化。這與吳仁寶的既“富口袋”又“富腦袋”，有異曲同工之妙嗎？當華西村2011年總產值達540億時，吳仁寶說：“今后可能是1000億，也可能一文不值。”值與不值，在於我們更多的反思與汲取。吳仁寶的成功或許很難復制，但作為農業人口最多的國家，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華西村的探索卻值得尊重。（戎章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