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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建設:毛澤東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
霞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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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做出了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就是搞三線建設。三線建設,使中國有了一個相對安全的戰略后方,同時也形成了中國的威懾力。中國的三線建設在世界軍事史和經濟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建國初期毛澤東第一次對蘇聯人說“不”

  建國初期,毛澤東多次提到:我們在經濟建設問題上要學習蘇聯。他們那裡有現成的經驗,這些經驗也是成功的。他們已經“建成了光明燦爛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為什麼不學?況且當時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主要是爭取蘇聯的援助。1949年,毛澤東親自赴蘇與斯大林會談,爭取到了蘇聯的援助。毛澤東對斯大林說,我們搞建設,是沒有經驗的,我們要當你們的學生,學習你們搞建設的經驗。直到斯大林逝世,毛澤東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中仍然寫道:蘇聯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最有經驗的和最有理論修養的黨﹔這個黨在過去和現在是我們的模范,在將來也是我們的模范。”

  陳雲在80年代說過:50年代,蘇聯援助中國是誠心誠意的。這是句公道話。但蘇聯人是按照他們搞建設的思路和習慣援助中國建設的。當時,在中國怎樣建設問題上,中蘇兩國高層是共同協商的,而且協商的結果往往是中國高層聽從蘇聯高層的意見。50年代,蘇聯高級經濟專家和政府首腦曾經提出:中國的經濟建設要想快速發展,必須集中在沿海和東北地區搞建設。當時,在中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中,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蘇聯人說得有道理,應該按蘇聯方面的意見去辦。因此中國在制定一五計劃時,基本接受了蘇聯方面的意見。1953年,我國開始實施一五計劃。一五計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中心展開的,蘇聯方面打算按照原來的意見,把援建中國的項目集中在中國的東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這樣做,工業建設的各方面配套條件較好,企業上馬快,見效明顯,又可與蘇聯的工業建設相聯系。但是此時毛澤東有自己的考慮。他認為,如果把156項工程全部集中在東北和沿海大城市,對中國工業的均衡布局和國家建設的全面展開顯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國防工業,都建在與正在打仗的朝鮮相鄰的東北地區和易受美蔣飛機襲擊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當。就在馬上要確定一五計劃的前幾天,毛澤東把周恩來、李富春找到菊香書屋專門商量156項工程的安排問題。毛澤東說,在經濟建設問題上,我們要考慮中國的實際,不能完全按照蘇聯方面的意見辦。他們說得對的,要聽﹔不對的,就不要聽。總之要有我們自己的主張。毛澤東與周恩來、李富春最后確定了這樣一個原則:既要尊重蘇聯專家的意見,又要有自己的主張。

  那麼中國自己的主張是什麼呢?這就是毛澤東提出的156個建設項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東北地區,特別是在朝鮮正在打仗的情況下,更不能這樣做,要安排一批項目到西部去搞,國防建設項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意見,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與蘇聯方面進行了反復協商,最后決定106項民用工業企業的21項,建在西部地區,44項國防工業企業中的21項,擺在西部。這一決策的實施使過去幾乎沒有工業的我國西部地區建起了一批輕、重工業。其中鋼鐵、電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屬、兵器、航空、建材、電子電氣等企業初具規模,並且初步形成了相互銜接關系。

  到了1956年,蘇聯方面經濟建設中的弊端已經顯現出來,此時毛澤東更感到,對蘇聯的經驗絕不能照搬。可是當時有一些人卻十分崇拜蘇聯經驗,毛澤東則認為,蘇聯人走的彎路,我們不能再走。基於這一考慮,他對我國經濟建設布局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看到我國西部地區雖然已有了一些工業企業,但總體上看,西部地區工業化的底子還很薄,與東部地區相比,差距還很大。他說:“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隻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在這兩者的關系問題上,我們也沒有犯大的錯誤,只是最近幾年,對於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對它的發展不那麼十分注重了。這要改變一下。”在毛澤東的決策下,我國重新調整了經濟建設布局,在新的經濟建設布局中,西部地區的發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澤東還特別注意把國防科技工業擺在西部地區。一五和二五期間,我國的飛機、坦克、火炮、艦艇等重型武器生產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區。西安、重慶、成都、太原、蘭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

  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毛澤東思路的重點是考慮國家經濟建設的布局問題。在那個時候,蘇聯經驗幾乎是神聖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照搬蘇聯經驗,而毛澤東從中國國家根本利益出發並且立足於中國,從國家經濟的長遠、全面發展考慮,敢於對蘇聯人說“不”。他已經把目光投放到了西部地區,為后來的三線建設打下了基礎。

  在核武威脅下,毛澤東形成了中國作戰的新思路

  1964年,中國的國際環境很不好,可以說,中國已經處在五方面的威脅當中。

  首先威脅中國的是蘇聯。60年代初,中蘇兩黨之間的矛盾擴大到了國家關系的領域,兩國的邊界爭端也不斷發生。當時毛澤東就已經預見到中蘇之間的矛盾將要發展到武裝對抗的程度。果然,1964年勃列日涅夫當政后,強化了赫魯曉夫奉行的中蘇關系政策。他不僅繼續與中國為敵,而且變本加厲,向中蘇邊界大量派兵,蘇聯駐中蘇邊界的軍隊迅速增至100萬人,蘇聯的一部分戰略導彈也指向了我國幾個大城市和重要軍事設施。蘇聯還派兵進駐蒙古人民共和國,並且試圖對我國正在搞的核設施實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第二個威脅中國的是美國。美國在朝鮮戰場上失敗后,仍然把中國當作它在亞洲的主要敵人。從60年代初期開始,美國對我國實行了緊縮包圍圈的政策。從60年到64年,美國和我國周邊不少國家和地區簽訂了條約,結成了反華同盟。美國還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數十個軍事基地,對我國形成了“半月形”包圍圈,威脅我國的國家安全。1964年8月,美國開始轟炸越南北方,把戰火燒到了我國南大門。第三個威脅來自台灣的國民黨當局。60年代初,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叫囂要“反攻大陸”。蔣介石加緊派遣武裝特務對我東南和其他沿海地區進行襲擊,妄圖在我東南地區建立大規模進攻大陸的“游擊戰走廊”。第四個威脅來自印度。當時,中印邊境也很緊張,印度軍隊不斷蠶食我國領土,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向我發動武裝進攻。第五個威脅來自日本和朝鮮。日本與美國結盟,其國內有美國的駐軍,日本本國也加緊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南朝鮮也與美國結盟,其國內也有美國駐軍。南朝鮮政府同樣採取敵視中國的政策。在這五方面的威脅當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蘇聯和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最大。中國當時沒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擊時,是沒有任何回擊能力的。面對這些威脅,毛澤東並不害怕。他自己“不怕鬼”,也激勵全黨“不怕鬼”。他在1959年5月6日寫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觀存在好呢,不是不怕它好?”“經驗証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因此我們不要怕鬼,要和鬼斗爭。那麼,原子彈可不可怕?毛澤東說,也不可怕。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馬利元帥談話時說:“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要打還是用常規武器打。打常規武器還可以講點軍事藝術,什麼戰略、戰術,指揮官可以臨時按照情況有所變化。用核武器的戰爭就是按電鈕,幾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彈是紙老虎”,不可怕。

  同時,毛澤東也認真地對付“鬼”。為了對付“鬼”,毛澤東做出了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中國也要搞一點原子彈。他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但是,毛澤東並不把搞原子彈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馬利的談話時說:我們也准備搞一點原子彈“哪年搞出來,我不知道。美國有那麼多,是十個指頭。我們即使搞出來,也是一個指頭。這是嚇人的東西,費錢多,沒有用。”中國要用很少一點錢搞試驗。毛澤東形容中國搞原子彈,“像窮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邊跑一跑。”毛澤東認為,重點應該放在扎扎實實搞三線建設上,因此他的第二個選擇,就是搞三線建設,而搞原子彈也是合並到三線建設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線搞原子彈。所以三線建設處於毛澤東戰略決策的核心地位。

  毛澤東是著重從戰爭,特別是打核戰爭的角度來考慮三線建設布局問題的。他看到:我國東北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基地,全部在蘇聯可攜帶核彈頭的中短程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的打擊范圍之內,沿海工業城市也處在美蔣航空兵力打擊范圍之內。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也在蘇美核武器打擊之下。一旦戰爭爆發,即使敵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國大部分工業基礎也將毀於一旦。而西部地區則距蘇聯和美蔣軍事火力打擊之外(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美蔣的武器裝備,都還打不到西部地區,特別是打不到西南地區)。毛澤東的這個考慮,正好與軍委總參謀部的考慮不謀而合。1964年4月,軍委總參謀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我國經濟布局不適應未來戰爭需要的報告。這份報告印証了毛澤東原來就存在的擔憂,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就是從那時起,毛澤東把他原來的發展西部的思路進一步強化,形成了把我國工業建設的布局全面鋪開,造成沿海的一線、中部的二線、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線並存,而把三線作為建設重點的新思路。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做出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當年8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建設三線。從1965年起,我國開始把沿海一些工業企業向西部和西北地區搬遷,當年新建項目則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區。這是我國三線建設大規模進行的階段。

  三線建設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國的戰略資源大多已經向西部和西南地區轉移完畢。此時的中國,已經不怕打大規模戰爭了,中國已經做好了准備,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向美國總統約翰遜傳話說:“如果美國把戰爭強加給中國,中國將奮起抵抗,戰斗到底。不管來多少人,用什麼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內,可以肯定地說,它進得來,出不去,必將被消滅在中國。”周恩來的這個話,是說給美國人的,也是說給蘇聯人的,更是說給蔣介石集團、南朝鮮和日本的。

  1969年,中蘇關系惡化。珍寶島沖突發生后,毛澤東把關注的目光又轉回到三線建設上來。他更重視三線建設了。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擾,保証三線建設順利進行,他決定對一些重點三線建設基地和工程實行軍管,甚至直接派軍隊去施工。對這種由解放軍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單位,造反派是不敢來胡鬧的。

  為了對付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毛澤東又提出了一個“小三線”建設的思路。這個思路就是:各省特別是進行三線建設的各省,再建設成本省自成體系的“三線”,這樣,既可以使“大三線”與“小三線”兩個體系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大系統,也可以將三線建設深入到中小城市、縣城乃至鄉村,使我國形成支持長期戰爭的工業基礎。從1970年起,中央開始對三線建設項目實行優先安排、重點保証、抓緊搶修的原則。在此原則指導下,全國的三線工程建設全面鋪開,各省的三線建設也隨之全面鋪開了。毛澤東此時的三線建設思路,幾乎完全集中到准備打仗、准備打長期的戰爭上來。因此他對三線建設投資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從來沒有過的。到1971年,我國三線建設的投資總額達到了340.8億元。這還沒有把各省自籌資金搞“小三線”建設的投資計算在內。而且,在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時期,他這樣關注三線建設這一經濟問題,也說明毛澤東對三線建設的重視,是基於對極有可能發生的中蘇戰爭的考慮的。

  “不建設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覺”

  毛澤東是有戰備眼光和勇氣的。建國初期,他能在156項建設項目中考慮到把一部分項目安排在西部地區,就很了不起。如果沒有一定的戰略眼光,是考慮不到這一點的。如果沒有勇氣,在蘇聯意見不僅具有權威性,而且具有決定意義的時候,是不能下這個決心的。而毛澤東的眼光和勇氣,來自他的精心研究和縝密思考。這裡面自然傾注著他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澤東雖然還沒有決定搞三線建設,但他已經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中國西部。他傾注心血研究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各方面的問題,特別對西部建設問題給予高度重視。他親自到外地去搞調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級干部開調查會,認真研究西部地區建設問題。從他的《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對我國西部地區建設問題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他傾注了多少心血!對於毛澤東當年對中國經濟建設問題包括西部經濟建設問題所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憶道:“在聽匯報的那些日子裡,毛主席十分疲勞。有次聽完匯報,他帶著疲乏的神情,說他現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聽匯報,穿插著處理工作,聽完匯報就上床休息。情況確實是這樣。”當時,毛澤東經常是從每天早晨9點40分開始聽匯報,一直到下午。下午處理完黨政事務后,到晚上19點10分繼續聽匯報,一直到22時10分才結束,然后研究這些匯報材料,繼續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澤東已經下定了中國要搞原子彈的決心。起初,中國還寄希望於蘇聯的援助。當年的七、八月間,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毛澤東向赫魯曉夫提出了蘇聯援助中國搞原子彈的問題。但是赫魯曉夫卻有他的考慮。他害怕因此會與美國搞僵,怕美國用原子彈威脅他。他還考慮,中國沒有原子彈,就會投到蘇聯的核保護之下,蘇聯就能夠控制中國。他還對中國擁有原子彈懷有憂慮之心,擔心中國也會構成對蘇聯的威脅。因此當毛澤東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時,他明確表示了對中國搞原子彈的消極態度。在此情況下,毛澤東並沒有動搖搞原子彈的決心。他決定中國獨立自主搞原子彈,並且把這個決定與發展西部地區經濟結合起來。此時,他對西部地區建設的思考中,已經有了很大的軍事因素。

  1964年黨中央正式做出進行三線建設的決策后,毛澤東對三線建設問題更加關心了。當時,毛澤東特別強調三線建設的重要性。他說:必須把三線的重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搞起來,這樣,軍事工業才有基礎。他甚至說,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鋼鐵廠搞起來,我睡不著覺。

  毛澤東依據他對於三線建設的總構想,確定了三線建設的方針,這就是:三線建設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營”。要根據當地的地形、地貌條件確定建設項目,要使三線建設的企業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要遠離大中城市,分散布點,做到即使在打核戰爭的情況下,這些工廠和科研單位也打不爛、炸不垮,能繼續堅持生產和科研,支援前線。

  1964年,也是我國搞原子彈最關鍵的一年。圍繞這一重點軍事工程,毛澤東在過去已經調派了很多軍隊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區的基礎上,又調派了大批軍隊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線,加強核研制基地建設。核研制基地在三線地區的建成,為三線建設描上了最濃重的一筆。

  毛澤東還親自選將搞三線建設。在做出搞三線建設的決策之后,他曾選派聶榮臻及多位將軍去三線搞建設,一批國內最優秀的科學家如錢三強、鄧稼先等也被選派到三線地區搞建設。他曾選派彭德懷到三線去領導建設工作。在中央,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主要負責人主持三線建設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個三線建設委員會,主任均由該地方中央局第一書記擔任。三線建設的大項目,均設領導小組,其他三線建設項目,也設立了指揮部。1973年后,中國已經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堅冰,兩國開始接近,世界政治“大三角”相互制衡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此情況下,三線建設已經初具規模,確實達到了建立穩固的后方基地的目的。從當時世界軍事格局和技術水平來看,如果中國受到外來侵略,中國就已經具備了打不垮、炸不爛、能長期支持戰爭的牢固后方基地。同時,也達到了使國家經濟布局大體合理的目的。工業片面集中於沿海城市的狀況得到了改變,並且形成了地方工業的完整、配套的體系。

  三線建設為西部留下寶貴遺產

  三線建設,為我們留下了大批物質遺產。

  從宏觀上看,如果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線建設決策之前中央對西部地區的投資,僅從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間,中央向三線建設投入的資金為2052億元。通過三線建設,建成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業交通企業、國防科技工業企業、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電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鋼鐵等生產部門相互配套的體系,並且與地方中小企業連成了一個生產系統,同時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產指揮系統。

  從微觀上看,在鐵路建設方面,從1964年8月中央決定修建成昆鐵路、川黔鐵路、貴昆鐵路等6條鐵路線算起,到1980年,三線建設共建成了成昆鐵路、湘黔鐵路、焦柳鐵路、襄渝鐵路、川黔鐵路、貴昆鐵路,在使整個西北、西南地區自身連成交通網絡之外,還使西南地區與華中地區、西北地區和華北華中華南地區的交通網絡連為一體,同時還配合鐵路建設,建成許多公路網絡,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西部地區交通運輸落后的狀況,為西部地區的礦產開發、產品流轉、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創造了交通條件。在國防工業建設方面,通過三線建設,我國在重慶地區建成了常規兵器工業生產基地,在四川和貴州建成了電子工業生產基地,在四川和陝西建成了戰略武器科研、生產基地,在貴州和陝西、鄂西地區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業生產基地,在長江上、中游地區建成了船舶工業科研、生產基地,在西昌建成了衛星試驗、發射中心。通過三線建設,將東北、華北地區老軍事工業企業的一部分搬遷到西部地區建新廠,基本上達到了將重要軍工企業“一分為二”的目的。電子工業形成了生產門類齊全、元器件與整機配套、軍民兼容、生產和科研相結合的體系。航天工業實現了地區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戰略和戰術導彈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發射中心﹔航空工業生產體系也在西部地區形成,在西部地區形成了幾個殲擊機、運輸機生產中心,生產能力佔全國航空工業的三分之二。船舶工業在西部地區形成了完整的生產系統。較高水平的核工業科研生產系統幾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區。原材料工業、能源工業、機械工業方面,通過三線建設,在西部地區形成了大中小相結合的原材料工業體系,建成了攀枝花鋼鐵基地、重慶鋼鐵基地、成都地區鋼鐵工廠、貴州水城鋼鐵廠等大型企業,新建了西北銅加工廠、蘭州連城鋁廠、蘭州鋁廠、冥河鋁鎂冶煉加工廠、西北鋁加工廠和重慶西南鋁加工廠。為了與國防工業配套,還建設了重水、炸藥、樹脂、橡膠、醫藥企業。建成了西南煉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頂山、焦作、鶴壁等礦區﹔新建10萬千瓦以上電站68座。241個機械工業工廠、研究所、設計院搬遷到西部地區后,又新建、擴建大中型項目124個,累計投資94.72億元,佔全國機械工業同期投資的53%。新建了第二汽車制造廠、陝西汽車制造廠、四川汽車制造廠,同時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廠,使西部地區形成了軍民結合的輕、重型汽車批量生產的能力。新建了12個重型機械工業制造廠,使西部地區形成了很強的重型機械制造能力。電機電器工業發展起來了,建成了四川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東風電機廠,形成了年產80萬千瓦成套發電機組的能力。輕紡工業方面,通過三線建設,造紙、制糖、制鹽、自行車、縫紉機、手表、合成洗滌劑、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紡織、毛紡織、絲綢、印染、針織、化纖、紡織機械等生產企業在西部地區全面鋪開。其中,新建5萬錠以上的棉紡織廠有7個,大中型維尼綸廠有5個。此外,通過三線建設,還在西部地區建成了100多個部屬儲備性倉庫,15個大型廣播電視項目,新建了一些高等院校。

  毛澤東搞三線建設為我國留下的物質遺產,至今仍是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的基礎。

  毛澤東搞三線建設的眼光、氣魄、思路,給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啟示。江澤民在90年代初多次視察西部地區,對三線建設時期建成的大型企業倍加關注。他當時就指出,從國際形勢來看,我們對三線建設的重要性,應當有進一步的認識。1993年4月,他還在為一部書的題詞中寫道:“讓三線建設者的歷史功績和艱苦創業精神在新時期發揚光大。”他對三線建設的壯舉給予了高度肯定。正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我國三線建設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當前經濟建設的實際需要,黨中央於1999年作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

  來源:《黨史縱橫》2008年第1期
(責任編輯:王黎鋒(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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