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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岩》的三個作者
石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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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我正在收集資料,著手為著名作家、編輯家蕭也牧(即吳小武)寫傳,蕭也牧的長子吳家石前不久特意給我送來了蕭也牧起草的致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一封約稿信(復印件)。信是這樣寫的: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紅旗飄飄》發表后,很受廣大讀者歡迎。聽說您們已把它擴展寫成長篇,這是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如果已經寫好了,請即寄來一讀。但不知道您們寫的是根據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成的小說,還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憶錄?若是小說,請寄我社第二編輯室,若是回憶錄可寄五編室。我們當以躍進的精神迅速處理,並望立即得到您們的回信。

  緊緊地握手!

  七月廿二日

  從信中“以躍進的精神”這一特定用語來判斷,此信無疑寫於時處“大躍進”的1958年。其時蕭也牧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已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免去了二編室副主任的職務,即將發配到農村去勞動改造。據時任二編室主任的江曉天生前回憶,頭天他到中國作家協會開會時,在作協向建國10周年“獻禮”小組的一份簡報上,發現四川報來的材料中,有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一部長篇《禁錮的世界》,第二天回到出版社說到此事,蕭也牧就主動給三位作者寫了這封約稿信。加蓋公章發出前,抄錄一份存檔。吳家石給我送來的,當是那份存檔的復印件。由這封信,引發了我對紅色經典《紅岩》誕生歷程的探究。

  先說《在烈火中得到永生》。這篇僅一萬余字的革命回憶錄登載在《紅旗飄飄》第六輯上。《紅旗飄飄》是1957年蕭也牧領著傳記組的三個年輕編輯創辦的一個文學叢刊,它一面世就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在社會上掀起了撰寫革命回憶錄的熱潮。就在《紅旗飄飄》編輯部安排第二輯時,收到了四川省長壽縣讀者趙山林寫於4月11日的一封反映當地群眾意見的來信,說他們聽了羅廣斌同志演講解放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血錄,深受教育,希望中國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過寫小說的形式出版發行”,以便使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對廣大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編輯部在原先制定的選題計劃中,本就有一項是擬請羅廣斌寫《江竹筠傳》,趙山林信中的建議,正好是為他們提供了約稿線索,可謂不謀而合。於是,他們就立即寫信向羅廣斌約稿,請他最好能在5月20日前將《中美合作所血錄》稿寄達《紅旗飄飄》編輯部。

  羅廣斌未能如約在5月20日前將演講稿寄來,直至11月15日,才收到由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署名的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他們在給編輯部的信中說:“最近我們抽時間把前一時期向青年作報告的要點整理了出來。作報告的時候,根據不同的對象,有的隻講了其中一些部分,整理的時候,大體上仍保留了講故事的敘述方式。”

  這篇回憶錄為什麼是三個人共同署名呢?事情要追溯到1949年:從解放之日起,重慶就成立了“重慶市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追悼會”,“11·27”越獄脫險的地下黨員羅廣斌和劉德彬,先前被組織分配到那裡去協助工作,參與整理烈士傳略,以供給烈士資格審查委員會作參考。這期間,他們在《國民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署名“楊祖之”的文章《我從集中營出來》。楊祖之即楊益言,與劉德彬曾是中學同學,劉德彬找到他后,就介紹他與羅廣斌認識。1950年1月烈士追悼會結束后出了一份題為《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蔣美特務重慶大屠殺之血錄》的大會特刊,其中《血染白公館》和《火燒渣滓洞》兩節,分別出自羅廣斌和劉德彬之手。會刊在交《國民公報》印制時,因人手不夠,劉德彬就找了楊益言來幫助校對文稿。1950年4月,劉德彬調任青年團重慶市市中區委少年委員,不久調任團市委常委、少年兒童部副部長(后任部長),他和已任團市委統戰部長的羅廣斌一起,向重慶市委組織部寫了書面介紹,安排楊益言到團市委機關工作。接著劉德彬又當了楊益言的入黨介紹人。從此,他們三人就開始在一起進行對青少年的宣傳教育工作,於1950年7月1日,第一次以三個人的名義發表了《聖潔的白花——獻給九十七個永生的共產黨員》。這是根據羅廣斌寫的《血染白公館》和劉德彬寫的《火燒渣滓洞》兩文改寫而成。在隨后的幾年中,他們三人被指派到重慶、成都、內江、瀘州等地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做了幾百場報告。為他們后來寫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出單行本時改為《在烈火中永生》)和《禁錮的世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禁錮的世界》是根據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的長篇小說。三人事先做了分工,羅廣斌寫陳然、劉思揚、小蘿卜頭,劉德彬寫江姐、老大哥、雲霧山和蔡夢慰,楊益言寫龍光章和水的斗爭。小說塑造的主要英雄形象是江姐。她的原型是劉德彬的戰友、羅廣斌的入黨介紹人江竹筠。在三位作者中,數劉德彬最了解江竹筠。江竹筠1938年入黨,在任中共川東臨委和下川東聯絡員時,1939年入黨的劉德彬是暴動中心湯溪特支委員,正擔任湯溪特支和下川東的聯絡員,又是政委彭詠梧的部下,因此與江姐接觸頻繁。當地方黨遭到特務破壞后,江姐和劉德彬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被捕,在押送他們去重慶的輪船上,劉德彬被特務捆綁得很緊,是江姐花了一塊銀元,請看守兵偷偷為他鬆的綁。在獄中,他倆又互通聲氣,對敵斗爭。當彭詠梧就義一周年時,劉德彬發動同室難友給江姐寫了一封深情的慰問信……由於劉德彬和江姐有著如此深厚的戰斗情誼,他寫起江姐來自然得心應手。加上他曾就讀於四川省教育學院,當過小學和中學的語文教師,有較好的創作修養和文字功底,使得他筆下的江姐形象飽滿、生動,光彩照人。1957年2月19日,由《重慶團訊》第三期開始連載他執筆的《江竹筠》,編者在按語中說明:“選自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同志即將完成的,反映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革命烈士英勇斗爭史實的題為《錮禁的世界》中的幾章。”近50萬字的《錮禁的世界》(后改稱《禁錮的世界》)是三人分工后於1956年秋天開始寫作的,這就是《紅岩》的第一稿。后經壓縮重寫,形成了30萬字的第二稿。

  中青社在1959年8月收到第二稿后,將它排印了60本,廣泛征求意見,除了編輯部的江曉天、畢方、黃伊、王維玲等六七位同志外,馬識途、沙汀、廖伯康、王覺等四川宣傳、文藝部門的有關領導都認真審讀了該稿。中青社匯總各方面的意見,一致認為,正如《禁錮的世界》書名,小說的基調不夠高昂,把監獄裡的殘酷氣氛和慘烈的犧牲渲染過多,而沒有能把監獄當作我們地下黨的第二戰場和共產主義學校來寫,革命先烈的英雄風貌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現。於是,中青社便於1960年6月請羅廣斌、楊益言來京修改作品。劉德彬因在反右運動中被以“工團主義分子”、“嚴重右傾”等“錯誤”受到了留黨察看一年、撤銷行政職務的處分而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也就是說,劉德彬未能參加《禁錮的世界》第三稿的寫作。

  羅廣斌、楊益言到北京后,一面修改作品,一面學習、參觀、訪問。當時革命歷史博物館和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尚未正式開館,他們捷足先登,在那裡看到了毛主席在解放戰爭時期寫的許多重要文獻的手稿,使他們大大提高了對渣滓洞、白公館當年的局部斗爭和全局關系的認識,“好像航行在迷霧裡的船隻,忽然看見了燈塔”,加快了第三稿的進程,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三稿完成后,中青社就將《在烈火中永生》的責任編輯張羽由五編室調回二編室,來編發此稿。編輯部專門為第三稿開了座談會,張羽在會上作了一個比較系統的發言。與此同時,沙汀和王覺也反復讀了第三稿,又給羅廣斌、楊益言出了許多好點子。在張羽協助羅廣斌、楊益言修改第三、第四稿的過程中,蕭也牧和已在反右傾運動中被撤銷職務的江曉天,也始終關心著這部書稿的修改加工,在寫作上一遇到困難,羅廣斌和楊益言就虛心地去向這兩位經驗豐富的老編輯請教。1961年12月,經集思廣益,小說修改加工終於完成,正式發排之際,用什麼作書名,又煞費苦心。當時,編輯部和作者擬有《地下長城》、《地下的烈火》、《激流》、《紅岩朝霞》、《紅岩巨浪》、《紅岩破曉》、《萬山紅遍》、《嘉陵怒濤》等十多個名字。經反復斟酌,最后一致商定,取名為《紅岩》。這是因為重慶的紅岩村,曾是黨中央代表團的駐地,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也曾在此居住。給這部小說取名《紅岩》,就意味著國統區的人民是在黨的光輝、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和指引下,同美蔣反動派進行英勇斗爭,才迎來了大西南的解放和革命的偉大勝利。

  《紅岩》出版后,立即激起巨大的轟動效應,很快發行到百萬冊以上,尤其是在我國國民經濟三年困難時期,遍及城鄉的“《紅岩》熱”在鼓舞人民群眾和廣大青少年的斗爭精神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始料不及的是,“文革”開始不久,《紅岩》的主要作者羅廣斌竟成了“叛徒、特務”,於1967年2月10被造反派整死了。造反派還四處散布,《紅岩》是一個右派分子寫的,不是羅廣斌的作品。當劉德彬和楊益言趕來北京,將羅廣斌慘死的噩耗帶到中青社時,張羽、周振甫、陳斯庸、嚴紹瑞、施竹筠等編輯同仁立即趕到蕭也牧家裡,向蕭也牧通報了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蕭也牧聽后,沉吟良久,決然地表態:“羅廣斌如果活著,他也不稀罕我這號人去支持他。可是連他這樣的人也被整死了,我們還怕什麼呢?”這群老編輯當場商定,編輯出版《紅岩戰報》,發出正義的聲音,為羅廣斌雪冤。蕭也牧挺身而出,擔當起了《紅岩戰報》的編輯工作。《紅岩戰報》第一期發表了楊益言的發言、羅廣斌夫人胡蜀興的申訴和張羽的《不許污蔑〈紅岩〉》,第二期發表了由蕭也牧主持定稿的《羅廣斌歷史問題調查報告》。《紅岩戰報》發行數十萬份,傳遍大江南北,深受廣大《紅岩》讀者的歡迎,給顛倒黑白、造謠誹謗者以沉重的打擊。然而,更沒有想到的是,曾想借《紅岩》中的江姐形象為自己樹碑立傳的江青,突然在1968年“3.15”四川問題會議上說:“現在有人在給羅廣斌翻案”,“我們已經查實了,從華?山出來的人都是叛徒、特務,沒有一個好人。”這樣一來,《紅岩》就成了江青欽點的大毒草,中青社的一些人立即在軍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紅岩》事件及清查羅廣斌叛徒集團專案組,對蕭也牧、張羽、陳斯庸、嚴紹端進行非法審訊。至此,隻有160人的中青社,“牛鬼蛇神”的隊伍擴展到40人。建國以來挨整最多、挨批時間最長的“沒有改造好的老右派”蕭也牧,被軍代表指定為“牛鬼蛇神”的領隊,接受淘廁所、掃煙囪、挖菜窖、運煤渣等各種懲罰性的勞動改造和數不清的大會小會的批斗……直至1970年10月15日,在身患重病時,被群專小組打死在湖北團中央五七干校,埋進了當地的一個亂墳崗。

  “四人幫”垮台之后,羅廣斌、蕭也牧及劉德彬的冤案相繼平反,《紅岩》也得以重新出版,累計印數超過700萬冊,成為建國后發行量最大的一部優秀長篇小說。遺憾的是,江曉天、畢方、張羽、黃伊等編輯出版《紅岩》的重要見証人都未能回到原先的工作崗位,致使《紅岩》再版時,劉德彬依舊未能得以署名。吳家石給我送來的這封蕭也牧寫給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約稿信,不就是証實《紅岩》由來的一份彌足珍貴的資料嗎?它提醒我們,曾為寫作和保衛《紅岩》這部紅色經典付出心血以至生命的劉德彬、蕭也牧,如同《紅岩》塑造的革命先烈形象一樣值得敬重,更不能將他們久久遺忘。
來源:《人民政協報》 (責任編輯: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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