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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大公報》二三事
○ 肜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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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報》曾是一個著名報紙系列,新中國成立前在知識分子和上層民主人士中產生過廣泛影響。毛澤東很早就和《大公報》有過交往,他早年被湖南《大公報》聘為“館外撰述員”,發表過若干有影響的文章。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和渝版《大公報》接觸十分密切。其時,《大公報》以上海為總管理處,發行滬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報》。新中國建立后,除香港《大公報》未作變動外,其他三版均收歸國有。就《大公報》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毛澤東也作過幾次重要指示。

  重慶談判期間: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早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前,《大公報》就提出“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憲政,還政於民……由一黨專政過渡到民主憲政”。在蔣介石發出第一封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電報后,《大公報》對即將到來的國共談判寄予厚望。它在社評《日本投降了》中說: “蔣主席致電毛澤東先生,請其克日來渝,共商國事。這真是令人興奮欣慰。……果使國家的統一與團結完成於一席談,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戰為不虛,且將奠定國家建設的千年大計!”8月28日,毛澤東一行飛抵重慶,開始舉世矚目的兩黨談判。《大公報》為此發表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說: “經長期內戰,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希望國共兩黨“認真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大公報》對毛澤東的期待由此可見一斑。

  毛澤東對《大公報》也頗為關注。重慶談判期間,他與《大公報》有關人士進行了多次接觸和交談。例如,9月5日,毛澤東會見該報總編輯王芸生等,表達了“統一之政令必需建立於民主政治之基礎上”的觀點。他說: “隻有包括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代表人士之政治會議,始能解決當前國事,民主統一之聯合政府始能帶給全國人民以幸福。”談話要點在9月6日的《大公報》上刊出。9月20日, 《大公報》負責人宴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宴會結束后,毛澤東欣然提筆為《大公報》職工題字“為人民服務”。

  國共談判結束后,10月12日, 《大公報》發表社評《團結會談的初步成就》說: “毛澤東先生自8月28日來重慶,於昨天飛返延安,在這四十幾天中,政府與中共方面曾有多次會談。……這一會談,以毛先生之來與去為一標志,已獲得一些初步的成就。”

  毛澤東與《大公報》負責人的接觸和題詞,對《大公報》的輿論導向產生了巨大影響,為“雙十協定”的簽訂營造了輿論氛圍。在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真誠努力下, 《大公報》在國共和談期間對毛澤東“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富強是我們今后的方針,我們要用統一的國家迎接新局面”的和談立場,作了真實客觀的報道,對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共產黨和平統一的立場發揮了很大作用。

  新中國建立初期:指示《大公報》升格為全國性大報

  新中國成立后,重慶《大公報》經過公私合營,在其基礎上創辦《重慶日報》,成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天津《大公報》改組,由毛澤東親自易名為《進步日報》,歸天津市委宣傳部領導。上海《大公報》歸上海市委宣傳部領導,最初未作大的調整。到1952年,上海《大公報》發行量大降,廣告收入亦大減,報館嚴重虧損,當年向政府借款總數已超過《大公報》總資產的一半以上。

  《大公報》面臨破產的危險,怎麼辦?1952年夏,王芸生向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匯報了《大公報》碰到的困難,請求中央幫助解決,同時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不久,毛澤東電召王芸生進京,聽完匯報后作出指示:“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並遷京,擇地建新址。報名仍叫《大公報》,作為全國性報紙,報道分工是國際新聞和財經政策。”兩報合並而成的北京《大公報》由中宣部領導,以財經、國際宣傳為重點,暫在天津出版,俟北京新館建成后,遷京出版。

  對於《大公報》的宣傳定位,中央是有考慮的。此時,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剛剛完成,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正在醞釀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即將開始,客觀形勢需要有一張以財經為重點的全國性大報。陳雲、李富春等分管經濟工作的中央領導人也贊成有一份這樣的報紙。但重新辦一份全國性報紙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毛澤東的指示可謂兩全其美。報道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使命就落在了北京《大公報》身上。另外,老《大公報》在世界各地均派駐記者,素有“國際問題報道快捷”的美譽。原總經理胡政之、總編輯張季鸞都是留日學生,對日本問題有較深研究,王芸生也是日本問題專家。《大公報》對於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經常發表有深度的評論,負責國際問題報道得心應手。這幾方面的因素使得《大公報》這個傳統報紙品牌得以保存,唯一的變化是由綜合性報紙變成了以財貿金融方面的評論報道為主的專業性報紙。

  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批示《大公報》創辦《經濟評論》周刊

  20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理論界也需要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行認真的反思和探索。1963年,《大公報》作為新中國財經戰線專業報,為了加強經濟理論宣傳、提高宣傳質量,醞釀將原來每周分散刊出的經濟論文集中刊出,創辦一個周刊作為經濟理論研討的園地,刊名定為《經濟評論》。他們的想法得到了中宣部和國務院財貿辦的同意。《大公報》對創辦《經濟評論》如此看重,與毛澤東當時對《人民日報》理論宣傳不足的批評有關。毛澤東認為它把理論陣地讓給了《光明日報》、《文匯報》和《新建設》月刊。

  經過認真籌備,在李先念、楊尚昆等的過問下,1964年3月10日,《大公報》向李先念提交了關於創辦《經濟評論》的設想和籌備情況的報告,並請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3月14日,李先念致信楊尚昆轉毛澤東,請求對此事給予批示:“主席指示《人民日報》要寫理論性文章。《大公報》是中宣部確定為以經濟工作為重點的報紙,他們想出一個《經濟評論》專刊,似可同意,請主席批。”3月21日,毛澤東批示同意。

  1966年4月23日,《大公報》的《經濟評論》周刊出刊95期后停刊,共存在了兩年多時間。它刊出的大約300篇文章,加上1962年、1963年刊登的經濟論文,大致反映了當時的中國經濟理論界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考。

  〔作者肜新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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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責任編輯:李彥增(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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