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抗日戰爭中的新華社 |
|
| 吳葆朴 李志英 |
|
 |
新華社的前身是紅色中華通訊社，最早創始於1931年，1937年1月更名為新華通訊社，成為抗日戰爭中的戰斗號角。
從“紅中社”到新華社
新華社的前身是紅色中華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通訊社，最早創始於1931年。這年春天，由當時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領導，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工人通訊社，對外曾挂過時間通訊社的牌子。在第一次反“圍剿”的戰斗中，先后繳獲了張輝瓚和譚道源的一部半十五瓦電台及幾名報務員，成立了以王諍、馮文彬為首的第一個紅色電台，主要是抄收國民黨中央的新聞電訊及國民黨內部通報，供領導機關參考。第二次反“圍剿”戰斗中，又繳獲了國民黨公秉藩師的十五瓦指揮電台，設立電台的基礎逐漸成熟。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正式建立了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對外播發新聞的呼號是CSR(CHINESE SOVIET RADIO)，即中華蘇維埃無線電台的縮寫。主要任務是:播發新聞，紅軍革命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消息，上海和各革命根據地都可以抄收到。同時還抄收國內外新聞。它最初播發的新聞就是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當時的領導人是周以栗，周以栗積勞成疾后，由王觀瀾接任。
1933年1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張聞天為書記，直接掌握黨的新聞工作。1936年12月，紅軍長征到陝北，中央決定秦邦憲兼任紅中社社長后，立即召開了工作會議，決定由廖承志負責國外電訊部分，向仲華負責《紅色中華報》。
西安事變發生后，秦邦憲來到西安，決定成立紅中社西安分社，由李一氓負責。1937年1月，中央從保安遷往延安，紅中社也隨之遷往延安。為了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決定，於1月25日將紅中社更名為新華通訊社(簡稱新華社)。
1941年11月，新華社社長向仲華因工作調動，黨中央決定由秦邦憲(博古)兼任新華社社長，吳文燾擔任副社長。新華社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建設成就，動員全國人民促進全民族的大團結，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同時還搜集國內外重要消息，為黨中央決策提供參考。新華社在秦邦憲的領導下，排除困難，各項工作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早在中央蘇區時，為了工作的需要，《紅色中華》就建立了通訊員的隊伍。1933年1月27日，中共蘇區中央局與有關單位發出“關於紅色中華的通訊員問題”，規定了通訊員的五項任務，特別強調“這一通訊員，須是實際的，而不是挂名的”。通知發出后，收效甚好，一個遍布蘇區各地的通訊發行網絡迅速建立起來了。
抗日戰爭中的號角
按照黨中央所提出的意見，新華社一方面將各地通訊社改為新華社的分社，直接加強對各分社的領導，同時將各地具有全黨、全軍、全國性質的新聞發稿權集中到總社，這樣做不僅使黨中央的方針政策能夠得到正確及時的貫徹，也使全黨對外的宣傳口徑保持一致，防止出現不應有的紕漏。另一方面，統一領導有利於提高干部的業務素質，使新華社的工作質量再邁上一個新台階，使《解放日報》與新華通訊社真正成為黨的喉舌，成為抗日戰爭中的號角。
到1942年，新華社已擁有五個分社，較大的分社也已經發展成為總分社。為了進一步提高新華社的工作質量，秦邦憲帶領全社同仁採取一系列措施統一指導敵后各分社工作。利用通報台與山東、晉西北、冀中、晉察冀等分社聯系，認真研究各分社發來的電報。這些措施促使分社建設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1943年初，秦邦憲已經初步摸清了不同地區廣播效果的規律，於是提出了新華社的工作概要，指出，新華社文字廣播要根據對象不同分成三類:一是對敵后抗日根據地廣播，每天五六千字，包括國內新聞、文件、重要論文和社論﹔二是對邊區廣播，每天1500字左右，隻發新聞﹔三是對重慶等地大后方廣播，隻發根據地新聞、通訊及若干論文摘要。
根據各地分社和報紙反映“發稿太多，容納不了，希望減少數量，提高質量”的要求，總社調整每日電訊稿的播發數量，以四開小型的隔日刊報為標准對象，以兩版刊載本區新聞，一版刊載國內國際，一版刊載解放區消息計算，擬每日發稿5000字左右(社論、文件、中央負責同志講話等不計在內)，包括國際新聞1500字，淪陷區和大后方新聞1000字，解放區新聞2500字。
1945年8月，隨著國際局勢的迅速發展，日本侵略者戰敗投降已是意料中的事，秦邦憲深感分社工作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於是以總社名義致電各分社，要求:一、整個新聞工作，應適應形勢，作適當轉變和部署﹔二、目前各分社應集中報道日寇要求投降后引起的影響﹔三、創造新的作風，立刻派遣所有記者隨軍行動，加強電務工作，密切與總社的電訊聯系。新聞報道要快、短、確實。
日本投降后，8月26日，新華社播發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秦邦憲根據中央的精神。要求全社一方面宣傳做好對付敵人進攻的准備，迎擊國民黨反動派的一切進犯﹔另一方面宣傳積極爭取和平，尋求一切避免內戰的方法。並在31日的編委擴大會上強調，應更多研究人家的宣傳及自己的宣傳，我們善於不留余地的批評，但不善於涵養一些的批評，宣傳者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威服人。
1945年12月16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抵達重慶，准備出席政治協商會議。27日，中共代表團向國民黨政府提交一份書面建議，要求無條件停戰，以利於政治協商會議的進行。面對這種復雜的政治形勢，如何正確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1946年1月8日，總社及時向各分社發出關於國共停戰命令的報道。指出:“日內國共雙方即將發布停戰命令，在該命令出來后，各地應多報道我方誠心誠意執行停戰令情形，同時對國民黨軍在停戰令后，猶繼續向我進攻，隨時加以揭發”，但“材料必須十二萬分確實，其部隊番號、行動日期均需查明清楚(發給總社時發兩遍)，不必絲毫夸大，尤不能道聽途說”。
這種根據當前形勢的變化及中央的方針政策的調整，及時向分社進行通報，使新聞報道更具有及時性和針對性，充分發揮了輿論的指導作用。
新華社對國外報道的開端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廣播事業是從1940年開始的。早在抗戰開始時，中共中央就想辦廣播電台，由於受到日偽軍的封鎖和國民黨的包圍，想搞到一些廣播器材十分困難。1940年5月，周恩來從蘇聯回到延安，特地帶來了一部廣播發射機，中央決定籌建廣播電台，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中央軍委三局局長王諍、新華社社長向仲華等為委員的廣播委員會。延安的技術人員克服了重重困難，制造出各種必須用的器材。缺少動力設備，就用舊的汽車頭改裝成發動機帶動電動機供電，當時電台發射功率大約有兩三百瓦。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奮斗，終於在延安城西北的王皮灣村山溝的窯洞裡，建成延安新華廣播電台，12月30日開始試播。這是我黨第一個口語廣播台，也是新華社第一次口語發布新聞，呼號是XNCR，X代表中國，NCR是英語新華廣播電台的編號。
在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群眾把新華廣播電台看做是“茫茫黑夜中的燈塔”，是因為我們的廣播能夠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所以當時的廣播工作者起著號兵的作用。
1942年2月，在南方局的周恩來要求建立對重慶及南方各地的專門廣播。但是由於發射功率太小，發動機又經常發生故障，播出的聲音時高時低，就這樣堅持了兩年多，到1943年3月，因發射機發生了嚴重故障，不得不停止播音，進行大修。
經過技術人員的努力，重新改裝了發射機，改造了動力設備，到1945年9月5日重新恢復了播音。開始為試播，11日正式播音。《解放日報》刊載“延安廣播電台，即日起開始中國國語廣播”﹔“時間每日十一時至十二時三十分，與十八時三十分至十九時三十分(上海時間)。播送節目有時事新聞、解放區消息、時評及名人講演等。尚有紀錄新聞一類，以便各地抄收”。
對外進行新聞報道是為了爭取國際上道義的物質的援助，爭取世界各國人民對解放區的全面了解，這是國際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爭取抗日斗爭偉大勝利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在英文台成立前，為了擴大對外宣傳，1940年10月，中宣部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張聞天親自主持召開座談會動員，組織“社會力量”，包括美籍大夫馬海德、印度大夫巴蘇華、越南人黃正光、印尼人王大材、華裔印尼人畢道文，肖三及德國籍夫人葉華等，研究對外宣傳問題。聽取大家意見后，決定辦一個英、俄、法三種文字的刊物，取名為《中國通訊》，每月一期，確定新華社副社長吳文燾具體負責，稿件由大家分別撰寫。刊物由內部交通帶到重慶，再由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分發給外國記者，由他們轉發國外。宋慶齡在香港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重慶辦事處曾將一些文章刊登在同盟的刊物上，以便擴大影響。1941年3月出版的一期，以皖南事變為主要內容，刊登了五篇文章。社論是馬海德用英文寫的，吳文燾用英文寫的報道，其余三篇分別由肖三(俄文)、巴蘇華(英文)、黃正光(法文)執筆。這是一份32開毛邊紙的油印刊物，每期200份，字跡工整。每月開會組織稿件，都是由秦邦憲主持。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由於國民黨封鎖，發行更加困難，出刊10期就停刊了。
不久，有一批從重慶來延安參觀的外國記者，其中有愛潑斯坦，周恩來在重慶就與他相識，所以把他留了下來，傳授如何向外國人進行報道的經驗，還聘請了原英國文化處的官員林邁可為英文改稿專家。
周恩來從蘇聯帶來的廣播發射機出現故障后，經技術人員努力修復終於可以使用，便用來做英文文字廣播，並用在晉綏繳獲的日本火車頭發電作為動力，於1944年9月1日正式播出，定向是美國舊金山，呼號為CSRDEXN －CR。一天可播五六條消息，相當於中文1800到3000字左右。這標志著新華社對國外報道的開端。
新華社英文廣播台的播放，在國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當時英國、美國報紙有時發的消息，就是從新華社英文廣播台中收到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