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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與三峽工程
朱玉   程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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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常委,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了建設三峽工程的設想,以期從根本上解決長江中下游的洪災,變水患為水利。李先念不僅完全贊同,且於1958年春陪同周恩來實地考察了三峽工程壩址和三峽庫區。考察結果,形成了經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意見》指出:“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面考慮,三峽水利工程本世紀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面的准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最后決定。”1969年,水電部和武漢軍區、湖北省革委會曾提出修建長江三峽的設想。毛澤東從備戰方面考慮指出:“在目前備戰時期,不宜作此想。”1970年下半年,武漢軍區負責人曾思玉又向周恩來提出修建葛洲壩的建議。周恩來召開國務院業務組會議進行了討論,並派錢正英到葛洲壩察看泥沙淤積問題是否能得到解決。10月30日,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革委會向毛澤東、林彪、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遞交了《關於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請示報告》,而后又和水電部一起起草了《關於長江葛洲壩工程幾個技術問題的落實情況》報告,並要求派人來京作詳細匯報。12月13日,李先念在報告上批示:“總理何時接見,請定。湖北已來三十人,張體學、朱業奎(湖北省軍區副政委)等。”12月16日,周恩來主持會議,和業務組有關成員、有關部委負責人一起聽取葛洲壩工程設計匯報,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興建宜昌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批復》,呈毛澤東審批。他在給毛澤東的附信中特別提到:“我和國務院業務組(先念、登奎、德生均參加)與曾思玉、張體學(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林一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等同志和水電部負責人經過多次研究和討論,認為在‘四五’計劃中興建葛洲壩水利工程是可行的。”信中沒有說馬上動工興建。12月26日,毛澤東在他生日這一天指示:“贊成興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准備修改計劃。”

  工程必須發電、航運兼顧

  1971年元旦,10萬人舉行了葛洲壩第一期工程開工典禮,葛洲壩工地沸騰了。

  然而,這樣舉世矚目的工程,准備工作很不夠,施工盲目性很大,沒有經過反復論証的正式完整的設計方案,是在邊勘測、邊設計的情況下開工的,所以設計方案成了當時的關鍵問題。而水利專家對設計方案分歧很大,不同意見激烈爭論,相持不下。

  4月28日,國務院業務組聽取葛洲壩樞紐布置方案匯報后,李先念、李德生、華國鋒發表意見。李先念根據20多年的治水經驗,特別指出航運的重要性。他說:“發電、航運必須兼顧。發電比較固定了,航運要發展。不能按目前長航進川量和地方一百三十萬噸作為考慮運量的根據。”他不同意“在保証發電的前提下,爭取把航運搞好一些”的說法,並嚴肅指出:“長江可不能搞斷了,(搞斷了)千萬人要罵娘的。大家考慮一下,客觀一點,隻能說服不能壓服。我參與丹江口工程,我講,要修丹江(水庫),必須修船閘,不通航就不要修。”他接著說:“寧肯少發十萬千瓦電,也要保証通航。航運解決不了,不能補救,不能搞飛船。”

  他積極提倡在設計方案上要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講究科學,希望大家“不要有成見,科學嘛,不是成見來解決問題,實事求是,認識不一,辯論一下有好處。”

  會后,參加葛洲壩設計方案討論的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和水電專家集中20多天時間,對設計方案提出意見﹔同時又派人到工地發動群眾,結合模型試驗,反復討論。最后,基本上統一了認識,形成了《關於葛洲壩樞紐布置修改方案的報告》。6月20日,李先念對該報告作了三點批示:“一、同意德生同志對救船、救木、救魚的意見。二、根據總理指示,報告暫不批,但工地可依此方案進行工作。”三、把報告印發毛澤東、林彪、軍委辦事組和業務組同志。6月23日,周恩來主持會議,和業務組成員及有關部委負責人一起討論修改方案報告,並發表了重要講話。在此期間,李先念對解決葛洲壩施工所需設備、工程施工、設備研制等問題都作了批示,讓有關部門負責妥善辦理。

  此次匯報會后,根據國務院的指示,武漢軍區、湖北省革委會和國務院六部委召開了有340多人參加的初步設計現場審查會議,並將審查情況向國務院寫了報告。李先念十分關注這次會議,每期簡報都仔細閱讀。看了會議報告后,立即讓工作人員送給國家計委、國務院辦公室和國家科委,讓他們研究會議提出的問題。

  1972年,國務院對葛洲壩樞紐工程再次重新審查。4月19日,李先念主持會議,和國務院業務組成員及六部委的負責人一起聽取張體學匯報葛洲壩情況。他特別強調必須確保工程質量,不要再重犯錯誤。而后,國務院又派出由建委、交通部、一機部、農林部、水電部等有關負責人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和湖北省一起研究葛洲壩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措施。11月,周恩來三次主持會議,和李先念等業務組成員一起研究葛洲壩工程問題。根據實際情況,斷然決定停工整頓,組織科學技術委員會,重新修改設計。李先念說:“葛洲壩問題,總理已於二十一日開會決定工程暫時停止,待設計基本定下來后再開始。這樣大的且無經驗的工程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是不行的。”而后,國務院向毛澤東、中共中央寫了《關於當前葛洲壩工程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和採取措施的報告》。《報告》中說:“十一月初,我們請張體學、林一山和工地的部分同志再次來京,在總理主持下,聽了匯報,進行了研究。大家一致認為,葛洲壩工程的最大錯誤,是性子急了,沒有搞好科研、設計,就倉促上馬,盲目施工。同時工程質量粗糙,有的必須炸掉重建,造成了很大浪費。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應當把工程暫停下來,集中力量,抓緊進行科研和設計工作,認真總結經驗,整頓施工隊伍,做好下一步施工准備。”

  為了加強對技術工作的領導,國務院決定由林一山、馬耀驥、王英先、沈鴻、張體學、袁寶華、錢正英、謝北一、廉榮祿等9人,組成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林一山任主任,負責工程的科研、設計工作。

  同時,將上述9人《關於修改葛洲壩工程設計問題的報告》也一並送毛澤東、中共中央。經毛澤東、中共中央同意,葛洲壩工程暫時停工。這一重要決定,對以后葛洲壩工程建設起了關鍵性作用。直到1974年10月,修改設計方案審定后,經周恩來批准,才開始復工。

  葛洲壩上馬,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

  粉碎“四人幫”后編制1977年計劃時,又因財政困難,無法滿足葛洲壩工程的資金和鋼材需要。李先念得知這一情況后,提出葛洲壩應列為全國重點工程,要保証工程所需的“三材(鋼材、木材、水泥)”,“要讓葛洲壩工程‘吃飽喝足’!”水電部經同國家計委、建委召開19個部委領導同志專題研究后,報請國務院批准,落實了葛洲壩所需用的建設資金及鋼材、木材、水泥等。1978年1月,李先念在副總理谷牧、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等人的陪同下,冒著寒風視察葛洲壩工地,強調要防止追求進度而忽視質量,他說:“每走一步都要兢兢業業,科學是不能開玩笑的。”但是,受“文化大革命”余毒的影響,落實李先念的批示並不容易。對此,錢正英回憶道:

  李先念同志考察后,我再度趕赴工地,檢查貫徹落實李副主席批示是時好時壞,熱一陣冷一陣,這方面的問題解決了,那方面問題又冒出來了。總之,質量工作改進不大。這些情況,引起了先念同志的高度重視,認為不下猛藥,不能治頑症,不出猛掌,頭腦不會清醒。於是,他在當年七月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十多天中,連續給我作了三次重要批示,等於下了三道黃牌警告,都是圍繞著葛洲壩工程的質量問題,嚴厲認真,緊追不舍。他對一位化名為曾光同志的來信批示說:“一定要強調質量第一,因為這是關系到千萬代的事,千萬不能馬虎。如果質量發生問題就是犯罪。”緊接不久又在一份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作了長篇批示,尤其是針對工地領導同志因為工程快而驕傲自滿,聽不得設計人員和施工技術人員批評工程質量的問題寫道:“事情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總有一天人家要講話就是了,不講則已,一講可能有的人就下不了台,可能要受到嚴厲的批評甚至可能有發展到繩之以黨紀國法,話可能說重了,到時勿謂言之不預也。”同日,陳雲副委員長也對這份動態清樣作了重要批示,並致信李先念同志:“關於葛洲壩工程質量問題需要注意啊!這樣事不能有一點含糊才行。怕你忙而漏閱,特專轉上”。先念同志隨即批轉於我,要我們“立即檢查,並寫出報告”。根據陳雲和先念的批示,水電部即派出以副部長陳義庚為首的檢查組,去葛洲壩工地進行檢查整頓,發動群眾開展質量月活動,取得了明顯成效。

  李先念得知后十分高興,於10月20日致信中共葛洲壩工程黨委並全體職工:“葛洲壩這樣大的工程,在我國水電建設史上還是第一個,必須堅持高標准,嚴要求,質量第一。這是黨和人民賦予我們的歷史重任,實在令人高興。工程質量,務必做到一絲不苟,持之以恆,千萬不能反反復復,好一陣壞一陣。因為這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馬虎不得,如稍有疏忽,后患無窮。”他要求一定要像大慶那樣,做到“三老四嚴”,使工程質量精益求精,使建設隊伍更加硬。建設這樣一支隊伍,必須要求政治思想工作強,科學技術高,管理工作嚴。水電工程部門一定要為建設這樣一支隊伍而努力奮斗。葛洲壩工程局黨委和全體員工認真貫徹李先念的批示,狠抓質量,持之以恆,為日后大江工程獲國家優質獎奠定了基礎。

  葛洲壩工程建設一直受到李先念的積極支持和關注。他不僅多次指示、批示,要求確保工程建設質量,而在1978年初又親自去現地視察,聽取匯報,具體指導,對工程的調整、優質建成寄予厚望。后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領導同志,得知葛洲壩一號機組和船閘試驗運行中出現某些問題,便在一次會議上橫加批評和指責。這股風吹下去,“一號機要被‘槍斃’,船閘已淤死”的傳言滿天飛,葛洲壩工程建設能否繼續下去都成了問題。國務院派人下去,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才發現問題不大,不難解決。1981年10月,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壩工地,認真考察了關鍵部位工程運行情況,特別是一號機組和泄洪閘的情況。“那天上午八時四十分,李先念同志登上交通一號輪進入三江二號船閘水域。當展現在眼前的宏偉的二、三江建筑群體聳立在碧波蕩漾的江面時,李先念同志感慨萬千。當他得知十七萬千瓦和十二萬五千千瓦機組沒有出多大毛病時,幽默地笑了笑:‘沒有犯罪(指機組),隻是害了點病。’當他得知二十七孔泄洪水閘經受住七萬二千立方米洪峰流量考驗時,他對工程局領導說:‘那時我也是罵你們罵得很厲害啊!’”面對滔滔江水和宏偉工程,李先念滿懷深情地說,“看了舍不得走啊!”“這個工程算是社會主義工程吧!”

  盡管葛洲壩的建設成績顯著,但“冷風”還是不斷地吹。李先念說:“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還不好講。前些時候有人說我總不倒,又說葛洲壩不該修。這也是問題,那也是問題,要算賬,要追究責任。在會上有幾個人叫得凶得很呢!那麼大的氣。我也發了火,我站起來講,葛洲壩是總理定的,我是支持的,總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禍首,你們要怎樣!叫了一陣子算了,也就不作聲了,就那麼回事!”“我到葛洲壩去了三次,有一回硬要把我拖去,我又發燒,又拉肚,是硬撐著去的,去了是支持搞上去。辦個事難呢!不干的總比干的高明。”

  時時關注三峽工程

  李先念一直特別關心三峽工程是否上馬,經多方研究論証,到1983年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有了上馬興建的初步決策。他表示同意興建,並提出了自己的具體意見。

  自從1958年中央成都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意見》后,三峽工程的設計和科研工作就一直在進行。但因工程浩大,技術復雜,對是否要建三峽工程及何時興建,意見分歧很大,難以統一。1978年1月,李先念和谷牧視察葛洲壩工程,在談到三峽工程時,李先念提出要研究“高壩中用”方案。1979年4月,他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聽取“長辦”的匯報,決定召開選壩會議。選壩座談會在武昌召開,有200名多專家參加,爭論很大。6月22日,李先念在給錢正英、劉瀾波、王林、林一山的批語中說:“關於三峽水利工程建設問題,多年來,水電部和長辦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最近,國務院又聽了一次匯報,這次匯報僅僅是研究討論,也是聽取各方面意見的開始,決不是決定馬上上馬。我是傾向於這個工程的。但這個工程很大,涉及面很廣,建設技術很復雜。如若動工興建,還要繼續深入地做好一系列的准備工作,提出比較好的方案,經財經委員會研究討論,提請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他強調指出:“這項工程在國外水電史上也是少有的,在建設過程中肯定會遇到一些預想不到的問題,特別是有關這個項目的許多重大科研項目,有關部門要抓緊認真研究,如防洪、灌溉、航運、養殖、淤沙、10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特高壓輸電設備、1.2萬噸重量的升船機等。這些科研項目,可否限定時間,比如到一九八一年有個眉目或有肯定意見。如果到時拿不出成果來,土建工程急於上馬,勢必會拖延工期和造成很大浪費。”他還指出:“現在全國就有不少人在議論這項建設,外國人也可能參與這個討論,廣泛的議論是好事,不是壞事,但要注意這些議論,多聽取不同意見好。還有對移民和施工准備工作,也要認真研究,搞出具體方案。請各有關方面對這些工作抓緊進行,為三峽工程興建創造條件。”此后,李先念曾多次表明他的態度:三峽工程一定要上馬,但是要選擇好時機,當國力條件允許的時候就快上,如果國力條件不允許,那就創造條件再上。

  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三峽工程的興建提上了日程。1983年3月,水電部提出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正常高水位擬定在150米,壩高165米。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原則同意這一方案,決定三峽工程上馬。

  李先念為此找錢正英詳談,聽取意見。過后,他又看了一些關於興建三峽水電工程建設和意見的材料。這些建議和意見,都是長期從事水利工作的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提出來的。他們中有的主張應該選用高壩方案,190米或200米﹔有的主張修150米低壩﹔有的主張要通盤考慮,不能倉促上馬﹔還有的主張分級開發。各方都闡述各自的理由和利弊。李先念認真研究了這些意見,經反復考慮,於5月間寫信給宋平、錢正英、林一山:“中央決定進一步研究興建三峽水利樞紐工程,這是全國人民一件非常高興的事情,但要十分謹慎。”對於三峽方案,他說,經過再三考慮,仍然保留如下意見:

  一、我是一貫主張高壩中用或中壩低用的。這是基於:一是不僅要注意發電,更要重視防洪﹔二是洪水泛濫成災時淹沒的土地多,建高壩淹沒的土地可能少﹔三是洪水泛濫時水是從頭頂上倒下來的,攔洪時水是慢慢上漲的﹔四是洪水泛濫時人口轉移多,攔洪時人口轉移可能少,更不用說走得及走不及了﹔五是高壩中用或中壩低用不是年年如此,而是百年或幾百年才用一次﹔六是兩者比較,對國家、對人民究竟哪個受益大,哪個損失小。考慮來考慮去,仍以高壩中用或中壩低用為最佳方案。

  二、從目前我國經濟、技術、社會實際情況出發,興建150米水位的低壩方案,是可以同意的,主要是沒有錢。但是大壩的基礎,按高壩或中壩標准建設,將來經濟、技術條件一旦允許,再慢慢往上修建。這樣可以逐步改變100億立方米的調節庫容不能滿足長江中下游防洪的要求和300萬千瓦的電力不能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局面。這就既從當前實際情況出發,又為子孫后代著想,何樂而不為呢!

  三、泥沙和航運問題,確實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精心選擇可行性方案,保証三峽工程建成后,隻能有利於航運,而不是相反,否則是要貽誤后代的。

  四、全部建設投資,現在的報告中說是113億元,我看遠遠不止,可能超過200億元,甚至達到250億元左右,我很怕這個項目又成為“釣魚”項目。

  李先念的信中最后表示:上述意見,沒有什麼新見解,無非是為說明問題,還得老生常談。我的這些意見,對你們論証會可以不受約束。但希望諸公認真考慮,或者至少要將我的意見存入歷史檔案,留作資料,以備在三峽建設中還有此一說。

  李先念的意見當時沒有被重視和採納。國務院於1984年4月批准“150米大壩方案”(即低壩方案),三峽工程開始啟動。重慶市委有不同意見,向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大壩正常蓄水位應達180米。李鵬在日記中說:三峽大壩150米方案,發電裝機容量1200萬千瓦左右,有140多億立方米防洪庫容,對長江中游和武漢市有一定的防洪作用,但航運方面隻能改善四川涪陵以下的航道。就在這個時候,重慶市向中央寫了報告,認為150米方案對重慶港及附近的航道沒有改善,不能滿足改善航運的要求,而且泥沙淤積還可能造成不利影響,提出把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1985年1月,鄧小平聽了李鵬關於三峽工程情況的匯報后表示:“三峽是特大的工程項目,要考慮長遠利益,我們應該為子孫后代留下一些好的東西。”“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好方案,從現在即可著手進行。”1986年4月,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率有關部委負責人視察三峽后,於6月發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長江三峽工程論証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重新論証三峽工程,在廣泛征求意見,深入研究論証的基礎上,重新提出該項工程的可行性報告,並成立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1987年5月初,新華社一份材料刊登了水電部領導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擴大會議通過的《三峽工程論証階段初選水位方案報告》。主要內容是: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壩址選在三斗坪,壩頂高度185米,最終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實現初期蓄水后,移民工作連續進行,經過五至十年蓄水位達到175米,移民安置區安排在180米的回水線以上。李先念閱后很興奮,當即寫信給李鵬、宋平、錢正英、林一山:

  看了這份動態清樣,我感到第四次擴大會議開得很好。三峽工程和論証工作越來越深入了,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令人高興。對三峽工程,全國人民都非常關心,這些年來,很多同志在各種場合講述了自己的意見,有的贊成,有的反對,有的提出問題,這完全是正常的,是好事,否則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果。今后,特別在開工前隨時都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尤其要注意聽取反對的意見,並吸取其合理部分,這樣才能做到集思廣益。同時要反復論証,對各種疑難問題和不同看法,做出科學的有效的解釋和回答,對各種復雜問題做出預案,免得工程上馬后因准備工作不周,而造成嚴重損失。

  關於三峽工程建設問題,從五十年代我就接觸此事,說過不少意見。一九八三年五月,我同錢正英同志詳細交談后,又給宋平、錢正英、林一山同志寫了一封信,比較系統地談了我的觀點。看了這份清樣后又有點想法,再提出來供參考。

  三峽工程在我國水利建設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屈指可數的。這樣大的工程,必然會遇到我們還想不到的各種復雜的問題,一定會有許多科學技術問題要解決。可以說,建設這項工程是對我國科學技術能力和水平的一次大檢查,大促進。許多科技領域,如水文地質、機械設備、工程建筑、發電輸電、航運、防洪、灌溉等,都會不斷創新。比如選擇大機組就是一個新的課題。因此我們在三峽工程建設中,每一步、每一項都要依靠和發揮科學技術的力量。首先是水文地質科學,庫區幾百裡,水深幾百米以上,地質結構、地貌形態千差萬別,隻有把這些問題弄清楚,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制定出預防可能發生的跑水、漏水、滑坡、斷裂等有效措施。尤其是對石灰岩層,要妥善處理。總之,一定要把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發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並要切實可靠,這樣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才有說服力。

  由於三峽工程處在我國中部地區,所以工程質量顯得特別重要。從勘探、設計到施工的全部過程和每一步都要把住質量關,一定要保証做到整個建設工程萬無一失,這是千年大計、萬年大計,關系到長江流域億萬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否則一旦出了大事,反利為害,將造成歷史上空前的災難,也會成為遺笑萬年的丑事,即使我們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寧。

  三峽工程的基礎工作搞了三十多年,搜集和積累了大量資料,做了很多准備工作,大體上有了基礎,也可以說有點把握,當然這項工作還要深入進行。現在是錢的問題,如果有了錢,何時開工,那隻有請中央最后決定。

  以上意見,請酌。

  
李先念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

  三峽工程的重新論証,從1986年6月開始,歷時近三年才告完成。論証的結果為:關於三峽工程的水位方案,綜合14個專家組的意見,推薦“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的方案,壩頂高程185米,最終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大壩高175米,最后總庫容393億立方米,防洪庫存容221.5億立方米,裝機1768萬千瓦,年平均發電量840億千瓦時,宜昌至重慶間660公裡航道獲得顯著改善。主要結論為:三峽工程是難得的具有巨大綜合效益的水利樞紐,經濟效益是好的,建三峽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峽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正在北京醫院治病的李先念得知后非常高興。4月5日,出席七屆全國人大會議的湖北代表團,委托漆林去醫院看望李先念,並匯報了省計委和三峽工程湖北省前期工作領導小組迎接三峽上馬、服務三峽建設的有關工作部署和工作重點。這使一向關心三峽工程的李先念甚為高興。他說:“三峽工程是毛主席的遺願,我也是做夢都想建三峽,三峽也是全國人民盼望的大工程,早日興建三峽,以了卻我們的心願。”他說帶個口信告訴湖北省領導:“三峽在湖北,湖北要出大力,做大貢獻。在征地、移民、支持工程建設上,顧大局、講風格,不要向中央提難題,能在省裡解決的,就不要推給中央。”他要求湖北一定要把三峽這篇文章做好,從宜昌到三斗坪建成一個經濟走廊,要借三峽工程興建的機遇,大力發展經濟,特別是帶動鄂西的基礎產業、骨干項目,既為三峽工程服務,又鍛煉出一批技術隊伍。

  1994年12月14日,這一舉世矚目的巨大工程正式動工。1997年11月8日,三峽地區上下游圍堰合龍成功,順利實現大江截流,標志著三峽水利樞紐一期工程建設的勝利完成。2006年5月20日,185米的三峽大壩澆完最后一倉混凝土,大壩開始全線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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