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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對新中國經濟體制的理論探索
龐 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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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胡錦濤同志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所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劉少奇同志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了一生”,“是新中國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創立者之一”。薄一波同志曾指出,劉少奇同志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先驅者之一”,他對如何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等一些基本問題所提出的卓越的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黨在走過一段彎路之后,最終形成這一正確的全黨共識,具有重要的開拓性意義,為今天的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供了極為可貴的思想啟迪。

  ●新中國成立前夕,劉少奇關於新中國經濟體制的許多觀點為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所吸收,並體現在建國大綱《共同綱領》規定的經濟政策中

  從1948年下半年起,劉少奇受黨中央、毛澤東的委托,較系統地研究了如何建立和發展新中國經濟的問題,並在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作了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的講話。隨后,又在多次黨內報告及1949年4月視察天津的講話中,闡述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和政策。這些觀點主要有:

  其一,嚴格把握國民經濟計劃的范圍和程度。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之不同於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就在於它“應該是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組織性與計劃性的經濟”。從當時的認識來看,新中國的國民經濟要逐步走向計劃經濟,在黨內是沒有異議的。在這個基本認識下,劉少奇著重從我國小生產仍佔極大優勢,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佔有相當比重的現實出發,強調實行國民經濟的計劃性,“必須嚴格地限制在可能的與必要的限度之內,決不能實行全部的或過高程度與過大范圍內的計劃經濟”。為此,必須防止“超出實際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機械地實行計劃經濟”。這種嚴格把握國民經濟計劃的范圍和程度的思想,反映了劉少奇對新中國經濟體制中市場調節因素的重視。

  其二,重視處理新中國經濟體系中商品經濟所關聯的市場關系問題,提出“誰領導了市場,誰就領導了國民經濟。”劉少奇在1949年12月華北財經委員會的報告中,闡述了小生產者生產出來的商品,要拿到市場上去賣,才能實現商品的價值。而新中國的經濟體系,正是經過這種商業關系,把千千萬萬的分散的獨立的小生產者聯系起來,並使他們與大工業聯系起來,構成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因此,“商業就在這種經濟體系中佔有極端重要的地位”。這裡所說的商業,實際是指商品經濟,既包括進行商品交換的市場,又包含市場對商品生產的引導,即生產、銷售和消費三者的相互關系。針對有人認為商業“不創造價值”的觀念,劉少奇強調,“盡管商業是建立在生產的基礎上,但反過來它又可以支配生產”﹔要看到商品是經過市場來分配的,各種關系表現為市場關系,中心問題是建立適當的市場關系,“誰領導了市場,誰就領導了國民經濟”。

  其三,把建立適當的市場關系擺在經濟運行的中心位置。這是劉少奇關於經濟體制的一個深刻見解。對此,他在視察天津的講話中反復提出,必須切實地、迅速地溝通城鄉關系,不要單純恢復舊的,而要多想辦法打通渠道,組織推銷工農業產品的交易市場,“使城市工業品與鄉村農產品相互交換的關系發達起來,靈活起來”。在這方面要與商業資本家合作。這些論述,體現了經濟體制的又一條重要原則,即必須圍繞建立市場關系這一中心,千方百計把城鄉關系活躍起來,以刺激生產,使市場上的商品多起來。

  其四,明確把國家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個重要的體制因素。劉少奇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在適當條件下監督資本家,使資本家為國家服務的一種制度”。所謂“適當條件”,就是國家在彼此兩利的政策下與資本家訂立合同,使資本家願意接受國家監督。劉少奇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十分接近社會主義的經濟,中國可以比俄國“更多地、更長時期地”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辦法。這是劉少奇從1921年至1922年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赴俄留學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一個很有價值的獨到見解。

  在這一階段劉少奇對新中國經濟體制的思考中,把發展商品經濟和建立相應的市場關系,同“逐步地實行計劃性”的要求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形成一種既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又適合於逐漸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運行機制。這些意見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重視,有許多觀點為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所吸收,並體現在建國大綱《共同綱領》規定的經濟政策中。

  ●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期,劉少奇就改進計劃體制和增強經濟活力提出了諸多重要見解

  隨著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實施,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逐漸形成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1956年黨中央開始初步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這個探索過程中,劉少奇針對改造后期出現的問題,特別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所造成的重大挫折,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就改進計劃體制和增強經濟活力提出了許多重要見解。

  其一,進一步考察了計劃經濟的缺陷,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和靈活性”。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后期出現的經濟組織形式過於單一的缺點,黨的八大採納了陳雲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意見,允許一些個體手工業戶、小商販仍保持單獨經營,一部分農產品進入自由市場,使國內經濟一度活躍,許多地方出現自發經營的“地下工廠”、“地下商店”,成為社會上關注的問題。對此,劉少奇認為“有這麼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從比較的角度出發,劉少奇進一步指出,實際社會經濟活動包括各行各業、各個方面,有幾千種、幾萬種、幾十萬種,由此,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和靈活性”。

  其二,提出地方、企業以及個人必須有一定范圍的經濟活動的自由,“這也是個體制問題”。劉少奇認為,最重要的是“地方、企業以及個人必須有一定范圍的經濟活動的自由,沒有這個自由,社會主義經濟就不可能有多樣性和靈活性”,並認為這是一個體制上的問題。為此,要利用自由市場,地下工廠,還有農業上的家庭副業、自留地等個體的、私營的經濟活動,來增強經濟的活力。

  其三,十分重視如何實現企業的自主權問題。1959年,為總結“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劉少奇在海南召集了九次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學習討論會。在學習討論中,他十分重視如何實現企業的自主權問題,並結合當時中央向地方分權的行政體制改革的實例,提出了“生產力從哪裡來”的問題,主張將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這個觀點有相當的深度。

  總之,劉少奇關於新中國經濟體制的理論探索,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探索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帶有他個人的理論色彩。盡管他當時的探索由於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約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但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發展已深刻証實了劉少奇理論探索中的某些遠見卓識。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 (責任編輯: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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