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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風雲人物:任仲夷的最后日子
  
李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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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任仲夷在廣州家中小院,對面是東湖


  一退到底

  1984年2月,鄧小平第一次親臨深圳特區視察,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沒有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此時的任仲夷心臟每天早搏3萬次,膽囊劇痛不止,若不馬上手術,隨時危及生命。當時正是對特區非議甚囂塵上的時候,之前他曾多次邀請鄧小平來深圳,可都未能成行,說還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現在,突然間鄧小平要來了,他的身體卻又不允許他陪同視察。一個是特區構想的總設計師,一個是特區建設的總執行官,未能在深圳會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遺憾。

  1985年春節,老同學蔣南翔來到廣州,任仲夷興奮異常,陪著喝了幾杯茅台,回到家竟然腦中風失語了。幾天后,他的語言功能慢慢恢復。他意識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中央正在醞釀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年輕化,他毫不猶豫地報上了自己的名字——退休。

  辛苦了60年,整整一個甲子,他什麼都經受了,什麼也明白了。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考慮把他安排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中南海辦公。他堅定地拒絕了。他說,我要休息了,就在廣州。

  按慣例,他可以出任省顧問委員會主任,但他主張一退到底,並提出自己回家辦公。家裡的住房一直是歷屆省委主要負責人居住的,盡管他祖孫三代住在一起也不算寬敞,但他還是要求把房子和院子隔成兩套,自己隻住其中的一套。為了便於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參加常委會。他說:“別人都說扶上馬,送一程,我不那樣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麼工作,究竟誰負責?”

  一個廣州普通市民

  他家小院,面對著水波盈盈的東湖。院裡有幾棵半大的桂樹和榕樹,還養了若干盆五彩繽紛的花卉,滿院芬芳,滿院青蔥,是休養身心的福地。生活一下子安靜下來,沒有了半夜令人焦躁的電話,沒有了限時辦理的急件,沒有了“商”和“私”、“雇”與“股”、“社”與“資”等字眼的碰撞和爭論……與老伴聊聊天,與兒子泡泡茶,抱抱呀呀學語的孫子。對這個家庭,他真是虧欠得太多了。

  夫人王玄1952年就擔任了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可之后的30多年裡,跟著他從黑龍江到遼寧,再到廣東,永遠擔任著副市長職務,她也許是中國任職時間最長的副市長了吧。

  大兒子任念崎,生下來就寄養出去了,一直默默地在一座北方城市的最基層工作到退休。二兒子投胎后,王玄屢屢吃奎寧想打掉,可誰知這小子命硬,竟然健健康康地出世了,所以取名任克寧。三兒子生下后,夫妻兩人正是工作最忙碌的時候,總感覺是一個累贅,便取名任克雷。這兄弟兩人大學畢業后都在國有單位上班,沒有一個仰仗他的地位升官發財的。

  每天早晨6點,他就起床了,戴著鴨舌帽,穿著夾克衫,手拿收音機,踩著熹微的晨光,在東湖邊的玉蘭樹下散步,邊走邊聽,像一個散淡的退休工人。中午和下午,是在家裡會客和外出開會的時間。他特別願意參加藝術界和思想界的各種聚會,隻要身體和時間允許,他總是有請必到。

  后半生注定是廣州人了,任仲夷開始用百姓的眼光和心情,去關心這座城市了。一次,他給廣州市委書記和市長寫信:“我從機場出來,一路看,一路心情沉重,高架橋灰黑灰黑,確實很難看。這方面上海做得很好……我們要爭取將‘如此多橋’變成‘如此多嬌’。”很快,經過美化、綠化、亮化的數十座立交橋變成了廣州市的一道道風景線。

  上世紀90年代,由於種種原因,霍英東在南沙的開發舉步維艱。任仲夷了解到真實情況后,沉思良久,給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寫了一封信:“南沙不僅是番禺的南沙,也不僅是廣州的南沙,南沙開發搞好了,很可能是廣東新的經濟增長點。”不久,李長春親臨南沙調研。接著,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全力支持南沙開發的決定。南沙成為廣東新世紀以來鮮亮的焦點之一。

  1998年9月,任仲夷到省眼科醫院看眼疾,電梯口擠滿了人,秘書要給院方打電話請求幫助。他擺擺手嚴正地說:“不,不要!千萬不要!”原來,前一段時間他住院治療,一位中央領導路過廣州專門去看他,保衛部門把電梯控制了,不讓外人使用,曾惹起怨言。為此事,他常常心有愧疚。秘書說:“那怎麼辦啊?”任仲夷揮一揮手杖,樂呵呵地說:“自己的事自己干,爬樓!”就這樣,84歲的他,借助拐杖,用了半個小時,一步步地爬上了17層高樓。

  參加黨代會最多的正式代表

  常常地,他感覺自己還年輕呢,風風火火,從沒感到累過。他越來越有著一種強烈的感覺,他需要表達一些什麼,堅持一些什麼,才能對得起這個國家,對得起這個民族。

  本來,作為一個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他已經不會作為正式代表參加全國黨代會了。但他卻屢屢破例,創造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幾乎難以超越的紀錄。

  “十三大”召開(1987年)之前,他早已卸任。按照慣例,組織上沒有把他列入“十三大”代表候選人名單。按程序選舉時,不知誰提議,廣東的代表裡不能沒有任仲夷。於是幾百人紛紛響應,聯名寫信推薦。他就這樣進入了候選人名單並全票當選。以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也都是以高票當選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1949年之后的歷屆黨代會,除了“九大”之外,他全部參加了。“九大”召開時他被關在牛棚,因為反對林彪的“頂峰論”。在一次內部會議上他曾說:“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頂峰,難道就不發展了?”“九大”的缺席,恰恰証明了他政治思想上的清醒和堅定。

  作為一名有著6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他多麼希望這個黨能健康地成長壯大啊。每一次開會,他都要大膽建言,語出驚人。

  1987年的“十三大”上,他在審議報告時,認為沒有提到價值規律的作用是不妥當的。因為計劃經濟正面臨著瓦解。商品經濟或曰市場經濟時代馬上就要到來了,作為其主要內核的價值規律的作用是必須要提前加以重視的。后來報告審議稿特意加上了一句“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

  即使在平時,他也常常大膽建言。對一些干部把領導稱為“老板”,群眾把官員稱為“父母官”,他極其反感。1996年10月,他在《羊城晚報》上發表了題為《各級干部決不是什麼“父母官”“老板”》的訪談錄。他說,這把干部與群眾的兩者關系完全顛倒了,我們干部是人民的兒子,決不是“父母官”,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公仆,決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是什麼“老板”。他越講越激動:這些人忘了,他們的權力從哪裡來?是人民給的!我們常說的民主民主,應是由民做主,而不是為民做主。

  越加鋒利的真理之牙

  2000年的一天,他和幾個老干部在一起吃飯,突然停下筷子,盯著大家問:“你們說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隨共產黨究竟是為什麼?”見大家面面相覷,他又自言自語地說:“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嗎?”說著,目光焦灼。

  鄧小平在1986年就指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但后來由於種種原因,政治體制改革推進較慢。

  此時的任仲夷,雖然身體已全面衰退,他那衰竭的大腦卻像一架沉重的機器,吃力地運轉著,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苦苦尋找著落后的根源和光明的前途。他似乎聽到了遠處深厚的聲音,那是天籟,那是民意,那是文明的大道,那是這個民族的明天……

  2000年8月,他發表了《任仲夷縱論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一文,除呼吁應重視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外,還對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關系及民主集中制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無不別具新意,動人視聽。

  2002年,他在《同舟共進》雜志刊出了兩篇重要文章:《人的錯誤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和《再談人的錯誤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任仲夷認為,人的認識,都是客觀外界各種現象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凡是如實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現象的,就是正確的,反之,就是錯誤的。正確思想被群眾掌握,會成為巨大的物質力量,大大地推動歷史前進,而錯誤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眾,也會形成物質力量,成為歷史的反動。

  這一年,他的最后一枚真牙也拔除了。他的牙沒有了,但他的真理之牙卻愈加鋒利了。咬定青山,永不鬆口。

  這一年,他還囑人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寫著“是是非非”。第一個“是”和第一個“非”作動詞用,解釋為敢於肯定對的,敢於否定錯的,敢於“是是”,更敢於“非非”。他說,人類社會進步的過程,都是“是是非非”的過程。

  這一年,89歲的他買了一台大屏幕電腦,他要借助互聯網閱讀一些內地報刊看不到的東西。他每天用放大鏡對著屏幕看新聞。后來視力不行了,就將兩個放大鏡重疊捆綁在一起,一個字一個字地細看,一個字一個字地咀嚼……他不得不承認,對這個世界,他越來越無能為力了,因為他的視力已經徹底衰退了。

  政治家的遺言

  任仲夷去世的前一年,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拜祭了一下祖墳。他已經60年沒有回家了。那是河北省邢台市威縣的一個偏僻貧窮的小村庄,北方式的意識,北方式的落后。他的心裡酸酸的。

  他的老家是義和團運動的發源地,縣城裡展覽館宣傳的還是傳統的那一套。殊不知,這些100多年前的鄉民們,他們是英勇的,愛國的,卻往往也是愚昧的,封閉的,有的人甚至詛咒現代科技文明,盲目排外,他們代表的只是傳統的小生產方式。縣領導希望他題詞。他想了想,沉重地寫道:“切記落后就要挨打!”

  村裡的小學太破了,他決定捐出10萬元。陪同的縣、市負責人也紛紛表示捐款,重新蓋一座新小學。大家都說,當然應該叫“仲夷小學”了。可任仲夷堅決不讓,他說還是叫“務實小學”吧。

  任仲夷曾說:“人是呱呱地生,快快地長,慢慢地老,悄悄地去。”對這個即將離開的世界,他有著太多的熱愛,也有著太多的無奈。他常說,自己不悲觀,也不樂觀,而是達觀。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終究會到來。

  面對著眼前觸手可及的死神,他也一如往常地平靜。他說,每次向別人作遺體告別時,就難受一次。人去世了,就沒有知覺了,向死人告別,讓活人難過,這個做法該改一改了。自己的喪事要一切從簡,發個訃告,告知親朋好友,或舉行一個簡單的悼念儀式就可以了。悼念儀式的氣氛不要搞得那麼沉痛,要輕鬆些,不要讓大家難過,讓大家保重身體,好好地活著。

  他與大兒子談孫女的教育:“心裡要有是非標准,心中要有真理,因為這個世界畢竟是有真理存在的。叫她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一個正直的人,一個追求真理的人。”對二兒子和兒媳交待的是在美國上學的孫子:“不僅要以外國人的眼光看美國,還要學會用美國人的眼光看美國,這樣有利於中美兩國的溝通和往來。”他拉著三兒子的手深沉地說:“你除了抓好企業外,抓好經濟外,還要多從政治上關心國家的事情啊!”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廣州悄然去世。令人萬分驚奇的是,1980年的這一天,竟然正是他來廣東上任的日子,在中山紀念堂召開的干部大會上,習仲勛傳達了中共中央的通知,掌聲雷鳴,笑聲震瓦。這期間,不多不少,正好是25年——四分之一世紀。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3期)

  ■鏈接 任仲夷,1914年出生於河北省威縣。1935年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中下放農村勞動。1972年重新工作,任黑龍江省委常務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后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78年,撰寫了《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和《解放思想是偉大的歷史潮流》兩篇理論文章。1979年,大膽主持了平反張志新冤案。1980年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1年,他從實際出發,“冒死挺進”,使廣東和特區的經濟獲得高速增長,真正在全國“先行一步”。1982年,果斷提出堅持打擊經濟犯罪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1985年9月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05年11月15日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92歲。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責任編輯: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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