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史海回眸
抗戰時期中外記者參觀團訪問西北紀實
孟 紅 
【字號 】【論壇】【打印】【關閉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團土崩瓦解,整個反法西斯戰線捷報頻傳。可就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國民黨戰場上卻出現駭人聽聞的豫湘桂大潰退,短短8個月內,相繼丟失20萬平方公裡的富饒國土,6000多萬同胞淪於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國民黨統治區民怨沸騰,民主運動蓬勃興起。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官員和輿論的強烈不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廣大軍民革命熱情高漲,眾志成城,到處呈現出蓬勃向上、無往不勝的可喜景象。

  在此之前,紅色延安早已成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許多人都急切想來探秘,但一次次都被國民黨嚴拒於門外。而且由於國民黨政府一直以來的封鎖政策,很多人受到蒙蔽,以致中外記者團來到解放區之前,對解放區的真實情況幾乎一無所知。1944年夏,迫於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前往延安等地採訪。

  

  1944年夏天,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得以組成,這是當時駐中國的外國記者共同進行長期斗爭的結果,是對國民黨政府將近5年來禁止中外新聞界訪問解放區的第一次突破。蔣介石雖然勉強同意了參觀團去訪問延安,但卻附帶三個條件:先調查西北的非共產黨區﹔在共產黨區至少呆3個月﹔呈送報告給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檢查。並且採取了許多“防范措施”,嚴格檢查記者們的所有電訊工具。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共計21人,其中外國記者6人、中國記者9人、國民黨官方指派的2個領隊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來的4名“隨員”。

  5月17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乘坐一架由美國人駕駛的DC3道格拉斯飛機,從重慶出發飛抵陝西省的寶雞,改乘火車於第二天到達西安。

  中外記者團到達西安,即按照國民政府事先的“三個條件”,先在西安“參觀”,然后又繞道山西“后門”進入陝甘寧邊區。

  在西安,記者團參觀了一些工廠、機關、學校。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在事后撰寫的《北行漫記》一書中說:“我們在西安消磨了很有趣味的四天。我們雖然是委員長的客人,地方政府的官吏卻不大知道怎樣應付我們。作為正式的賓客,我們應受一切優待和協助。作為觀察銳利的新聞記者,我們也許會看到不良的事情或得到壞的印象。因此,我們的正式關系盡管什麼都是笑嘻嘻和客客氣氣,西安官吏卻嚴密監視著並且記錄著我們的一言一動。后來我們知道,人力車夫也是特派到迎賓館的,他們總堅持著要求我們雇用。當我們拒絕坐車時,你走到哪裡他們就跟蹤你到哪裡。我們婉辭抗議了,人力車夫立即不見,繼之以便衣的人們,在迎賓館的門外閑蕩。如果我們在街上雇了一輛車,他們就騎了腳踏車跟隨著。……”第一戰區代理司令長官胡宗南的參謀長、省主席祝紹周等,都公開向記者團承認了“對共產黨封鎖的存在”,還無中生有地造出許多謠言,來誣蔑共產黨、八路軍。

  期間,記者團印象最深的是參觀所謂的“勞動訓練營”(即拘押、迫害進步青年的集中營)。這次參觀是外國記者要求的。為了欺騙外國記者,西安的官員們手忙腳亂地進行了許多“准備”。

  “他們把可能提出的問題油印在一張紙上,叫學生領袖召集學生一組一組開會,花了好些時候研究適當的答案”。這裡明明是一個迫害進步青年的集中營,卻硬被他們說成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用以收容從共產黨逃亡至西安之無家可歸之青年,給予短期之訓練”的機構。當記者團到達這裡時,便演出一幕令人作嘔的鬧劇。

  不僅如此,官方還煞有介事地為記者參觀團舉行了茶會,預先安排了幾個“模特”來向外國記者“訴說”共產黨的“罪行”。官方事先給這些人編好了一套故事,而且叫他們“預演”過。一個名叫羅清修的女人說,1935年,她跟著富有的父母在四川過著恬靜和平的生活,紅軍長征的時候,紅軍殺死她的父母、叔父、兄弟,把頭扔到井裡,並且把她帶到延安。她在1942年逃出延安之后就進入這個訓練營。還有一個名叫趙清的女人,也聲稱是從延安逃出的。這一天在外國記者面前撒謊的,還有其他一些男女。

  這些偽裝者的演技並不怎麼高明,當時就引起外國記者的懷疑。時間不長,這些騙人的把戲就被徹底揭穿了。記者團到達延安的時候,碰到了剛從這個集中營裡逃出來的兩個囚犯——22歲的羅卓盈和23歲的王爾明。羅卓盈是離開東北軍參加八路軍的戰士,1940年跟隨一一五師鄭參謀長從新疆返回延安,路過蘭州時被國民黨逮捕,鄭參謀長慘死獄中,他被輾轉送到這個集中營來。王爾明原在西安防空學校當無線電報生,因為他在一封信裡贊揚了蘇聯憲法,就被當作共產黨嫌疑犯抓進了集中營。記者團在西安訪問這個集中營時,他們兩個正在那裡。

  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羅卓盈和王爾明來到外國記者住地延安交際處,同5位外籍記者進行了座談。福爾曼翻開筆記本問道:“你們認識羅清修麼?”羅卓盈說:“她是說她的有錢的父母都給共產黨殺掉了吧?”福爾曼看看當時的記錄回答說:“她是這樣說的。”羅卓盈說:“這是一篇謊話。她說她在四川生長的,她從來就沒有到過四川﹔她說人家在長征的時候把她拖去,她從來就沒有到過共產區。她不過是一個在西安和一班有問題的人勾搭的風騷女人罷了……”福爾曼又提到趙清的事,王爾明說:“像她那樣的人從共產區逃出去是對的,可她是跟上人家的丈夫逃走的。他們兩個人在穿過邊境時給逮住了,並且被送到了訓練營去。她的情夫還在那邊,可是對她已經沒有興趣了。現在她看上了營裡一個官員,希望能夠由他幫助而得到釋放。” 最后,羅卓盈告訴他們說:“營裡大多數人都沒有到過邊區,被捕以前也都不是共產黨。大約70%都是愛國者,因為政治思想先進,在大學、在家裡被捕的。另外15%是被誤認為共產黨的,像我一樣。其他少數的人是在到邊區的路上被捕的,或者真是自願地離開延安的。那些離開延安的人,一般說來,多是患思鄉病,希望看看家裡的人,或是為了復雜的戀愛問題,或是牽連在舞弊案件裡。……營中大部分人在心裡仍然忠實於他們的政治思想,但大多數不談論政治。你不曉得這些人中間誰是偵探,因此大家互相不敢信任。”

  

  5月21日,記者團離開西安,前往臨潼和潼關參觀。然后,即由潼關乘汽車沿黃河西岸北行,經過大荔、郃陽、韓城、宜川等地,從宜川境內渡過黃河到達山西吉縣境內,訪問閻錫山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在這裡一直停留到5月底。

  蔣介石集團要記者團到山西來,除了要他們去聽閻錫山的一套反共宣傳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從“后門”突然進入陝北,便於他們那些挂著記者招牌、暗中充當密探的反共分子沿途搜集材料,進行反共污蔑。

  閻錫山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郭宗汾,在5月28日和29日連續同記者團談話。閻錫山親自向記者團編造了許多反對共產黨、攻擊八路軍的濫言,重彈早已經不堪一擊的所謂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老調,胡說什麼“共產黨部隊寧願在我們身上放十槍,不願意對敵人打一槍”﹔還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建起來、在抗戰中功勛卓著的山西新軍決死隊和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大放厥詞。

  不過,閻錫山噴放這些謊言也是枉費心機,美國記者福爾曼等曾抓住要害,當面揭露了閻錫山勾結日本侵略者的老底。福爾曼在他的書中寫道:閻錫山對我們承認他曾前后兩次私自直接和敵人接觸商討和平的建議。當然這位將軍說明這次的會談是沒有結果的,因為他認為日本的建議難以接受。然而事實是存在了,他一個中國國軍的長官,一個做人民公仆的省政府主席曾經和敵人接觸,沒有得到他所承認的上級長官所授予的權力或訓令。我問他:“日本人曾經打算和你講和或者招你合作麼?如果有,有幾次,在什麼地方?”這是一個大膽的幾乎是譴責的詢問。這個詢問暗示了他是奸逆。如果他對這暗示發怒,你也不應責備罵他,可是他竟非常坦白地承認有過兩次:一次是1940年5月中旬的臨汾,同他“在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日軍司令接觸﹔一次是1942年4月在吉縣安平村,同日軍華北派遣軍第一軍司令官岩鬆義雄“作私人的談話”。

  

  5月31日,記者團離開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地,於6月9日中午到達延安。他們在這裡受到熱烈而誠摯的歡迎。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次中外記者的訪問,認為它是打破國民黨輿論封鎖,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絕好機會。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主管接待工作,並成立延安交際處,由楊尚昆擔任處長,金城任副處長。周恩來給交際處制定的方針就是八個字:“言傳出去,爭取過來。”

  記者團到達時,楊尚昆一看到記者團由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與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擔任正副領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還派一名處長和一名助手,負責檢查記者的稿件,就明白了國民黨當局的用意。

  果然,第一天斗爭就開始了。一大早,隨記者團來的國民黨電台人員要將電訊器材搬入交際處,打算架設電台。很明顯,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控制發報權。

  楊尚昆對此針鋒相對地明確表示,邊區政府保証記者能迅速、准確地拍發新聞,不必再架設電台。按照楊尚昆的指示,交際處傳達室把國民黨的電台人員擋了回去。

  幾天后,美聯社記者斯坦因要求單獨會見毛澤東。楊尚昆馬上同意,並做了周密安排。採訪那天,記者團准備出發時,鄧友德發現斯坦因不在,於是責問副處長金城:“我們團有紀律,不准單獨行動。”

  金城回答說:“我們這裡有新聞採訪的自由,斯坦因要求採訪,我們當然同意。至於你們團規定的紀律,那是你們的事,我不想說三道四﹔如果你認為不妥,請你和斯坦因交涉!”

  后來,福爾曼也提出要會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一些中國記者也有同樣的要求,交際處一視同仁,滿足了他們的要求。這樣,國民黨約束記者採訪自由的“紀律”就被沖破了。

  6月10日晚間,朱德舉辦游園會歡迎中外記者。葉劍英代表朱德致歡迎詞,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愛潑斯坦代表外國記者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來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們很快樂。因為延安之行可以幫助神聖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國國家的陣營裡,不應該有任何一個地區被關閉起來,對於職業的新聞記者,也不應該有任何一個地區不讓他們去看一看,因為他們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還說:“這個地方很久以來是被關閉著的。這次我們來到這裡,把一座被關閉了很久的門,打開了縫隙,使光線透進來。而這個縫隙雖然很小,但是再要強制地把這座門關閉得像從前那樣緊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作為一個團體,我們對任何政治派別和信仰,都沒有偏見或成見,我們准備仔細地、客觀地、精確地研究八路軍新四軍的戰斗業績,以及這裡的各種工作情形,並報道給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他的講話博得全場熱烈的鼓掌。

  12日,毛澤東接見了記者團全體成員,暢談了國內外局勢,闡明中國共產黨實行民主,團結中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團結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戰到底的主張。

  幾個西方記者的政治傾向很不一樣。愛潑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福爾曼是一個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很嚴肅的記者,英國路透社記者、多蘭多《明星》周刊和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與國民黨有密切的關系,美國《中國通訊》和天主教《信號》雜志記者沙納漢神父則對共產主義抱有敵視態度。但不管他們的政治傾向如何,都受到了毛澤東一視同仁的歡迎。

  記者們在歡迎儀式上就提出了連珠炮般的問題,毛澤東聽后迅速歸結為三個主要問題, 並在致辭中進行了闡述:一是國共談判,毛澤東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但具體的商談還無可奉告。二是關於第二戰場。毛澤東認為沒有第二戰場的開辟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它會直接影響歐洲,也會影響太平洋和中國。但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來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毛澤東重點談了第三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的民主與統一問題。他說,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真正的統一。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實行民主制度,不僅政治上需要言論、出版、集會與結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民主。這是當時的真正要求,要求共產黨及其他政黨的合法地位。

  毛澤東最后說:“先生們來到邊區已有十幾天,今后還將有若干時日留在邊區。你們可以看到,我們共產黨為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貫徹著一個民主統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中有不足的,必須繼續做。如果有缺點,必須克服這種缺點。我們認為全中國隻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風,目前才能勝敵,將來才能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系與國際關系。對於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們所希望於他們的,也是如此。持此觀點來看許多問題,沒有不可以說通與做通的。今天時間已晚,今后還可互相交換意見。”

  毛澤東侃侃而談,令記者們傾倒,他敏銳的眼光、縝密的思維、獨到的見解和開門見山的談話方式,更讓記者們著迷。

  次日,當時的延安《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醒目地發表了相關消息。

  在這次會見之后,中外記者參觀團開始在延安進行了內容非常豐富的訪問和參觀活動。延安街道干淨整齊,人民安居樂業,邊區政府作風民主,共產黨領導人生活朴素,引起了外國記者們的極大興趣。

  毛澤東在會見愛潑斯坦時,談論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問題,他還會見了斯坦因等外國記者。朱德曾經幾次同斯坦因談論八路軍、新四軍與盟軍進行軍事合作的可能性問題,表示我軍願意與盟軍合作抗日,歡迎任何盟國代表到抗日根據地觀察了解我軍的抗日情況和抗日能力。6月22日,葉劍英向記者團成員做《中共抗戰一般情況介紹》的長篇報告,報告了中國共產黨抗戰一般形勢及華北、華中、華南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概況,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當時正值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全國各地選出的代表都前往延安參加“七大預備會議”,許多黨的負責人都在延安。外國記者分別訪問周恩來、劉少奇,以及賀龍、陳毅、聶榮臻、徐向前等,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各解放區抗日斗爭的巨大勝利。留在延安的外國朋友,如馬海德醫生、英國友人林邁可等,也都受到訪問。

  記者團在延安參觀一個多月,交際處還組織他們參觀邊區的機關、學校、生產部門,參加各種集會,訪問邊區英雄模范人物、作家、藝術家以及各階層知名人士。這些原來對解放區毫無了解的記者們,看到了延安與重慶截然不同的情況,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外記者團對這次採訪反應很好。后來,他們寫出許多反映解放區真實情況的書籍和文章。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連記者團中過去一向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有敵意的沙納漢神父“亦認為邊區是好的”。7月1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道發表評論:“毫無疑義,五年以來,對於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

  這些書籍與報道把延安和敵后根據地的新面貌如實地介紹給世界,這是繼斯諾的《西行漫記》之后,媒體對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政權規模最大的一次報道。

  

  1944年8月13日,愛潑斯坦、福爾曼、武道一行抵達晉綏軍區司令部,受到邊區各界的熱烈歡迎。他們在這裡參觀了邊區各領導機關,參觀了抗戰日報社等新聞出版、文化教育機關。9月4日,他們離開邊區首府興縣,前往靠近太原的晉綏邊區第八軍分區參觀訪問。

  當他們通過馬坊封鎖線的時候,適逢這個被敵人盤踞多年的據點,於9月6日晨被我軍攻克。記者們在途中見到大批被俘偽軍。進入馬坊村中,隻見被毀燃燒的敵碉堡仍火光未熄,窗口濃煙四溢,碉堡周圍重重的壕溝,層層的鐵絲網,各種堅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見。外國記者們認為,這種復雜的軍事設備,証明了日軍對八路軍的恐懼。

  記者團連夜進入第八軍分區。抵達八分區司令部后,他們連日參觀,看到了大批被俘日軍和偽軍,參觀了地雷網保護下的分區醫院及兵工廠,並與一批新抓獲的日軍俘虜進行了談話。在旅途中,記者團與參觀我軍前線救護工作的美軍觀察組軍醫卡斯堡少校相遇,他們一同於9月14日黃昏進入汾陽邊山。當晚宿營於距汾陽城僅20裡的村庄。

  這個時候,正逢八分區主力部隊與游擊隊夜襲汾陽縣城,這是日軍在山西的一個重要戰略據點。9月15日、16日深夜,記者團和卡斯堡少校等,登上距離汾陽僅10余裡的邊山頂峰,眺望英勇的八路軍奇襲敵人大營盤、電燈公司,火燒火車站、飛機場、火柴公司等戰斗情景。雖然時在深夜,寒氣逼人,大家卻異常振奮,親眼看見汾陽上空,濃煙滾滾,籠罩全城達兩日之久﹔日軍恐慌異常,龜縮在碉堡內,不敢出來應戰。攻打汾陽勝利的消息傳出來以后,邊山群眾提筐攜籃,滿盛瓜果肉類,興高採烈地趕到軍隊駐地,慰勞英勇的作戰部隊,熱情歡迎遠道前來的盟邦友人,這種軍民團結的熱烈氣氛,令記者們深受感動。9月17日拂曉,協和堡敵據點被攻克,大批俘虜被押下陣地,戰利品也被源源不斷運進村庄,使記者們興奮異常。武道說:“三天的戰斗証明,八路軍游擊隊比日本軍隊打得好,中國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將日本侵略者趕走的。”福爾曼說:“我要將所看到的八路軍英勇戰斗的故事,寫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訴全世界人士,爭取美國對八路軍給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將日本法西斯打垮。”愛潑斯坦非常憤慨地表示:所有對八路軍誣蔑的謠言已被事實所粉碎,任何封鎖都已封鎖不住了。他保証要將所見的事實報道出去,揭穿一切對八路軍的造謠誣蔑。他說:“這次我們在陝甘寧、晉綏邊區住了幾個月,看到了敵后的軍隊與人民在怎樣艱苦英勇的工作與戰斗,怎樣犧牲自己的生命為自己的祖國、為世界人類和平而斗爭。我們的責任,就是將所知道的真相告訴全世界。”

  記者團的幾位記者和卡斯堡少校同參加汾陽戰斗的八路軍相處多日,9月21日離開火線的時候,先后向參戰部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最后還齊聲高呼口號:“八路軍、游擊隊、民兵、老百姓萬歲!”他們當天回到八分區司令部駐地,又參觀了駐地群眾的反掃蕩演習。第二天,他們前往靜樂縣婁煩鎮附近,參觀抗日軍民圍困婁煩敵據點及部隊以爆破炸毀敵碉堡的戰斗。

  記者團在晉綏前線參觀時,還曾與邊區黨、政、軍領導人會見與交談。他們用自己的筆,對這些領導人的可敬形象做了實實在在的描繪。愛潑斯坦單獨訪問過中共中央晉綏分局代理書記兼晉綏軍區政治委員林楓。他在事后寫道:“我在晉綏邊區的採訪,印象最深刻的是對林楓的訪問。他關於黨的工作的談話,展示了一幅在黨的領導下,軍事、生產、政治和群眾的文化工作協調一致的清晰圖景。他的談話不但肯定了我們通過自己的觀察所得到的感性認識,而且幫助我們提高到理性認識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實基礎的樂觀信念。難以忘懷的,還有林楓同志本人,他那深沉的愛國心(這是長期淪陷的東北兒女特有的強烈的愛國心),他的嚴肅、誠懇和明晰……他穿著極簡朴,按那個嚴峻歲月的生活標准也是突出的。他體魄魁梧、強壯,略弓的背和臉上的皺紋是日以繼夜地工作的見証。他聲音低沉,講話從容不迫,不使用戲劇性的或強調的語氣。雖然外表看上去顯得疲憊,但他談話的邏輯和說服力比雄辯的演說更有力量……”

  10月2日,記者團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黃河,離開晉綏解放區返回延安。他們在晉西北前線做了一個多月的實地考察,之后向全世界報道了晉綏人民對日本侵略者英勇斗爭以及他們在炮火中進行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工作的實況,有力地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誣蔑。

  為了保護記者團在敵后的安全,記者們在晉西北的活動情況一直保密。直到1944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機關報《抗戰日報》才系統地報道了他們在晉西北前線的活動,並且發表了社論:《送別盟邦記者團諸先生》,贊揚他們在敵后不避艱險,身臨火線採訪的熱情,向他們表示敬意。

  這次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對延安和晉綏解放區的訪問,沖破了國民黨反動派多年來對陝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新聞封鎖,是進步勢力一次重大的勝利。

  這次訪問以后,不少外國記者從共同對日作戰的需要出發,相當友好地報道了根據地艱苦抗戰、實行民主的實情,有的還把這種情形和國民黨戰場及其反動統治的真相對比,更加使人看清了國民黨錯誤政策對抗戰的危害。由於外國記者寫了數以百計的電訊和通訊,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及其對於協助盟國抗戰事業的重要地位,逐漸為外國人士所了解,從此國際輿論的趨向也有了相當的變化。

  有的記者不但及時寫了許多生動感人的報道,稍后還寫了系統介紹解放區軍民抗戰業績與建設成果的著作。如福爾曼於1945年出版的專著《北行漫記》(原名《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英國記者斯坦因於同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於1947年出版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這些報道和專著,不但在外國發行,而且大都譯成了中文,廣泛地傳播到國民黨統治區。此外,中國記者趙超構在重慶《新民報》上連續發表的客觀報道,也受到國民黨統治區讀者的歡迎,后來結集為《延安一月》出版。

  對於那些正直的中外記者來說,這次延安之行給他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40多年以后的1985年4月,在愛潑斯坦70歲誕辰前夕,有人向他提出問題:在中國半個世紀的記者生涯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是哪一件?愛潑斯坦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在中國的採訪令我最難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為這是影響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訪問。我看到了中國的未來。當時我就堅信反動派不能統治中國,新中國一定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誕生。”在以后與中國人民並肩戰斗的過程中,愛潑斯坦加入了中國國籍,並且參加中國共產黨。參加這次訪問的哈裡森?福爾曼,在新中國成立后又曾重訪我國,表示對中國人民的深厚友情。1960年因患心肌梗塞病逝於倫敦的岡瑟?斯坦因,對於中國革命的勝利感到由衷的喜悅,生前多次表示希望能有機會重訪中國,可惜被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最終未能實現這一心願。

  

《黨史縱覽》(2008.8)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責任編輯:李彥增(實習))

更多關於 史海回眸 的新聞
· 揭示國共關系史上的秘案——“中山艦事件”
· 到甘北后無回旋余地紅軍曾有繼續長征計劃
· 鄧穎超與廬山婦女談話會
· 橫嶺長城在南口戰役中
· "蔣賊"改為"蔣總司令"中共妙傳和談信號
· 賀龍、葉劍英、朱德等八位元帥與南昌起義
· 解密六十年代中蘇兩黨關系是如何中斷的
· 兵發鴨綠江:抗美援朝決策的台前幕后
· 抗戰時期:鬼子在山東學游擊戰丑態百出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誕生記

相關專題
· 史海回眸

黨史視聽  

★文獻記錄片
偉人毛澤東 偉人周恩來
偉人劉少奇 偉人朱德
偉人鄧小平 開國大典


紅色旋律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東方紅 唱支山歌給黨聽
春天的故事 走進新時代


重大事件  
鄧小平南巡講話 八七會議
1989年政治風波 遵義會議
粉碎“四人幫” 瓦窯堡會議
秋收起義 廬山會議
百色起義 七千人大會
 
歷次黨代會  
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中共二大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
 
網上黨校  
黨旗 黨徽
黨旗 黨徽
黨章 入黨誓詞
黨章 入黨誓詞
 

鏡像:日本  教育網  科技網
E_mail:cpc@peopledaily.com.cn 新聞線索:cpc@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報社概況 | 關於人民網 | 招聘英才 | 幫助中心 | 廣告服務 | 合作加盟 | 網站聲明 | 網站律師 | 聯系我們 | ENGLISH 
京ICP証000006號|
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証(0104065)| 京朝工商廣字第0394號
人 民 網 版 權 所 有 ,未 經 書 面 授 權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6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