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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六十年代中蘇兩黨關系是如何中斷的
閻明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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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1964年中蘇大論戰期間,蘇共在連篇累牘地公開發表反華文章、掀起大論戰的同時,也通過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開論戰、召開國際會議的建議。對於蘇聯反華行動,中共進行了還擊,同時也試圖尋找機會謀求團結。但蘇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蘇間的分歧進一步擴大。1965年3月,蘇共糾集19個共產黨、工人黨在莫斯科召開會議,中共拒絕參加。這次會議是“一個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極其嚴重的步驟”,此后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以致中斷一切聯系。我當時作為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組長,親歷了這個全過程。

  中蘇之間書信往來商討停止論戰、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

  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在《真理報》上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全面攻擊中國共產黨。隨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蘇聯報刊發表了2000多篇反華文章和材料。對於蘇共的攻擊,中共進行了反擊,並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先后發表了九篇文章,即《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關於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同蘇共展開大論戰,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

  中蘇大論戰期間,中蘇之間除公開發表論戰文章,還通過信函,就一些問題進行爭辯,交換意見,也提出過停止公開論戰,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等建議。1963年12月6日,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向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遞交了一封由赫魯曉夫署名的致毛澤東主席的信。這封信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蘇共中央在來信中,要求停止公開論戰,並表示希望改善中蘇兩國關系包括加強經濟、科技合作聯系,可以提供成套設備,可以派蘇聯專家到中國幫助建設,在制定新的五年計劃時兩國能夠互助合作,對中蘇邊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分歧。還表示:“蘇聯報刊已經停止發表論戰性的材料。”對蘇共中央的這封信,毛澤東鑒於當時中蘇大論戰的實際情況,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出,考慮到我們對蘇共7月14日的公開信還沒有答復完,他們發表的2000多篇反華文章還沒有開始答復,還有40多個兄弟黨發表的攻擊我們的決議、聲明,我們也都沒有答復。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他們呼吁停止公開論戰,我們不忙答復,還是繼續寫我們的評論。

  1964年2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雖然提出要加強國際團結,但仍高舉反華旗幟。在這次全會上,蘇斯洛夫作了題為《關於蘇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斗爭》的報告。蘇斯洛夫在報告中說:“中國領導人的政策和活動今天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主要危險”,這就要求我們公開而有力地反對中共領導的不正確觀點和危險的行動。2月15日,全會通過了《蘇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斗爭》的決議。決議說:“中國領導人採取了惡化蘇中兩國關系、破壞蘇中兩國人民友誼的方針。他們拒絕了蘇共中央關於使蘇中關系正常化的一切建議,在中國國內加緊反蘇宣傳,粗暴地干涉蘇聯的內部事務。”決議說,這“要求從思想上揭露中共領導的反列寧主義的立場和堅決反擊他們的分裂行動”﹔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能使蘇共離開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方針。會后,蘇共向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發出信函(2月12日信),號召開展反對中共的運動。

  對於蘇共的反華言論和行動,中共進行了反擊。1964年2月18日下午,楊尚昆約見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質問蘇共為什麼背著中共散發反華的文件,進行分裂、派別活動。

  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指出蘇共領導一面裝著要團結的樣子,叫嚷停止公開論戰,一面又背著中共向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發出反對中共的信件,策動新的反對中共的運動。復信在批駁蘇共領導的兩面派手法后,提出:“我們再一次鄭重地要求蘇共中央把最近給各兄弟黨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同樣交給我們。我們將在研究你們這封信之后,作出我們的答復。”這封復信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的,並經他閱批后發出的。2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受中共中央委托,接見了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口頭通知了中共中央的意見。

  這裡還有一個插曲。當時,在中蘇兩黨往來信函中,中共中央發給蘇共中央的每一函件除了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還都附有俄文譯本。而由蘇共中央發來的函件隻有俄文正本。那時,無論是把中文正本翻譯成俄文,還是把蘇共的俄文正本翻譯成中文,都由我們中辦翻譯組承擔。隨著雙方論戰日趨激烈,我們在翻譯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准確無誤,避免翻譯中的用詞不當造成“節外生枝”。在翻譯196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信時,我們翻譯組的幾個同事在譯“要求”一詞時,為如何用俄文表達反復推敲,頗費了一番腦筋。俄文的“?ребовать”“?росить”都有“要求”的意思,前者語氣強硬,后者語氣謙和,大家對使用前者還是使用后者意見不一致。最后還是使用了“?ребовать”這個語氣強硬的詞。

  2月22日,蘇共中央接到中共中央的信函后,迅速給予了答復。顯然,中共中央的信函內容和措詞使蘇共領導勃然大怒。他們在復函中語氣尖刻,並特別指出我們居然不是“?росить”(請求)而是“?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們!甚至說“難道有誰會認真地聽從你們的腔調,被嚇唬住而立刻跑去執行你們的任何要求嗎”?

  對於蘇共來信的責難,中共中央於2月27日給予了答復。信中除了繼續駁斥蘇共領導外,還專門寫道,你們說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是我們要求你們,而不是請求你們把2月12日的信送給我們。在中國文字裡,這兩個詞的習慣用法並沒有像你們所說的有那麼大的區別﹔但是,既然你們把這件事看得這樣嚴重,並且成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給我們的一個理由,那麼好吧,現在遵從你們的意思,請求你們把這封信件發給我們。

  1964年2月29日,時隔三個月后,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答復蘇共中央1963年11日29日的來信。復信中涉及“停止公開論戰”、“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中蘇兩黨會談”以及“中蘇兩國關系中的具體問題(如邊界、援助、蘇聯專家、貿易問題)”。中共中共在復信中建議中蘇兩黨會談在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舉行﹔中蘇會談后舉行籌備會議,該會議由17國黨的代表(13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印尼、日、意、法)組成。

  3月8日,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求見楊尚昆,轉交了3月7日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函,回答中共中央2月27日的信件。蘇共中央復函認為,中共中央來信的中心點實際上是加強公開論戰,反對蘇共、反對整個國際共運﹔拒絕改善蘇中關系的建議,對蘇共和蘇聯臆造種種指責和誹謗性攻擊。復函主張1964年5月在北京繼續舉行蘇中兩黨代表的會談﹔籌備委員會仍由1960年莫斯科會議參加起草委員會的26國黨代表組成,在1964年六七月召開﹔國際會議在1964年秋舉行。蘇共中央這封信對“要求(?ребовать)”一詞仍耿耿於懷,寫道:中共中央喪失了現實感,試圖向我們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蘇共中央2月12日的信寄給它。……竟然模糊這件事情的意義,聲稱在中文裡“請求”和“要求”兩者之間似乎沒有差別。我們對於中文有高得多的評價。中國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偉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請求”和“要求”之間的細微差別。

  5月7日,中共中央函復蘇共中央3月7日的來信,駁斥蘇共對中共的指責,指出蘇共中央來信中口口聲聲說要停止公開論戰、促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完全是騙人的。復信中建議把中蘇兩黨會談推遲到明年(1965年)5月舉行,而視兩黨會談的結果再確定籌備會議召開的日期。至於國際會議,復信指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遲開比早開好,甚至不開比開好”。在復信的最后,中共中央表示,為了澄清事實,說明真相,認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來中蘇兩黨交換的信件,即蘇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的信件,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5月7日的信件。希望蘇共中央也能同我們一樣,在蘇聯的報刊上全文公布中蘇雙方的這些來往信件。

  6月20日下午,伍修權接見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契爾沃年科轉交來6月15日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堅持要召開26國黨起草委員會籌備會議。

  7月28日,中共中央答復蘇共中央6月15日來信,信中聲明決不參加分裂國際共產主義的國際會議和籌備會議。復信指出:我們堅持主張經過充分准備的、在馬列主義基礎上團結的國際會議。我們決不參加你們的分裂會議。“你們所謂大會召開之日,就是你們進入墳墓之時。”

  7月3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聲稱:“今年就應該召開起草委員會”,並要26國黨代表於12月15日以前到達莫斯科,任何黨不來,“委員會也應該開始工作”,“隻要起草委員會一制定出文件草案,國際會議就可開始工作”,時間大約在1965年年中召開。如有的黨不參加,會議也不再拖延。

  8月30日,中共中央復信蘇共中央,譴責其破壞協商一致的原則,重申中共中央7月28日復信中的立場,不參加分裂會議。

  周總理訪蘇探尋恢復中蘇團結的途徑

  1964年10月14日夜,蘇聯駐華使館打電話給我,說契爾沃年科大使受蘇共中央委托請求緊急拜會毛澤東主席。我立即報告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根據當時的慣例,楊尚昆決定請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接見他。當晚23點50分,我和朱瑞真乘坐的汽車與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的汽車幾乎同時到達中聯部。伍修權接見時,契爾沃年科宣讀了蘇共中央剛剛作出的決議:赫魯曉夫由於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向蘇共中央提出解除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的請求。10月14日,蘇共中央全會滿足了赫魯曉夫的請求,並一致推選勃列日涅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一致同意向蘇聯最高蘇維埃提名柯西金擔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接著,契爾沃年科說:蘇共中央要求我務必於北京時間10月14日24時前把此決議轉交中共中央。現在是23時56分,我總算按時完成了任務。伍修權說:我可以替你作証,你准時完成了貴黨中央交辦的任務。簡短的會見到此結束。送走契爾沃年科后,我立即徑直返回中南海,連夜向楊尚昆匯報。

  10月底,為了探尋恢復團結的途徑,首先是為了摸清情況,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活動,團員有賀龍、康生、劉曉、伍修權、潘自力和喬冠華。我和中國駐蘇使館的王鋼華、邢書綱擔任翻譯。行前,毛澤東說,你們的任務就是現場觀察,看看蘇方有什麼動靜,他們可能往哪方面走。軍事上有個術語叫火力偵察,意思是在前線上用炮火射擊,使敵人作出反應,以便偵察敵人的虛實和兵力、火力配置。你們到莫斯科去,就是看看對方的反應。

  11月5日,周恩來率團離開北京赴莫斯科。11月7日,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舉行盛大酒會,招待各國代表團。當賀龍向蘇軍元帥們敬酒敘舊時,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走過來向賀龍挑舋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把毛澤東也搞掉,這樣我們就和好了!

  對此,周恩來立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嚴正抗議。勃列日涅夫解釋說,馬利諾夫斯基是喝醉了,是酒后胡言。周恩來說,酒后吐真言嘛!周恩來要求蘇方正式道歉。隨后他和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出宴會廳。代表團來到中國駐蘇使館,連夜致電中共中央,報告馬利諾夫斯基挑舋事件。

  11月8日,當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到中國代表團住所回拜周恩來時,周恩來質問他們,蘇共中央歡迎我們來,是不是為了當眾向我們挑舋,是不是期待著中國黨也撤換毛澤東的領導?周恩來指出,西方國家的媒體11月8日從莫斯科發出消息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主席,難道這也是偶然的巧合嗎?如果不是蘇聯領導人有這種思想,馬利諾夫斯基敢這樣胡說八道嗎?蘇方答復說,馬利諾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蘇共中央,且已受到蘇共中央的譴責。他們現在代表蘇共中央正式向中方道歉。

  在莫斯科期間,中國代表團還同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等舉行了正式會談。周恩來請蘇方解釋赫魯曉夫被解職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對此敷衍搪塞,沒有正面回答。在談到赫魯曉夫下台前曾決定於12月15日召開26國黨起草委員會、1965年年中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問題時,周恩來說,起草委員會的組成、會議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沒有同中共協商,這實際上是赫魯曉夫下的命令。中共不同意召開這個會議,也不參加這個會議。勃列日涅夫仍然堅持按照既定的方針召開會議,他說,隻有開會才能消除分歧,別無他途。米高揚十分坦率地說:“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我們同赫魯曉夫完全沒有分歧,甚至沒有細微的差別。”對此,周恩來表示,你們黨所設想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即打算在12月15日召開的非法會議,我們絕不參加,如果你們一定要開,你們有你們的自由﹔在你們繼續執行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間的原則分歧解決前,談不到停止公開論戰。

  11月13日,中國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回國。在赴機場途中,柯西金對周恩來說:我們同赫魯曉夫還是有所不同,不然為什麼要解除他的職務。他還提議舉行蘇中兩黨高級會談。周恩來表示,將向中共中央轉達蘇共中央的這個建議。

  11月24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表示:把赫魯曉夫在同年7月30日信中提出的、要在12月15日舉行的26國黨起草委員會推遲到1965年3月1日舉行。12月12日,《真理報》發表通告,說26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將在1965年3月1日召開。

  柯西金來華企圖說服中共參加國際會議

  1965年2月初,蘇聯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率蘇聯黨政代表團前往越南訪問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暫停留。2月5日,柯西金到達北京,6日飛往越南,10日又回到北京,11日返回莫斯科。在京期間,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后接見了他。兩國領導人談話主要是圍繞著即將召開的國際會議進行的。當時我正在北京順義李遂大隊參加“四清”運動。中辦通知我有任務,於是我提前返京,擔任翻譯。

  2月5日,柯西金到達北京后,即與周恩來舉行了會談。柯西金在會談中表示,國際會議還是要開的,但已經改成了協商會議,不草擬文件。周恩來說,我在莫斯科的時候就勸你們不要把赫魯曉夫這個包袱接過來,要把它扔掉,改弦易轍,另起爐灶。這樣雙方總能找到一些共同點。現在你們堅持要召開這個會,我們也無法阻止,其結果必然造成兩黨徹底決裂。柯西金認為蘇中之間的爭吵,有許多都是人為造成的。他還是動員中共參加這次會議,以此作為改善兩國關系的開端。

  2月6日,周恩來與柯西金再次會談。在會談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領導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對改善蘇中關系的願望。周恩來除對一些問題作了解釋外,仍然勸柯西金取消這次國際會議,通過實際行動表現出對改善兩國關系、防止兩黨分裂的誠意。會談結束后,周恩來、陳毅等前往機場為柯西金送行。路上,與陳毅副總理同乘一輛車的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安德羅波夫對陳毅說,蘇聯在會議的名稱、內容和開會日期方面都已經作了改動,這實際上是對中共的妥協。如果再取消這個會議那就不是妥協而是投降了。陳毅回答說,如果中共去參加會議也是投降。

  2月10日,蘇聯黨政代表團結束對越南的訪問回到北京。2月11日,毛澤東接見了柯西金。接見開始后,柯西金首先提出蘇中兩黨停止公開論戰的建議。毛澤東談了他對公開論戰的看法。他說,我們贊成你們搞公開論戰,贊成你們採取發公開信、作報告、發決議等各種形式。但不要搞不痛不痒的論戰,那樣沒有味道。毛澤東說,但是論戰應該公平合理,你們罵我們的文章,我們都在報紙上發表了,而我們答復你們的文章,你們就很少發表。比如說前年7月14日你們的公開信、去年2月蘇斯洛夫的報告,這都是你們論戰中綱領性的東西,我們都發表了,但你們對我們答復公開信的文章,一篇都沒有發表。對於你們的公開信,我們才答復了九篇文章,還有很多問題要寫。對於蘇斯洛夫的報告和你們反對我們的決議,我們還沒有答復。這樣就停止論戰,那是不行的。毛澤東說,公開論戰要1萬年,看來少了不行。柯西金說,如果我們能經常見面,有些問題可以提前解決,用不了1萬年。毛澤東回答說,可以,可以減少一點時間,可以減少1000年,從1萬年減到9000年,這是我們最大的讓步了。當柯西金提出蘇中是否可以團結在一起同帝國主義斗爭時,毛澤東說,大概10年以后我們兩黨可以團結起來。隻要帝國主義動刀動槍,對著你們也好,對著我們也好,我們就會團結起來。現在為什麼爭吵呢?就是因為在和平時期帝國主義耍軟的一手,把你們提的口號統統接過去了。看來,我們兩黨的關系,中蘇的團結,可能還得請帝國主義幫忙。時間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許它更幫忙,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們可能團結起來。現在我們還沒有完全分裂。

  在會見中,毛澤東和柯西金也談到3月1日召開的國際會議。毛澤東說,你在5日、6日路過北京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同你談過,他勸你們不要開3月1日那個會。我倒是贊成你們開會,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這些人叫做“教條主義”,頑固不化。贊成你們開會,但我們不參加,而賀龍、彭真、羅瑞卿等,他們老勸你們不要開,我則勸你們不要改期。你們原來自己定的日期是12月15日開,就應該那個時候開,開完就完了。現在你又說要改在3月 1日開。如果你們再改期,或者說不開,對你們不利,喪失威信。改個名稱,不叫起草委員會,叫協商會晤,也不必。你們索性召開起草委員會吧。這個會一開,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們老是不開,老是延期,這樣做,對蘇共形象不好,對一個偉大的列寧的黨的形象不好。我是順著你們的,我是贊成你們開會的。柯西金說,這個會不僅是我們自己要開的,是許多兄弟黨提出來的,而且你們過去也建議過。毛澤東說,過去我們講過要遲四年五年再開,現在看來不行,還要往后推遲,加一倍吧,要過八年十年再看。現在時機不成熟,因為問題還沒有展開爭論,要把是非講清楚才能開會,這得有准備時間。現在你們不同我們商量,單方面地發表通知,要3月 1日開會。既然這樣,我們隻好贊成你們開,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稱什麼協商會晤,3月1日開就行了。有幾個黨不到也沒有什麼要緊,你們就開吧。反正我們不參加。柯西金問毛澤東,你們為什麼不參加?毛澤東說,那是你們說的。你們去年7月30日和11月24日的那兩封信不都說有些黨不參加也不要緊嘛。特別是后一封信,是你們現在的領導寫的。毛澤東說,如果你們要我們去參加會,你們得取消前年7月14日攻擊我們的那個公開信和去年2月你們中央全會上的那個報告和決議,隻要你們說這些都是錯誤的,因此取消,那麼我們就可以合作。柯西金說,那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說,那你們就去開會好了。

  兄弟黨國際會議召開中蘇兩黨中斷一切往來

  1965年3月1日至5日,蘇共不顧中共的一再反對,糾集19個黨(保、匈、民主德國、古、蒙、波、蘇、捷、阿根廷、英、聯邦德國、意、敘、芬、法、美、澳、巴西和印度)的代表和觀察員,在莫斯科召開了沒有中共參加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3月10日,發表了《關於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晤的公報》。《公報》宣稱,“主張停止具有對兄弟黨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質的公開論戰”,“反對一些黨干涉另外一些黨的內部事務”﹔鼓吹“團結對敵”、“共同行動”、“一致行動”。在《公報》發表前,蘇聯駐華使館代表於3月8日曾將協商會晤秘書處的一封信和公報交給我黨。

  3月23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聯合發表題為《評莫斯科三月會議》的社論。我們中辦翻譯組參加了這篇社論的俄文翻譯工作。這篇社論揭露了蘇共新領導“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賣﹔假團結、真分裂。指出三月會議“是一個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極其嚴重的步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篇社論實際上宣布了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也公開宣布了中共領導同蘇共新領導的決裂。

  1966年2月24日,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以蘇共中央名義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出席將於3月29日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根據彭真指示,中辦領導打電話把我和朱瑞真從“四清”工作點叫回,閱看文件,為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備工作。我們在北京等了幾天,隨后聽說毛澤東不同意派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說,我們黨去不去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我看不能去,也不必發賀電。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於3月22日復信蘇共中央,拒絕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我們參與了3月22日復信的翻譯工作,這是我們翻譯組解散前執行的最后一項任務。蘇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蘇兩黨中斷了一切往來。

  
《百年潮》(2008.8)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責任編輯:李彥增(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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