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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毛澤東決定大興調查研究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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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處於經濟最困難的時刻,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議程有三項:(一)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二)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三)關於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這次會議毛澤東先后聽了五次匯報。參加匯報會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譚震林、陳伯達、柯慶施、曾希聖、陶鑄、王任重、宋任窮、歐陽欽、劉瀾濤、張德生、李雪峰、烏蘭夫、劉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澤東一面聽匯報,一面插話。別的人也有一些插話。在嚴重的經濟困難面前,大家頭腦都比較冷靜,能夠面對現實,和衷共濟地為克服暫時困難而共謀大計。毛澤東的許多插話,反映了他對當前農村形勢的估計和一些政策思想。

  12月23日,會議正式開始之前,毛澤東聽取第一次匯報。

  在插話中,毛澤東對全國縣、社、隊的情況和干部隊伍情況作了一個分析。他認為,就全國來說,按縣、社、隊為單位,大體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間的,百分之二十是壞的。在壞的中間,有若干單位領導權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情況不明,頭腦不清,不知道什麼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知道什麼是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個人所有,不知道價值法則、按勞取酬、等價交換,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總之是糊涂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共產風”很少或者沒有。

  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后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種人,要由群眾撤他們的職,不要隻由上級去撤。河南信陽地區的光山縣,把壞人撤了,群眾不相信,后來開群眾大會又撤了一次。毛澤東強調,在這些地方,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

  講到退賠,毛澤東再次強調:“一定要堅決退賠。”關於自留地,毛澤東希望多留一點,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麼樣?大家議一下。養豬問題,毛澤東重申要實行公私並舉、私養為主的方針。

  最后,毛澤東說,中央和省兩級要擔一些責任。幫助下邊,幫助好人。

  12月27日,毛澤東聽第二次匯報。

  關於整風整社。毛澤東說,摸底排隊很重要,不然心中無數。毛澤東肯定縣、社、隊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壞的,包括打進來的、變質的和死官僚。關於死官僚主義分子,上次聽匯報時,毛澤東把他們列入敵人﹔這次改了,說他們同一、二類有所區別,是人民內部問題。講到糊涂人,毛澤東說了一個故事。楚庄王當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個大臣向楚庄王說,有一種鳥,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沖天。楚庄王聽了這話,覺悟了,開始振作起來。可見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來的。

  毛澤東說,廬山會議后,有些事情沒有想到會是刮“共產風”。1959年幾個大辦,如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大搞商品生產基地,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誰也沒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調,如果想到就不會那麼辦了。貴州省從農村調出來100萬勞動力,這就是一平二調的“調”嘛。北京大學500多學生去修鐵路,苦戰20天,回來后又不休整,結果100多人發高燒,患浮腫病,后來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見不要隨便搞什麼不斷革命。

  毛澤東肯定江蘇省一個報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麼反什麼,有多少反多少。

  毛澤東說:“這是個新辦法。”它體現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唯物主義思想路線。它能夠防止反傾向斗爭中的片面性和絕對化,避免給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巨大損失。毛澤東為什麼說是“新辦法”呢?所謂新,實際上就是對廬山會議后一味反右的一種修改。

  毛澤東對這次整風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說,隻要把整風整社搞好了,轉變局面、爭取豐收並不困難。他認為戰勝災荒、爭取豐收有許多有利條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戰三年的經驗,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過去一搞就是幾個大辦。看來大辦隻能有一個,大辦這個就不能大辦那個。過去我們大辦工業,現在要大辦農業,由大辦工業轉變到大辦農業,工業發展速度要壓低。

  當有人匯報說,去年農業書記會議強調發展社有經濟有問題的時候,毛澤東斷然說:“大辦社有經濟,必然刮‘共產風’。”毛澤東終於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澤東講人民公社過渡問題的時候,在他強調過渡的條件必須是公社一級的經濟比重佔一半以上的時候,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這恰恰是助長了一平二調的“共產風”。

  毛澤東在插話中提出,有些地方,縣合並得太大了。從有利於抓好農業生產著眼,以小縣制為好。

  12月30日,毛澤東聽第三次匯報。

  隨著會議對問題討論的逐步深入,毛澤東的認識也在逐步發展。談到價格問題時,毛澤東提出:要提高糧食價格。這個問題,毛澤東是經過反復考慮的。1959年10月,柯慶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慮糧食提價問題。當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什麼東西都可以漲一點價,糧食不能漲價。”“我也曾經想過這個問題,但是一提到這個問題就是牽動太大,棉農加城市人口有一億多。”當時,毛澤東主要考慮的是吃商品糧的一億多人口的穩定問題,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穩定問題。現在,他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不影響社會穩定,又能照顧到農民的利益:隻提收購價,不提銷售價。他算了一筆賬,提收購價而不提銷售價,每年差價隻有十億元,問題不大。他說:“這樣,可以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工農業產品不等價的問題。我們很大一部分積累是來自農民,是不等價拿來的。”

  關於退賠,這一次毛澤東講得更嚴厲,更堅決。他說: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一定要堅決退賠,賠到什麼東西都沒有。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隻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副食品基地,我們都同意過。幾個大辦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調。縣、社干部不滿意不要緊,我們得到了農民群眾的滿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痛一下,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退賠兌現了,干部作風才能轉變。毛澤東贊成退賠要有政策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情況下平調的,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退賠。

  講到這裡,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現在看來,建設隻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

  談到“共產風”時,毛澤東再次承擔了責任。在匯報中涉及省委作檢討的問題,毛澤東說:“刮‘共產風’,中央是有責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責任擔起來了。”廖魯言說:“搞豐產田、大辦水利是有關部門提的。”毛澤東說:“過去這些事情是專管部門搞的,可是有我們看過的,批准的,如大辦水利、大辦副食品基地、養豬等。我們有責任,這樣才能總結經驗。”

  匯報當中有人說,整風過后,還要講講大辦的成績,還是要從“一個指頭”出發。毛澤東卻說:先講“一個指頭”好不好?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

  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問題,多年來已經成為估計形勢的一種思維定式,一種既定的思想框框。這次毛澤東突破了這個框框。

  聽完匯報后,毛澤東專門講了一下總結經驗的問題。他說: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助長了“共產風”,不是矛盾嗎?廬山會議時以為,“共產風”已經壓下去了,右傾又壓下去了,加上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原來估計1960年會好一些,但沒有估計對。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1958年還厲害,突出的是大辦水利,大辦工業,從農業上調勞動力過多。他說:我跟好多外國人都講過,我們搞經濟工作沒有經驗。我們搞革命,搞階級斗爭有經驗,搞建設沒有經驗。他又說,三年經驗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要真正地好好地總結三年經驗。把這幾年的經驗總結起來,接受過來,就可以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信陽專區就是一個証明。爭取明年形勢好轉是有條件的,有辦法的。

  在這裡,毛澤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人禍,這可能是第一次。

  最后,討論1960年的日子如何過的問題。在討論中,一個關於中國經濟建設的長期指導方針被提了出來。毛澤東說:大家對明年要有精神准備,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當災年過,這一條很重要。陳雲接著說:明年情況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為要抓三條:一是做好精神准備、思想准備、工作准備。二是今冬無論是人還是牲畜,都要多休息,養精蓄銳,准備明年春耕。三是進口糧食,能進多少就進多少,我以為要“吃飯第一,建設第二”。這時有人補充了一句:市場第二,建設第三。最后,毛澤東概括為:第一是吃飯,第二是市場,第三是建設。

  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同與會人員在北京飯店聚餐,除舊迎新。毛澤東特地囑咐:請張平化、劉建勛、楊尚奎、葉飛、江華、江渭清、黃岩、陶魯笳、黃火青、周林、閻紅彥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們談話。因為他們沒有參加匯報會,毛澤東想直接聽聽他們的意見。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第一項議程已經結束,即日起,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晚上,毛澤東聽第四次匯報。

  由李富春匯報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他說:去年計劃有四條經驗:一是計劃不全面,是工業交通計劃,忽視了農業﹔二是計劃指標偏高﹔三是權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對計劃的執行檢查不夠。毛澤東指出:不僅沒有注意農業,而是擠了農業,工業戰線過長,面過寬。

  關於1961年鋼產指標,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問題,討論得最多。李富春匯報說,開始想搞2150萬噸,后來逐步下調,現在降到2000萬噸。毛澤東說:是否搞那麼多,能不能辦得到?首先要保証農業,而后煉鋼。李富春說:下午開了個小組會,提出幾種方案。第一方案1950萬噸,第二方案1900萬噸。毛澤東說:看來1900萬噸比較穩妥,究竟搞多少,還要看煤、礦石、運輸的情況。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則還要吃去年的苦頭,到第四季度扔開一切搞鋼鐵。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萬噸,恐怕也難避免去年的苦頭。聽說還有一個方案,就是1800萬噸。王任重說:是中南組葉劍英提的,搞1800萬噸鋼,提高質量,集中力量搞農業。毛澤東說:我擔心就是1870萬噸,也還可能出現去年的緊張情況。那樣搞,實際上是個浪費。有幾年了嘛,1959年就有點緊張,只是沒有去年那麼緊張。去年為什麼那麼緊張?就是因為由1350萬噸一下子提到1870萬噸。劉少奇說:看來,去年由1840萬噸后來又增加到2040萬噸,是犯了錯誤的。鄧小平說:再加上大興水利,大調勞力,就把農業擠了。李富春說:還有兩個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產的面鋪寬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說:這三年,生產資料增長了三倍,輕工業生活資料隻增長了一倍。毛澤東說:總之,今年就是要縮短重工業的戰線,延長農業輕工業的戰線。劉少奇說:指標搞低些,努力去超過。毛澤東說:這三年都是指標定高了,后來退下來。1958年北戴河會議后從9月開始大搞,1959年廬山會議整風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這3年大搞鋼鐵,擠了農業。因此,我懷疑就是1870萬噸,是否也會緊張。

  對1870萬噸的鋼產指標產生懷疑,這是對的,但僅僅懷疑仍遠遠不夠。當時鋼鐵及整個工業戰線的困難情況還沒有充分暴露,毛澤東等人對工業戰線的困難形勢完全估計不足。在鋼、鐵等工業產品產量問題上,他們基本上還沒有跳出高指標的框框。

  毛澤東問李富春:今年的方針是怎麼提的?李富春答: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毛澤東又問:這個方針是什麼意思?李富春說:調整就是調整各方面的關系,有調整、充實,才能鞏固、提高。毛澤東說:是四面八方了,你這個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隊在兩個戰役之間的休整一樣。毛澤東又問大家:大躍進的口號能不能在1961年提?鄧小平說:今年元旦社論,沒有提大躍進,提的是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許多人說:大躍進,作為一段來算賬,還是大躍進。毛澤東說: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養生息。

  毛澤東又問到糧食定購問題。他說:陳伯達送給他寶坻縣一個生產隊的材料。那個生產隊經過整風,干部作風轉變了,社員生產情緒提高了,生產增加了,隻要他有余糧,還是要賣給國家的。從這個材料,毛澤東得到一個啟發,他希望各省市區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個生產隊,心中就有數了。他說,現在整風是整頓那些壞的單位,最好摸一個有曲折發展過程的單位,如寶坻縣那個生產隊,刮過“共產風”,后來糾正了,生產又上去了。

  李富春繼續匯報。當講到搞建設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時候,毛澤東說:這句話說了好幾遍了,就看靈不靈。要收回一些權力,把權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區三級,下面收縮一下,這樣,就不會層層加碼了。陳雲接著說:我們不是講共產主義風格嗎?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僅省市區要通盤考慮,中央局也要通盤考慮。最后,毛澤東要李富春把今天講的這些,明天在全體會議上再講一下,大家議一議。

  1月9日,毛澤東聽第五次匯報。

  這一天,毛澤東向會議印發了胡喬木起草的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要各組討論。鑒於幾年來干部隊伍中存在嚴重作風不純的情況,毛澤東要胡喬木仿照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制定一個適用於黨政干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對胡喬木起草的這個草案不太滿意。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寫得簡單明了,使人容易記住,同時要避免起負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寫了一下。“三大紀律”,胡喬木寫的是:(一)有事同群眾商量,永遠同群眾共甘苦﹔(二)重要問題事前請示,事后報告﹔(三)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毛澤東修改為:(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實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條,經過會議討論,修改為“正確執行黨的政策”。)毛澤東的修改確實簡單明了,看一條就留下一個印象,使人容易記住。他解釋第一條時指出,我們干部的作風問題,主要是不從實際出發,工作中主觀主義很多,要整主觀主義。毛澤東抓到了干部作風亦即黨風中的要害問題。

  對“八項注意”,毛澤東改得更簡明了,每一項4個字、6個字,至多9個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項“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個口號,今天重提,顯得格外重要。他說:要強調調查研究。現在調查之風不盛行了,對很多事情發言權有了,言也發了,就是沒有調查。其實,調查材料不在多,一個好材料就可以使我們了解問題的實質。整風整社有通海口的經驗,現在又有信陽的經驗,就解決問題了。調查材料搞了一大堆,會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於1961年1月27日正式下發。

  劉子厚匯報河北省在整風整社中揭發出兩個縣的嚴重問題。由此,毛澤東提出不要為假象所迷惑。他說:河南1959年就說有450億斤糧食,實際隻有240億斤,210億斤是假象,我們被這種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們腦子裡,要加以分析,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裡,由此及彼,抓住本質。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要被現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觀實際。這幾年,我們在許多工作中缺乏一種謹慎的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為某些迷惑,值得我們注意。當然,我們的認識隻能大體上接近客觀實際,力求縮小同客觀實際的距離。

  經過五次匯報會的討論、醞釀和思考,毛澤東關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思想逐漸形成。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1月13日,發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主旨的講話。

  他說:“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開得比過去幾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頭腦比較清醒一些。比如關於冷熱結合這個問題,過去總是冷得不夠,熱得多了一點,這一次結合得比過去有進步,對問題有分析,情況比較摸底。當然,現在有許多情況,就中央和省一級來說,還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后,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在城市要徹底調查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城市人民公社。”“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隻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毛澤東提出,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首先是要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他說:“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個河間縣,漢朝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說他‘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提出今年搞個實事求是年,當然不是講我們過去根本一點也不實事求是。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

  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問題作過許多論述,在毛澤東思想中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們絕大部分是革命戰爭時期的著述,新中國成立后,這方面的論著就很少見了。毛澤東這篇講話,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講調查研究問題。它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經過一段曲折之后,總結經驗的產物。這個講話,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復,為克服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盡快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歷經20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了。這次會議為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的召開做了充分准備。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從1月14日到1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鄧小平關於1960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表示完全贊同這次會議所一致通過的聲明和告世界人民書。全會還聽取李富春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全會指出,1961年全國必須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輕工業部門,應當努力增加生產,盡可能地保証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重工業方面應當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

  毛澤東在全會結束的時候,再一次就調查研究問題發表講話,他說:希望今年這一年,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調查,要在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才能認識客觀事物。

  毛澤東克服嚴重經濟困難、扭轉整個形勢的基本思路已經明確,那就是從解決農業問題入手,緊緊抓住調查研究這個工作環節。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整個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基礎,是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基礎。

  
《福建黨史月刊》(2008.10)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責任編輯:李彥增(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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