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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誕生記
○袁成亮(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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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新的長城……”不論是在奧運賽場,還是學校的操場,不論是白發蒼蒼的老人,還是稚氣未脫的孩童……每當唱起《義勇軍進行曲》這首雄壯的歌曲時,一種對祖國的崇敬之情總是在心中油然而生!多少年來,這首歌伴隨著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伴隨著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兒女為祖國獨立富強而英勇斗爭的一支戰斗號角。這首歌是怎樣誕生的?它又是如何成為中華第一歌呢?筆者就所接觸的資料就此作一披露。

  《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

  1934年冬的上海,朔風呼嘯,寒氣逼人。在市區一間簡陋的旅館裡,一個面容清瘦的年輕人時而仰天長嘆,時而陷入沉思,時而又跺腳大罵不已……他就是中共秘密黨員、著名劇作家田漢。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在踐踏我國東北三省后,又在華北大地上肆意橫行。全國要求國民黨政府放棄不抵抗政策,起而抗日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許多知識分子紛紛走上街頭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奔赴華北。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的反動腐朽勢力卻沉溺於紙醉金迷中,尤其是名流雲集的大上海,到處充斥著“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愛你”一類萎靡喪志的淫歌艷曲,其中尤以“桃花江是美人窩”最為流行。“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啊!”看著窗外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耳聞從歌舞廳裡傳來的那些靡靡之音,作為中華民族一個血性男兒,田漢怎能不長嘆,又怎能不憤怒!

  “現在是靡靡之音滿天飛,特別是那首‘桃花江是美人窩’更是頹廢之極。照此下去,人們的意志就會消弭在這靡靡之音中,會成為亡國奴的,我們必須想想辦法才是。” 終於有一天,實在憋不住的田漢找到好友、作曲家聶耳商量起挽救時局的辦法。

  “是的,我們這些搞文藝的,理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才是。”聶耳深有同感。

  “我寫詞,你作曲,我們搞一首歌來戰勝‘桃花江是美人窩’,怎麼樣?”田漢說。

  “行,行!我看要搞就搞一首象《國際歌》、《馬賽曲》和《船夫曲》那樣有氣勢的歌,來鼓舞人們的斗志。”聶耳立即響應道。在此之前,聶耳雖已創作了《畢業歌》、《賣報歌》等膾炙人口的歌曲,但總覺得還沒有一首能鼓舞全國人民抗日斗志的好歌,田漢的話可謂正中其意。

  兩人說干就干,他們於是找來了《國際歌》、《馬賽曲》和《船夫曲》反復吟唱,從中尋求創作的靈感。但或許是給自己定的要求太高了,稿子寫了一稿又一稿,但總是感到不滿意。

  正當兩人為此感到苦惱時,剛成立不久的上海電通(電影)公司經理孫師毅找到了田漢,要他為公司創作一部電影本子,並說:“題材由你定,只是希望在時間上能快點。”

  “行,我保証按時交稿!”田漢與孫師毅是多年的好朋友,自無推托之理。而且,他也正在構思一部關於抗日題材的劇本,孫師毅的邀請自然也是適得其時。不久,一部名為《鳳凰的再生》的電影故事便在他手中誕生了(該故事由夏衍改編成劇本拍成電影並改名為《風雲兒女》)。故事描寫了30年代初期,以詩人辛白華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拯救祖國,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的故事。

  在創作這個電影本子時,田漢正因“抗日反政府”罪名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追捕,過著逃亡的生活。然而,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非但沒有消弭他的革命斗志,反而激起了他更加高漲的革命激情。在創作中,他的情緒一直處於亢奮狀態。這種亢奮終於在1935年2月19日化成了一首日后聞名世界的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血肉來筑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每一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大炮飛機,前進!”

  這首歌既是為電影中的主人公而創作的,也是為全國人民抗日斗爭所創作的。它在田漢的胸中如滾滾海嘯,來得那麼突然,那麼猛烈,以至於他事先完全沒有任何的准備。情急之下,他將歌詞匆匆寫在了隨身帶著的一個香煙盒的錫箔襯紙上,並將它夾進了剛剛完成的電影故事本子中,隨后便迅速離開了旅館。他前腳剛走,追捕的特務就趕到了。

  雖然躲過了這一劫,但田漢卻依然沒能逃過國民黨特務的魔爪,他還沒來得及對這首誕生在流亡之途的“軍歌”進行抄寫整理便被捕入獄了,好在電影本子和歌詞經過中共秘密組織之手轉到了夏衍手裡。夏衍回憶當年情景時這樣寫道:我拿到田漢留下的電影故事本,在裡面發現了那張寫著歌詞的香煙襯紙。歌詞寫在一張香煙紙的襯紙上,被茶水濡濕了,字跡有些模糊。我和孫師毅兩人很仔細地一個字一個字謄抄下來。

  田漢被捕后,聶耳也成為國民黨特務追捕的目標,黨組織考慮到他的安全,決定讓他先去日本,然后轉道去蘇聯和歐洲學習考察。就在聶耳即將動身之前,他得知田漢創作了一部抗日題材的電影故事,還寫了一首主題歌曲,馬上聯想到他和田漢關於那首歌的約定,便找到夏衍說:“主題歌的作曲任務交給我吧!”

  “你馬上就要赴日本了,時間上來得及麼?”對於聶耳的主動請纓,夏衍自然十分高興,但一想到電影馬上就要投入拍攝,聶耳這一去,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他又多少有些顧慮。

  聶耳似乎看出了夏衍的心思,便接著說:“您放心,我到日本后,會將歌稿盡快寄回的,決不會耽誤影片的攝制。”

  “那好,你要抓緊時間才是!不過,要注意安全。”夏衍於是將田漢寫的那首歌詞交給了聶耳。

  聶耳回到家中,輕輕展開由夏衍和孫師毅抄寫的“軍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歌詞仿佛沉沉黑夜中的一聲驚雷,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戰士的怒吼,愛國激情頓時在聶耳胸中奔涌、匯成了一股雄壯、激昂的旋律,以至於他僅用兩夜的工夫就譜完了樂譜的初稿,並將這首歌改名為《進行曲》(后又改名為《義勇軍進行曲》)。隨后,他又找來《風雲兒女》導演許幸之、孫師毅等人征求意見,大家都被這首歌所充滿的革命精神所感動,並就歌詞中某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見,如將原詞中“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改成“冒著敵人的炮火”。

  正當聶耳准備根據大家意見作進一步的修改時,他接到了組織上要他即刻離開上海的指示。於是,聶耳帶著原稿,匆匆踏上了去日本的輪船。一踏上日本的土地,耳聞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膺懲支那”的狂妄叫囂,想到正飽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蹂躪的祖國和同胞,聶耳義憤填膺,更增添了他譜好這首抗日歌曲的信念。沒幾天,《進行曲》修改稿便告完成了。修改后的歌詞如下: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與第一稿相比,修改后的這首歌曲調更加激越、高昂。尤其是修改稿在原詞“我們萬眾一心”前一連加了三個“起來!”大大增強了這首歌的激情與號召力,並將旋律引向了高潮,而在結尾詞“前進”后面又加了“前進!前進!進!” 則使這首歌力度倍增,給人以無窮的力量!

  1935年5月初,聶耳將《義勇軍進行曲》寄回了電通公司。此時影片的拍攝已近尾聲。電通公司接到稿子后,立即安排演員進行組合錄音。同年7月,電影《風雲兒女》拍成后在上海首映。當影片在開始和結束時兩次響起《義勇軍進行曲》時,全場都爆發出了陣陣抗日怒吼:“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隨著《風雲兒女》在各個影院的播映,《義勇軍進行曲》立即響遍了整個上海灘,在觀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不久,這首歌便隨著《風雲兒女》在全國的播映而響徹長城內外、大江南北。

  然而,就在電影《風雲兒女》放映之時,1935年7月17日,從日本傳來一個噩耗:聶耳在日本藤澤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沒想到《義勇軍進行曲》竟成了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作曲家生命中的絕響,悲痛之余,大家皆惋惜不已。不過,可以告慰英靈的是,正如當初聶耳與田漢所期望的那樣,自從《義勇軍進行曲》誕生的那天起,它便伴隨著“一二?九”運動的學潮、救亡運動的巨浪、抗日戰爭的烽火、解放戰爭的硝煙,響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成為鼓舞全國人民英勇斗爭的戰斗號角!抗戰期間,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也定期安排播放這首歌曲。不僅如此,《義勇軍進行曲》還隨著中國人民反對日本法西斯的英勇事跡傳遍了全世界。美國、英國、法國、印度及南洋各國的廣播電台也經常播放這首歌。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聽了這首歌后大為感動,並在紐約的一次演唱會上唱起了這首歌,還特地灌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並請宋慶齡為這套唱片撰寫了序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在盟軍勝利凱旋的曲目中,《義勇軍進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美國還將它與美國的《美麗的美利堅》、法國的《馬賽曲》等一齊定為同盟國勝利之日預定的音樂節目廣播歌曲。

  《義勇軍進行曲》被定為國歌

  1949年春天,“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中國共產黨應邀派出由郭沫若等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大會。根據大會規定:開幕式那天各國代表團進入會場時,要奏唱本國國歌。中國代表團這下有些犯難了,因為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沒有國歌。怎麼辦呢?

  “用《義勇軍進行曲》來代替怎麼樣?”

  “我看行,這首歌在國際上也有不小的影響。”

  “行是行,但裡面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不太好,現在北平已經解放,新中國即將成立,怎麼能這樣唱呢?”有人提出異議。

  “我看可以,新中國雖然成立了,但這句話提醒我們不要失卻斗志。”

  “話雖這麼說,但我總覺得這句話放在新中國唱不太合適。”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最終誰也說服不了誰,於是一齊將目光轉向了郭沫若。

  郭沫若說:“我看把這句改為‘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怎麼樣?”

  出於對郭沫若的尊敬,再說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大家於是一致同意了郭沫若的意見。就這樣,《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民間“國歌”首次響起在“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上。

  郭沫若等人回國后,立即將這一情況向中央做了匯報,並引起了有關方面對制定國歌的重視。1949年6月,第一屆政協籌備會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由馬敘倫任組長,葉劍英、沈雁冰任副組長的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並設立“國歌初選委員會”,委員會由田漢、茅盾、錢三強、歐陽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鴻等人組成,另聘馬思聰、呂驥、賀淥汀、姚錦新等4名音樂家擔任顧問。7月15日至26日,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在《人民日報》等國內外報紙上,連續刊登了“國旗、國徽、國歌征集啟事”,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截至8月20日,僅國歌一項應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詞歌譜6926首,“國歌初選委員會”對這些應征歌曲一一研究,但都覺得沒有一首適合做新中國國歌。

  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郭沫若、茅盾、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淥汀等人。在座談會上,馬敘倫等主張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徐悲鴻、郭沫若等許多委員表示贊成。因原歌詞中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歷史性的詞句,郭沫若、田漢等建議將歌詞修改一下,郭沫若並擬就了三段。但是,張奚若、梁思成認為這首歌曲是歷史性的產物,為保持其完整性,詞曲最好不做修改,並舉法國的《馬賽曲》為例,黃炎培先生也贊成不修改歌詞。

  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介紹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外傳播情況后,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獲得了國內外人民一致頌揚,在國際上有它的影響,應採用作國歌。他說:“國歌代表一個國家,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應當在民族解放斗爭中產生,在斗爭中得到人民大眾的承認,遠非大詩人、大音樂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義勇軍進行曲》經受了斗爭的考驗,足以與法國國歌《馬賽曲》媲美,完全可以選作新中國國歌。”

  周恩來聽了大家的發言后說:“國歌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民族氣質和精神面貌,《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於中華民族危難關頭,正是表現了中華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我們前面還有著帝國主義敵人,我們建設越進展,帝國主義將越加嫉恨我們、破壞我們、進攻我們,你能說:我們就不危險了嗎?我看還不如留下這句話,經常保持警惕的好!” “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

  毛澤東接著周恩來的話說:“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可是,我們還要居安思危。這首歌曲中的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遠,我表示贊成。”

  毛澤東的話最終將大家的意見統一了,會場上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周恩來和大家一起放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9月27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就國歌一致通過了決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10月1日下午3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世界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著,他按動升旗電鈕,伴隨著五星紅旗冉冉上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響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關於國旗、國歌和年號的“新華社信箱”中,對將《義勇軍進行曲》採用為國歌做了如下解釋:“《義勇軍進行曲》是十余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革命斗爭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經具有歷史意義。採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為了喚起人民回想祖國創造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這與蘇聯人民曾長期以《國際歌》為國歌,法國人民今天仍以《馬賽曲》為國歌的作用是一樣的。”

  1978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條中增加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國歌同國旗、國徽一樣,是國家的象征。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責任編輯:李彥增(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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