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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國民黨史料來研究國共關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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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奎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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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已有的研究國共關系史的著作，至少應當在十幾部以上。但是，翻遍已有的研究國共關系史的著作，可以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基於同一角度，即站在中共角度所做的研究。與其叫國共關系史研究，不如叫共國關系史研究要准確些。
為什麼說已有的研究著作幾乎都是站在中共的角度來研究國共關系呢？這是因為，迄今為止大陸出版的這些研究國共關系史的著作，所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中共方面的，很少至少是較少利用國民黨方面的史料。
主要利用中共方面的史料來研究國共兩黨關系史，有什麼不足嗎？有。從中共保存下來的大量史料出發，來研究它與國民黨關系的歷史，對於了解中共在兩黨關系問題上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及中共推行貫徹這些政策策略的過程，無疑是十分必要的。它便於我們理解在不同時期、不同問題上，中共的認識、感受和它在處理兩黨關系問題上所依據的邏輯，以及由此所獲得的成功或失敗。但就研究國共兩黨關系史而言，這卻是不夠的。較少利用和了解國民黨方面據以形成其政策策略，包括記述兩黨關系問題的種種史料，就不大容易理解國民黨當時許多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不大容易了解其政策策略推進的過程及其國民黨人對其政策策略實施過程和效果的認知情況，甚至還可能誤把一方當年在不明了對方真實感受和意圖情況下所做出的某些政治判斷，簡單地當成自己立論的基礎。
當然，就國共兩黨談判史而言，即使在過去了十多年，有機會大量查閱了保存在台灣的國民黨各種文獻史料之后，我也沒有發現有更多地依據兩方面史料來研究國共談判歷史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在那個時期，與國民黨的談判關系著中共及其武裝的生存與發展，是中共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從而也就決定了中共中央及其相關部門，不能不集中主要精力和干部以應付和謀劃，留下了各種形式的大量歷史記錄。相反，除在極個別情況下之外，國民黨方面幾乎從來不重視與中共的談判問題。大多數的談判幾乎都是蔣介石直接授命個別人員秘密進行的，並不與黨內高層協商辦法。而蔣介石的個人日記雖多有記載，卻又因為台北對外開放的日記多有刪節改動，且經過摘編整理的日記片斷也僅止於1940年初，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在國民黨保存下來的史料當中找到比較完整的史料，有系統地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研究兩黨談判問題，自然也沒有可能。
但是，盡管是研究國共兩黨談判的歷史，我在寫作《戰時國共談判實錄》一書時，就已經意識到過多地利用單方面史料的嚴重不足了。因為，由於中共方面的資料相對豐富，國民黨方面資料極度欠缺，我雖然可以很容易地根據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或電報來往的情況，具體了解中共方面談判意圖以及談判方案形成變化的原因和經過，卻無法清楚了解國民黨方面對談判的策略意圖及其導致其態度變化的原因何在。在這種情況下所做的研究，理解共產黨易，理解國民黨難，顯而易見。
歷史研究，貴在求真。而欲求歷史之真，又非盡可能全面把握歷史的各個側面，努力深入到各方當事人的內心世界中，去了解他們的思想、情感和認識變化的情況及原因不可。隻注重和相信源自一個方面、一種角度的史料，對歷史的把握，難免會如同盲人摸象，使自己永遠無法看清真實的歷史是什麼樣子。正因為如此，國共談判一書出版后，我始終感到還有許多問題沒有厘清，還有許多工作必須要做。這也是我此后一直繼續高度關注國共關系史的研究狀況，並盡一切可能在海內外繼續搜集有關國共關系史問題的各種檔案文獻史料和回憶口述史料的原因所在。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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