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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
|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 |
| 劉華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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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勝利已經整整５０年了。這場波瀾壯闊的戰爭，是近代史上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它洗雪了百余年來的民族恥辱，成為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轉折點，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作為參加過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老戰士，回顧歷史，我深刻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不愧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我們黨用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自己的模范行動，指導和推動抗日戰爭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斷走向勝利的歷史經驗，對於今天我們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在黨的領導下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加強新時期軍隊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在倡導、促成與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起主導作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核心
抗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人民，為捍衛民族生存的權利，同日本侵略軍進行的一場殊死搏斗。當時在國民黨軍閥的統治下，國內階級壓迫嚴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正受到國民黨軍隊及軍閥武裝的“圍剿”。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佔我東北三省。１９３５年“華北事變”，日軍侵佔我華北，企圖侵佔全中國。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為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在此情況下，能不能團結國內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全民族抗戰，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關鍵。中國共產黨人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首先提出武裝抗日的愛國主義主張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九一八事變”后第三天，我們黨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宣言。１９３３年１月，我們黨再次發表宣言，願意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紅軍，給予民眾民主權利和武裝工農三個條件下，准備同任何國民黨部隊訂立共同抗日的協定。１９３５年８月，我們黨又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確表示共產黨和紅軍願意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籌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各黨派和軍隊對過去和現在的不同政見和利害，應持“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的上述主張在全國各階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１９３５年“一二九運動”的爆發，標志著我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已經開始形成群眾的自覺行動。
在抗日民主運動高潮到來之際，中共中央於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召開了著名的瓦窯堡會議。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毛澤東選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１５１頁）毛澤東同志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同時強調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此后，我們黨一方面大力促進全國抗日救亡群眾運動，一方面積極開展對國民黨上層及其軍隊、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和愛國將領等社會各界人士的統戰工作，以推動國民黨政策的轉變。１９３６年２月，被迫在西北進行“剿共”內戰的東北軍和西北軍與我黨達成停戰協議。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改變過去“抗日反蔣”的口號，確定“逼蔣抗日”的總方針，明確提出：一方面要繼續揭破國民黨蔣介石的每一退讓、妥協、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另一方面要向國民黨提議與要求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訂立抗日的協定。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受到包括國民黨愛國人士在內的廣大人民的稱贊。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毅然捐棄前嫌，迅速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並應張學良、楊虎城之邀，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赴西安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六項條件。“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是中國共產黨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感召的結果，它推動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轉變了中國時局。
為了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中共中央在１９３７年２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致電國民黨，提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五項要求和我黨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四項保証。這是我們黨為促進國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讓步，也是我們黨主動採取的聯蔣抗日的重要步驟。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經過激烈斗爭，最后通過了實際上接受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主張的決議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而初步形成。１９３７年２月到９月，我們黨又先后派出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就陝甘寧邊區政權、紅軍改編、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及其共同綱領等問題，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六次談判，既堅持原則，又作了必要的重大讓步，從而推動國民黨逐步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變。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２３日，蔣介石發表了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至此，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在這一歷史的轉變關頭，中國共產黨適時調整政策，積極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對於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實現全民族抗戰，起了主導和決定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說：“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真心實意地出來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人領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那就無從實行抗日。”（同上，第２卷第７１８頁）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從此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抗日戰爭初期，國民黨的政策重點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全國曾一度出現轟轟烈烈的抗戰景象。但當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由於戰爭的失利和對進步力量發展的仇視，加上日本政治誘降和英美對日實行綏靖主義政策的影響，把政策的重點從對外轉向對內，逐漸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國共合作能否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否鞏固和擴大，又成為抗日戰爭中至關重要的問題。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於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同上，第２卷第３６４頁）為了避免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發生破裂的危險，我們黨汲取歷史上處理同資產階級關系的經驗教訓，針對當時國民黨的兩面性，提出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並把它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聯合是政策的出發點，也是最終目的，是第一位的﹔斗爭是聯合必不可少的手段，是服從於聯合抗日的總目的的，是第二位的。但是，隨著國際上綏靖思潮的泛濫，這種聯合中的斗爭也是相當激烈的。在歐洲戰場上德軍入侵波蘭后，英美等國還企圖將禍水東引，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也附和這股國際綏靖思潮，掀起一股反共降日的逆流。中共中央及時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努力維護統一戰線，克服了投降危險。我們黨針對統一戰線內部存在左、中、右三種政治力量這一現實，又提出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方針。
對投降派、反共頑固派挑起的軍事磨擦，我軍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下堅決打退之。這是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斗爭的需要。如果任其猖獗，統一戰線就會破裂，整個抗日戰爭就會夭折。１９３９年冬至１９４０年春，國民黨頑固派對華北八路軍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為了維護團結抗戰的局面，我軍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下，予以堅決反擊，從而鞏固了抗日陣地，有效地阻止了時局的逆轉。“皖南事變”發生后，全國進步力量對國民黨蔣介石摧殘抗日力量的行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面臨嚴重的局勢，我們黨仍以抗戰大局為重，實行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策略，從而使國共統一戰線始終沒有破裂。
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策略、方針的制定和實踐，說明我們黨“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善處同盟者”，反映了黨的成熟和毛澤東思想的成熟。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戰中，正是我們黨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頑固派投降、分裂的危險，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引導全國人民沿著團結抗戰的正確道路前進，直到最后勝利。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勝利。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是愛國主義的旗幟，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在倡導、促成、維護、堅持和鞏固統一戰線的全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起了主導作用，是團結抗戰的核心。
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是指導全國抗戰的偉大綱領，是奪取抗戰徹底勝利的指南
我們黨根據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針對國民黨不發動和武裝人民群眾，實行一條單純政府的與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提出了關於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以及持久戰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為指引全國人民爭取抗日戰爭勝利做出了極為寶貴的貢獻。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日中雙方總的實力對比是敵強我弱。日本是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１９３７年年產鋼５８０萬噸、飛機１５８０架、坦克３３０輛、大口徑火炮７４４門、艦艇５２４２２噸，海軍力量僅次於英美而位居第三。中國則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除能自制一部分輕武器外，其他均不能制造。但是，日本也存在諸多戰爭的不利因素。首先是國土面積小，約相當於中國的１� ２８，人口９０００余萬，隻有中國的１� ５，且礦產資源貧乏，大部分工業原料依賴進口﹔其次是戰爭的非正義性、野蠻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國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國，但處於進步時代，有共產黨及其軍隊為團結抗戰的核心，加上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戰爭的正義性，必然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國際上的援助。
中國共產黨正是基於對敵我雙方國情、軍情的科學分析，從抗戰一開始就主張實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戰路線，並提出了一整套辦法和措施。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就提出了實行全國總動員，全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進行全面抗戰的八大綱領。他指出：“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同上，第２卷第３４７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８月下旬召開的洛川會議上指出，“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發動的抗戰發展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並通過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十大綱領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的具體體現，是弱國打敗強國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方針。
為了促使國民黨政府軍事當局迅速制定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加強對日作戰的指導，中共中央於“七七事變”后不久，即提出了《確立全國抗戰之戰略計劃及作戰原則案》。這個《提案》系統地闡述了全國抗戰所應採取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戰略的基本方針是持久的防御戰﹔在戰役上應以速決戰為原則﹔作戰的基本原則是運動戰，應在決定的地點，適當的時機，集中絕對優勢兵力與兵器，實行決然的突擊，避免持久的陣地的消耗戰﹔廣泛地開展游擊戰爭，其戰線應擺在敵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迷惑、疲倦敵人，以造成有利條件、有利時機，使主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等等。１９３７年８月，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應邀出席的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就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作了闡述，指出：全國抗戰在戰略上要實行持久防御，在戰術上應採取攻勢﹔一線臨戰戰區適時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同時在敵人之翼側的后方組織民眾開展游擊戰，破壞敵人的交通運輸，牽制和消滅敵人，並強調隻有動員全國軍民方可取得最后勝利。中國共產黨的上述方針、原則及其戰法的提出，對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全國抗戰方略產生了積極影響。南京國防會議正式確定採取“持久消耗”的戰略方針。雖然國民黨政府在以后的抗戰中繼續實行片面抗戰的路線，並未能很好地貫徹這一戰略方針，但它在廣大愛國人士和部分國民黨將領中產生了良好影響，推動正面戰場抗戰取得了一些局部作戰的勝利。可以說，我們黨提出的全面抗戰之戰略計劃及作戰原則，對全民族抗戰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為了從理論上科學地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前途，駁斥亡國論、速勝論，鼓舞全體人民的信心和斗志，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重要著作，科學地闡述了中國抗戰為什麼要實行持久戰的理論，完整地提出了實行持久戰的一整套具體的作戰方針與原則，明確指出了游擊戰的戰略地位。其預見的科學性、論斷的正確性完全被抗戰全過程的實踐所証明。
毛澤東全面地考察和論証了中國不僅能夠而且必須經過持久抗戰取得勝利的根據。他強調了時代的特點，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裡。”（同上，第２卷第４４７頁）據此，毛澤東分析了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即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這些特點，決定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既不會亡國，也不能速勝，隻有經過持久戰，才能達到最后勝利。
毛澤東根據敵我雙方存在的相互矛盾著的基本特點，科學地預見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他在描述三個階段戰爭進程的輪廓時，指出敵我雙方量和質的互變關系，著重分析了相持階段到來的條件，認為相持階段是持久抗戰轉到最后勝利的“樞紐”。這是毛澤東持久戰理論的精髓。在相持階段，游擊戰將成為我方主要的作戰形式，而運動戰和陣地戰則是輔助形式。相持階段是艱苦的，時間最長，中國抗戰力量的生長主要在這個階段。經過相持階段的努力，中國抗戰的力量將轉弱為強，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那時，抗日戰爭就可以進入收復失地的戰略反攻階段了。在第三階段，運動戰將成為主要的作戰形式。
毛澤東還深刻地闡述了實行持久戰總方針應採取的一套具體作戰方針與原則。他指出，在戰略上是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在戰役戰斗上必須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變戰略上劣勢、被動的不利態勢為戰役戰斗的優勢、主動的有利態勢﹔而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作戰方針，又必須發揮組織指揮上的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在作戰形式上，要善於根據戰爭發展的不同階段，正確地運用運動戰、游擊戰和陣地戰三種不同形式。毛澤東進一步明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此外，毛澤東還正確地解決了消耗戰與殲滅戰的關系以及實施有利的決戰、避免不利的決戰等問題。他指出，抗日戰爭的正確要求應該是盡可能的殲滅戰，用戰役的殲滅戰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
戰爭史上，游擊戰通常作為大的戰爭行動的輔助手段，毛澤東首次把它提高到戰略地位。他結合抗日戰爭的特點，系統地論述了游擊戰在抗日戰爭全過程中的重要戰略地位，指出：中日戰爭由於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基本特點，敵人佔地甚廣和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抗日游擊戰爭主要不是在內線、在戰役戰斗上配合正規軍作戰，而是在外線即在敵后單獨作戰，在戰略上配合正面友軍的正規戰。並且由於有共產黨堅強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廣大群眾的參加，因而游擊戰爭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於是，戰略防御和進攻等一整套的東西發生了。而且通過長期的不斷削弱敵人、壯大自己的斗爭，游擊軍和游擊戰必將向正規軍和運動戰發展，成為最后戰勝敵人的強大戰斗力量。因此，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毛澤東從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實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和正規戰相配合，建立根據地，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向運動戰發展，正確的指揮關系等方面，具體地闡發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關於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的科學論述，對統一和提高全黨全軍對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認識，促進抗日游擊戰爭在廣大敵后戰場的迅速發展，起了巨大作用。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和游擊戰理論，是指導抗日戰爭一步步走向勝利的指南。正是由於這一光輝的軍事思想、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才在世界的東方導演出一幕威武雄壯的活劇，創造出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一些國外人士稱毛澤東為“持久戰理論大師”、“現代游擊戰爭之父”，這是當之無愧的。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開辟的廣闊敵后戰場，逐步成為全國抗戰的主要戰場，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全國抗戰開始后，我們面對的敵軍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日本法西斯軍隊﹔友軍是國民黨軍。雖然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國民黨當局仍對我不懷好意﹔我軍雖士氣高，但數量少，裝備差。如果將隻有幾萬人的我軍擺到正面戰場與日軍硬拚消耗，很快就會拚光，這樣無益於抗戰全局。我們懂得“毋邀正正之旗，毋擊堂堂之陣”的道理。我軍挺進敵后，情況就會大不一樣。日軍由於兵力不足，其后方佔領區十分空虛，我軍施展游擊戰的拿手好戲大有用武之地﹔我軍是人民的軍隊，和人民群眾有血肉聯系，有進行人民戰爭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豐富經驗。我軍深入敵后必將如魚得水，必能發揮作用。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及時而果敢地提出我軍實行由國內革命戰爭的正規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游擊戰的軍事戰略轉變，決定迅速向敵后進軍，擔負起開辟敵后戰場，創建抗日根據地，壯大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在戰略上配合正面友軍作戰的戰略任務。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偉大決策，在抗日戰爭的實踐中，很快改變了敵我戰略形勢，並決定了抗戰勝利的前途。
太原失守以前，八路軍主要是直接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同時以小部兵力發動和組織群眾武裝。平型關首戰大捷，是全國抗戰開始以后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它粉碎了所謂“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抗戰的勝利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太原失守后，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基本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佔據主要地位。隨著日軍戰略進攻的深入和國民黨軍的節節撤退，八路軍主力抓住有利戰機，迅速大膽地深入敵后，實行戰略展開，深入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至１９３８年４月，八路軍在華北相繼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和晉冀豫等抗日根據地。此后，大幅度分兵於冀、魯、豫平原和察綏廣大地區，使敵后戰場迅猛擴展到整個華北地區。與此同時，新四軍挺進大江南北，開辟了華中敵后戰場。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廣闊的華北與華中敵后戰場基本形成。在整個戰略防御階段，八路軍、新四軍共作戰千余次，殲敵數萬人，收復了大片國土，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牽制了大量日軍，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戰場的友軍作戰，並由出師時的５萬余人發展到１８萬余人。日軍佔領廣州、武漢后，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放棄“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改取以鞏固佔領區為主的方針，被迫將兵力分散於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這對加速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朱德總司令所講的，“如果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敵反進攻，戰略相持階段的出現是不可想象的。”（《朱德選集》第１３９頁）
敵后戰場的開辟，形成了獨當一面的戰略格局，打亂了敵人作戰前線與后方的劃分，變戰略內線為戰略外線，變被動為主動，變戰略被包圍為戰略反包圍。敵后與正面兩個戰場並存的戰略布局，對敵人構成了兩面夾擊的有利戰略態勢。在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軍逐步轉移其主要兵力用於對付敵后戰場的抗日軍民，對國民黨則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國民黨也由抗戰初期比較積極的抗日倒退為消極抗日，由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轉變為積極反共。抗日戰爭的重擔便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后抗日軍民的肩上。在極其嚴峻、復雜的局勢下，中國共產黨人沒有退縮，而是堅定地依靠根據地人民，開展廣泛的游擊戰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大量殲滅日偽軍，壯大抗日武裝，不斷發展、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改變抗日戰場的敵我力量對比，挫敗了頑固派的投降陰謀，促進戰爭形勢朝著有利於中國人民的方向轉化。在整個戰略相持階段，敵后軍民抗擊了侵華日軍兵力（不含關東軍）的６２％到７５％和幾乎全部偽軍。而在此期間，日軍隻對國民黨正面戰場進行了十幾次較大規模的進攻，其他時間基本上處於半停戰狀態。毫無疑問，敵后戰場在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始終是全國抗日的主要戰場。
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鞏固、發展經歷了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１９４０年８月，八路軍在華北敵后戰場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歷時３個半月，殲敵４萬余人，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日軍至此完全意識到它在中國戰場的主要敵手並不是國民黨及其軍隊，而是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為進一步鞏固其佔領區，以便放手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並使其佔領區成為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日軍從１９４１年起，更加集中力量打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敵后抗日軍民，實行所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特務活動的“總力戰”，使用其侵華總兵力（不含關東軍）的７５％和全部偽軍，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持續不斷的“掃蕩”、“清鄉”、“蠶食”和“治安強化運動”，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制造無人區，企圖徹底摧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與此同時，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並多次制造反共軍事磨擦。由於日頑軍夾擊和嚴重自然災害，敵后抗戰面臨極端嚴重的困難。根據地人口由１億減少到５０００萬以下，軍隊由５０多萬縮小到４０余萬，根據地減少了１� ６。能否戰勝嚴重困難，堅持並發展敵后抗戰，鞏固抗日根據地，是全國抗戰能否取得最后勝利的關鍵所在。為適應嚴酷的斗爭環境，中國共產黨及時制定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充分發揮黨政軍民的整體力量和人民戰爭的威力，以軍事斗爭為中心，開展全面的對敵斗爭。軍事上，針對敵人拉網式的“掃蕩”、“清鄉”，我敵后軍民採取“敵進我進”的方針，以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水上游擊戰等斗爭形式，大量消滅和牽制敵人。同時，全面實行既減租減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調動了根據地各階層人民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各級政權中普遍實行“三三制”政策，由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共產黨員、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左翼進步分子及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的中間分子各按１�３的比例共同組成政權，從而調節了各抗日階級內部的關系，加強了各階級、階層的合作﹔全面實行“精兵簡政”政策，使黨政軍各級機關更為精干，更適應游擊戰爭環境﹔主力軍實行的地方化、群眾化，加強了地方軍和民兵，形成了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促進了廣泛的群眾性游擊戰爭的開展。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普遍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而逐步克服了物質方面的困難，打破了日頑經濟封鎖，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開展擁政愛民、擁軍優屬活動，進一步密切了軍政、軍民關系。我黨還開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端正了思想路線，鞏固了組織，增強了團結，進一步提高了黨的戰斗力。黨的各項重大政策的貫徹和實施，不僅對戰勝極端困難，堅持敵后抗戰起了決定性作用，而且為轉入反攻，奪取抗戰勝利奠定了精神和物質基礎。
經過敵后軍民艱苦卓絕的斗爭，１９４３年敵后抗日根據地進入恢復再發展階段。以晉冀魯豫地區八路軍發動的衛（河）南、林（縣）南戰役為起點，開始集中較大兵力對日偽軍開展攻勢作戰，並逐步實行由游擊戰向正規戰的軍事戰略轉變。接著於１９４４年春開展局部反攻。至１９４５年夏，敵后抗日軍民先后進行五次大規模攻勢作戰，猛烈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牽制和消耗了大量日軍，將日軍壓縮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為轉入全面反攻創造了條件，並從戰略上支援了太平洋戰場盟軍的反攻。在全國大反攻及攻殲拒降之敵的作戰中，敵后抗日軍民又殲滅日偽軍近４０萬人，收復中小城市２５０余座，收復華北、華中和華南大片國土，並協同蘇軍解放東北全境。敵后戰場的堅持和發展，對抗日戰爭的進程和結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抗日戰爭是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人在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的斗爭中，善於將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相結合，通過民主革命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依靠群眾進行人民戰爭，所以能戰勝難以想象的困難，使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並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和光明。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先后在華北、華中及華南等１９個省區，建立了１９塊抗日根據地，面積達１００余萬平方公裡，人口約１．２億﹔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的主力部隊發展到１２０余萬人，民兵發展到２６０余萬人。敵后抗日軍民共作戰１２．５萬余次，殲滅日偽軍１７０余萬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民族解放戰爭的一次偉大而成功的實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整個世界戰爭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創造。抗日戰爭的歷史告訴人們，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英勇斗爭，抗日戰爭就不可能取得全面、徹底的勝利。
四、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歷史經驗，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增強國家和民族凝聚力，推動“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巨大精神財富
抗日戰爭的烈火硝煙已經熄滅半個世紀了，世界形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這場艱苦卓絕的戰爭所昭示的歷史經驗，對滿懷信心邁向２１世紀的中國人民仍然具有深刻的啟迪。
抗日戰爭的歷史說明，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是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証。分裂則國運衰，統一則民族興。當年，正是由於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才得以乘虛而入，也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提出並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發動起舉國一致的抗戰。國共合作，共赴國難，經過八年全民族浴血抗戰，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多少中華兒女為此引以自豪！但遺憾的是，在５０年前抗日戰爭勝利時脫離日本侵略者魔爪的台灣，至今仍與大陸處於分裂狀態。國際上也總有那麼一些人不甘心看到中國的統一強盛，總想利用台灣問題從中漁利。歷史的教訓必須銘記。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海峽兩岸的中華兒女理應求同存異，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重新攜手，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譜寫中華民族燦爛輝煌的新篇章。
抗日戰爭的歷史說明，愛國主義永遠是中國人民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是一個弱國，卻能戰勝強大的侵略勢力，勝利的關鍵就是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把千千萬萬老百姓動員、組織和武裝起來，同仇敵愾，流血犧牲，與日本侵略者展開氣壯山河的斗爭，使其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有了愛國主義，我們中華民族就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就有了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勇氣概和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目標都是為了使中國繁榮富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時期愛國主義的主題。我們要高舉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進一步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和一切愛國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同德，艱苦奮斗，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大業推向前進。
抗日戰爭的歷史說明，落后就要挨打。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一百年間，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帝國主義列強都侵略和欺凌過中國。特別是日本軍國主義慘無人道，無惡不作，在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難書。這一方面是由於舊中國在政治上衰朽腐敗，另一方面是由於舊中國在經濟上積貧積弱。因此，無數仁人志士致力於救亡圖存，追求中華民族的振興。新中國建立，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騰飛，還要我們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要想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就必須發展經濟，繁榮科技，厚植國力。２１世紀是科技和綜合國力競爭的世紀。我們必須抓住機遇，深化改革，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完成中華民族幾代人向往和追求的偉大目標，使中國真正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日戰爭的歷史說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捍衛自己的獨立主權，維護自己的尊嚴，必須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建立強大的國防。有國無防無異於開門揖盜。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提出，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這是血的教訓換來的真理。我軍必須以鄧小平同志新時期軍隊建設的思想為指導，按照江澤民主席提出的“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認真貫徹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注重質量建設，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安全保証。
抗日戰爭的歷史說明，加強軍隊黨的建設，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根本保証。抗戰初期，我們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排除了國民黨的干擾，堅持了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的領導，使我軍保持了人民軍隊本色，不斷取得戰爭勝利，並獲得了重大發展。今天，雖然我軍所處的歷史條件和擔負的任務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我軍作為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性質沒有變。在任何時候，我們都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決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權威，堅決服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努力完成各項任務，不辜負黨和人民對我軍的厚望。
（新華社北京７月３１日電，原載８月１日出版的《求是》雜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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