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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與戰友——回憶劉伯承同志
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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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伯承同志是我黨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軍事家,從革命時期的南征北,到建國后的軍隊建設,數十年中,屢建殊勛。他一生指揮過許多著名戰役,他的精通韜略,足智多謀,為黨內外共矚同飲。朱德同志說他有“古名將風”,斯言信矣!

  我認識伯承同志已是抗戰初期了。那時,他和鄧小平同志率領一二九師,來到晉東南開辟抗日根據地。我和安子文同志常去八路軍總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匯報犧盟會、決死隊的工作,而這兩個領導機關當時都隨一二九師行為,因此,也少不了就教於伯承同志。以后,我還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他比我年長15年,是師長,又是戰友,還可謂忘年交。往事歷歷,縈繞胸次,今略述生斷,以志對伯承同志的紀念。

  (一)

  伯承同志出身貧寒,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護國、護法戰爭,以戲勇善戰而聲聞遐邇,成為川中名將。

  他參加革命以后,長時間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在井岡山反“圍剿”斗爭中,他與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常常不謀而合,主張“誘敵深入”、“聲東擊西”,運用靈活的戰略戰術消滅敵人。在他的參與指揮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后遭李德的打擊,被撤銷總參謀長職務。長征中,他恢復了魘職,協助毛澤東同志指揮紅軍,為智取遵義、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他這個總參謀長的名氣很大。當時社會上曾流傳這樣一個說法:中國最會打仗的參謀長隻有“兩個半”,就是伯承同志。

  他指揮打仗,確實到了用兵自如、神奇巧妙的境界。抗戰前期,決死一縱隊經常配合一二九師作戰,伯承同志指揮了一系列漂亮的戰斗。比如,在七亙村戰斗中,三天之內伏擊敵人兩次,創造了“重疊伏擊”的奇跡。在神頭嶺戰斗中,他運用“攻其所必救,殲其救者”的戰術,以小股力量奇襲黎城,吸引敵人來援,而以大部兵力埋伏於神頭嶺上,痛殲援兵,也是別出心裁的。連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驚吧:神頭嶺伏擊戰是“支那第一流游擊戰術”。

  1945年成立晉冀魯豫軍區,伯承同志擔任司令員,小平同志任政委,我是副政委。不久,組織了有名的上黨戰役。這一伏也打得很巧妙。先是兵圍長治,當閻錫山從太原出兵馳援時,伯承同志立即指揮部隊冒著傾盆大雨,日夜兼程,趕到屯留西北,將援敵合圍、殲擊於老爺山和磨盤地區,然后回師收拾長治城內之敵。共殲敵13個師、3.5萬余人。這一戰役的勝利,有力地支援了毛澤東同志在重慶與蔣介石的談判。

  伯承同志認為,打伏必須以智取勝,多在“神奇”二字上下功夫。他說,作戰有三種戰術:一是“牛抵角”,二是“馬踢腳”,三是“狼咬人”。顯然,這些都是他長期作戰經驗的總結,既形象通俗而又實際。在后來劉、鄧大軍逐鹿中原、挺進大別山、渡江作戰、解放大西南的諸多戰役中,伯承、小平同志對戰術的運用更加變幻無窮,處處體現了智取勝的用兵原則,始終牽著敵人的鼻子走。國民黨的一個高級軍官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在我們所有的高級將領中,“其才識無有能超過劉伯承者”,他“指揮之妙,令人莫測高深”,“有人謂劉伯承指揮國防部,信然不謬!”

  雖為通國聞人,但伯承同志始終虛心自持,廉以率下。功勞再大,也從不自詡。他不認為自己是“天才”,也最不願別人稱他為“常勝將軍”。他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高超的軍事理論造詣,是多年的勤學、苦索、慎思、求實的結晶。他熟諳歷代兵法,即使在戎馬倥傯之中,也從未間斷對軍事理論的研究。他堅持在實踐中探索,每個大的戰役后,都要悉心總結,以求認識上有所臻進。在每次作戰方案的研究和部署中,他集納群言,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特別重視對各方面情況的准確掌握,並把任務、敵情、我情、地點、時間稱這為“五行”,認為“五行”不定,就會“輸得干干淨淨”。他還特別注意激勵部隊在實踐中發揮創造性,常說“不管黃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原是四川的一句諺語,意思是在作戰中不這你用用什麼戰術,隻要能打勝仗,消滅敵人,就是好的。后來,小平同志也愛借用這句話來表達他的實事求是、講求實效的思想。我覺得我們的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不管是搞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或其他工作的,都應像伯承同志那樣,努力培養並不斷發展自己的勤學、苦索、慎思、求實的精神素質。這是做好領導工作必不可少的。

  (二)

  1945年10月,上黨戰役結束后,隨即組織了平漢戰役。發取高樹勛直義,是這一戰役中劉、鄧的一個杰作。我當時也參與了其中的一些籌劃。此事意義甚大,從這以后我軍各部對進攻的國民黨軍隊廣泛開展了“高樹勛運動”,對分化、瓦解敵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平漢戰役前,蔣介石派孫連仲部的三十軍、四十軍和新八軍從河南新鄉出發,沿平漢路北上,意欲打通平漢線,並進一步組織對我華北、東北根據地的進攻。黨員央和毛澤東同志指示晉冀魯豫野戰軍在邯鄲擺開戰場,消滅敵人,守衛南大門。此戰關系全局。伯承、小平同志經過緊張謀劃,決定在漳河以北和邯鄲以南及滏陽河兩岸的狹窄地帶布下“口袋陣”,待敵北進鑽入之后,再相機打擊。伯承同志風趣地說:要像貓吃老鼠那,先把它盤軟了再吃。先實行“圍而不殲”,還有一個重要考慮,就是要力爭高樹勛高地起義。高樹勛是原西北軍將領、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當時,王定南同志送來一個重要情報,說高樹勛不滿於滿於蔣介石及其親信對他的排擠和歧視,表示願同我軍取得聯系。經研究,小平同志要王定南同志速往高樹勛部,勸了認清形勢,瞻念前途,毅然舉行起義,為人民作出貢獻。王臨行時,伯承同志又叮說,你要向高將軍說明,這是他走向革命的最好時機,要當機立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王定南同志把劉、鄧的口信轉達以后,高樹勛的態度很好,只是顧慮家眷還在徐州。劉、鄧當即請示中央,中央電令陳毅同志派人把高的家眷從徐州接出來送到了解放區,高感激不已。10月29日,劉、鄧又派參謀長李達同志進入新八軍駐地看望高樹勛進一步堅定他起義的決心。李達同志也曾是西北軍的舊人,1931年寧都真心我時參加革命。高樹勛見到李達,故人相逢,交談甚歡。李達同志鼓勵他效法馮玉祥的五原誓師和董振堂、趙博生的寧都起義。高當即表示:“10月30日宣布起義”。

  10月31日,司令部商定,由小平、李大同志指揮前線作戰,伯承同志和我到馬頭鎮與高樹勛會晤。記得同行的還有新華社、新華日報的負責人朱穆之、安崗等同志。伯承同志首先向高樹勛將軍轉達了毛澤東、朱德同志的來電,對他高舉義旗、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的正義行動給予高度評價,並向他體本人及所部將士表示歡迎和慰問。高樹勛非常激動,說道:承蒙朱德、毛澤東先生和劉將軍如此錯愛,我將萬死而不辭。伯承同志問他,不知高將軍還有什麼問題需要我們幫助解決?他遲疑了一會說:這次和我一同北上的四十軍軍長馬法五、三十軍軍長魯崇義,過去都是西北軍同仁希望新八軍起義后,不要再打他們。考慮到伯承同志不便回復,我就從旁作答:這是兩軍交戰,我們不打他們,他們也要打我們的,講不得“朋友義氣”。對於不肯放下武器的頑固分子,我們絕不寬貸。此事尚祈高將軍明察,並請給予理解。

  高樹勛起義的消息分布后,馬法五、魯崇義等國民黨將領異常震驚,不知所措。我軍趁勢發起猛攻。於11月2日全殲敵人2.3萬們人,馬法五等高級將領被俘。隨后,高樹勛率新八軍到武安縣進行整編,成立“民主建國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任命他為司令員。

  (三)

  伯承同志非常重視軍隊的政治工作。他常講,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如果不服從黨的領導,就會滑到軍閥主義道路上去。記者他在一次報告中,曾經對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作過這樣的闡述:戰爭勝負的因素,不完全是軍事裝備和技術,很大程度上,還在於政治力量與技術力量的結合程度。軍閥們的武器很好,有的軍事技術力量的結合程度。軍閥們的武器很好,有的軍事技術也很高,但他們還是我們打垮了。為什麼?就因為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有我們這樣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力量。我們原來是個什麼家底呢?一二九師的前身是紅四方面兩把菜刀起家的。一一五師是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后發展起來的。拐子槍、菜刀戰勝了機關槍、迫擊炮,還不就是因為我們有強大的政治力量。共產黨如果沒有政治優勢,得不到群眾的擁護,就不會有強大的凝聚力,就會一事無成。這些話雖然是幾十年前說的,今天仍覺之諄諄,意義猶深。

  伯承同志對政委,對所有政治工作人員,都是很尊重的。他不但自己這樣做,還要求各縱隊的司令員都要尊重自己的政委,尊重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他和小平同志共事多年,工作中始終是互相切磋商,互相支持,配合得十分默契。第次召開軍事會議,討論作戰方案,在最后下決心以前,伯承同志都要小平同地發表意見,並且常常在會議結束時宣布:就按小平同志意見辦。小平同志伯承同志也是非常尊重和關懷的。他們的團結合作和真摯友情,黨內、軍內一直傳為佳話。1942年12月,在伯承同志五十壽辰時,小平同志的祝詞中曾這樣說過:“我們生活在一塊,工作在一塊。我們之間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關系是非常協調的。我們偶爾也有爭論,但從來沒有哪個固執己見。哪個意見比較對,就一致做去。我們每每聽到某些同志對上下,對同級發生意氣之爭,遇事總以為自己對,人家不對,總想壓倒別人,提高自己,一逞英雄,充山大王,結果弄出錯誤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斷以這樣的精神去說服教育同志的。”小平同志的這番話,記得當上閱讀時,就曾感思殊深﹔如今重溫,更覺歷久彌新。

  這裡,我還想插述一段周恩來同志和我的談話。那晨在1950年的七屆三中全會期間。一天在閑聊中,恩來同志若有所思地問我:你在晉冀魯豫與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對他們二位的工作怎麼看?我說:他們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胡實是同心同德,和協有致。他搖搖頭說:我不是講他們的配合,而是問你對他們的工作方法有什麼看法。我未假思索的反問道:總理,您是老領導了,又與他們相識甚早,您看呢?他爽然一笑:好啊!你把問題原樣奉還了。我也笑了:不是說“解鈴還需系鈴人”嗎?我們這叫“解問需提問人”嘛!恩來同志說:據我多年觀察,他們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舉重若輕”,伯承同志則是“舉輕若重”。你看是不是這樣?我說:完全同意總理的評價,這八字概括得很准確。他們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樣得心應手,恐怕這是一個重要因素。接著,因來同志又問我:那麼,這兩種工作方法你比較喜歡哪一種?未等我作答,他就講開了自己的看法:從願望上說,我更欣賞小平同志的“舉重若輕”,但說實在話,我這個人做汪以這一點。我同伯承同志一樣,在工作上常常是“舉輕若重”。這也許同我長期是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有關。后來,我不時憶起恩來同志這次和我的談話。我常想,一個領導干部要同時兼具這兩種工作方法,的確很不容易。但是從黨的工作、一個領導班子的工作來說,卻是必須同時具有,缺一不可的。

  (四)

  黨的七大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有名的團結盛會。那種民主、團結和諧的氣氛,至今記憶猶新。在離開延安的前夕,毛澤東同志要任弼時同志和我談過一次話,希望我回到部隊以后,緊從七大團結勝利的路線出發,多做部隊的團結工作。我當即向他表示,有伯承、小平同志他們的合作與指導,我有信心做好這個工作。

  在堅持團結方面,伯承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是處處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的。伯承同志常常說:革命的團結關系革命的存亡。團結愈固,則士氣愈壯,事業愈興。這是個政治常識,須臾不可忘記。凡是同伯承同志相處過的人,都覺得他胸懷豁達,有海納百川的氣度。

  一二九師是以紅四方面軍為基礎,加上紅一方面軍和陝北紅軍的一部分改編而成的。伯承同志非常注意搞好軍隊內部的團結,尤其注意團結好原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他強調指出:長征途中四方面軍遭受的挫折,責任在張國燾及其錯誤路線。至於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戰士,都是經過了千辛萬苦的考驗,革命是堅定的,對他們要特別尊重和團結。不能因為張國燾出了問題,就對他們另眼相看。那種一人有錯,株連一片,或者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或者拉山頭,搞宗派,黨同伐異,絕不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做法,而是封建官場的政治權術。在革命的隊伍裡,任何時候都不能沾染這種封建毒素,否則,貽害必深,后果堪虞。他的這些話,是深得大家贊賞的。無論原來是一方面軍還是四方面軍和陝北紅軍的干部、戰士,伯承同志都一視同仁。在發生一些爭執和不團結現象時,他總是首先批評原一方面軍的同志。在使用干部問題上,他和小平同志也十分注意提拔、任用原四方面軍的同志。如擔任縱隊司令員的陳錫聯、謝富治、王新廷等,都是原四方面軍的同志大多是工農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們打起仗來生龍活虎。他們囑咐我要認識和掌握這個特點,多注意培養、使用這些干部。

  1940年初,決死一縱隊正式編入一二九師戰斗序列,與三八六旅組成太岳縱隊。陳賡同志任縱隊司令員,我任政委。伯承、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三八六旅紅軍戰士多,作戰有經驗,決死一縱隊的知識分子多,文化水平高,可以取長補短,互相交流。知識分子暫時缺乏戰斗經驗,這不要緊,打上幾仗就會有經驗了,應大膽提拔他們當干部。上黨戰役后,伯承同志曾同我們談過:這一仗打得很好,戰士們說過了一個圪梁再過一個圪梁,打得非常痛快。從中可以看出決死隊的指戰員,包括不少知識分子在內,他們的戰斗作風已經培養起來了。我說:有人說山西兵比較弱,不會打仗。他說:誰說的?會不會打仗,不僅僅因為他們自己是大知識分子,更主要的是他們深知知識分子對於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性。自古以來,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但不能馬上治之。得了天下轉入經濟建設以后,本應更加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但是,在這方面我們的教訓是太深刻了。

  伯承同志對於軍民團結也非常重視。記得在平漢戰役取得勝利后,有一個警衛排長與他家鄉的一位民兵隊長發生糾紛,幾乎市到要動刀動槍的地步。伯承同志得知后,立即派人進行調解,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錯誤,並通過此事在部隊中廣泛開展團結教育。伯承同志還給大家講了“將相和”的故事。他說:戰國時期,邯鄲是趙國的都城,趙國宰相藺相如和大將軍廉頗一度失和。國人為之憂慮,因為當時秦國正對趙國虎視眈眈。但老將廉頗很快認識了錯誤,並向藺相如負荊請罪,兩人又和好如初,同心報國。這個故事為什麼幾千年一直膾炙人口、傳為美談呢?就因為它宣傳了團結了重要性。伯承同志還要我們組織干部到邯鄲城裡的回車巷遺址參觀,並讓文藝工作者編寫和演出《將相和》的京劇,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加強軍隊團結和軍民團結。

  (五)

  伯承同志為人達觀,談鋒甚健,而且語言風趣、幽默。這同他的閱歷之廣、知識之富不無關系。正因為如此,大家都很願意聽他講話。

  他自幼生長在農村,熟悉四川民間的俚語方言,他在闡述軍事、政治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道理時,常常加以引用。比如,他用“五個指頭按五個跳蚤,一個也抓不著”,來說明為什麼要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用“蚊子叮菩薩”、“狗帶沙鍋亂碰”,來說明打仗不注意了解敵情而造成的盲目行為,用“船桅杆鋸作拴馬樁”,來形容對干部的使用不當等等,使人一聽就覺得通俗易懂,深入淺出,形象生動,經久不忘。伯承同志的這種話風、文風,我以為很值得學習。它沒有書 氣,也無八股味。如果講話、作文,故作高深,濫造概念,游戲文字,弄得晦澀難懂,那樣的文風即使有時也可風靡一陣,但畢竟不會有生命力的。遺憾的是這類東西,眼下還遠未絕跡,甚至還有愈演愈烈之勢,緣何至此,倒是很可以反思一下的。

  伯在同志喜歡講故事和笑話,並且寓庄於諧,含義深,因而往往能於笑哂之中,發人深省。記得有一次,他講述了抗戰初期參加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在洛陽舉行的一次宴會上的見聞。他說:國民黨有個“規矩”,凡是講話中講到“蔣委員長”時,在座的人必須起立,以示尊崇。在衛長官致詞后,我在講話中,多次提到“蔣委員長”,國民黨的交領果然“聞蔣必站”,結果是起立、坐下、起立,弄得連筷子也顧不上拿。伯承同志一邊講,一邊描繪,同志們聽了無不捧腹大笑。而他自己去不動聲色,繼續說道:這確實近乎笑話,但它反映了國民黨的下上級關系。那些軍官們,表面上對他們的“委員長”唯命唯謹,實際上還不是“竹竿隨身,逢場作戲”。如果他們上下之間真是所謂“精誠團結”,保以會老打敗仗?他們稱蔣介石為“總裁”,其實什麼總裁!無非是高高在上,卻要裁決一切,這樣還能不處處失算。

  還有一次,伯承同志在談到加強紀律的問題,講了這樣一個笑話。他說:記不得是哪本書上寫了這麼三個秀才,走到地堵白牆跟前,牆上有塊牌子,上書“此牆不畫”。於是他們就議論開了。一個秀才說,“不准畫,吾人偏要畫一畫!”第二個說,“你畫我也畫!”第三個說,“要畫大家畫!”結果各顯神通,白牆自然也就不白了。顯然,伯承同志 是用此來為那些無神革命紀律、明知故犯的人畫像的。時至今日,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這個故事仍未失它的諷諭意義。那些以權私的人,那些所謂“倒爺”們,他們的行為軌跡同這三個秀才不是很有些相似嗎?他們目無黨紀國法,見利忘義,互相競逐,互相攀比,“你‘謀’(私)我也‘謀’”,“你‘倒’我也‘倒’”,計多的歪風就是這麼刮起來的。

  伯承同志讀的書很多,不獨對馬克思主義的書,就是對一些歷史著作也經常閱讀。大概是建國初期,一次他問我看過曾國藩的《家書》沒有,我說早年讀過。接著他講了他的看法: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廢言。他的《家書》,也並非都是腐儒之見,其中有些見解,我看還是可以借鑒的。比方說,他給他的弟弟曾國筌寫過不少的信,其時曾國荃鎮守南京,已是萬軍之將。曾國藩在信中一條是勸他戒躁,處事一定要沉著、冷靜、多思﹔另一條是勸他要注意及早選拔“替手”,或者叫物色“助手”,任何領導者都有這個任務。但是要做起來,要把“替手”,選准好,難度不小,因為人苦不自知,知人亦不易。所以要特別注意兩點:一是要多方考察,慎重選拔,既不能納用庸才濫竽充數,更不能讓巧佞之徒科隙而入,而必須使入選者德才兼備。“德者才之帥,才者德之征”,二者缺一不可﹔二是對於“替手”,領導得當然要信任他們,要放手讓他們工作,要傾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但是對其意見和建議要擇善而從,不善則棄,不能一概聽信。滯則,就可能越俎代庖,名為“替手”而實際上去當了“舵手”了。這樣的現象歷史上不乏其例。伯承同志的這些看法,我以為是言真意切、耐人尋味的。

  (六)

  還有兩年事,我一直牢記在心。一件是伯承同志看望我的母要,另一件是伯承同志怒斥他的一個兒子。兩事看似尋常,卻能見微知著,而且於愛於憎,涇渭分明。

  1939年閽,閻錫山發動了“十二月事變”,局勢驟然緊張。當時,我和母親正住在沁源縣的閻寨村。一天。伯承同志和小平同志親自來到閻寨,除了要同我商談如何反擊閻錫山的進攻 和決死一縱隊與三八六旅合並的事,主要是來看望我的母親。很不湊巧,那天恰好我不在家。事后,母親告訴我,說來了兩位客人,像大人物,一進門就問“伯母好”,並向好深深鞠了一躬。母親還說:其中一位年長者,看上去比我小不了幾歲,也叫我“伯母”。他們問這問那,又說又笑,要我少為你操些心,好好保重身體,可親切了。聽兩位的口音,好像都是四川那邊的。我腿腳不靈,不能起身答禮,也沒招待一下人家,實在過意不去。我對母親說:他們都是我的上級領導,長者姓劉,少者姓鄧,都是一二九師的,一位是師長,一位是政委,就是以前我向您談起過的“劉、鄧首長”。她聽了激動地說:原來是他們二位啊!你見到他們可要代我賠個不是,說我人老不中用了。太失敬了。我把母親的心意轉告了伯承同志,說老人家很感激你們二位去看她。一直念念不忘這件事。伯承同志輾然一笑:我看是伯母的禮心太重了,她年高德劭,我們去看望一下,完全應該嘛!孟夫子不是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嗎?敬老尊賢,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幾千年來歷久不衰,我們這些共產黨員當然要帶頭遵守和發揚。如果我在這方面做得不好,還請你多加提醒和批評。記得當時常來看望我母親的,還有滕代遠、畢佔雲等同志。盡管當時是在戰爭環境中,條件很艱苦,但上下之間、老少之間、同志之間,互相體貼,互相尊重,蔚然成風,處處充滿著友愛之情。由此我想到一個問題,可以說從我們黨成立以來,就一直有這麼一些論調,好像共產黨人是隻講革命,隻知道搞階級斗爭,而不講人性,不懂人情,不要人道主義的,其實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不管這些論調是在什麼營壘或哪個方面,都是非愚即妄的無稽之談。

  關於伯承同志怒斥他的一個兒子的事,記得也是在“十二月事變”前后聽他講的。事情發生在“八一”南昌起義以后,伯承同志經由香港到了上海,后來又去了蘇聯。他抵達上海不久,他在老家時出生的一個兒子找到他的住處,同時還帶去一個花枝招展的女人。伯承同志早已知道他的行為不端,馬上引起了警覺,當即問其來意。對方回答說:我准備結婚,需要一筆錢,希望能盡力相助。伯承同志說,我一不做官,非達官貴人,二不經商,非富商大賈,而是連年奔波,戎馬疆場,手頭並不積蓄,這是其一﹔其二,即使我有錢,也不能給你,你早已成年,應該正道直行,自食其力,而不應放浪形骸,靠別人的蔭庇,那樣就會害了你自己。他那個兒子一聽厲聲說道:那好,我們就走著瞧吧!說完指袖而去。伯承同志就對他的夫人說:這家伙肯定要去告密,我們必須馬上轉移。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敵人就來了,但是扑了個空。這件事不令說明了伯承同志的機警過夫,也充分表現了他大義滅親的革命正氣。

  伯承同志雖已長逝,但他的革命精神將同民族的文明和人民的智慧共存,他的光輝業績將與歷史的發展和祖國的進步同在。

  我們以及我們的后人,將會從他的精神和業績中不斷汲取力量,為振興中華、實現四化而奮勇前進。

  《人民日報》1989年0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