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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大姐對婦運史工作的關心與指導
尹 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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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大姐非常關心婦運史工作,曾在1964年、1979年、1981年三次給予重要指示。

  婦女運動史的研究編寫工作,是在全國婦聯領導同志直接領導下,於1961年開始的。我參加了這項工作,有幸和鄧大姐接觸,聽取她對婦運史工作的意見、建議,得到很多教益。

  1964年,為收集大革命時期的婦運史資料我們准備到廣州、武漢出差。行前,我們將列出的調查提綱送給鄧大姐審閱,並把已陸續搜集到的鄧大姐的40多篇文章一並送她閱。

  1964年12月8日,鄧大姐約我們去西花廳見面,和我們談關於搜集研究婦運史的意見,我和一起研究婦運史工作的三位同志來到西花廳,鄧大姐和我們親切地打招呼。我們首先向大姐匯報了婦運史工作的進展情況,大姐聽后提出:希望你們把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也談談。講到困難,婦運史工作中確實遇到許多難點,我們坦白地向大姐說:“對這項全新的工作,我們感到沒有經驗,在查閱報刊資料時,感到關於婦女運動的資料很少,搜集資料工作開展的不理想。”大姐說:我有幾點想法先和你們談一下:第一,你們現在搜集的是30多年前的史料,時間離現在較久遠,工作會有一定困難。第二,二三十年代的報刊大部分是反動的,應該看到報上的報道與當時的婦女運動的實際情況和真實面貌會有距離。因為資產階級的報刊,不可能登很多群眾運動的消息。我們黨那時又不可能有一個全國性的日報或刊物,隻有幾份根據地刊物,零零碎碎登一些消息。不要老覺得資料不夠,那時的資料不可能像你們今天想象的那樣多,你們想想,在反動軍閥、國民黨統治時期,反映工運、婦運等群眾運動和黨的活動的消息,他們怎麼會報道呢。第三,研究歷史,研究婦運史,不要從現在的認識出發去理解30多年以前的情況。

  鄧大姐的談話很有針對性。她開門見山地、坦城地談了對搜集資料工作的三點意見,真是對症下藥,解開了我們思想上的困惑,使我們覺得頭腦清亮了,工作有了著落。

  鄧大姐接著說,建議你們學習毛澤東思想,掌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去分析研究婦運史資料的問題,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而不是從今天的眼光和自己的主觀願望去要求過去。你們送來的調查提綱中提到一個概念“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統一戰線”,那時不叫“統一戰線”,應稱“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概念,是30年代以后才有的,到1935年12月,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以后,正式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回溯大革命時期,我們與國民黨的關系,也是統一戰線的關系,但大革命時期並沒有這個名稱。名稱提法也有一個發展過程。所以在婦運史研究工作中,首先史料及一些歷史概念、提法要准確、嚴謹,這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首要的一點。

  鄧大姐還針對我們過去搜集的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婦女運動資料的狀況,指出:研究婦女運動的歷史,應以無產階級領導的婦女運動為綱,還要研究資產階級領導的婦女運動、中間狀態的思想等。我黨領導的婦女運動資料雖少,但這是婦運史的主體。搜集研究婦運史資料有幾個關鍵性的時期要掌握:五四時期、大革命時期、包括國共合作、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北伐(到武漢政府時期)、上海三次武裝起義。

  鄧大姐在談話中還以親身經歷,生動地給我們講述了許多關於五四運動、大革命時期運動的情況和事例,使我們對婦運史增加了許多感性認識,了解了一些基本情況。

  最后,鄧大姐說:你們幫我搜集的40多篇文章,我要好好看看。人的思想是發展的,不能說老大姐們寫的文章就都是好的。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重新鑒定,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你們也要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審定這些資料,決定取舍。

  鄧大姐像老師一樣,滿腔熱忱、和藹耐心地和我們談了近三個小時,毫無倦意。她的話語充滿了唯物辯証法,不僅教我們如何搜集婦運史資料,而且教我們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方法去研究婦運史,使我們這些剛剛從事婦運史研究工作的新手,大大拓寬了眼界。這次談話,對我們以后的婦運史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方針路線的貫徹落實,黨史研究工作出現新的局面,婦運史研究工作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79年12月中國婦運史資料編纂委員會成立后,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1981年9月又舉行了全國規模的婦運史工作座談會。這兩次會議,鄧大姐都到會並講了話。

  我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這兩次會議。鄧大姐給予婦女運動史研究工作指導性的講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關於婦運史編纂委員會成立的意義,鄧大姐說:這是工作的新起點。婦女工作的歷史和黨的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分不開,黨的領導是一條紅線。編寫時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採訪、編寫以至最后的編輯、審定都要掌握這個原則,鼓勵同志們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團結緊張、振奮精神,爭取早日寫出一部好的中國婦女運動史。

  在我們編寫過程中,遇到問題常通過通信等方式向鄧大姐請教。鄧大姐對於向她請教的問題,總是認真答復,為婦運史工作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核實了若干重要的歷史事實。

  1989年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婦女運動史》終於編寫完畢。在這部書將出版時,大姐欣然為這部書作了序言。

  鄧大姐對婦運史工作的關懷和指導,為婦運史工作的開展和深入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憶鄧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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