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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與南京梅園新村
汪雲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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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想起梅園新村來,雖然好久沒去了,但我的思想感情常常會到那地方去的。”這是鄧穎超大姐1990年11月22日在西花廳接見我們梅園新村紀念館同志時說的一段深情的話語。那年,鄧大姐已是86歲高齡,但她回憶起40多年前在南京梅園新村的斗爭和生活往事,仍然激動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是什麼促使這位老人對梅園新村有如此眷戀的感情呢?南京梅園新村是我黨和蔣介石進行談判斗爭的最后一個陣地。為揭露美蔣反動派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鄧大姐曾在這裡和美蔣反動派進行過針鋒相對的談判斗爭,為我黨贏得全國人民的擁護和世界輿論的同情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時光荏苒,可這沖淡不了老人心中的記憶,抹不去她對梅園的懷念。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后,為繼續同國民黨進行和談,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於5月3日也由重慶遷來南京。周恩來和鄧穎超就住在梅園新村30號。中共代表團對外是公開的談判機構,對內則稱中共中央南京局,是我黨的秘密工作機構。梅園新村距蔣介石偽總統府隻有300米。在代表團駐地周圍100米的范圍內,國民黨特務設置了10多個據點,門對門、窗對窗地對代表團進行嚴密監視、盯梢。環境異常險惡,正如郭沫若曾描述的:仿佛在空氣裡四處都閃耀著狼犬的眼睛、眼睛、眼睛。就是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鄧穎超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毫無畏懼,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英勇機智的斗爭,形成了一條包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條戰線,為配合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做出了卓越貢獻。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人士十余萬人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歡送馬敘倫等十位請願代表前往南京,呼吁制止內戰,實現和平。可是,當請願代表到達南京火車站時,卻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圍攻和毆打,馬敘倫、雷潔瓊等代表均被打傷,造成了駭人聽聞的“下關慘案”。周恩來、鄧大姐等人聞訊后,連夜趕往醫院看望受傷代表。當鄧穎超看到代表們一整天都沒吃東西時,就派人從梅園新村取來牛奶、餅干等食品和衣物送到醫院,慰問救援請願代表,使他們受到極大的鼓舞。7月,鄧大姐到上海工作后,又冒著酷暑專程去看望這次請願活動中的唯一女代表雷潔瓊,還拜訪了宋慶齡、史良、郭沫若、許廣平等。

  繼“下關慘案”之后,國民黨當局為掩蓋其假和平、真內戰的面目,轉移國內外輿論的譴責,糾集了一批敵視我黨在蘇北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的地主、惡霸,組成所謂的“蘇北難民團”,企圖搗毀代表團駐地梅園新村。代表團得知消息后,當晚召開全體人員會議,緊急部署應變措施。會上,鄧大姐還對大家進行了革命氣節教育,要求大家做好被國民黨反動派抓去進集中營的思想准備,要經得起國民黨法庭、監獄、直至刑場上的考驗,至死不向敵人屈服。第二天清晨,大家按預定方案疏散。周恩來等去了莫愁湖。鄧大姐和董必武在一個旅館裡呆了半天。迫於輿論的壓力,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派出軍警在梅園新村附近進行“保護”,一批中外記者也趕到梅園新村,准備採訪重大新聞。由於代表團及時採取了公開合法的斗爭,“蘇北難民團”最終沒敢來。

  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鄧大姐既要協助周恩來做好與美蔣進行談判的斗爭,同時還肩負著群眾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和中共代表團婦女組組長的工作。擔子雖重,但她做得有聲有色。她經常在30號庭院內接待來訪的國內外友人,積極宣傳中共堅持和平民主、堅持政協決議的一貫立場,無情揭露美蔣勾結、假談真打的罪惡陰謀。其中以被邀參加兩次國際婦女會議受阻后,同國民黨政府進行的斗爭最為突出。

  1946年5月20日,作為中國解放區婦聯代表的鄧大姐,接到了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邀請她參加 6月 27日在巴黎召開理事會的信函。在此之前,1945年11月,41個國家的婦女代表聚集巴黎,成立了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同年接納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委會為正式成員,並推選蔡暢、鄧穎超為理事。鄧大姐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她可以在會上向各國婦女揭露美國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真相,喚起世界輿論對中國人民的同情與支持。她立即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及社會部交涉辦理出國護照。但這兩個部門推諉拖延,不予辦理。

  為了揭穿國民黨政府耍的花招,6月11日上午,她在梅園新村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就國民黨政府拒發出國護照,阻撓其參加會議一事慷慨陳詞。她說:“我此次出席是以該會理事的資格受到邀請的。”“我是完全有理由而且有資格出席該會的,亦有權利取得出國護照的”,“如果我因不能取得護照以致不能如期出席會議,勢必在國際間引起不良影響!”在向新聞界揭露南京政府的同時,她兩次致電國際民主婦聯主席戈登夫人,陳述南京政府故意刁難拒發護照的情況,爭取得到她們的同情和支持。雖經國際民主婦聯多次與中國駐法大使館交涉,各解放區婦聯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婦女,紛紛聲援、譴責南京政府,但國民黨政府最終還是以“時間迫促,故不必前往”為由,搪塞了事。

  國民黨政府阻止鄧大姐赴巴黎之行的余波未息,7月30日,她又接到邀請她和宋慶齡等人參加 10月中旬在美國舉行的國際婦女會議的請帖。國際婦女會議是由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夫人倡議、美國19個婦女團體共同發起組織的。鄧大姐收到請帖之時,正是國民黨大舉進攻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的時候。為了讓世界人民了解國共和談的真相,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國的和平民主事業,8月3日,鄧大姐復函國際婦女會議指導委員會主席卡特爾夫人,表示接受邀請,並表示已向政府申請出國護照。在爭取出國參加這次會議的問題上,鄧大姐再次同國民黨當局進行了不屈不撓地斗爭,也再次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阻撓而未能成行。

  雖然因國民黨當局的阻撓,鄧大姐沒能出席這兩次國際會議,但她領導全國婦女界進行的這場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意義非常深遠,不僅得到解放區和國統區婦女的熱烈支持,推動了全國和平民主運動,而且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公然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關閉了國共和談之門。11月19日,中共代表團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憤然撤返延安。鄧大姐雖然從此離開了曾戰斗6個半月的梅園新村,但她仍時時關注著梅園的一切。

  新中國建成后,南京梅園新村30號、35號和17號作為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被加以保護,並於1960年籌建成為紀念館。當紀念館同志到鄧大姐處征集當年的用品時,她當即把一床正在使用著的條紋被裡和一條淡綠色的被面贈送給紀念館,使得梅園新村的陳列更具有真實性和充滿當年的氣息。

  1972年9月,鄧大姐護送何香凝靈柩到南京,在東郊舉行何香凝與廖仲愷先生的合葬儀式后,即在廖承志的陪同下來到梅園新村。在30號庭院內,她憶往追昔,感慨萬分,並對當年房間的陳設—一作了回憶和指正。

  為緬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豐功偉績,更好地教育青少年一代,198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正式批准在梅園新村建樹周恩來銅像,並經江蘇省委批准,同時興建梅園新村陳列館。1990年7月1日,周恩來銅像落成揭幕,鄧大姐因身體欠佳不能前來,特地委派秘書趙煒參加揭幕儀式並代表她講了話,轉達鄧大姐由衷的謝忱和眷念之情:“我對南京還是很懷念的,因為我在此戰斗過”。“為了力爭和平,這是我們黨同國民黨斗爭的陣地,也是兩黨談判破裂的地方。回憶往事,心緒不能平靜。今天,將梅園修整擴建,這是一件很有歷史意義的事,是對后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好教材”。

  1990年11月22日,鄧大姐抱病在西花廳接見梅園新村紀念館的同志時又說:“梅園新村是我們黨和蔣介石談判斗爭的一個陣地,這一段是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不可缺少的一段。”

  鄧大姐對梅園新村的眷戀之情,深深感染了我們。她那博大的胸懷和崇高的境界令人感佩。

  《憶鄧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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