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大事年表 回憶懷念 著作文章 歷史瞬間 題詞手跡 紀念場館 影音再現
 
中國共產黨新聞>>黨史人物紀念館
 
憶鄧大姐對我的身教言教
成元功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我從1945年至1965年在鄧大姐和周總理身邊工作。我和他們朝夕相處20載,猶如置身於一個革命的大家庭中。那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歲月。

  隨鄧大姐撤出延安

  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大舉進犯陝甘寧邊區。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同志率領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部分人員撤離延安,轉戰陝北。

  黨中央委托鄧大姐、康克清大姐帶領一支由中央機關家屬和子女組成的老、弱小分隊,東渡黃河,轉移到山西晉綏軍區所在地興縣蔡家崖。

  這支老、弱小分隊共有30多人,其中有劉少奇的兩個小孩,陸定一的愛人嚴慰冰和孩子,王明的愛人和小孩,王若飛的愛人李培芝和小孩,還有幾位老同志。因為是鄧大姐帶隊,恩來同志讓我跟隨鄧大姐轉移,囑咐我一定要協助大姐,完成好這次艱巨特殊的任務。記得那天我們離開延安時,周副主席來同鄧大姐告別。周副主席特別囑咐我說:“大姐身體有病,你要多幫助她。”少奇同志也拉著大姐的手說:“祝你一路平安,我的兩個小孩就拜托你了。”那時大姐身患心臟病,臉和腿都浮腫,又沒有什麼藥吃,條件很苦,但受中央領導同志的重托,大姐接受了任務。

  臨行前,鄧大姐向老、弱小分隊全體人員宣布:我和康大姐受組織委托,和大家一起先過黃河。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山西興縣蔡家崖。這次行軍是戰爭時期的行軍,會遇到很多困難。希望大家一路上互相幫助,克服困難,戰勝困難……為了避開敵機的轟炸,我們隻能在下午3點以后或晚上走。3月16日,小分隊上路了。誰知第一天就出師不利。晚上9、10點鐘過一條河時,我們乘坐的卡車的后輪一下子掉進冰窟裡出不來了。在這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山溝裡,又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真是束手無策。鄧大姐下車問明情況后,下命令似地說:“小成,你快到附近找找老鄉,請他們帶上工具來幫忙拉一下汽車。”我向右邊山溝裡快步走去,可是走了大約半個小時,連個人影也沒找到,想到我們的卡車還陷在冰窟中,情急之下,我向天空打了兩滄,想以槍聲引出狗叫聲,但仍是毫無動靜。無奈,我飛奔回河邊,再想別的辦法。回來時,發現卡車已從冰窟裡拉出來停在河邊,我真是又驚又喜。原來是朱總司令路過這裡,是他的車幫助拉出來的。大姐看我跑得氣喘吁吁,要我趕快上車。

  第二天上午,剛吃過早飯,由於我們的卡車隱蔽得不好,被敵機發現了。敵機反復向卡車掃射。在這緊急時刻,鄧大姐像一個久經考驗的指揮官,厲聲對我說:“小成,你快去叫司機把汽車開到隱蔽處。告訴大家在窯洞裡不要出來,以免暴露目標。你出去也找個隱蔽的地方,觀察是否有人暴露目標。”在這緊要關頭,鄧大姐採取的果斷措施,保証了大家的安全。敵機掃射停止了,經檢查,卡車車廂僅被打了兩個洞,不影響行駛。

  下午三時,隊伍繼續前進。日落前,我們來到黃河邊西吳堡。有兩隻木船已等在那裡。隻見河裡浪濤滾滾,激流千裡。耳邊不時傳來巨浪的轟響聲,一陣陣使人產生不安的心情。眼前是黃河天險,身邊是老弱婦幼隊伍,大家都在望著鄧大姐。鄧大姐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鎮定地宣布坐船的紀律:“大家首先要服從命令聽指揮。在船上,聽船頭的統一調遣﹔上船后坐好,手抓緊船,不准亂說亂動﹔上下船時要相互幫助。隻要大家齊心協力,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鄧大姐話雖不多,但她鎮定的神情,使大家一下子有了主心骨。同志們互相幫著,積極做渡河的准備。鄧大姐讓康大姐帶一半人坐第一隻船先過,她帶剩下的一半人乘另一隻船。同志們都上船坐好了,她才上船。在鄧大姐的親自組織指揮下,我們安全順利地渡過了黃河,在河東軍渡上了岸。來接應我們的有晉綏軍區陳副司令員、中央特會科的范離同志,他們常駐河東軍渡,專門負責接應工作,主要是為渡過河的同志解決交通工具。過了河,隊伍又擴大了,增加了任弼時同志的愛人陳琮英和孩子,毛主席的小女兒李訥等。這時,我們的交通工具不是汽車,而是馬和毛驢。在毛驢背上一邊馱一個大筐,供馱小孩和放行李用。

  誰料我們這支隊伍的同志大部分人沒有騎過牲口,第一天按計劃時間該出發了,但隊伍裡吵吵鬧鬧的起不了程。有的提出不敢騎毛驢﹔有的提出東西多,一個毛驢不夠用……康大姐來問鄧大姐該怎麼辦?鄧大姐隻對我說了簡短的幾句話:“你回去說,不敢騎毛驢的人可以牽著毛驢走,東西多該丟的丟掉,不願丟就自己背著走。再沒有多的馬和毛驢了。”大姐的話傳去后隊伍很快出發了。鄧大姐在關鍵時刻,幾句話就解決了問題。這天晚上我們很晚才到達宿營地。一路上,鄧大姐和康大姐總是同住一間房子。行軍中,她們分工協作:行軍時鄧大姐在前邊帶隊,康大姐負責后邊收尾,一路上她們配合得很默契。而這天卻遲遲不見康大姐回來,鄧大姐有些著急,便讓我去檢查一下,看看出了什麼問題。我在嚴慰冰同志的住處找到康大姐。在鄧大姐、康大姐的帶領下,又經過三四天的行軍,隊伍終於安全、順利地到達了興縣蔡家崖。回想起來,這支幾十個人的老、弱小分隊,一路行軍,上有敵機轟炸,下有各種復雜情況,如果沒有德高望重的鄧大姐帶隊,不是她多次在關鍵時刻果斷、機智地採取措施,及時解決問題,排除險情,這次轉移很可能會發生一些難以預料的事情。途中,鄧大姐身體不好,行軍的勞累,使她精力更顯不足。但每遇危險情況,她都是那麼沉著、堅定。特別是她那幾次既有說服力又使人心服口服的講話,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夫妻之間

  周恩來、鄧穎超都是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前輩,都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大家知道,他們工作都很忙,相比之下,周總理的工作要忙得多。在工作方面,他們都以黨的最高利益為重,自覺地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互相間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他們互相諒解,互相支持,互相體貼,以大局為重,從沒有因工作方面的問題鬧過意見。

  周總理和鄧大姐同在西花廳辦公、會客、吃飯等,鄧大姐卻很少進總理辦公室。總理辦公室的門鎖有三把鑰匙,總理帶一把,值班秘書和衛士各帶一把,鄧大姐要進總理辦公室多數是找衛士要鑰匙開門。她到總理辦公室,一是看一下當天總理的日程安排﹔二是看是否有總理給她留的有關她工作方面的文件。總理辦公桌上文件很多,但鄧大姐很自覺,從來也不翻閱。

  周總理和鄧大姐歷來很少相互通信。但在特殊情況下,也有例外。那是1955年,開第一次亞非會議之前。4月初,周總理即將出席在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這時遇到異常復雜的情況。首先是根據可靠消息,美國情報局和國民黨特務要稿破壞﹔第二是因為我國沒有大型飛機,走哪條國際航線去印尼一下還定不下來﹔第 三是總理剛剛動過闌尾炎手術,身體不好。特別是4月11日,我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部分團員從香港乘坐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后,國內外都為周總理的安全擔憂。在這種情況下,鄧大姐又怎能不為總理的安全擔擾和焦慮呢?她在短短幾天內和總理連通了四封信,還打了三次電話。總理非常理解鄧大姐的心情,他在4月12日給鄧大姐的回信中說:“感謝你的好意和諍言。……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准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后行。望你放心。”

  中國代表團在萬隆會議上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尤其是周總理付出很多的心血。會議期間,周總理7天總共隻睡了13個多小時覺。回到昆明后,一天在院裡散步時,總理對我說:這次出去緊張些,睡覺少些,回來多睡點就補上了。大姐身體不好,回去后不要對她說,免得她擔心。這件事一直到總理逝世后的1977年冬天,我才向大姐作了匯報。類似這樣的事例還很多。

  鄧大姐和周總理在生活上互敬、互愛、互信、互勉、互助、互讓、互慰、互諒。許多同志結婚時,他們也都是以這“八互”來鼓勵新婚夫婦。

  大姐和總理沒有子女,鄧大姐自己連直系親屬也沒有。總理是個大家庭,親屬比較多,鄧大姐深知總理工作繁重,有關總理親屬方面的事,她都主動承擔起來。

  他們既是夫妻,又是戰友加同志。建國以來,總理多次出國訪問,先后訪問過近40個國家,有許多國家是邀請總理和夫人去訪問,但鄧大姐一次也沒有以夫人的身分隨總理出訪過。隻是在以家庭方式宴請外賓時,她才以夫人的身分參加。

  鄧大姐為總理縫手絹

  周副主席有個習慣,從來隻用白手絹。我們每天給他換一塊。1945年11月,周副主席從重慶回到延安時忘了帶手絹。鄧大姐發現后,便找了一塊白布親自為周副主席縫制了兩塊手絹。這兩塊手絹做得非常細致、漂亮。她按照舊手絹大小將布裁好,再在離這一寸處抽掉幾根經、緯線,把邊折回壓好,每隔三根線挑縫一針,縫得非常仔細。做好后同外面買的手絹一模一樣。真是針針線線表深情呀。前幾年有位畫家畫了一幅“鄧大姐為周總理補衣服”的畫,送給鄧大姐。鄧大姐很喜歡那幅畫,但她說:“我沒有給恩來補過衣服。”我在他們身邊工作20多年,確實沒有見過鄧大姐給總理補過衣服,但做兩塊手絹是我親眼所見。手絹雖小,卻體現了模范夫妻之間的恩愛深情。

  周總理為鄧大姐買手表

  1954年4月,周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為解決朝鮮和東南亞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政府派代表參加的第一次大型的國際會議。那時外交部規定出國人員在國外按天數計算隻發少量的零用費。6月底,周總理利用休會期間准備去印度訪問。這時許多同志用零用費買紀念品,多數人是買手表。因瑞士手表質量好而且便宜。一天晚上,周總理問我:一個人有多少零用費?我的零用費夠不夠買一塊手表?”我答:“夠買一塊好手表的。”總理說“你明天同領事館同志一起,用我的零用費給大姐買一塊手表。不要買金表,也不要太小的,要帶夜光的,最好是自動表。”第二天,我同領事館的同志,根據總理的意思上街去買表。本想給大姐買一塊名牌手表,可是走了幾家表店,名牌表都不符合總理的要求,最后買了一塊符合要求的手表,是“莫阿度”牌。這塊表鄧大姐一直戴到1992年,長達38年之久。這塊表現存西花廳,是鄧大姐珍貴的遺物之一。

  為了保証總理的健康和便於工作,我們根據鄧大姐的提議,為他們每周制定一次一周的食譜。他們的飲食很簡單,總理或大姐一個人吃飯時,一葷一素一湯,倆人一起時多加一個菜。每周吃兩頓粗糧,長年堅持沒變過。

  周總理經常因為工作忙,不能按時吃飯,特別是冬天,做好的飯菜有時反復幾次送廚房加熱。鄧大姐提出讓我們改進盛飯菜的用具,把菜放在帶蓋的小搪瓷盆裡,然后再放在盛著開水的大盆裡。試用后果然效果很好,既保証了總理能吃上熱飯熱菜,又方便了我們的工作。這是大姐出自對總理的關心體貼想出來的辦法。

  “文革”前,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每到周末都在北京飯店或大會堂組織舞會,每次都邀請總理去。總理晚飯后辦公到九、十點鐘,再去跳會兒舞。一來是為了休息一下,活動活動,更主要的是為了接近群眾,了解情況。有時總理辦公很晚還沒走,這時鄧大姐會走進總理辦公室說,今天是星期六,該去活動活動了。意思是該去跳舞了總理每天上床睡覺前,還要在床上看一陣材料或批閱文件。鄧大姐看總理在床上看東西不方便就親自為總理設計了一個床上用的斜面小桌。桌子做好后,總理很滿意,減輕了他的勞累。大家都說,桌子雖小,作用真大。

  周總理的一生,是戰斗的一生,他的經歷是黨的歷史的縮影。他一生無私無畏,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要說,這裡面也有鄧大姐的一份功勞。

  省吃儉用宴嘉賓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上下都處在缺糧、少肉、無油吃的狀況。大姐和總理每天都能看到全國各省報告災情、缺糧的電報,要求中央緊急調撥糧食,解決群眾飢餓問題。那時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和主管糧食的同志,幾乎是天天在總理辦公室,絞盡腦汁算細帳,想方設法研究解決糧食問題。

  那時,全國大多數地區因缺糧而患浮腫病的人很多,北京也不例外。鄧大姐、周總理看在眼裡,疼在心上。當時,國家統一規定,糧食定量下調,男同志每個月最低24斤,女同志23斤。總理知道后,還專為此開了一次家庭會議。總理說:我的定量不要那麼高,我每天半斤糧就夠了。因此,他的糧食定量定為15斤。鄧大姐說:我比總理吃的少,就定13斤吧。從此他們以這個糧食定量為標准,始終沒有變過。為了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渡過困難時期,他們還提出少吃肉、蛋和油炸食物,每周吃兩頓粗雜糧。真是精打細算過日子。

  這期間,他們為了更多地了解情況及做工作,還用自己節省下來的糧食和副食,請文藝界、戲劇界、新聞界、體育界及醫務界的同志吃飯,多時三、四十人,少則20多人,當時,我負責管理他們的家務,知道他們在經濟上也不寬裕。(總理每月工資是404.8元,鄧大姐每月工資是 342.70元)。

  每次宴請前都是周總理,鄧大姐親自安排的。他們先向我問清家裡有多少節余下的糧食和副食,然后和我們共同商定邀請人數和吃什麼飯菜。他們定的原則是,要讓大家吃飽,花樣可少,但量要大,最后大雜燴菜包底。總理、大姐提出自己腌泡菜,做小菜,多吃豆腐粉條,肉少就買些排骨、豬蹄,有時也買一些高價食品。

  每次賓客來后,周總理總是謙和地說,請大家來見見面,聚一聚,現在是困難時期,沒有什麼好東西招待大家,我和小超大姐個人請大家吃頓便飯。這樣的聚會真是無拘無束,親如家人。

  請戲劇界的藝術大師聚會,梅蘭芳、程硯秋來了,兩位大師各表演了一段清唱。鄧大姐、國務院秘書長齊燕銘也都各顯身手,唱了一段清唱。在融洽和諧的氣氛中,體現出親密無間的同志情誼。

  體育界的健兒聚會,請來了當時的世界乒乓球冠軍庄則棟和丘鐘惠、徐寅生、李富榮、張燮林等優秀國手。飯后他們在西花廳進行精彩的表演,周總理還和他們一起打乒乓球。

  新聞界請過著名的新聞攝影記者石少華、侯波等。他們經常在各種場合和總理見面,是老熟人了。在大姐、總理家作客,海闊天空無所不談,聽取總理對他們在工作上的要求和意見。

  記得最熱鬧的一次還是請電影藝術界的人聚會。來的人每人表演個節目。張瑞芳表演喝熱湯,真切的表情,使看的人為她捏著一把汗﹔謝添表演變臉﹔陳強講出訪南斯拉夫吃飯的故事﹔趙丹模仿卓別林的幽默動作,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非常開心。周總理、鄧大姐把建國十周年蘇共代表團送的老陳酒拿出來請他們喝,其中一瓶是貯藏長達100多年的紅葡萄酒,倒出來稠乎乎的類似醬油,每人嘗一點,都贊不絕口。宴會結束時,總理讓他們把吃剩的東西帶走。趙丹不要別的,先把剩下的半瓶紅葡萄酒拿到手。這時有人同他爭要,他說先下手為強,抱著酒瓶不放。在總理、大姐面前大家竟是這樣無拘無束,暢所欲言。

  在困難時期,能夠有這樣一頓豐盛的飯菜,這樣舒心的聚會,真不容易啊!而且是周總理、鄧大姐個人請客,令人終身難忘!1993年4月,我在武警總醫院住院期間,正好碰上陳強同志也住院,談話中他深有感觸地說:周總理真是人民的好總理啊!至今我還記得周總理和鄧大姐在最困難的時期用自己節省的糧食請我們在他們家裡吃飯的情景。真是難得,感人太深了……

  皮大衣暖我心

  我有一件皮大衣,每當穿上時,就想到大姐慈母般的關懷,真是穿在身上,暖在心裡。

  還是在建國初期,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訪蘇聯。周總理沒有和毛主席同行,定於1950年1月去蘇聯。當時,黨、政、軍都是供給制,個人沒有多少衣服。去蘇聯隻能乘火車,路上要走十多天。據了解,我國東北滿洲裡和蘇聯新西伯利亞氣溫都在零下40多度,這樣低的氣溫我是第一次聽到。為保証周總理在旅途中不受嚴寒的困擾和安全,鄧大姐帶著我為周總理准備行裝。何謙同志要隨周總理出訪,我要送他們到中蘇邊界滿洲裡,因此鄧大姐連何謙和我的行裝都考慮到了。鄧大姐從中央特會室找了一件舊布面貉絨皮筒子大衣,用貉絨皮筒子給周總理做了件厚皮大衣。她把周總理1945年赴重慶談判時穿的那件灰布面羔皮大衣給了何謙同志,讓他換個新面出國時穿。鄧大姐又把她自己穿了多年的一件羔皮大衣給了我。她告訴我說,這個皮筒子很好,是宋美齡女士送她的,最好的蘭州羔皮。我把這件皮筒重新換了面,穿了好多年。直到1969年去“五、七干校”時,才把它送到洗皮貨店洗淨收藏起來。后來,每年晾晒衣服一看到這件皮大衣,我和家人不約而同地說:這是鄧大姐穿過的,是宋美齡女士送她的。無疑這是國共合作的紀念品,是非常珍貴的。

  給我改錯別字

  我從小沒有念過書,隻是參軍后在機關夜校和業余文化學校學了點文化,因此寫東西時常出現錯別字,為此鬧過不少笑話。

  1963年春,上海錦江飯店任百尊經理知道鄧大姐喜歡吃他們飯店自制的芙蓉花生糖,就托某首長順便給鄧大姐帶來兩盒。大姐看到糖時,問了來歷。當聽說是任經理托人帶來的沒有付錢時,一定要我查一下過去在錦江飯店買糖的發票,看是多少錢一斤。查的結果按3斤計算共15元錢左右。這時大姐說:“你給他們去封信,首先表示感謝,再寄上15元錢。信上說明,是我托你辦的。”我按大姐的指示辦了。幾天后,收到錦江飯店的回信,還有15元錢。信上說糖是任經理個人送的,寄來的錢無法入帳。我想等下次去上海時把錢給任經理好了,沒向大姐匯報。過了一段時間,鄧大姐又問起這件事處理的結果,我如實作了匯報,並將來信拿給她看了。鄧大姐說:“個人送的也要付錢,你再寫封信,說我對他們不收錢很有意見。你寫好信,給我看過再發。”我立即照辦,信的開頭我寫的是“尊照鄧大姐指示……。”鄧大姐看信后改了兩處:“尊”改成“遵”,“指示”改成“囑”。最后加了一句“請以后不要再帶東西來了。”鄧大姐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讓我坐下,又像1945年初次見面時給我講為人民服務一樣,鄭重其事地和我說:“信我看過了,你寫了一個錯別字,我改過來了。有一處用詞不當,不能把什麼都說成‘指示’,我改成囑’。”接著,鄧大姐又說﹔“你要努力學習,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你現在的文化水平和你擔任的職務不相稱啊……”鄧大姐有針對性的嚴肅的批評,也是對我的愛護和要求,要我認識自己的缺陷,認識學習文化的重要性,要求我日后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把工作做好。

  《憶鄧大姐》

人 民 網 版 權 所 有 ,未 經 書 面 授 權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2006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