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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大姐對我們一家的關懷 
劉 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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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與鄧穎超大姐的接觸中,我深深地感到鄧大姐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她不僅和周恩來同志一樣,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過卓越的貢獻,而且在個人品質方面也與周恩來同志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有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堅韌不拔的意志、驚人的膽識和才干、高尚的品德和情操、豁達大度的襟懷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我僅就我所知,作些片斷的回憶,以表達對鄧大姐的思念和敬仰之情。

  與鄧大姐相識於上海

  我與鄧大姐相識,是1928年在上海。那年春天,我從家鄉湖南來到上海,同外婆葛健豪先后隨舅舅蔡和森、姨母蔡暢、姨父李富春住在黨中央機關做掩護工作。當時,鄧大姐和周恩來都在黨中央工作。鄧大姐打扮成家庭主婦模樣,常來找蔡暢姨商談工作。鄧大姐的母親楊振德老人與我外婆相處得也很融洽,互相尊重,情誼深厚,常常為支持兒女們從事正義事業,流露出共同的自豪感。在那險惡的白色恐怖環境中,兩位老人顯得那樣鎮定、坦然、豁達。蔡暢和鄧大姐更像親姐妹一般。當時,兩家的來往是比較頻繁的。蔡暢姨告訴我,鄧大姐15歲便參加五四運動,還領導過天津的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和廣大市民的愛國活動。大革命時期,鄧大姐又在廣東和何香凝、蔡暢一起領導了廣東的婦女運動。我從心眼裡敬仰她,佩服她。

  實事求是的模范

  鄧大姐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於宣傳周恩來同志也是如此。十年動亂后,一些報刊上發表的紀念周恩來同志的文章中,大都講到周恩來同志1941年1月18日上街“叫賣”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

  1978年8月,鄧大姐接見紅岩紀念館的同志,談到周恩來同志是不是上街“叫賣”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時說:“搞清楚這件事,是你們紅岩的責任。”“對恩來的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紅岩紀念館作過一些調查,於1979年11月在《報紙動態》簡報第209期,刊出他們的調查報告,我看到后,感到與事實還有出入。

  1941年,我在周恩來身邊做秘書工作。記得皖南事變發生后不久的2月6日上午,周恩來、鄧大姐和我從紅岩村回到曾家岩50號,鄧大姐先回她房間去了。我們隨周恩來同志來到值班室。等在那裡的一位同志看到周恩來同志進來了,立即上前匯報說,附近國民黨的憲兵把今天的《新華日報》扣留了。周恩來同志聽后非常氣憤,什麼話也沒說,立即走出大門,向附近憲兵連走去,抗議他們扣留《新華日報》。當時,隨周恩來同志去的,有彭海貴、祝華同志,我和徐冰、張曉梅同志隨后很快趕到了。站崗的憲兵看到來勢不對,不讓我們進門。周恩來同志隻得站在巷子裡同他們理論,堅持要憲兵立即退回被扣的《新華日報》,憲兵不肯退。后來,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聞訊趕來,他勸周恩來同志先回曾家岩50號休息,由他來交涉。周恩來同志說,報紙不退回,我決不走。2月初的重慶,天氣寒冷,周恩來同志隻穿了件大衣,帽子都沒有戴,站在憲兵連部外的那條小巷子裡,一直堅持了好幾個鐘頭。經過周恩來同志面對面的斗爭,國民黨憲兵才被迫退回他們扣留的《新華日報》。周恩來同志拿到報紙后,分給報童一部分,他自己還拿了一些。我們簇擁著他走出巷子,向上清寺走去。這時附近的群眾爭著要《新華日報》。周恩來同志一邊走,一邊把報紙散發給他們。這時,報童們情緒激昂,“賣《新華日報》”的聲音震響山城。鄧大姐當時不在場,所以她沒有印象。

  有一次我見到鄧大姐,特意同她談了關於周恩來同志有沒有“賣過”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我把我見到的情況向她作了詳細報告。我還說,總理叫賣過報,不僅不影響他的形像,反而會使人感到周總理在復雜的環境中,領導斗爭藝術的高超。鄧大姐當即點頭表示認可,並說那天她不在場。

  周恩來是否上街“叫賣”或“散發”過《新華日報》一事終於按照鄧大姐的意願搞清楚了。

  在這前后,鄧大姐發現有的同志所寫的跟隨周恩來同志戰斗在重慶的回憶文章中,有些情節與史實有出入,提出應該更正。如有的文章寫194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董必武等同志應邀出席了一個集會。實際上董老此時還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會議。又如文章中對曾家岩50號“周公館”的一些描述也不真實,說二樓住的都是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安插的“內勤”。實際上,二樓住的是傅作義將軍的部下劉瑤章(解放后,他曾任水利部辦公廳主任和全國政協委員)﹔三樓住的是侍從室主任賀耀祖的夫人倪斐君為團長的戰地服務團。1985年10月鄧穎超同志重訪重慶曾家岩時,澄清了這些史實。

  1982年第一期《文物天地》刊載了《周恩來同志在珞珈山》一文。鄧大姐發現有些情節與史實有出入,遂叫我去,鄧大姐說,周恩來在珞珈山住的這幢房子,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分給的。不是為了僻靜到風景區去住,更不是為了比較容易會見設在珞珈山的國民黨軍官訓練團中的一些要求進步的軍官。還有其他一些史實,要我認真核對一下。於是,我約了當時在武漢辦事處工作過的邱南章和當過周恩來同志司機的祝華到我家一起回憶,又向童小鵬、賴祖烈同志詢問了情況。核實后,按照鄧大姐的意見,給《文物天地》編輯部寫了信。他們在第二期上刊登了出來,對原文中不符合事實的地方,—一作了更正。

  鄧大姐這種一絲不苟、事事對歷史負責的實事求是精神,令我十分欽佩。

  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鄧大姐對待同志一貫關懷備至,一片真情。1942年,一批中共黨員、愛國人士和家屬100余人在新疆被盛世才關押。黨中央千方百計設法營救。周恩來同志,鄧大姐對此也很焦急。1945年秋,毛主席赴重慶談判,國共雙方簽訂了《雙十協定》,內容包括“釋放除漢奸以外一切政治犯。”1946年初,蔣介石任命張治中為國民黨政府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在張治中將軍赴新疆工作前夕,周恩來同志和鄧大姐親自到重慶上清寺桂圓張治中家拜訪,鄭重拜托張治中設法營救被盛世才關押在迪化(今烏魯木齊)監獄的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出獄,並送回延安。鄧大姐還對張治中說:“這些人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務必請文白先生多多幫忙,把他們營救出來。張治中將軍慨然應允了。

  在張治中將軍親自過問和精心安排下,馬明方、張子意、楊之華、方志純、高登榜等100多位中共黨員和家屬由張治中指定的國民黨少將交通處長劉亞哲護送,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在1946年7月11日平安回到延安。7月14日,重慶《新華日報》報道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當時,我在周恩來同志和鄧大姐身邊工作,看了這一消息有很多感想。周恩來同志和鄧大姐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抓住時機,托請張治中營救出這批兄弟姐妹,是很不容易的!鄧大姐對周恩來同志的工作配合得真是默契!

  鄧大姐對我們一家的關懷

  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們一家榮幸地得到鄧大姐和周總理的多方關懷。

  我幼年喪父,是跟母親蔡慶熙在外婆家裡長大的。舅媽向警予、舅舅蔡和森先后英勇犧牲,我也離開家鄉參加了革命。外婆和母親帶著和森舅和蔡暢姨的兩個孩子在湖南鄉下艱難生活。抗戰時期,周恩來同志總設法叫人寄點錢到我家,讓外婆、母親、表弟妹三代人能生活下去。1938年還派人將和森舅的兒子蔡博接出來送到蘇聯學習。1943年外婆在家鄉去世,周恩來同志還批了一筆喪葬費。1948年,周恩來同志又讓我接我的母親到大連。后來,母親到北京和我同住。

  我不能忘記,1950年春,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鄧大姐派人到辦公室通知我,大姐已派車去接你的母親到西花廳,讓你也到她那裡去。我來到鄧大姐辦公室外的那間客廳,看到母親已坐在那裡和鄧大姐說話。茶幾上有沏好的茶,還擺了糕點,糖果。隻聽到鄧大姐親切地對我母親說:“老大姐(鄧大姐稱蔡暢為大姐,所以稱我母親老大姐),你辛苦了一輩子,奉養了父母,帶大了弟弟(指蔡和森)、妹妹(蔡暢),還撫養了他們的孩子,真不容易啊!你對革命是有貢獻的。現在革命勝利了,你要保重身體,安度晚年。鄧大姐同我母親聊起了家常,並說,等一會兒恩來洗漱完了,還要見你哩。不一會兒,周總理來到客廳,徑直走到我母親跟前,緊握著她的手問這問那,我母親高興得說不出話來,我也沉浸在無比的幸福之中。建國伊始,國內國外有多少大事等待周總理去處理,去決定,鄧大姐也肩負著全國婦女工作的領導重任,他們在日理萬機中,還抽出時間接見我母親,怎不使我激動萬分呢!50年代初,我們都是供給制,為了照顧革命烈士家屬,周總理親自批示政務院辦公廳主任,叫他們每月發給我母親生活補助費50元。這在當時很頂用的。鄧大姐對我母親的關懷也極為周到、細心。記得有一次,朝鮮國家主席金日成送周總理一些高麗參,鄧大姐想到我母親年老體弱,就分一些送給我母親。平時鄧大姐也常送些東西給我母親。

  1957年10月30日,我母親病逝。開追悼會那天,到會的各級領導,中組部、外貿部、機關事務管理局等單位的同志約200多人。大家都沒想到周總理也來了。他還代話說,鄧大姐身體不好,不能來了。周總理的到來,追悼會顯得更為隆重、肅穆。這不僅是總理對我母親的哀悼,更顯出總理對蔡和森同志的深切懷念。

  十年動亂期間,鄧大姐和周總理對我老伴錢之光的關心也是感人至深的。之光兩次患重病。每次都在搶救他生命的關鍵時刻,得到鄧大姐和周總理的直接關懷。

  1972年4月,之光正要去參加商業部長曾山的追悼會,剛走出辦公室,突然,面色發青,經大家勸說,到北京醫院檢查,確診是心肌梗塞,當即住院,由於輸液所用葡萄糖純度不夠引起高燒,體溫高達40℃。周總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北京醫院馬上組織會診,全力搶救。經過六天的搶救,病情平穩了點。當周總理聽說之光在醫院搶救期間部裡還有同志去找他談工作時,當即指示:除家屬外,不許會見任何人。周總理和鄧大姐原想到醫院探視,醫生擔心周總理和大姐親自來看,病人可能會由於激動導致病情波動。周總理和鄧大姐尊重醫生意見,沒有去。但他們還是通過另一種方式表達對之光的關心。鄧大姐親自寫了一封熱情關懷的信,叮囑之光要安下心來養病,同時還告訴他養病要注意些什麼。這封信是通過醫院黨委轉給之光的。周總理還幾次責成辦公室工作人員電話詢問之光的病情,鄧大姐也親自打電話給我,詢問之光醫治的情況,並囑我穩定情緒。后來不少同志見到我都感慨地說:錢部長這次重病要不是周總理、鄧大姐的關心,哪裡能轉危為安啊!

  1976年,之光又因肝囊腫住院開刀。手術后,由機關事務管理局安排之光在頤和圓附近的一個處所休養。鄧大姐寫信要之光安心養病,信中還有“既來之,則安之”等話。粉碎“四人幫”后,鄧大姐親自來到療養院看望之光,並說形勢好了,要安下心來養病,身體養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關懷之誠充溢於談吐之間。

  在動亂的年月裡,由於“四人幫”一伙的迫害,周總理、鄧大姐的處境也很艱難,他們很少和人來往,但同我們的來往從未間斷過。有時她讓秘書或身邊其他的同志送些書或其他東西來,有時打個電話通通消息。1976年秋的一天,她又一次來到我們的住處,談了好長時間。有時鄧大姐也叫我們到她那裡去談談。她當上全國政協主席后,隔一段時間我也要去看看她。

  更難忘的是鄧大姐病重住醫院期間,錢之光也重病住院,她仍叫她的兩位秘書來看望,幾次要醫生轉達她的問候。

  鄧大姐和周總理對我們一家的關懷,我們將永遠銘記在心底。

  《憶鄧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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