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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的信仰 不懈的奮斗——訪鄧穎超同志
愛潑斯坦 劉珙 曾淑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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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的前夕,我們訪問了鄧穎超同志,人們都親切地稱她為“鄧大姐”。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一位很受尊敬的老黨員,目前她正從事保衛和發揚黨的革命傳統的工作。她的一生的活動是和黨的歷史聯系在一起的。

  我們想通過鄧穎超同志的革命經歷向讀者介紹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斗爭和領導人民走向勝利的情形。

  我們的訪問是在鄧大姐家裡進行的,這裡是她同她的同志、丈夫即已故周恩來總理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時起一直居住的地方。

  鄧大姐按照接待客人的習慣在院子門口等候我們。她雖已年近八旬,卻顯得還健康。她帶領我們走過栽有許多花草樹木的庭院,並且指著盛開的海棠告訴我們,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最喜歡的花木。

  貫穿她談話的主題思想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六十年的歷史,說明中國共產黨人信仰馬克思主義,又是無比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始終為了挽救我們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遭受各派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各族人民貧困、飢餓,民不聊生,山河破碎,曾被人瞧不起的國家,為了把它建設成為富強美好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象共產黨這樣有科學的信仰,有革命的理論,忠誠於人民的事業和能夠正確地、成功地進行革命活動的愛國的革命團體。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把愛國主義與最終建成共產主義的目標連在一起。鄧大姐的經歷就是很生動的例証。

  小 學

  鄧大姐幼年喪父,依靠寡母給人看病或當家庭教師所得的微薄收入維持她們母女的最低生活。她直到9歲(1913年)才得以上小學讀書。此時,她開始在思想上受到一些啟蒙的影響。她的學校在北京,是一個進步的小學校,這家北京平民小學,同時招收男女生,是開先例的。這是由當時中國社會黨創始人之一陳翼龍創辦的學校。她母親在該校當教師﹔是盡義務的,沒有工資,學校隻供吃飯住宿。學校的教職員是具有愛國思想的進步人士,多數是同盟會會員和社會黨黨員。她在飯桌上經常聽到教師們談論他們的理想和希望,以及如何為他們設想的社會主義、大同世界去生活和工作,並為實現它而獻身的決心。時間僅僅半年,陳翼龍被軍閥袁世凱逮捕殺害了,接著學校被關閉。鄧大姐至今仍很懷念、欽佩陳翼龍的獻身精神。這些給童年的鄧穎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她以后的成長發生了有益的影響。

  “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游行示威,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巴黎和會承認日本接管德國所侵佔的我國山東的各項特權的無理決定。“五四”運動這股革命洪流,很快擴大到全國各地,游行群眾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反對帝國主義。這次群眾運動受到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使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備。

  年僅十五歲的鄧穎超,在中國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卷進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愛國學生運動,並擔任了學生街頭演講隊的隊長。她向我們描述了自己在運動中成長的情形:“隨著運動不斷深入,我們的思想也發展了,感到隻憑愛國熱情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不夠了。沒有言論、結社自由,沒有民主權利,被反動派隨便鎮壓、逮捕,這是不行的。於是提出要民主、要科學的口號。”“開始,因受封建思想影響,男女同學分開組織,這樣削弱了斗爭的力量。慢慢思想解放了,我們要求社交自由,否則,男女同學來往,人家就議論、造謠。我們還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對封建包辦婚姻,要求婚姻自由,戀愛自由,大學開女禁(大學一向不收女生)。”“當時我們這些青年學生都是愛國的,熱情高漲,不顧一切,為反對政府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為實現中國的改造,流血犧牲,被捕坐牢,以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人民的廣泛斗爭迫使當時中國反動政府不得不罷免了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並且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但是,最后全國學生運動還是遭到鎮壓,又因學校放假,於是消沉下去了。”鄧大姐回憶說:“這時,一些畢業生就要離開學校,走向社會,我當了小學教師。‘五四’運動對全國有志青年、知識分子和我本人都是長期革命的開始。”

  通向黨的道路

  鄧穎超同志在這次學生運動中結識了許多朋友,包括周恩來在內。天津被捕的28個學生中,就有正在南開中學學習的周恩來。天津二十幾個進步青年組織了覺悟社,並出版《覺悟》雜志,周恩來和鄧穎超都是這個社的成員。覺悟社類似北京李大釗、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社,少年中國學會,湖南毛澤東領導的新民學會和《湘江評論》社,以及上海、武漢等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這些可以說是為黨准備了骨干力量。1920年夏,周恩來與天津、上海、湖南一批青年去法國勤工儉學。在那裡,他們進一步接觸馬克思主義並組織了共青團。鄧大姐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她當時不知道。那時,她是從朋友們的交談及在法國的留學生的來信中接觸到一些新思想的。鄧大姐於1923年加入共青團。她說:“我們那時沒有讀多少理論書,隻知道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沒有階級,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是要建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決心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奮斗終身。”

  鄧穎超同志始終關心中國婦女運動。她說:“我作為一個婦女,對歧視婦女是非常憤慨的。當時我們對組織‘婦女參政會’不感興趣,覺得女子參政、當官沒有什麼意思。我們另外組織了‘女權運動同盟會’,它的指導思想比參政要廣泛得多。”1924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她笑著說:“我當時對國民黨不滿意,認為它很散漫,又不革命,不願意加入國民黨。但后來黨組織決定讓我參加國民黨順直省(今華北的河北省)黨部工作,擔任婦女部長,我就服從了。實踐証明,黨的決定是符合當時革命的需要和進程的。”

  她接著說:“1924年底,孫中山先生從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廣州北上准備召開國民會議,路過天津時,我也到碼頭去歡迎。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先生和宋慶齡女士。他此時已病重,並於第二年3月逝世於北京。人們深深地哀悼他”。

  1925年鄧穎超同志正式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那時,在中國北方,黨還處於地下,因此入黨手續很簡單,沒有挂黨旗,也沒有宣誓。但和其他許多同志一樣,我們的信念卻非常堅定,認為做一個共產黨員是很光榮的,堅信馬克思主義,決心為無產階級利益,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為婦女的解放乃至全人類的解放,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統一戰線

  由於共產黨支持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政策,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鄧大姐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先生接受了共產黨的建議,把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加以發展,增加了新的內容,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發表了宣言,規定了民主革命的新綱領及改組國民黨的各項措施。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毛澤東、李大釗、林祖涵、吳玉章等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在共產黨的倡議和支持下成立了黃埔軍官學校,從而為建立革命軍隊打下了基礎。許多共產黨員參加軍校工作,成為骨干力量。周恩來從法國回來后,黨中央決定他到廣州參加軍校工作。他擔任了軍校政治部主任(校長由蔣介石擔任),后又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鄧大姐說﹔“當時國民黨的組織已經鬆散無力,而在共產黨的幫助下,不到四年的時間,在長江南北和北方各省先后建立起了國民黨省、市黨部。這說明共產黨不是為了一黨的私利,而是為了拯救在帝國主義侵略、軍閥統治下,深受壓迫、剝削和戰爭災難,無法生活下去的中國人民,為了壯大革命力量,才與國民黨合作。”由於這種合作,促使1924至1927年中國革命迅速發展到高潮,經過北伐戰爭打敗了統治南半個中國多年的地方軍閥。同時全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也蓬勃地發展起來。

  然而,1926年3月,即孫中山逝世一周年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企圖分裂統一戰線,制造了“中山艦事件”,蔣介石竟然造謠說中山艦要炮擊黃埔、回師廣州,共產黨要暴動。五月,國民黨中央全會又通過“整理黨務案”,規定許多條件限制共產黨。這是蔣介石打擊、排擠共產黨,破壞統一戰線陰謀計劃的一個步驟。當時黨中央的領導人陳獨秀採取了一再退讓的政策,接受了一系列不合理條件,使在國民黨中央擔任部長及國民革命軍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包括周恩來、聶榮臻、陳賡、蔣先雲等同志在內的大約五百多人被迫撤出。

  “直到現在,台灣當局仍在重彈國民黨右派的濫調,說我們共產黨搞統一戰線是假的,使他們吃了虧。可是,事實上是我們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建設黨、建設軍隊,幫助他們建立政府﹔是他們在革命取得進展時叛變了革命,破壞了統一戰線,反過來實行白色恐怖,屠殺、鎮壓共產黨人,把我們打入地下。同時也說明,我們黨當時還處於幼年時期,與資產階級以及某些地主、買辦、軍閥合作,搞統一戰線還缺乏經驗。在那幾年裡,我們犧牲的同志相當多,還有些被捕的同志,直到抗日戰爭開始,我們向國民黨政府多次提出,才把他們釋放。”

  地下斗爭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信棄義,在上海大批屠殺共產黨人、工會工作者和進步人士,實行白色恐怖。7月15日,武漢國民黨政府早年投機革命的汪精衛配合蔣介石也叛變了革命。

  “中國革命就是這樣,從低潮走向高潮,又從高潮轉入低潮,反復、曲折前進的。”鄧大姐說,此時,我們遭到的困難首先是缺乏地下工作經驗,對這樣大的突然襲擊不知所措。在黨內也出現了分化:第一次國共合作后革命高潮時期,黨員已經發展到六萬人﹔到革命遭到挫折后,有的被殺害了,有的被捕了,有的脫離了黨,還有少數人做了叛徒,黨員又由六萬人減少到幾千人。這幾千人是非常堅定的,他們始終堅持入黨時的信念,准備犧牲個人的一切以至生命。正象毛澤東主席說的那樣,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

  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聶榮臻、蔡暢、李富春、鄧穎超和其他許多同志留在城市進行隱蔽斗爭。他們從1927年至1932年在上海堅持了五年的地下工作。

  鄧大姐回顧這個時期的工作時說:“1926年底,恩來同志被調到上海,在黨中央工作。我因懷孕將臨產,旅途不便,暫時留在廣州。1927年4月12日上海大屠殺后三天,廣州國民黨當局也搜捕共產黨人。當時我因難產尚未出院,黨的機關和我的住處被抄了,有的同志被捕第二天就被殺害了,我與黨組織失掉了聯系。我想隻要我還活著就要堅持斗爭下去。”

  “在我住的醫院裡,有一位年老的女醫生是基督教徒,她認為國民黨太不人道,設法幫助我和我的母親(她當時在醫院裡護理我)轉移到安全地方。不久,出乎意外地接到了恩來同志的通知,讓我們趕快離廣州去上海。並說到上海在報上登尋人啟事找他,因他無固定地址。母親便和我搭船到上海,然后用我母親的語氣登報找伍豪(這是恩來的筆名,當時國民黨不知道),大意是,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現在我帶著她到上海來找你,希速到旅館來相會。很巧,就在我們住的這家旅館,前一天就有一位黨的領導人被捕,我們對此毫無所知,恩來見報非常著急,馬上派人把我們接走。當時沒有地方住,我便以病人的身份住進一家日本人開設的福民醫院,躲了半個月。”

  在當時白色恐怖的環境裡,進行地下秘密工作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都隨時准備被逮捕、殺頭,但他們工作起來非常勇敢、樂觀、沉著﹔而在表面上他們卻與普通人一樣。鄧大姐回憶說,她是家庭主婦的打扮,周恩來象個商人,有時著西裝,有時換上長袍馬褂。那時,黨的經費十分困難,周恩來每月隻有十二元生活費,鄧大姐才八元,此外分別加交通費五元和三元。就憑這樣少的錢,除穿衣、吃飯和坐車之外,為了掩護革命,適應社會習俗,每逢年節還要請客送禮。為躲過敵人的偵緝和搜捕,他們得經常搬家,鄧大姐說:“為了找房子,我不知走了多少路。”因為房子必須便於地下工作,既要隱蔽,但又不能孤零零獨居﹔附近既要沒有敵人住,又要沒有朋友和同志住﹔房子要有后門,還要便於觀察外面的情況等。盡管如此,他們都工作得很愉快,並逐漸摸索出了一套地下工作經驗,建立了黨的組織、秘密交通網和印刷機關,還出版了刊物。

  鄧大姐說:“1931年,上海黨組織出了個叛徒,名叫顧順章。他負責中央特科及保衛工作,黨中央五個常委的地址他都知道。他在武漢被捕后,叛變了。他提出,立即到南京見蔣介石,等他到南京后再提供中共中央常委及中央機關等情況。武漢國民黨特務組織向南京特務頭子徐恩曾報告此事的電報,首先落到擔任敵人機要秘書的我黨秘密黨員手裡。他連夜由南京趕到上海,輾轉找到恩來同志,報告了此事。巧得很,我們原來住的機關因別的同志被捕已不安全,所以我和恩來同志就住在這個叛徒的家裡。恩來得到情報后非常鎮定,他有計劃地安排其他常委安全、迅速地轉移了,同時安排我陪這個叛徒的妻子立即轉移到一家外國旅館去。這是一個重要的預防措施,因為她知道黨的秘密,也認識一些黨的主要領導人,但她當時還不知道丈夫已經叛變了。”鄧大姐非常興奮地說:“當敵人進行搜捕時,處處扑空。這樣避免了一次大的災難。這次傳奇般的化險為夷是我們黨秘密工作打入敵人核心最成功的一次。”

  1927年以后,白區工作在艱難的條件下,仍然保存和發展了黨的力量。但由於黨中央王明的左傾錯誤的領導,1931年以后,白區黨的組織差不多都被敵人破壞了。當時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幾乎無法藏身。因此,黨中央決定周恩來和鄧大姐他們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根據地。鄧大姐說:“這個變化很大,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從秘密的、地下的、非法的環境轉到有自己的政權、有自己的軍隊、公開活動的環境,從此我們開始投入了與白區截然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和新的戰斗。

  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的領導,使白區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1932年黨中央決定,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鄧穎超及其他同志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根據地。

  鄧大姐說:“當時根據地有二十多個縣,我們在中心區,我主要在黨的機關搞工作。蔣介石派大軍圍剿,在前線有戰爭。這期間最大的困難是后方對前方的供應,因為敵人封鎖很嚴密,日用品進不來,特別是沒有鹽吃﹔菜也很少,主要吃竹筍、蔥頭加一點鹽水﹔主食吃的是糙米,許多人經常拉肚子。在后方的工作人員每天志願地減少口糧,比如原定量一斤的減至八兩。那時我每頓吃不上二兩。開始時,每個月伙食尾子發給每人幾角錢,可以到老鄉家買點花生吃,調劑一下。后來越來越困難,一分錢也不發了。到1933年國民黨五次‘圍剿’,我們每天從三頓飯減到兩頓,中午餓得沒辦法,隻好在戶外田間走來走去分散精力,以排除飢餓。”

  日本帝國主義在1931年9月18日襲取了沈陽,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東北三省隨之淪陷,使三千萬同胞從此過著亡國奴的生活。接著,蔣介石破壞了1932年“一·二八”上海人民抗戰。同年,他組織了五十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次年10月他又以百萬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因為當時的黨中央執行了左傾錯誤的單純防御的軍事路線,以致沒能擊破此次圍攻。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退出江西根據地,進行戰略性的轉移。

  二萬五千裡長征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為了突破國民黨的圍攻、北上抗日而實行戰略性的轉移,這就是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長征隊伍從中國東南的江西瑞金出發,經過大半個中國的十一個省,到達西北的陝西省北部陝甘寧根據地,歷時一年整。當時,在長江南北還有四個革命根據地的武裝力量匯聚成另外兩支紅軍隊伍,即第二和第四方面軍,也都先后撤離了原來的根據地進行長征。鄧穎超同志參加的是第一方面軍。

  在長征前,鄧穎超同志由於工作勞累,缺乏營養而使她的肺結核日益嚴重。當時根據地藥品奇缺,她的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療,以致發展到大吐血。她說:“我要求留在江西根據地,免得給組織增加負擔。但組織決定讓我跟隊伍走,我隻好服從。行軍時坐擔架。”她說長征途中她不算正式戰士,而是休養連的一名傷病員。

  第一方面軍從江西出發時有十萬人,其中隻有三十名婦女。鄧大姐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從江西經過湖南到廣西、貴州……前面有敵軍阻攔,后面有敵軍追趕,頭頂上常有敵機轟炸,還要通過天險要道,懸崖峭壁,雪山草地,隊伍日夜行軍,忍飢忍渴,人疲馬乏,並要跟敵人作戰,部隊減員很厲害。雖然這樣,任何困難都沒有把我們難住嚇倒,相反,我們是戰勝困難向前進的。這時,在紅軍中有很多人認為單純的逃跑、退卻是沒有出路的。回想起毛主席指揮了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毛澤東同志領導、指揮的正確。同時對當時錯誤的領導逐漸地有所認識。”

  長征所經過的大部分地區是漢族地區,此外還經苗、瑤、壯、彝、藏、回等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鄧大姐說,長征中除了作戰外,最大的困難是糧食問題,尤其在少數民族地區。由於國民黨和軍閥長期歧視與壓迫少數民族,又常常對他們進行奸、淫、燒、殺、掠奪,所以兄弟民族對漢人軍隊非常仇視。同時,他們還不能區別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不同於其他中國軍隊,不了解紅軍平等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所以,當紅軍進入貴州、廣西邊界的苗族地區時,“在我們到達之前,家家跑光,躲到山上去了。他們把糧食帶走,就連做飯的鍋、舂米的石碓也搬走了。我們到了那裡,一無糧食,二無做飯工具,好容易找到一些谷子。大家整日行軍,到晚上宿營時,盡管很疲乏,但仍鼓著勁把谷子用兩塊木板或兩塊磚頭磨成米,煮飯吃,雖然不能吃飽,但是感到特別香甜。離開之前,我們按市價把所用的糧食折合成錢,留在群眾的家裡。”

  長征隊伍進入四川西北部藏族地區時,情況也相類似,而且那時是青黃不接的季節,糧食就更困難。隻好盡力尋找各種能吃的東西來吃:挖野菜,吃死馬肉,把皮帶、皮包等煮了吃。到藏族最大的村落毛兒蓋時,那裡青稞麥田很多。青稞是當地人的主食,但尚未成熟。鄧大姐說:“為了繼續戰斗,我們不得已決定割藏族尚未成熟的青稞麥,然后在田裡插上木牌子,寫上割麥的數量,請他們拿它向后面的部隊要錢,或作為將來向紅軍算賬的証據。青稞麥的吃法是先將未成熟的青稞用火烤干,再用木板或磚頭磨去殼,脫出麥粒,然后煮著吃。大家干得很起勁,還搞競賽,有不少傷病員也都參加,挺有趣味。但是,青稞麥無法磨成面粉,吃下去不消化,很多人得了腸胃病。這也是一種新生活的嘗試。”

  1935年1月,長征隊伍到達貴州省,在遵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大姐說:“在這次會議上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和軍事上的領導、指揮地位。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小組,領導長征。這次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的,是中國革命的重大的轉折點。中國革命從此由敗轉勝,由弱變強,由危亡進入有希望,它又繼續勝利地前進了。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紅軍執行了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採取了高度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以英勇、神速和巧妙的行動,粉碎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

  “長征隊伍到達四川境內,為搶渡金沙江,一天走了一百幾十裡路,我一直騎在馬上。到宿營地時兩腿動也不能動了。

  “紅軍克服了千難萬險,來到地勢險惡的大渡河安順場時,蔣介石高興地說,毛澤東、朱德是石達開第二。意思是:清朝農民起義軍——太平天國軍的一個將領翼王石達開和他的部屬,即在此被清軍殲滅﹔現在紅軍到此亦難逃活路。但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無堅不摧的勇士,面對水流湍急的大渡河,陳賡部隊的十七勇士奪得了一條船,強渡了天險大渡河。”

  在過草地前,得先過一座大雪山,名叫上下涼子,要走兩天。第一天晚上要住在半山腰上。鄧大姐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從山腳下到山頂,好象一年四季,山腳下正是六月的炎夏﹔半山腰上長滿了奇花異草,儼如春天﹔向上忽然氣象蕭瑟,樹葉枯落,已成晚秋景色﹔再向上,灰暗的天空彌漫著寒霧和積雪,氣溫也越來越低。自然界的風光變換,花開草長,冰封雪飄,非常有意思。”她接著興致很高地說:“長征一方面對我們的身體和生活是極其艱苦的考驗,可是同時,大自然給了我們最豐富的、從來沒有過的享受,是非常愉快的。再加上我們是革命樂觀主義者,從未感到苦。困難鼓舞我們前進,大自然也在鼓舞、吸引我們前進。”

  從江西出發后將近十個月,當紅軍長征隊伍到達毛兒蓋時,周恩來同志病了。他在行軍中擔任總參謀長的工作,每天睡眠很少,隊伍停下來,別人睡覺了,他還要准備明天的行軍作戰計劃。一發病即高燒不退,直到昏迷。開始按瘧疾治療(當時得這種病的人很多),但症狀不消。經過被我軍俘虜爾后參加革命的兩名原國民黨軍醫的進一步診斷,確診為肝膿瘍。但在當時作穿刺、開刀都不具備條件,隻好用冰敷。為了防止潰瘍部位化膿穿孔而引起腹膜炎,以口服藥停止腸蠕動及排大便,三天任何食物未進口,慢慢地好起來了。鄧大姐說:“根據醫學書籍記載,這種病死亡率極高,隻有極個別患者在肝化膿部位與腸接觸的地方穿孔,膿液經過腸子排出體外,而得以活命。恩來同志就是這種極少見的病例之一。接著過草地,他還不能動,用擔架抬著他走。我騎馬跟在擔架后邊。過草地七天七夜沒人煙,這時他又發了一次高燒,當時僅有一支退燒藥針,給他注射后就好了。”

  鄧大姐在過草地的第一天,因為騎的馬驚了,掉進了沼澤地,她說:“若陷到胸部就沒命了。我不敢動,否則會越陷越深。恩來的擔架已在前面走了很遠,喊不應了,還是后邊上來的一個同志見到了,把我拉出來。天正下雨,全身連泥帶水,都濕透了。第二天我就發高燒、拉肚子﹔過草地的七天七夜,我沒吃一粒米。最后一天總算看見一間房子——藏民放牧時存放牛羊糞的房子。我真想進去休息一下,但又不能掉隊。我支撐著騎一會馬,休息一會,落在了大隊的后邊。我們終於走出了草地,結束了這段七天七夜的草地行軍。我比大隊人馬晚到了兩個多小時。

  “草地的最后一站是巴西,有了房子。我見到房子真高興啊!那裡的房子是少數民族式的:上下兩層,上面住人,下邊養牲口。可是由於我身體衰弱,疲勞不堪,上不去,隻好在地上躺著休息了兩個多小時,然后才有氣力上去。這時,蔡大姐(蔡暢)和其他同志來看我。后來他們告訴我,當時他們都哭了。因為見我隻有三分象活人,七分倒象死人,以為我活不成了。”

  鄧大姐說,過草地時要經過許多水流很急的河,彼此要拉著手過去,否則一個人很容易被水沖走,無法援救。“有一位與我一起從江西出發照顧我的同志,就是過河時,不小心被河水沖走,再也沒回來。”鄧大姐講到這裡時,聲音哽咽了。停了一會兒,她才繼續講下去。

  過了草地,住進了房子,可以休息一下了,鄧大姐說:“大家正在高興的時候,這天半夜兩點多鐘,傳來緊急行軍的命令,不許點燈,不許說話。原來,四方面軍的張國燾過草地前在沙窩開了個會,他反對與中央紅軍共同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決定,而主張南下退向康藏邊界少數民族地區。過了草地,他給四方面軍陳昌浩發電報,要他武力解決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這些人抓起來。結果這份電報被參謀長葉劍英得到了,馬上報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斷,帶領一方面軍,連夜趕路七八十裡,擺脫了四方面軍。一方面軍雖然人少了,但前進比以前更順利了。於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甘寧革命根據地。”

  西安事變前后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根據地以后,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繼東北三省被日軍佔領之后,華北的一些省份也處於“特殊化”的狀態。北平、武漢、南京、上海等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群眾要求抗日、要求停止內戰、要求救國救亡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准備再次與國民黨及其他抗日力量聯合。蔣介石卻把東北軍將領張學良的部隊趕到西北,命令他與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一起圍剿紅軍,結果戰敗,被紅軍俘虜了許多軍官和士兵。紅軍的俘虜政策是:一、不殺﹔二、不打不罵﹔三、有病的給治療﹔四、要回家的發給路費﹔五、願意留下的歡迎。這個政策對分化瓦解國民黨軍隊起了很大作用。那時鄧穎超同志在瓦窯堡曾對俘虜官兵進行過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國民黨統治區首先得到以宋慶齡、何香凝為首的一部分國民黨左派的響應和沈鈞儒、鄒韜奮等愛國民主人士的擁護,特別是受到青年學生的熱烈擁護,並且也促使國民黨內部發生了分化。在陝西進攻紅軍而屢次遭到挫敗的張學良和楊虎城,接受了共產黨的聯合抗日建議,停止了同紅軍之間的戰爭。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逮捕了蔣介石。”鄧大姐笑著說:“西安事變把蔣介石抓起來的消息傳到我們那裡,大家簡直是欣喜若狂,都跑到房子外面,又跳又唱,高興的不得了啊!這個大仇人進攻了我們十年,殺了我們千百萬的共產黨員和紅軍官兵以及愛國人士。把這個大仇人抓到了,還能不殺了他報仇呀!那時,在全國尚存的根據地和軍民也是一致主張殺蔣的,我們估計黨中央也會同意殺蔣介石的。可是,過了三天,中央決定派周恩來等同志去西安,說要和平解決,不殺蔣介石。這個彎子當時是非常難轉的,在黨內、在軍隊內都轉不過來。大家都問為什麼要放他?”

  鄧穎超同志接著說:“后來認識到,這一招是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他的戰略思想,他的勇敢、智慧過人,確實是個戰略家。在西安事變這個問題上,我們黨是從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是最大的愛國者,同時,也警惕著日本帝國主義者。如果,西安事變不是和平解決,而是把蔣介石殺了,首先,國民黨內部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就會上台,他們恨不得我們殺了蔣介石。我們講和平談判,他們最害怕,他們積極准備轟炸西安,企圖把蔣介石炸死。蔣一死,何就可以乘機奪權,重開內戰,給日本帝國主義者造成大舉入侵的機會,更容易滅亡我們中國。同時,也不能不看到國民黨裡邊的開明人士,也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共產黨以大局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使階級利益服從民族利益,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胸懷,與國民黨進行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條件。說服了張、楊釋放蔣介石。所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震動了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盡管出乎意料,但是他們還是贊成這樣解決的。不贊成的是國民黨的親日派、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反共分子。”

  鄧大姐這時提到了埃德加·斯諾,她說:“我們的美國朋友斯諾是第一個進入我們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根據地的,也是第一個了解我們的外國人。他是個新聞記者,把我們根據地的情況介紹給全世界,包括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國人民,使他們了解了共產黨是什麼性質的政黨,紅軍的奮斗目標是什麼,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是什麼。他,這位朋友做了非常忠實客觀的報道,他是我們最好的、也是熱愛我們中國的朋友。所以,我們現在還紀念著他。”

  抗日戰爭

  1937年5月,組織上決定鄧穎超同志從根據地經西安到北平西山治療肺結核病,不到兩個月,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鄧大姐於8月離開西山進城,以李太太的身份住在地下黨員張曉梅家裡,有一天見到了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

  “那天我穿的旗袍、皮鞋,又戴了墨鏡。斯諾第一次在保安見到我時,我穿的是半軍裝不軍裝的制服,今天完全不同了。進屋后我與他握手,並說‘你好啊!你還認得我嗎?’他還沒認出我來,我笑了,把眼鏡摘下來,說:‘喂,你看看我是誰呀!’這時他也笑了。這是一次很有趣的會見。不久,我們和斯諾同行到了天津,行前商量好,如到天津,遭到日本佔領軍的麻煩時,請他幫忙,因為日軍對外國人要客氣一些。但是我們並沒有遇到麻煩。”這時鄧大姐笑著注視愛潑斯坦說:“我在天津第一次見到愛潑斯坦同志。現在我們認識已經四十四年了,我們是老朋友了。”聽完這幾句話,大家都會心地笑了。鄧大姐從天津改乘輪船到煙台上岸,轉返西安。

  鄧大姐於1939年被分配到國統區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那裡的領導是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同志。

  “在那裡曾經有三年,國民黨不准我們離開重慶城,連出城的自由都沒有。1941年國民黨蔣介石陰謀制造了皖南事變,重慶的局勢立刻緊張和惡化起來。那時我們做好了思想准備,准備國民黨把我們秘密監禁起來,把八路軍辦事處變成囚禁我們的集中營。那時國民黨對外不敢不維持國共合作的局面,還不敢公開逮捕我們。”

  “1943年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了,這本來是為了適應各國革命斗爭形勢的需要的積極措施。蔣介石卻估計大概中國共產黨也會解散的。周恩來同志就借此機會,說黨中央要開會討論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蔣介石才准許我們這年8月回到了延安。”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結束了.此時鄧大姐正在陝、甘、寧根據地延安,她談到:“那時全國人民歡欣鼓舞,多少年的戰爭結束了!中國人民遭受了多麼長期的戰爭災難,人們是多麼渴望和平啊!一聽說日本投降,戰爭停止了,全國人民狂歡啊!那幾天到處放鞭炮,敲鑼打鼓,喝酒慶祝,我們根據地情況也是如此!”

  但是,抗日戰爭剛剛勝利不久,蔣介石即開始作進攻解放區的部署,內戰的陰影又籠罩在中國大地上。為了實現國內和平,1945年8月16日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關於制止內戰的六項要求﹔8月25日又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進一步明確表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和平願望。然而,在此前后,蔣介石為了爭取時間准備內戰和欺騙人民,一連發了三次電報邀請毛澤東同志去重慶進行會談。他的如意算盤是,如果毛澤東不去,即可借口宣傳共產黨拒絕和平談判,把內戰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鄧大姐說:“蔣介石以為毛澤東同志不會去,他不了解我們共產黨人有多麼偉大的氣魄,是多麼為人民著想啊,是怎樣按照人民的意願辦事的。人民渴望和平,要求民主。共產黨隻能遵照人民的意願,不能考慮個人安危。毛澤東同志居然去了,這是出乎蔣介石意料之外的。老實講,毛澤東同志去重慶我們是不放心的,在黨中央開會討論之前,我們是一致反對的。會上毛澤東同志說了應該去的許多道理,我們都非常相信他的意見是正確的。”

  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王若飛等同志應邀飛往重慶。

  “與國民黨蔣介石談判的關鍵問題是實現和平,團結建國,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廢除國民黨一黨包辦選舉的偽國大,重新選舉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我們要保持軍隊的獨立﹔解放區的陝、甘、寧邊區政府是獨立的行政區等。他們不同意,要我黨交出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所以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不能達成協議。到10月10日談判告一段落,簽訂了《雙十協定》,毛澤東同志回到了延安。這時,我們大家的心才放下了。”

  這年,12月20日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繼赫爾利之后打著和平使者的旗號來到中國進行調解,他們實際是袒護蔣介石的。蔣介石表面上接受了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和平要求,被迫同意《雙十協定》中規定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派出了以周恩來為首的,有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秦邦憲、陸定一、鄧穎超七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了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國民黨也在這一天被迫在停戰協定上簽了字。然后組成了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和美國政府三方面代表參加的“軍事調處三人小組”,來監督停戰協定的執行。蔣介石一手簽訂停戰令,一手又下達進攻解放區的作戰令。他在美軍的援助下,加緊向東北、華北和中南各省運兵,進攻各解放區。美國的“調處”實際上是為蔣介石的軍事進攻服務。我們黨清醒地認識了美蔣的陰謀,號召全黨同志做好應付突然事變的准備。在談判期間整訓了解放區的部隊,一旦國民黨發動軍事進攻,解放區軍民就能進行有力的反擊。

  國民黨蔣介石完全背信棄義,於1946年11月召開了偽國民代表大會。周恩來同志當即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辦事處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嚴正譴責這一“國大”是違背政協決議與全國民意的,是由一黨政府單獨召開的分裂的“國大”,不是各黨派參加的團結的“國大”。中國共產黨人堅決不承認這個“國大”。

  “在和平解放北平后,蔣介石又耍了一手,他來了個假下野,叫李宗仁代他做總統,然后又派代表來跟我們談判。在全國大陸即將解放的情況下,我們已佔了絕對優勢,共產黨還是希望能夠談判,能夠合作,使戰爭盡快停下來,使國家和人民財產少受損失,我們寧願這樣作。國民黨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劉斐為代表來北平談判。結果,國民黨政府不同意國共代表雙方擬定的和平協定,人民解放軍隻好渡江解放南京。我們勸國民黨代表們不要回南京,回去危險。他們幾位也看清了當時的局勢,即決定留下,一直與我們合作共事。這又是一次統一戰線的勝利。當時叫民主統一戰線,現在叫愛國統一戰線。”

  鄧大姐還談到抗戰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工作的情況。“我們開始到武漢時(1937年底),人們由於受國民黨多年的封鎖和造謠宣傳,說共產黨是綠頭發、紅眼睛、青面獠牙,共產共妻,殺人放火,可怕得不得了。哪曉得,我們一到那裡,人們看我們這些人跟國民黨不同,說共產黨是非常講信義講道理的,也有禮貌,既不貪污,又不為作官,而是為人民服務。從而使人們的印象逐漸改變了。”

  鄧大姐談到在武漢開展的婦女和兒童工作的統一戰線,“抗戰時,大批兒童慘遭戰爭災難,我們提出到前方去搶救兒童,不論哪黨哪派都歡迎參加,包括國民黨。我們請宋美齡、馮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及各界愛國進步婦女、基督教女青年會等各方面人士參加,組織一個兒童保育會。搶救了很多兒童到后方來,在重慶建立了十個兒童保育院。當年保育院的孩子有很多后來成長為我黨的骨干。另外,有一次我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武漢訪問,我們為了歡迎她,組織了一次暫時性的聯合行動。借女青年會的地方,邀請各方面的婦女都來參加歡迎會。因為斯特朗是一位著名的美國新聞記者,國民黨不敢把她怎麼樣,我們就更理直氣壯,所以歡迎會開得很成功。后來又組織三八婦女節等活動。從一些具體工作著手,建立婦女統一戰線,充實整個的抗日統一戰線,團結更廣泛的階層參加抗日。”

  新中國三十二年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經三十二年了。鄧大姐說:“我們黨在這三十二年中又經歷了幾個階段,有正面經驗也有反面經驗。前十七年正確的方面是主要的,也犯過錯誤,但錯誤行動延續的時間都不長,比如說1957年反右派的擴大化和1958年的大躍進,都是黨中央自己較快地發現並在以后逐步糾正了這些錯誤。

  “最嚴重的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黨的事業在三十二年中遭受損失最大,時間持續最長,各方面受到破壞最厲害的就是這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他對當時國內各種社會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沒有搞清楚。結果証明,他的考慮不適合中國的國情,運用這種革命方式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當然,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文化大革命’,推行極左路線,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使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難以估量的損失。這就是所謂十年動亂。

  “這期間,愛潑斯坦也曾經是受過災難的人啦。很多外國朋友也受到了沖擊。我們黨現在正在總結經驗教訓,防止這樣的錯誤,使其不再重犯。”

  當前,國內外、黨內外都在注意如何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問題。對此鄧大姐說:“關於怎樣評價毛澤東同志這個問題,對於我們這些老一輩跟隨毛澤東同志革命的人來說,幾十年來一直在他的領導下,在他的思想培育下,我們是有親身的感受的。不僅是我們,大概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對毛澤東同志的恩情也都是銘記在心的。鄧小平同志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談的和在黨內講的對毛澤東同志評價的意見,我們是都同意的。毛澤東同志的功勞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主要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這十年所犯的錯誤。過去雖然也犯了一些錯誤,我們不能都推到他一個人身上啊!當時是中央委員會決定的,我們這些人也不能不負責任啊!誰要反對毛澤東同志,在老一輩中是通不過的,老百姓、工人、農民,他們也不能同意呀!”

  鄧大姐還談到,中國革命從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國起,一百多年來,隻有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才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國家,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所以,隻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崇高歷史地位,在締造人民軍隊,創立根據地,建立新中國等方面所建樹的偉大業績是其他人不能與之相比擬,不能與他等同的。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十年間,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都是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指揮的。

  最后,鄧大姐說:“我們現有建黨以來到建國以前入黨的干部黨員二百七十多萬,建國以來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黨員一千五百多萬。這些黨員包括廣大干部都是久經鍛煉的,具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經過實踐認識了真理,辨別是非的能力都比過去強了。所以說,一方面黨由於十年動亂而威信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它的中堅力量還是很強大的,是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去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但是,也應該承認我們國家有落后的一面,有困難的一面,我們是在作前人沒有作過的事業,是在創業。這兩年國內政治上安定團結,農業、工業都有很大發展。我們的信心還是很強的,信仰是堅定的,我們為自己的信仰而奮斗到底。”

  “生命不息,戰斗不已”,鄧大姐用這句話結束了她前后共歷時五個多小時的談話。

  《一代偉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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