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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心中的大姐 孩子心中的母親
——鄧穎超同志和我的一家
榮高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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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穎超同志是我們的好大姐﹔她和同志心心相印,休戚與共。同時,她也是孩子們的好母親﹔盡管她沒有親生兒女,可她把一顆母親的心,完全無私地獻給了許許多多的孩子。對大姐崇高而美好的情操,我和我的一家感受至深。

  1941年6月,我從川康特委調到南方局工作,來到重慶紅岩村。從此,我這一家人在周恩來同志和大姐身邊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

  到紅岩村后,我和管平住在二樓,正好和周恩來同志夫婦是對門。當時,我們的頭生兒子還不到一歲,大姐幾乎天天過來看他、抱他、逗他玩,十分疼愛。小家伙也的確可愛,不愛哭,也不鬧,一逗就樂呵呵地笑。孩子一樂大人也跟著樂,我們這個小家常常漾溢著溫暖而又歡樂的氣氛。當大姐知道孩子還沒有起名字,就說:就叫“小樂天”吧!大姐還自稱是“大樂天”,意思是這孩子和她一樣,都稱得上是“樂天派”。恩來同志在工作之余,也常過來抱抱孩子,把這作為一種放鬆和休息。

  童小鵬同志曾為大姐拍了一張抱著小樂天的照片。一天,這張照片貼到了機關辦的牆報上,旁邊還附了一首周恩來同志親筆寫的打油詩:

  大樂天抱小樂天,

  嘻嘻哈哈樂一天﹔

  一天不見小樂天,

  一天想煞大樂天。

  ——賽樂天題

  這份別有風趣的牆報稿,引來一陣陣出自內心的歡笑,使大家的生活中增添了不少活潑愉快的氣息。那時候,南方局機關所處的環境非常險惡,“皖南事變”過去才半年多,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剛剛被打退,對敵斗爭仍然十分尖銳復雜,紅岩村周圍,布滿了特務密探,意外的事情是隨時可能發生的。平時,周恩來同志經常給同志們分析嚴酷的斗爭形勢,對大家進行嚴肅的革命氣節教育。同志們面對嚴峻的局面,也有隨時應付緊急事變的准備。然而,恩來同志和大姐這種豪爽、幽默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同樣深深地打動著每個同志的心。恩來同志和大姐所愛的,不單單是一個孩子,他們對孩子的愛,生動地體現了對革命后代、對未來、對整個生活的深切熱愛。

  1941年底,我們又添了一個女兒。大姐說,樂天有了妹妹了,就叫樂天妹吧。這個孩子就是今天的樂妹。多了一個孩子,又多了一分歡樂,二樓上顯得更熱鬧了。

  可是,由於環境的限制,物質條件也比較差,管平沒有奶水,喂養小樂妹十分困難。不得已,我們隻好把她送到一戶老百姓家裡寄養。可不到一年,樂妹就得了重病,我們又不得不把她抱回來。這時,孩子瘦得隻剩下皮包骨,到醫院看了幾次,病也沒好,眼看就要不行了。我們難過地預備了后事,做了一個小木箱當棺材,放在樓下的“救亡室(俱樂部)”裡,准備孩子一咽氣就把她送出去。大姐見了,十分難過,但是她堅持要把孩子送到醫院去,隻要還有一口氣,就不應該放棄搶救。在大姐的敦促下,我又抱著孩子去了醫院。想不到,經過幾天緊張的搶救,小樂妹居然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她的一條小命終於保住了。

  現在,樂妹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有了小家庭,自己也做了母親。每當想起這件事,總覺得要不是大姐,樂妹的今天就無從談起。

  1945年底,我奉調離開了南方局。可我的一家仍然和大姐保持著聯系。直到進城以后。大姐一直把我叫“樂天爸”,把管平叫“樂天媽”﹔而孩子們始終親切地稱大姐為“大樂媽”,稱恩來同志為“大樂爸”。

  1958年,管平不幸得了心臟病,從此身體一直不好。大姐每當見到我們,都關切地詢問她的病情,關心她的健康,同時也時常惦念著孩子,關心著他們的成長和進步。孩子們更是把大姐視為心中的慈母,非常崇敬。大姐與孩子之間的這種深厚感情,對我們當父母的是一種激勵,使我們常常想到自己的責任﹔如果不能把樂天、樂妹以及他們的弟妹培養好、教育好,就辜負了大姐的期望,也對不起黨和人民。

  然而,正當這些孩子還在成長的時候,正當他們開始能為國家和人民做點事的時候,爆發了一場巨大的政治災難。在這場災難中,剛剛三十二歲的樂天夭折了.

  那是在1972年,我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分子”、“黑線人物”還在“監護”中,與世隔絕。這時,樂天得了嚴重的心臟病,口中吐血,危在旦夕。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想動員更多的力量搶救是不可能的。樂天意識到自己病勢沉重,日子也許不多了,急切地想再見父親一面。管平決心要滿足兒子這最后的願望。可在這種時候,有誰能幫助我們呢?管平首先想到了大姐,想到了總理。可管平自己的處境是很困難的,不能直接和大姐聯系。於是,她找到了紅岩時期的老朋友張穎,托她求助於大姐。當時,張穎已經“解放”出來,在外交部工作,和總理、大姐常有聯系,而且,她也是堅持和我家繼續來往的幾位老朋友之一。消息很快到了大姐那裡,大姐和總理與有關方面一再交涉,克服了各種阻力,終於,我被批准出來見兒子一面。

  這時,管平因為心力交瘁,致使心臟病發作,也躺倒在醫院的病房裡。我趕到醫院,先匆匆看了看管平,又急忙來到樂天的病房。樂天此時已是彌留之際,見到是我,輕輕說了句“爸爸,你坐吧。”就再也說不出話來,隻是淚流滿面,艱難而急促地喘息著。看著兒子在死亡的邊緣苦苦掙扎,我心如刀絞,淚水奪眶而出。我一直守在樂天身邊,眼看他咽下最后一口氣。

  樂天剛剛咽氣,我就被送回關押的地方。在他火化之前,我又被押出來看了他最后一眼。

  送走了樂天,我久久地沉浸在悲哀中。同時,心中也非常感激,是大姐和總理的關懷,才使我們父子有了一個訣別的機會,小樂天最后的一點心願最終還是實現了。由此,我又回想起三十年前,在紅岩村的二樓上,大姐抱著小樂天,一片歡聲笑語的情景,心中更加難過!我還想起在過去幾十年的歲月中,大姐對孩子、對我們一家始終是那麼關心愛護,即便是在這種時候,在他們的處境也十分艱難的情況下,還是竭力地幫助我們,使我在一片淒風苦雨中,得到了極其可貴的支持和安慰。這種高尚而真摯的同志之情,牢牢地珍藏在我的心底,永遠也不會忘記!

  1979年,我重新恢復了工作,回到北京。一天,我和管平帶著樂妹去看望十多年不見的大姐。劫后重逢,多少風雨一齊涌上心頭。大姐說:“你們看,小樂天不在了,賽樂天也不在了,咱們這個‘樂氏家族’少了兩個人了。”大姐的話,撥動了大家心中無盡的哀思,淚水從心裡流出!

  沒過幾年,管平的病開始日漸嚴重,身體狀況日趨惡化。對她的情況,大姐十分關注,時時探詢,表示慰問,還把自己院子裡摘下的新鮮水果送給管平。大姐的體貼和關懷,使備受疾病折磨的管平感到非常溫暖。1986年秋天,管平的病終告不治,與我相伴五十年的老伴最終還是逝去了。在向管平告別的時候,鄧大姐送了花圈,並委派趙煒同志代表她參加了告別儀式,表達了一位老同志、老大姐的哀悼之情。

  如今,大姐已是年屆八十五歲高齡的老人了,可她那顆愛同志、愛孩子的心還是那麼朝氣蓬勃。她受到了大家衷心的尊敬和愛戴,一位好大姐、好母親的形象,深深地銘記在同志們心中,銘記在千千萬萬的孩子們心中。

  《一代偉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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