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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被歷史遺忘的往事
郭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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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3月10日,北京舉行了一個規模不小的紀念會,紀念“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五十周年。會議前夕,我得到通知,說鄧大姐遵醫囑減少活動量,要我替她到會上致賀詞。老領導的囑咐,我欣然從命。

  這個大會見於電視屏幕,新聞廣播以及報紙,引起了一些關心的人們的詢問:“保育會”是在什麼地方成立的?鄧大姐與之有什麼關系?於是我不隻一次地向人們講起半個世紀前的舊事,特別是1938——1941那段在鄧大姐單線領導下工作的往事。我仿佛又是個剛從清華畢業的女大學生,而大姐也成了一位隻三十多歲卻能干得出奇的領導。1938——1941,隻不過短短三年,她干了多少事,作了多少決策呀!50年后舊事重提,我禁不住自問:當年跟她工作,怎麼就沒有細心去總結總結?我無才去縱論鄧大姐的全面成就,但在一閃念問我心裡蹦出一句來自直覺的話:“她呀,心裡裝著‘人’,裝著‘人’哩。”

  難童該搶救,誰來救?

  1937年“七七”事變后,不到半年,日本侵略軍攻佔了我華北、華東大片國土。億萬黎民百姓慘遭劫難,家破人亡﹔戰亂中無數孤兒流落道旁,奄奄待斃。隨著戰區、淪陷區、轟炸區的擴大,難童還在急劇增加。這年歲末,鄧大姐來到武漢,公開身份是陝甘寧邊區婦女救國會駐武漢代表團團長,黨內是中共長江局婦女工作委員會負責人之一,兼管兒童工作。她立即敏銳地看到搶救難童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這件大事本應由政府辦,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根本沒有考慮過。成千上萬的難童,靠誰來救?所需巨額財力、人力、物力又從何處去張羅?鄧大姐的答案是:依靠黨和進步力量,團結抗日愛國人士,動員組織群眾,讓大家來干。

  莫看鄧大姐初來乍到,她可不是“人地生疏”。她的腦海裡,早已儲存下一部國統區“名人大詞典”。這些人大多數她沒見過,但並不陌生,許多還可說是了如指掌,有的甚至是知心知腹。比如:當年聲名赫赫的“救國會”中,就有“七君子”之一的著名女律師史良,后來任新中國第一位司法部部長﹔沈茲九,她主編的《婦女生活》雜志與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雜志同負盛名,后來是主管全國婦聯《中國婦女》雜志的主編﹔劉清揚,鄧大姐的老朋友,“五四”運動的女將,廿年代初和丈夫張申府在巴黎勤工儉學時與周恩來、趙世炎等,是同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后來是全國婦聯副主席。她們是大姐完全可以依靠的公開頭面人物。還有幾位熱心公益的愛國將領的夫人,如: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后來是新中國第一任衛生部部長﹔黃琪翔將軍的夫人郭秀儀,以及武漢市市長吳國禎的夫人黃卓群,爭取她們做發起人,無疑有利於工作的開展。大姐也沒有忽略在美國留過學的富於基督精神的宗教界婦女,如:辦事認真的張藹真﹔基督教漢口女青年會總干事陳紀彝﹔她們是宋美齡的同學也是她賞識的人。總之,鄧大姐為了搶救我們民族的幼苗,團結動員了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她用滾雪球方式組織起一份有184位知名人士的“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發起人名單。借漢口基督教女青年會的一間辦公室,由徐鏡平(中共地下黨員)、安娥(文化界知名婦女)等開始籌備。1938年l月24日召開了發起人會議,正式成立籌備委員會,推選李德全、郭秀儀、安娥、唐國禎(國民黨員、中國慰勞抗日將士總會負責人)等為委員,李德全任主任。籌備工作進展迅速,決定3月10日召開成立大會。國民黨特務機關得知后策劃要在3月10日大打出手,破壞成立大會。消息傳到鄧大姐處,她立即同史良、沈茲九、劉清揚商量,建議三位去見宋美齡,請她出來主持這項工作。結果是宋美齡親自出席了成立大會,使得國民黨特務白忙了一場。許多老同志50年后回顧這件事,都說鄧大姐的謀略就是高超。那次大會,選出各界知名婦女五十六人組成了理事會﹔宋美齡、李德全當選為正副理事長﹔鄧大姐等十七人當選為常務理事。這時,鄧大姐公開走上戰時兒童保育工作的高層領導崗位,為進一步發揮那“運籌帷幄,決勝千裡”的作用,創造了有利條件。

  為了鞏固這—勝利,她推動理事會聘請了二百八十六位名譽理事。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黨、政、軍的要人,毛澤東、蔣介石,社會名流沈鈞儒,郭沫若、胡適,著名華僑陳嘉庚,還有國際友人和駐華使節斯諾、司徒雷登等等。理事會和名譽理事兩張(口當)(口當)的名單,引起了海內外的強烈反響,搶救難童的工作才得以迅速開展,成立了二十多個分會,創辦了五十多所保育院,使三萬多名難童重新有了自己的家。這項工作持續達七年之久。

  在這七年中,戰時兒童保育會的許多工作者的奉獻,非三言兩語可盡述。至於在使這一義舉從無到有,從創建到為革命不斷輸送人才的前前后后,我們的鄧大姐做了大量的工作。雖然鮮為人知,但歷史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抗戰不能沒有婦女

  1938年5月,宋美齡以個人名義,在廬山召開了一個婦女座談會。邀請各黨派、各界知名婦女五十二人參加,其中有史良、沈茲九、劉清揚、鄧大姐和孟慶樹。宋美齡在開幕詞中提出要以“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作為組織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的全國性機構。(本文以下簡稱“婦指會”)。

  新生活運動在內戰時期曾同共產主義運動唱對台戲。雖說現在國共合作抗日,但是以這個反共的婦指會作為領導全國婦女抗日運動的組織,大家意見不一,有些人則希望聽聽鄧大姐怎麼講。陝甘寧邊區婦聯代表鄧穎超發言了:我們開這個會是因為抗戰不能沒有婦女的參加。全國性婦女組織本應由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民主討論產生。但戰爭時期可變通辦理,蔣夫人的意見可以考慮接受。她又說:最重要的不是名稱。在抗日形勢下,它應該是,也必須是一個包括各黨、各派、各族、各界婦女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為此,她建議:這次會議應該制定一個文件,作為改組擴大后的“婦指會”的工作綱領。鄧大姐的講話得到與會者的一致同意,實際上為會議定了基調。

  5月底,就在廬山會議后不久,我從長沙來到武漢,遇見我在“一二·九”婦女工作中的老搭擋、清華的張師母劉清揚。那時她和史良、沈茲九都已參加了改組后的“婦指會”的領導班子,她本人任訓練組組長。她知道我即將畢業,立即邀我到她那裡工作。當時我對統戰工作認識不足,不願去宋美齡領導的單位。哪知長江局婦委正想派人去,於是決定讓我接受劉的邀約。6月,我應聘為訓練組股長。7月初的一天,鄧大姐到漢口三教街婦指會開會(那時她已任婦指會委員),會后來到訓練組辦公室看望新來的工作人員時,劉清揚把我介紹給鄧大姐了。隻聽見劉說:“這就是我跟你常提到的郭見恩。”又對我說:“這就是小超大姐。”我早就聽說過鄧大姐的革命經歷,渴望和她會面,這突然來臨的機會,真是喜從天降。

  我想象中的鄧大姐,是一位經過長征,略顯蒼老,有長者風度的老革命家。不料,出現在眼前的卻是一位步履矯健、年輕活潑、風度翩翩、和藹可親的大姐。怪不得當時人們都稱她 “小超”或者“小姑”呢。她穿著一件可身的布旗袍,笑容可掬地望著我。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那隻有力的手緊緊握住我的手。那目光、那手傳遞給我的信息是信任、期待、鼓勵和支持。半個世紀后,這初次見面給我留下的印象,鮮明依舊。

  “基層的辛苦活我們來承擔”

  訓練組有四個黨員,編成一個黨小組。鄧大姐親自參加了第一次黨小組會。她在小組會上的幾句發言,至今我還記得。她說:“婦女工作艱巨復雜,要落實到人,到群眾﹔團結人,要取其所長,不能強人所難。台面上的事情讓“夫人們”去做﹔基層的辛苦活,我們來承擔。共產黨人要一個頂兩個,訓練干部是母雞抱蛋,一本萬利。”當時聽了我還不太明白,后來才逐漸加深領會。

  7月份,我們辦起了第一期戰時婦女干部短期訓練班,招收學員六十多人,為期一個月。結業后學員怎麼安排?我們討論再三,決定組織幾個婦女抗日宣傳隊,到武漢外圍去活動。向大姐匯報后,她表示贊成,但反問:“你們是訓練組,怎麼領導起宣傳隊來呢?”這一問,把大家問住了。她沉思了一會說:“這樣辦吧,把宣傳隊作為訓練班的實習階段。你們幾個人趁二期訓練班還未開始,先親自帶隊去幾個縣工作一段時間。一面取得經驗,一面看情況發展,爭取建立長期的婦女工作隊,深入基層、農村,擴大訓練成果﹔還可以解決部分戰時失學、失業女青年的就業問題。”劉清揚採納了這個意見,向總干事張藹真提出建議,得到了宋美齡批准。命名為“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戰時鄉村服務隊(本文以下簡稱服務隊)。1938─—1940年,訓練組陸續舉辦了五期短訓班,一期高干訓練班,學員近千人,絕大多數組成服務隊,先后到湖北、湖南、四川的七十多個縣的鄉鎮,開展抗日宣傳和婦女兒童工作。服務隊的骨干,指導員、隊長大都是從學員中選拔出來的愛國進步青年。服務隊下基層、到農村,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有的滿身滿頭長虱子。隨著訓練班一期一期的辦,服務隊不斷增加,我對“培訓干部是母雞抱蛋”的道理有了越來越深刻的體會。服務隊一直是由訓練組領導的,直到1940年在重慶,婦指會增設了“戰時鄉村服務組”,服務隊才歸服務組領導,但我們兩個組配合得很好。

  留下來,別出國

  8月下旬,武漢愛國青年自動組織的大型合唱團要到東南亞一帶向華僑宣傳抗日。團的負責人之一陳仁炳(后來是民主同盟成員)到八路軍辦事處請求董必武同志為合唱團物色一位既能唱歌,又能兼任指導員的人。我一直搞青年工作,又能唱女中音,董老認為是合適的人選,征得婦委同意,決定派我去。9月中旬我正帶領一個服務隊在黃被縣活動,得到通知,趕忙向總干事張藹真寫了辭職報告,她將報告轉請宋美齡批示。

  出人意料的事發生了。宋美齡竟然輕裝簡從來到黃破服務隊隊部,見了我頭一句話就是:“郭先生,我不讓你走。”我婉言說明有志出國深造,請她諒解。但她執意不允,強調“婦指會”的工作需要人。還讓我當天就跟她回武漢。這一切自然要向鄧大姐立即匯報了。大姐聽后幽默地說:“宋美齡看上你了。可能是你這樣的清華大學‘洋學生’同她常見到的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士們太不一樣了吧。”鄧大姐收起笑容又說:“她竟親自下鄉挽留你,說明目前她對抗日還是積極的,有心讓 ‘婦指會’的工作搞出點名堂來。也說明你初步得到了她的信任。所以你得留下來,別出國了。請董老再物色別人,你得抓住有利條件放手工作。”鄧大姐就是這樣具體分析和當機立斷地處理問題的。

  9月底,我們辦起了第二期短訓班,當時武漢告急,宋美齡幾乎每天都要到班裡來一次。這期間還曾特地約我,並要我提名另外二至三人,一同到她家作客,和蔣介石共進晚餐。還送我一張他們夫婦的合影。看來是對我留下來不走表示滿意。

  10月下旬,武漢失守前幾天,“婦指會”機關全部撤往重慶,與此同時宋美齡決定:我們訓練組全體工作人員及學員撤往湖南,編成幾個服務隊到湘桂鐵路沿線活動。時局動蕩,一片混亂。我們服務隊也發生了開小差和減員現象。我自己也思想波動,認為還不如到敵后去直接和敵人拼更有用,更痛快。路過長沙我找到周恩來同志,向他提出讓我離開婦指會到敵后根據地去。周恩來同志耐心地說服我,和我談了兩個多小時,強調指出:在當前形勢下,為了堅持團結抗日,粉碎親日投降派的陰謀,更需要加強、發展和鞏固抗日統一戰線。他還告我,鄧大姐托他捎話,要我安心工作,打消去敵后根據地的思想。大姐象個大夫,一下子就抓到我的毛病。我又在極度困難中拼搏起來了。

  當時,不少從武漢撤下來的單位集中在零陵,除我們服務隊外,還有二十集團軍婦女宣傳隊,軍事委員會戰地服務團第十隊,愛國青年自動組織的“一致劇社”分隊,我們合作得很好。先是在零陵縣城,日夜為群眾演出,后來還到冷水灘等鄉鎮活動,宣傳抗日,深受群眾歡迎。輿論界替我們鼓勁。“邵陽力報”專題報導我們的宣傳活動,說是“零陵轟動起來了。”當地男女青年經常來訪,我們幫助他們組織零陵縣青年抗敵歌劇團,團員有一百多人,縣立小學校長余慶湘(余養賢)擔任團長。服務隊還開辦了婦女識字班,手工生產小組,舉行戰時救護常識,婦幼衛生常識講座等活動。宋美齡曾派美國顧問端納到湖南視察,他所到之處都聽到“蔣夫人派來的服務隊很好,很受歡迎”之類的稱贊。地方當局也這樣反映。這中間有真有假,服務隊的指導長是蔣夫人,隊員是蔣夫人的學生,誰能說不好呢!

  但好景不長,不到半年情況發生了變化。1939年國民黨制定了所謂“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實行“反共、限共、溶共、制共”的政策。國民黨特務機關對抗日團體倍加防范,暗中監視,以至破壞。硬在熱情高漲的抗日群眾頭上澆冰水,我們的工作越來越難做了。同時劉清揚從湖南去重慶后,遭人暗算、排擠,工作上也受到嚴重干擾。

  1939年夏末秋初,“婦指會”通知服務隊全部調回四川。我想趁此去新四軍倒是個機會,但組織上不同意,要我立即回重慶。

  你還得留下來,不能去延安

  我到達重慶后第三天鄧大姐約見我,久別重逢格外高興。相互訴說別后情況之后,鄧大姐對我說:“重慶的形勢對你非常不利,前些時候,特務機關不斷來電、來函向宋美齡告狀,說你是共產黨首要分子。”我表示希望去延安。鄧大姐嚴肅地說:“不能這樣,你還得留下來,不能去延安。”我感到困惑不解,望著鄧大姐。她說:“你若去延安等於讓特務機關抓住了証據。他們會以此為借口,大肆造謠中傷,誣陷迫害這裡的進步分於。為了掩護“婦指會”內外眾多的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青年,你得留下來。不但要做最壞的打算,頂住可能產生的壓力和困難,還要善於斗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共同努力,克服分裂、倒退、投降的危險,堅持抗戰。即使對宋美齡,也還要繼續做工作。”我又一次感到內疚,我怎麼老是想著自己,而鄧大姐心裡卻總是裝著別人呢!

  沒過兩天,宋美齡找我個別談話了。她劈頭就是一句:“郭先生,你是不是共產黨?”好在鄧大姐給了我思想准備。我沉著地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大篇。我反問:“誰說我是共產黨?是,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我主張抗日,我主張民主、自由,什麼書什麼報我都要看看,國民黨、共產黨的主張我都要聽聽,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斷。我就是這樣一個青年。難道這就是共產黨?我本是個想做學問的人,原想出國深造,是你把我留下來的。我在湖南帶領服務隊風裡雨裡干了大半年,千裡迢迢回到重慶,想不到反而變成了某些人的攻擊目標,這不公道!我很遺憾。蔣夫人,如果我給你帶來麻煩,我願意辭職,請你決定。”宋美齡始終注意聽,不打斷、不插話。最后她說:“不是就不是嘛,不要再講了。”此后,宋美齡再沒有向我問過是否共產黨的問題。

  不久,我相機向宋美齡建議,應該繼續辦訓練班,爭取四川各縣都有我們派出的服務隊。她表示同意。1939年初到1940年春,環境十分險惡,但我們的工作仍有一定的進展,宋美齡同意辦第四期短訓班,公開招收社會青年數百人。接著辦了一期戰時救護人員訓練班。宋美齡還自己決定辦了一期高級婦女干部訓練班,學員大多數是由各省國民黨黨部保送來的,也公開招收了少數社會青年。此后,宋美齡決定不再辦訓練班了。鄧大姐建議訓練組工作人員爭取以視察員的名義,去各縣服務隊幫助工作。我們這樣做了,形勢雖極度惡化,也頗有收獲。大姐審時度勢,不失戰機的大將才能,令我折服。

  當我做了錯事時

  在“婦指會”,中共黨員沒有發展黨員的任務。總干事張藹真的秘書馮光灌工作認真,正直無私、熱情抗日、思想進步,頗受張藹真的賞識和器重。1940年反共頑固派的氣焰日益囂張,她感到很苦悶。一天晚上她和我談心,忽然說,“我堅決擁護共產黨,但我總是下不了決心加入共產黨,你能替我分析分析這是什麼緣故嗎?“我說:“恕我直言,這是由於你還沒有下決心為革命奉獻自己的一切。你強調非黨員也可以為黨工作,卻又無法擺脫內心的苦悶。”聽了我的話她沉默不語。過了兩天,她又找我說:“你說得對,現在我決心已定。你可否介紹我參加共產黨?”在“婦指會”非黨青年向我試探,要求入黨的不隻一兩個,我總是婉言推卻,從未暴露黨員身份。可這時我覺得馮光灌完全夠黨員條件,竟然未向組織匯報就一口答應介紹她入黨。在我向鄧大姐匯報時,她起先是一怔,嚴厲地瞪我一眼,很快,她眼光變得柔和了。她隻是說:“把她交給我吧!你不要管了。”我理解大姐的心情,她責怪我無組織,無紀律。但她對馮光灌也是了解的,大膽吸收她入黨是可以原諒的,因而終於原諒了我,由她自己來結束這個亂子。鄧大姐遇事總是替人設想,以理服人,從不訓斥人,更不整人。幾十年來,包括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我從未聽人說過鄧大姐“整”過什麼人,倒是她自己曾經被人整過。

  脫離虎口——撤離“婦指會”

  1941年皖南事變,國民黨在重慶大肆逮捕進步人士。春節除夕深夜,南方局緊急通知我們:連夜離開“婦指會”,由組織安排撤離重慶。訓練組的幾個中共黨員都走了,其他組裡許多進步同志也走了。但我不能走。副總干事陳紀彝決定清晨四點鐘去成都,早已指定我隨行。其他人趁春節假期離開,沒人注意。我走則會被人立即發現,並使其他人隨之暴露。我托人向鄧大姐說明情況,建議我暫時不走,先跟陳紀彝去成都,回來后再說。鄧大姐同意我的意見,並叫人捎話一再叮囑,去成都要寸步不離陳紀彝。“她不會讓人當著她把你抓走的。”我平安回到會裡。沒想到陳紀彝主動告誡我:“郭先生,當心點,不要出‘婦指會’大門,如在外面發生什麼事,我管不了。‘婦指會’大門以內,我可以做主。”共產黨人真誠服務精神,終於感動了這位正直虔誠的基督徒,也証明鄧大姐一貫團結、信任、尊重陳紀彝的態度沒有錯。

  那時南方局的同志大部份已撤退去延安,留下少數堅持工作的人,都做了被關進集中營的准備。鄧大姐和張曉梅(南方局婦女組副組長,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婦聯主任)都是留下來的。為保証中共黨員和民主人士安全撤退,她們操碎了心。僅為我的撤退,她們就曾先后兩次冒著被捕的危險和我聯系。第一次因為約會地點突然停電,沒聯系上。第二次好不容易才聯系上。大姐安排我經香港、上海去蘇北新四軍再轉到延安。鄧大姐認為蔡淑美(易星)表現不錯,隻要她願意去敵后,組織上可以幫助她,我們倆人同行,可相互照顧。我沒想到鄧大姐還想到這位當時還是非黨群眾的蔡淑美。我告訴鄧大姐蔡正苦悶得很,曾表示要離開“婦指會”,組織上這樣照顧她,她會十分感動的。鄧大姐給了我一筆可觀的費用,包括倆人沿途吃住以及從桂林飛香港的機票錢。我第一次用組織上的錢,深為激動和不安。皖南事變血跡未干,我們都平安地走了,恩來同志和大姐卻留在重慶。何年何月再見面?能否再見面?握別鄧大姐時,不覺淚下。

  總算盼到了那一天。1950年,整整十年以后,在北京和鄧大姐重新會面了!之后我有幸能經常見到她,並又在她的領導下工作了七、八年。但“文革”期間,咫尺天涯,又是整整十年的分離。

  五十年后

  1988年3月10日“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50周年,全國婦聯和全國兒童工作委員會決定舉行紀念大會。當年曾參加過兒童保育會工作的同志,和保育院師生們,迫切希望鄧大姐出席大會。大會的籌備者要我向鄧大姐轉達他們的要求。正好春節團拜會上我見到了鄧大姐,我要求她讓我在最近期內去拜望她。鄧大姐說,要見我的人排隊的已經有很多了。我說我有急事找您,無論如何請給我一點時間。就這樣,2月22日,鄧大姐約見了我。一踏進西花廳,鄧大姐笑著說:你可是春節后我第一個約見的人啦!我感到一股暖流通過全身。我說:有急事,的確是急事。3月10日“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五十周年紀念大會,當年的保育生大部份已經五、六十歲了,為保育會和保育院做過奉獻的人,今天還活著的大部份也已經七、八十歲了,他們都迫切希望您能出席大會。鄧大姐很痛快地答應說:“‘三八’節的兩次活動,今年我都不去了,但3月10日我一定去。”我高興得笑了起來。在旁的趙煒同志說:“你別高興得太早了,可能會有變化的。這段時間她很忙,特別是全國政協要換屆,她有許多事要做。”我說:賀詞總是要准備的。我請示鄧大姐對賀詞如何寫法,講幾點意見。鄧大姐講了幾點,特別強調絕對不能忘記當年為保育會工作做過貢獻的人們,賀詞要突出這一點。她說:“比如,周小燕的媽媽同董燕良就是一個。周先生是武漢金融界的有名人物,他們夫婦對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工作,特別是在籌措經費方面幫過大忙。還有李德全、曹孟君等人,她們都已去世﹔郭秀儀還健在,我從未忘過她們。”我答應將鄧大姐的意見轉告執筆的同志。她囑咐寫好后送她親自修改定稿。

  2月下旬3月上旬,鄧大姐為全國政協的工作一直很忙,政協常委會3月8日閉幕。她緊接著在3月9日趕著修改賀詞。84歲高齡的鄧大姐親自對賀詞作了認真修改。下午五時,趙煒告我:醫生囑咐大姐要休息,她不能出席10日的大會,但賀詞她已經修改好了,並指定我代表她在大會上宣讀。七時左右我收到修改后的賀詞稿。八點半左右,趙煒來電話說:鄧大姐講,要你在賀詞中一定要加上羅叔章。五十年前羅叔章帶領五百名難童從武漢撤退到鄂北均縣,創辦了直屬第一保育院,自己擔任院長,后不久又跋山涉水轉移到四川合川,歷盡千辛萬苦。我照鄧大姐指示辦了。不料過了一個小時,已經九點半鐘了,趙煒又來電話說:鄧大姐要你還要加一段,戰時兒童保育會撥給陝甘寧邊區保育分會的經費,始終沒有停止過,一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全國解放前夕,張藹真去香港之前,還叮囑留下不走的謝蘭郁(“婦指會”總務組長)將“婦指會”包括兒童保育會的財、物清點保存好,等待共產黨接收。上海解放后謝蘭郁都交給了軍管會,這件事賀詞中值得一提。

  鄧大姐心裡裝著所有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們,五十年后她也沒有忘記!

  《一代偉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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