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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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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同意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現在我就目前人民經濟生活中大家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國家對於糧食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日用消費品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問題,發表一些意見。
  從一九五三年以來,我國市場上出現了若干種日用消費品供不應求的現象。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在小麥遭受凍災的地區,糧食的供求狀況很緊張,下半年,食油、肉類在許多地方也供不應求,不少城鎮中都要排隊購買。適應當時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對糧食實行了計劃收購(即統購)和計劃供應(即統銷)﹔然后對食用植物油也實行了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從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起,又對棉花實行計劃收購,對棉布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糧食、油料、棉花、棉布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無疑是一種重大的措施,它關系到全國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飯和穿衣的問題,也關系到我國城鄉經濟生活的許多方面。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來說,是很必要的。隻有採用這種辦法,才能保証我國人民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機活動,保証市場物價的穩定,才能使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86〕得以順利地進行。
  糧食、油料、肉類、布匹供不應求的原因是什麼?是不是這些物品的生產量減少了?不是的。正相反,解放以來,糧食、油料、肉類、棉花、布匹的生產量都是上升的,而且糧食、肉類、棉花、布匹都超過了抗日戰爭以前的最高年產量。抗戰前五年的糧食平均年產量是二千八百億斤,其中一九三六年產量是三千億斤,可是一九五三年的糧食產量達到了三千三百億斤。抗戰前一九三六年是產棉量最高的一年,那一年的產量是一千六百多萬擔,可是一九五三年棉花產量已經達到二千三百五十萬擔﹔一九三三年是棉紗產量最高的一年,產量是二百四十四萬件,一九五三年是四百零九萬件。一九三六年全國養豬六千三百萬頭,一九五三年就達到九千三百萬頭。隻有油料作物是例外,雖然解放以來是增產的,但是還沒有達到抗戰前的最高水平。根據上述情況可以看出,糧食、棉花、肉類、布匹都已經大大超過了我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就拿油料來說,一九五二年的產量高於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食油供應情況是平穩的。但恰恰是在一九五二年的產量比前兩年提高以后,反而不夠供應一九五三年的需要。這就可以看出供不應求,不是因為這些物品的產量減低,而是在產量增加以后發生的現象。
  那末,供不應求的原因,是否因為出口多了?是否出口數量超過了抗戰前?五年來,我們是有一定數量的糧食、油料、肉類和其他農產品出口的。我們認為這是完全必要的。我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一百多年來受盡了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人民掌握了國家政權以后,我們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改變我們國家經濟的落后狀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進口大量的機器裝備,來建立我國的工業基礎,以便在若干年以后,把我國改造成為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為了進口機器裝備,我們必須用出口物資去交換。我國現在還是一個農業國家,能夠出口的主要物品是農產品。如果在國內消費方面,不能節省出農產品去出口,那末,我們就不可能進口機器裝備來進行工業建設。因此,全國人民應該自覺地節省凡屬可以節省的消費品,以便供應出口。為了保証人民的需要,國家對於糧食、油料、肉類隻准許一定數量的出口,對於其他農產品,那是應該盡可能首先供應出口,出口有余,再來供應國內需要。減少消費,當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們必須在兩者中間選擇一個:或者是暫時減少可以減少的消費,以便完成國家工業化,由此來建立我國能夠進一步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使我們有可能在將來迅速地增加各種消費品的產量﹔或者是盡其所有在國內消費掉,因而不能建設工業,使我國經濟長期處於落后狀態。全國人民自然應該選擇前者,不應該選擇后者。我們以為,不但是現在,而且是今后十多年內,隻能採取節省國內消費、首先供應出口的辦法。隻有工業基礎建立以后,工業裝備的進口可以減少的時候,這種情況才能有所改變。
  我們雖然出口了一定數量的糧食、油料,但是現在比抗戰前出口的數量或是超過不多,或是還有減少。糧食方面,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的四年中,平均每年出口三十一億斤。九一八事變〔160〕以后,東北地區每年出口多少糧食沒有確實材料,因此就難有抗戰前的完整的全國出口數字。根據海關的統計,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的四年中,那時既有大米、小麥進口,也有大豆、雜糧出口,如果拿扣除進口的淨出口來計算,那末平均每年淨出口是二十三億斤。解放以后的出口量,比那一時期每年多了八億斤,從全國糧食產量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大的數目。油料的出口,抗戰前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四年中,平均每年為二十四萬六千噸,解放以后四年中,平均每年為二十三萬六千噸,還減少一萬噸。豬肉出口比抗戰前略有增加,但是豬肉出口數量隻佔解放以來增產數量的百分之六,佔全國豬的產量的百分之二多一點。解放以來,糧食、油料、肉類,每年都有大體相等數量的出口,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市場供求情況是平穩的,到一九五三年才發生供不應求的現象。因此,這些物品供不應求的原因,不能說是由於出口所造成的。
  若干消費品供不應求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人民購買力增長的速度日益超過這些消費品生產增長的速度。這些消費品的產量增加了,但是人民購買力增加得更快。農民購買力提高的事實是很明顯的,他們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幾年的豐收,加上國家對於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比起解放初期來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農民的生活是改善了。過去吃得稀、吃得少的農民,現在吃得干、吃得多了﹔過去為了交租還債、被迫出賣口糧的農民,現在不但不賣口糧,而且無需急於出賣余糧了。城市工礦區和農村經濟作物區的糧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農民不急於出賣他們的余糧,這是一九五三年發生糧食供不應求的根本原因。城市人民購買力提高的事實也是明顯的。幾年來物價是穩定的,工資收入比起解放初期來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最重要的是從一九五三年起,國家開始了規模巨大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全國就業人數又大為增加。這樣,就大大增加了社會工資總量和城市人民的收入。正是由於城鄉人民的收入增加了,才使產量增加了的糧食、油料、肉類、布匹發生了供不應求的現象。所以我們認為,有些人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他們說,抗戰以前國民黨統治時期,對於上述幾種消費品沒有採取配給辦法,現在反而採取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了,看來,現在不如過去了。事實正相反,上述幾種消費品,比抗戰前產量增加了,但是人民的購買力比生產增加得更快。國民黨統治時期產量比現在低,當時不用配給,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那時隻有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有錢,幾萬萬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遠遠不如現在。那時是少數人能夠吃飽、穿暖,現在是幾萬萬翻身了的勞動人民都有飯吃、都有衣穿。隻要全國每一個人一年多穿一件衣服,一年就要多消費三千萬到四千萬匹布﹔多吃一斤肉,一年就要多消費六百萬到七百萬頭豬﹔幾萬萬人的消費水平提高,就會使增產了的消費品發生供不應求。這種情況難道可以說“現在不如過去”嗎?正相反,這恰恰是証明了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比過去好了。
  增加生產是解決供不應求問題的根本辦法,但是產量是不能立刻大量增加的。就現在條件來說,解決消費品供應問題的辦法有兩種:一種是聽任這些消費品被囤積居奇,搶購漲價,那末,得到好處的將是投機商人,吃虧的是廣大的消費者。另一種辦法是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這種辦法既保証商品所有者得到了合理的出賣價格,也保証消費者用正常的價格買到一定數量的消費品。因此,無論對於商品出賣者或廣大消費者都是有利無害的,僅僅對於投機者不利,因為他們無法投機倒把了。我們採取后一種辦法是完全正確的。
  國家對於農民自用以外的剩余糧食、棉花、油料實行計劃收購,是否不利於農民?我們認為,這對於全體農民是有利的。如果不是由國家計劃收購而聽任私商、富農操縱農產品市場,那就是走解放以前的老路。那時能夠等待高價、囤積居奇的只是商人和富農,廣大的農民是得不到絲毫好處的。正相反,在私商、富農操縱的市場上,農民隻能是出賣時被壓價,買進時出高價。國家實行計劃收購以后,農民就再不吃這種虧了。國家規定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牌價,是充分照顧了農民和消費者的利益的,是完全公道的。過去一年,國家在糧食收入和賣出之間,用於運費、雜費的賠貼,就有兩萬多億元〔2〕,世界上到哪裡去找補貼農民和消費者的糧食商人?當然,以國庫補貼糧食的賠損,只是一時的現象﹔但是,僅僅這件事,就可以証明國家充分照顧了農民和消費者的利益,同時,國家賣出糧食的總數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賣給缺糧的農民的。向國家買糧的農民,有一億人口以上,他們或者因為種了經濟作物,或者因為土地少糧食不夠吃,或者因為受了災,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國家供應糧食。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說,農產品的計劃收購,對於農民都是有利無害的。
  面粉、棉布、食油採取定量分配的辦法,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的。定量分配,當然是對於消費的一種限制,但是我們目前採用的定量分配,還不是一種全面的嚴格的定量分配,實際上只是某類物品中,一部分品種實行定量分配。例如北方的面粉是定量分配的,分配量也不多,但是其他糧種並未定量分配〔199〕。棉布是定量分配的〔200〕,但是供應的數量足夠保証每個人必要的衣著。購買力高的人,還可以自由購買絲織品、毛織品、麻織品,因為這些織物並未實行定量分配。食油是定量分配的,對某些城市和鄉村人口的定量也很低,但是肉類和動物油並未定量分配〔201〕。所以,這樣的定量分配,並未全面限制人民的消費。定量分配比之自由購買,對消費者來說當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但是如果聽任商人囤積居奇,搶購漲價,那末,大多數人民不但會更加不舒服,而且許多人可能沒有糧食吃,沒有衣服穿。
  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政策,將來是否會有改變?我們認為計劃收購這個政策,今后要繼續實行下去,是不會變更的。因為一方面,由國家掌握各種貨源是保証國家進行有計劃建設所必需﹔另一方面,保証我國農民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不是發展農村的資本主義,而是經過合作化走向社會主義。取消計劃收購,等於放縱私商和富農去操縱農產品市場,農村的資本主義就會發展。計劃收購是一種使全體農民不受人剝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會主義的步驟。
  計劃供應隻能是一種暫時的措施,隻要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增加了、消費品的生產增加到可以充分供應市場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辦法就應該取消。但是應該看到,取消糧食、油料、布匹計劃供應的日子,並不會很快到來,因為糧食、油料是農產品,布匹的原料也是農產品,而農產品增產的速度是比較緩慢的。因此,我們便不能希望糧食、油料、布匹的計劃供應,會很快取消。相反地,為了適應供求情況,今后幾年內還有擴大計劃供應范圍的可能。我們應該看到,計劃供應並不是供應數量的減少,它是消費水平提高中的節制,就是說,我們的消費水平在目前不能無限制的提高,隻能是逐步的提高。應該看到,對生活水平提高的節制,並不表示國家經濟狀況的后退,正是顯示出國家經濟狀況的前進,這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正常狀態。
  糧食、油料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已經實行了半年多。在過去這段時間內,事實說明了全國人民是贊助政府的。農民熱烈響應國家計劃收購的號召,糧食、油料都超額完成了國家的收購計劃。城鄉糧食計劃供應的情況是平穩的,人民同政府是合作的,國家在糧食方面也超額供應了城鄉人民。全國的市場物價是平穩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政府在這一方面的工作沒有錯誤和缺點,工作中錯誤和缺點是很多的。例如,糧食計劃收購的數量,對某些農戶有偏多偏少的現象﹔對供應農民的糧食分配,並不完全恰當﹔許多集鎮尚未建立起國家領導的、沒有私營糧商參加的糧食市場。由於國家沒有掌握足夠的食油,因此對農村食油供應就很少﹔許多地方的油坊尚未恢復榨油。所有這些錯誤和缺點,都要在我們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
  目前一個嚴重問題是某些農村食油供應量太少。有人問,如何解決?可否減少城市中的供應量來增加到農村去?關於食油問題在農民中有幾種不同的情況:有一部分人食油是有余的,有一部分人食油能夠自給,有一部分人食油不夠自給或者根本沒有。農村中本來可以自行調劑,互通有無的,因為食油供應緊張,這種調劑也減少了,這就更增加了農村供應的困難。城市中食油分配的定量是不高的。以北京為例,每人每月平均不過十兩〔202〕,許多城鎮還比北京少。從城市中減少供應量來供應農村,並不能解決農村的缺油問題。因為城市供應數量中能夠減少的很有限,假定每個人每個月再減少一兩,分到農村去,每個農民分得的還不到二錢。油料是從農村來的,解決農村食油不足的唯一辦法,是增加油料的產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已經規定辦法,要求過去大量種植油料作物的農戶,必須照舊種植,而且要以更多的油料賣給國家,保証國家和城市人民的需要﹔要求過去未能種油料作物的農戶,家家戶戶在地邊上、荒地上廣種油料作物,到明年油料收獲以后,保証家家都能達到食油自給,並且希望以后能夠逐步做到拿出一定數量的油料賣給國家。我們相信,隻要政府規定出適當的辦法,全國農民是能夠同政府合作的,食油供不應求的情況是可以逐漸緩和的。
  為了保障供應,為了鞏固市場物價的穩定,在實行糧食、油料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同時,國營商業對全國私營工廠的產品更進一步擴大了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的范圍,這些措施是必要的,符合於全體人民的利益的。但是,實行這些措施以后,在我國原有的商業關系中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這就是:國家對於某一種物品實行計劃收購或者統購包銷以后,這一行業的私營批發商就減少了貨源,或者沒有買賣可做。國家實行糧食、食油、棉布的計劃供應以后,這些行業的私營零售商,就變成替國營商業執行代銷、經銷業務的零售商。目前國家對他們的政策是這樣:對於私營批發商,能夠繼續經營的讓他們繼續經營﹔國營商業需要他們代理批發業務的,委托他們代理批發﹔能夠轉業的讓他們轉業﹔除此以外,無法經營的批發商從業人員,連同資方實職人員在內,如果他們沒有別的謀生之路,自己又願意,經過訓練,可以由有關的國營公司和合作社依照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工薪待遇,吸收錄用。對於私營零售商,隻要他們誠實地遵守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規定,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將盡可能地委托他們代銷、經銷,他們也可以得到合理的營業收入。但是,凡屬不遵守代銷、經銷的規定,犯有盜竊舞弊行為的人,國家將給以應得的處罰。
  我對於計劃收購、計劃供應的意見就是這樣,是否妥當,希望各位代表指教。
  *這是陳雲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原載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在這次會議上,陳雲同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