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大事年表著作選載評論研究回憶懷念縱論評彈歷史瞬間影音再現紀念場館
 
 中國共產黨新聞>>領袖人物紀念館>>陳雲紀念館>>著作選載>>陳雲文選第二卷
 
市場情況與公私關系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陳雲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關於市場情況,我有這樣幾點估計:
  一、市場還沒有完全活躍起來。在二三月間市場是停滯的,這種停滯現象現在已經有所改進,但是大的改進還需要一個時期,不能希望太快。資本家方面按其對於社會的影響來說,現在是三動七不動,小動大不動。有人說,現在大的資本家不是也動了嗎?我說那是口動心不動,或者說是皮動肉不動。公家怎麼樣呢?公家是七動三不動。什麼沒有動呢?下層沒有動,縣以下的合作社、貿易公司還沒有動,隻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最多的是百分之五十的買賣,其他還在忙於打“老虎”〔149〕,清理積案等工作。這個時期的市場所以能維持,大部是依靠“人工呼吸”的方法。城市裡的加工訂貨,鄉村裡的收購,都是靠國家的力量。從三月到五月,這種情況有變化。但是照現在看起來,要完全變好還要有一個時期。我們的鐵路裝車計劃應該是每天一萬三千個車皮,但今年實際裝車數,最低時降到了七千車皮,四月恢復到八、九千,五月恢復到一萬二千,現在才恢復到一萬三千。我們的百貨公司,今年計劃每天的貿易額應該是三千億元〔2〕人民幣,但是最低時是七百億元,五月下旬到現在是二千六百億元。
  二、中間市場脫節。其表現是國家貿易公司的貨物堆積如山。上海、天津、青島、廣州,每個城市都是如此。到處都叫裝不下,共計有一千萬噸,隻有二百五十萬噸入了倉庫,七百五十萬噸還在露天。去年倉庫也是這樣多,為什麼叫得不那麼厲害,是不是今年的生產品特別多呢?不是。今年生產的東西也不特別多。雖然多收了一點棉花,囤積了一點紗布〔5〕,但是數目不大,總的說來和去年差不多。原因是去年兩個倉庫裝東西,而今年卻隻有一個倉庫裝東西,隻裝了公家的倉庫,沒有裝私人的倉庫。資本家在等著“五反”〔150〕,根本不進東西。
  在城市,物價有倒挂的現象,五月上旬國家貿易公司的牌價比市價高。我們看到這種情況,就把高出的部分降低了一半。在鄉村中,則是市價高於牌價,工業品、土產品都是如此。市價比牌價高,証明農民的購買力提高了,城市裡面的工業品下鄉就會有銷路。
  工業品從大城市到鄉村不是直接下去的,而是從大城市到中等城市,從中等城市到小城市,從小城市再到初級市場。現在有些中等城市,比如蚌埠、徐州、南通、揚州、許昌、濰縣等,因為“五反”,搞得不通氣了。曾山〔151〕同志從上海來北京開會,到蚌埠看了一下,那裡在解放初期市場很活躍,現在是冷冷清清。原因是一百零五家最大的鋪子還躺在那裡沒有動。沒有動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公私關系不協調,一個是“五反”沒有定案。公私關系的問題,我們早就看出來了,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發出了通知,要國營貿易公司趕快加工訂貨,使市場不致停頓。如果能夠定出新的加工訂貨工繳費〔119〕的標准,當然更好,不能定出就按照老標准執行,將來多退少補。中財委〔AA〕的這個命令各地都執行了,上海還規定了具體辦法。現在資本家在公私關系上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但是還沒有完全解決問題。主要原因是他們對“五反”心裡不服,有一個疙瘩。不過,我們現在不從這方面提,還是從稅收、加工訂貨這方面來解決,雷公打豆腐,照軟的來。
  三、國營貿易的比重增加了。這種增加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為什麼是被迫的呢?因為一搞“五反”,資本家不做買賣了,如果不增加國營貿易的比重,加工訂貨也不搞,農村土產沒有人收購,工廠的產品沒有人買,整個社會經濟就要停頓,農民就要罵娘,工人就要失業。昨天收到一個電報,皖南王稼祥〔152〕同志家鄉的農民把合作社打掉了,原因是合作社收茶葉的價錢低。實際上今年的價錢並不比去年低,而且還高一點。如果天津這些地方出產的熱水瓶、皮帶等東西國家不收購,工人也會這樣干。所以國家隻有加緊收購,這樣,國營貿易的比重就增加了。私人一做買賣,這種情況就會改變。這幾天就有變化,北京百貨公司的生意比以前就減少了。國營貿易的比重究竟佔多少為好,我們是有計劃有尺度的。去年國營貿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多一點,今年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們要掌握住這個尺度,不要提高,也不要降低。
  四、在我們的五種人員(稅務局的稅務員、銀行的放款員、企業的採購員、貿易公司的驗貨員、海關的驗估員)中,有一種“寧左勿右”的情緒。他們以前不認真,出了“老虎”,現在認真了,驗貨的規格特別嚴,標准特別高,“次貨”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上海有的地方在驗乒乓球時,還要用顯微鏡一個一個地照。這樣做是不是合理呢?不合理。一般來說,廢品不能高到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工廠就要關門。那末,可以不可以臭罵他們一頓呢?不能。他們現在都不肯干了,都怕當“老虎”,上街是幾個人一起去,跟資本家談話也得幾個人,一個人不敢講,電話一個人也不敢接。什麼原因呢?因為那些倒下去的人跟資本家有勾結,他們也怕,甚至不願意搞這一行了,要求調動工作。再者,我們現在還不可能很詳細地定出一個新的驗貨標准來,所以沒有理由罵他們。應該這樣向他們講:當“老虎”是不對的,跟資本家劃清界限是對的,但你們在改正錯誤的時候做得太過分了一點。這是下層的情況。
  上層的情況怎樣呢?上層機關中很多人打“老虎”去了,留下來的人剛剛“下樓”〔153〕,並且有許多人是穿著短褲子勉強“下樓”的,所以叫做倉卒應戰。“三反”〔139〕、“五反”的面很大,尤其是一搞“五反”,大工廠也不向中小工廠訂貨了,中小工廠生產出來的東西,主要是由國家貿易公司來買。那些次要的零零碎碎的產品,以及農村的土產,如棗子、核桃、藥材等,就難免照顧不到。雖然是倉卒應戰,我看維持得還好,這証明國家經濟力量比以前強了。如果在一九五○年搞“五反”(當然這是不可設想的),國家經濟就沒有力量來維持市場。又要應付“五反”,又要維持生產,又要在農村裡面收購豬肉、雞蛋等東西,國家經濟沒有現在這樣大的力量,是不行的。
  市場可以繁榮,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要繁榮到很正常的程度,還需要經過一個時間。根據什麼說市場可以繁榮呢?這就是社會供銷關系沒有變。去年是供不應求,生產出來的東西可以統統賣掉。現在購買力是不是減退了呢?沒有減退,還有增加。生產是不是增加很多呢?有增加,但並不很多。今年購買力會增加,這可以從下面三個方面來看:(一)農業的收成好。現在麥子已經收了,收成比去年增加,秋季豐收也是有希望的。這樣,農民的購買力就會提高。(二)國家預算比去年大。這一條很重要。國家預算的支出,除了一部分向外國訂貨,大部分都用在國內。預算大,支出的錢會回到市場上去,變成購買力。(三)工業品城鄉價格差額很大。因為現在一些私商都忙於參加“五反”,把城市的工業品運到農村去的人少了,而農民又很需要工業品。隻要有人把東西弄到農村去,農民就會買的。
  把上面幾點綜合起來看,雖然相當大數量的資本家在觀望,國營貿易機構維持市場很吃力,但是市場是可以繁榮的,而且將是比較健全的繁榮。當然,要達到這樣的繁榮,還要經過一段時間。
  下面談談公私關系中出現的問題和我們的對策。
  “五反”之后要退贓補稅。退贓補稅要合適。一開始全國退補的數字達到三十幾萬億元。很多人講:“這回共產黨可發財了,出了這麼個主意,搞到這麼多錢。”其實,現在一個錢還沒有搞到,並且第一季度還少收了五萬億元的稅。在這方面沒搞到錢,可是在另一方面搞到了很多錢。四月底止,財政部庫存十萬億元。因為都在打“老虎”,基本建設不敢用錢,經費也不敢開支了,應該支出的錢都沒有支出。這件事是開國以來沒有過的。另外,節約也見了效果。現在我們算資本家的“五毒”〔154〕帳,是不是算多了一點,是否有點像在農村曾經有過的那種苛刻算法:一隻老母雞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雞,雞裡面又有多少公雞多少母雞,母雞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雞......我看是有的。蚌埠有一百五十家工商戶,資本隻有一萬五千億元,要退補的就達三萬億元。浙江省有幾個工廠,“五毒”帳超過了加工訂貨的全部收入。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腳,也會把真正的“五毒”放過去。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把它核減下來,核減到恰當的程度。這樣,對打“老虎”的同志可能講不通,他們辛辛苦苦打下來的,你一核,核少了,他們可能不願意。可是如果不核下來,我們就站不住腳。同時,還要成立一個接受申訴的機關,如果資本家認為算的太多了,可以申訴。對資本家要加以照顧,繳退補款的時間可以拖長一點。要先活后收,先稅后補。第一先要活,能活就能收,如果先收,就活不了。第二先收稅后補退。稅收最要緊,神聖不可侵犯。財政部沒有錢,什麼事也干不了。先稅后補,就是說你不能大補就小補,小補還不行那就暫時不補,明年再補,但稅一定要收。退補大概能收到四萬億元,稅收要收到七十萬億元。隻有先把小的放鬆一下,把大的收起來,等市場活了以后,那四萬億元也就可能收起來了。如果先補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加工訂貨的工繳費問題。去年我代表財經委員會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報告〔155〕的時候講到,加工費定低了的要提高,定高了的要降下來。這個話現在還有效。有的資本家說:“要我們得合法利潤,但究竟什麼叫合法利潤,總弄不清。”我們准備這樣答復:工繳費的合法利潤可以百分之十,可以百分之二十,也可以百分之三十。我們不把它講成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如果那樣講,下面就容易簡單化,不定百分之十,也不定百分之三十,當中一折,普遍定百分之二十。但有些東西不能到百分之二十,有些東西可能要超過百分之二十。我們要按照生產成本、市場價格和社會需要來定。
  工繳費的利潤是不是適用於一般工業利潤呢?我看也可以適用。如果有人問,工業利潤比百分之三十再高一點行不行?我的意見,隻要不違反國家規定,訂的價格適應社會購買力,也可以不受百分之三十的限制。一切東西都不能超過百分之三十,多一點也不行,這是辦不到的。有些東西是市場很缺少的,人們也願意要,隻有這麼一家生產,它的利潤超過了百分之三十就不允許成交,那是不行的。
  商業利潤怎樣呢?第一,必須遵守國家的貿易政策,遵守《共同綱領》〔101〕的規定。第二,商業利潤不應該高於工業利潤。這只是指一般情況說的,個別的超過了百分之三十,也限制不了。比如某些土特產,農民賣不出去,商人收買的時候價格很低,賣的時候價格很高,利潤超過了百分之三十,你說他是非法還是合法呢?應該承認他是合法的。所以,隻能一般地說商業利潤不應該超過工業利潤,個別的超過也可以,但是不允許投機倒把。
  加工訂貨的規格問題。所有的東西都要定出統一的規格來,是有困難的。因為各地出產不同,要由各城市自己去管,規定本地加工訂貨的規格。六、七兩個月,全國各地應在當地工商局的領導下,與資本家協議,規定加工訂貨的規格。這樣,驗貨員就可以按照規定的標准收貨。
  加工訂貨的定金要多少呢?資本家要百分之七十,這辦不到,最多隻能是百分之三十。這已經很高了,真正要做生意,百分之三十也可以做了。定金不能一次全給資本家,全給了他,他就跟你耍賴皮。過去我們吃過虧。
  中小廠的加工訂貨問題。中小廠的單位比較多,全部兜來還辦不到。有一些落后的中小廠是要倒台的。如北京有的襪子用手指一捅一個洞,國家貿易公司買了十七萬雙,結果賣不出去,浪費了原料。
  名牌貨的問題。如414毛巾〔156〕,固本肥皂〔157〕,這些名牌貨我們要提倡,不要名牌貨不好。買貨的人,都希望買名牌貨。“五一”減價的時候,北京王府井百貨公司買東西的人擠得很,廣播器總喊“不要擠,不要擠”,結果還擠壞了二十多塊玻璃。旁邊私人商店裡的貨和百貨公司的貨是一樣的,而且價錢還便宜,但是人很少。老百姓相信百貨公司,他說到百貨公司買東西上不了當,吃不了虧。我也親身碰到過這樣的事情。早先在上海的時候,世界書局〔158〕、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幾家共同組織了一個書店,我是被派去的一個。有一個人要買小孩用的書包,問多少錢,我說一塊錢。他說,有一塊錢還不如到商務印書館去買哩。實際上是一樣的東西,只是用了另一個牌子,但是他就認為商務印書館的好。老百姓要名牌貨,這個要求是合理的,取消名牌貨不好。現在主要的問題是都不講信用,尤其是紙煙,第一回出廠的很好,第二回、第三回就不知道什麼樣子了。這很不好。對名牌貨不應該打擊,應該鼓勵。當然隻照顧名牌貨,不照顧非名牌貨也不行。過去上海曾經把幾家小毛巾廠合起來,出貨都用414牌,你的質量不高,用人家的名義,把人家的名聲搞壞了,人家是不願意的。
  出口貿易的問題。現在的情況是出口賠,進口賺,所以私人出口生意很難做。他出不了口,就賣給國家,國家貿易公司給他利潤。國家貿易公司賠了錢,就靠進口賺。應該照顧私商。還有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及國內與農民的關系,而且這兩方面的關系是主要的,與私商的關系是次要的。如果我們的國內價格跟著國際上的價格跑,就會在農民中發生盲目發展土產的問題。你說少生產一點,他是不會聽的,因為他是看賣得出錢還是賣不出錢,賣出錢的就多生產。現在我們的農業生產還是分散的。例如,我們說棉田不要再增加了,糧食少了就會發生危險,結果還是增加了幾百萬畝。那怎樣辦呢?就要在價格上想辦法。今年收購棉花的時候,價錢不應提高。我們對農民現在還是拿價格政策來指揮他。如果國際市場價格跌了我們也跌,也會發生問題,我們的貿易公司和合作社就會被打垮。我們在農村裡收購,不能採取資本主義的辦法。要農民從這種生產轉到那種生產,必須給一個過渡時間。這樣就不能跟著國際市場的價格走。國際市場上有幾樣東西,比如豬鬃,如果價格低了,我們就不賣,反正你要靠中國,五月不賣等六月,六月不賣等七月,我們有錢,也不急著賣。出口東西,如果他跌你也跌,完全跟著國際市場價格走,那就不好辦了,外國資本家就會多佔便宜,農民就會不滿意,國家也受損失。
  這樣,私商的生意是不是就難做了呢?是難做的。比如去年雜糧很少,北京和天津就讓老百姓少吃雜糧,多吃面粉。面粉賣五萬多元一袋,比吃雜糧還便宜,就沒有人吃雜糧了。貿易公司賠了多少呢?五千萬斤糧食。如果我們不這樣做,讓商人去搞,那市場上會混亂,買雜糧就會站隊。越買不到就越要買,那就會天下大亂。天下亂好,還是不亂好?當然是不亂好。不採取這樣的辦法,就不能保持價格的穩定。秋季糧食市場價格很低,收購進來,到來年四、五、六月份提高價格賣出去,就會賺一筆錢,但是我們不能採取這樣的辦法。牌價要一年四季差不多,基本上不變。這就發生一個問題,收進來時要付出一筆錢,這錢是哪裡來的呢?從銀行借的,借錢就要付利息。貿易公司要付利息。又要花保管費。私商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容易做買賣。對他們可以不可以遷就呢?不可以,如果遷就了就會天下大亂。總之,與農民的關系及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是主要的,與私商的關系是從屬的。能夠兩全時就兩面都照顧,不能兩全時就照顧主要的方面。
  公私貿易的比重及轉業問題。去年國營貿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到二十,今年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們要保持這個比例。私人方面要有加有減,有的行業要發展,不合社會需要的行業要倒台,要轉業。這是個老問題,去年也討論過。一九五○年提出轉業方向問題時,我們答不出來,現在敢答了。我說方向多得很,鋼鐵、器材、汽油等方面都可以轉,保你賺錢發財。這一點他們也看得很清楚。問題在哪裡呢?就是職工轉業問題。這個問題一時解決不了,還會拖一個時期。中國的失業問題我看還沒有完全解決。是不是可以想一個干脆的辦法,一下子解決這個問題呢?不可以。我們算了一下,百貨公司一個人一天做的生意,能頂私人鋪子五個人一天做的生意,就是說,如果私人鋪子的店員有十個人失業,我們隻能吸收兩個人。隻要我們在北京開一個茶葉公司,很多茶葉鋪子就要倒閉。又比如夫妻兩個開一個鋪子,有事開門,沒有事關門,如果把他們都吸收過來,又讓他們干什麼呢?這個問題不容易解決,我們現在還不能把他們全部包下來。
  銀行利息問題。銀行利息要採取降低的政策,以利於工商業的發展。現在銀行是月利三分,年利百分之三十六。這樣高的利息是無法經營工商業的,資本家與其向銀行借款經營工業,還不如把錢存在銀行裡生利。銀行的利息要降低到什麼程度呢?降低到接近戰前的正常水平,或者稍高一點。比如降低到月利一分,或者一分多一點,年利百分之十到十五。降低銀行的利息,對於工商業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因為銀行利息降低了,資本家就願意向銀行借款來經營工商業。對於國營企業的經濟核算也有好處,因為資本家自己能夠向銀行借錢經營工商業,國營企業就不必要向他們投資了。全國公私合營的銀行有職工約一萬二千人,私營銀行有職工七千多人,共計一萬九千多人。過去私人銀行是靠存款利息和借款利息的差額吃飯的。銀行職員的工資很高,等於我們的一個市長、部長或者局長的收入。現在利息一降低,銀行收入少了,很大一部分私人銀行就必然要倒閉,很大一部分職工要失業。在這些失業的職工中,我們隻能招考一部分,招考來的也隻能按照我們的標准待遇。我們現在是低薪制,從私人銀行裡招考來的人員就不能是高薪。
  銀行的利息以前為什麼不降下來?第一個原因是當時物價穩定還不久,如把利息降下來,就會減少銀行的存款,商人就會從銀行裡提錢到市場上搶購東西。現在這種危險已不存在了。第二個原因是怕私人銀行倒得太快,增加失業人數。現在即使私人銀行的七千多職工都失業,問題也不太大,何況一部分私人銀行要繼續維持,我們還能招七百來人,他們不會都失業。
  稅收問題。這個問題,我們歷來跟資本家有爭論。貨物稅〔69〕(從前叫出廠稅,也叫統稅)爭論不大。工商稅〔70〕中的營業稅是按照營業額的百分比來計算的,現在一般佔營業額的百分之一到三,自從有了統一的發票制度以后,按照發票算帳,爭論也不大。爭論最大的是所得稅。所謂爭論,在稅法上的爭論也不大,主要是在技術上即計算方法上的爭論。有爭論應該用復議的辦法解決。現在稅務局有一個專門的復議委員會,有什麼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到那裡去復議。我們的原則是:不應該收的錢一個不要,應該收的錢一個不少。你們要按照這條原則去處理。
  要防止漏洞。隻要一不小心,開一個漏洞,潮水就可以往裡頭鑽,資本家就可以利用這個缺口來向我們進攻。比如滯納金(所謂滯納金,就是不按期繳納稅款者,按日計算,一天罰應納稅額的百分之三)就不能取消,取消了就會天下大亂。我們有一條規定,就是不管有沒有爭論,要先付錢,不付錢就要罰滯納金,不能因為有爭論就可以緩納。如果說有爭論就可以緩納,他天天可以和我們爭論,我們就會收不到稅。在這一點上不能有任何讓步。
  印花稅是不是要取消呢?印花稅,過去叫憑証稅,實際上是一種小營業稅。一九五○年,上海資本家的代表曾建議取消印花稅,當時我們說國家現在還處在困難時期,還應該繼續維持。印花稅還有一個作用,就是可以推算營業稅,即有防止漏稅的作用。資本家也最怕這一條。所以現在我們還不取消。
  私營工廠的工人工資,也要有一個規定,一般不能超過國營工廠工人的工資。如果不作這樣的規定,資本家就會在結帳時把賺來的錢都算成“工資”,他就可以少納稅或者不納稅。
  資本主義經濟在今天還是五種經濟成〔100〕分之一。隻要資本主義經濟存在,資本家就會在各種政策上跟我們有爭執。稅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稅收問題上發生一些小的爭執,甚至大的爭執是不可避免的。對於這一點,我們要有充分的准備。
  稅收是國家的主要收入,現在佔國家全部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財政收入其余的百分之五十,來自國營企業的佔百分之三十,公糧〔25〕佔百分之十五,其他佔百分之五)。假如稅收發生了問題,整個國家的財政就要發生動搖。因為征收的方法不同,稅收還有畸輕畸重的現象。現在征稅的方法有三種:一種是查帳,一種是民主評議,一種是定級定額。私商要求用查帳的方法征收,能不能都用這種方法征收呢?不能。比方上海,用查帳方法征收的有兩千戶,其稅額佔全部稅收的百分之六十﹔用定級定額方法征收的有幾十萬戶。如果都用查帳的方法征收,那就要把他們的帳簿都拿來查,需要多少人呀!那可做不好。對於這件事情,我特地征求了各省、市委書記的意見。我說,三種方法,不管你們用哪一種,隻要能收到錢就行了。他們說,查帳征收的戶數無論如何不能增加,鋪子不大,每家鋪子都有它的帳目,那裡頭的名堂可多啦!你怎麼給他算呢?搞不贏他們。所以,查帳的面不能擴大,還是來一個民主評議,就是你自己講,大家評,評了以后,如果不同意,還可以復議。當然,這中間可能發生畸輕畸重的現象,應該注意。兩邊吵架的事情還會發生,而且經常會有。我們有一點做得不合理,資本家就到處叫,到處傳,一直傳遍全中國。可是,偷稅漏稅他們不講。我們的辦法再好,他們還是要偷稅漏稅的,隻要資產階級存在,完全沒有偷漏是不可能的。
  有同志問:他們這樣鬧呀,叫呀,我們怎麼辦?回答是:聽他們的正確意見,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但是我們要有一個根本的估計,這就是我們收的稅大體上是恰當的。比如漢口,去年收的所得稅近兩千億元的樣子。所得稅等於所得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亦即所得稅的四倍就是他們的所得額。這樣計算,漢口資本家的所得額是八千億元。天津的資本家去年一年賺了多少錢?我們估計是兩萬億元的樣子。我們收了多少稅呢?隻收了三千億元。如果按照所得稅是所得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來計算,天津資本家的所得額即是一萬二千億元。天津資本家是不是僅僅賺了這麼多呢?我看不止。假設有人問:國家的稅收是不是很重?這個問題一九五○年也有人問過,我說,不輕。我們說重也不好,說輕也不好,應該說不輕。世界上的事情就怪在這裡,我們所有的稅率都是接收孔祥熙〔159〕的,而且還精簡了一點,但是我們還比他們收的多。現在我們一年的稅收,大約合二十三億元光洋〔18〕。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160〕以前,包括東北在內,也不過收八億到九億元光洋。稅率是他們的,我們還加以“精兵簡政”,他們比我們收的少。所以上海的資本家說:“國民黨復雜簡單,共產黨簡單復雜。”國民黨稅務條例多得很,形式上復雜,看起來不好辦,事實上很簡單,隻要賄賂一下就行了。共產黨辦銀行的也好,辦工業的也好,搞稅收的也好,都是從山溝裡來的,土頭土腦,看起來很簡單,但是他們很認真,搞什麼事情就開會討論,一開會就“復雜”了。
  現在的情況,一個是資本家觀望,再一個是部分工人有“左”傾情緒。他們想,搞“五反”,打“老虎”,這一下子可快到社會主義了,現在搞到半途又停下來,所以不滿意。這就需要我們做解釋工作。對於失業工人,我們都要給以救濟,不要使他們鬧架。救濟也花不了多少錢,市場恢復以后他們就會找到職業。
  *這是陳雲同志在全國統戰工作匯報會議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