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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選集下卷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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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共同綱領 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確定了當時我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訂的建國綱領,是全國人民在一定時期內共同的奮斗目標和統一行動的政治基礎。一九五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以前,它起了臨時憲法的作用。——第1、15、23、34、82、99、104、132頁

  〔2〕綏遠 是舊省名。這兩個字原有安撫平定邊遠地區的意思。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和平解放后,同年九月綏遠和平解放。一九五四年該省撤銷,其轄區劃歸內蒙古自治區。——第3、260頁

  〔3〕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即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毛澤東向全會做了報告。會議討論了徹底摧毀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勝利,把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到城市,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任務的問題。同時著重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全會號召,全黨在勝利面前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第9、123、331頁

  〔4〕學田是中國舊時屬於學校的田地,一般為鄉紳所把持。學校以學田的收入作為教師的薪俸和學生的補助等費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中規定廢除學校的土地所有權。一九五○年一月十三日,政務院通過的《關於處理老解放區市郊農業土地問題的指示》中又明確規定學田應一律收歸國有,對依靠學田收入維持的學校,應擬具妥善的辦法,解決其經費問題。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也作了類似的規定。——第20頁

  〔5〕清朝初年,因鄭成功等在東南沿海領導反清的武裝斗爭,清政府厲行海禁,嚴禁人民出海,嚴格限制對外貿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統一台灣后,才允許商民造船出海,並於一六八五年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為通商口岸,允許外商來華貿易。一七五七年,由於英國等殖民者在中國沿海進行非法活動,清政府又下令隻准在廣州通商,並制定了許多外商來華貿易的禁例,繼續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一八四○年至一八六○年,英、法等國家先后發動兩次鴉片戰爭,迫使清王朝簽訂許多不平等條約,開辟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牛庄(后改營口)、登州(后改煙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天津、喀什噶爾等地為商埠,並剝奪了中國關稅自主權,取得了深入內地貿易、自由傳教和招募華工出國等項特權。這樣,它們用炮火打破了清王朝閉關鎖國的局面。后來,人們把鴉片戰爭以后出現的這種形勢,稱為“海禁大開”或“海禁開放”。——第22頁

  〔6〕北洋軍閥 是清末袁世凱在北方幾省首先建立起來的封建軍閥集團。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歸北洋大臣節制。一九○一年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黨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竊取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組織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第一個北洋軍閥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這個集團分別在英、日等帝國主義國家支持下分化為直、皖、奉三系,為爭權奪利彼此間進行過多次混戰。一九二六年皖系軍閥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軍閥被國民革命軍消滅,一九二八年奉系軍閥政府垮台。至此,北洋軍閥反動統治時期結束。——第22、62、95、258、297、318、355、413頁

  〔7〕李儀祉 (一八八二——一九三八),陝西蒲城人,水利專家。一九二二年起,歷任陝西省水利局局長、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等職,曾提出很多治理黃河的意見,主辦過陝西省涇惠、洛惠、渭惠和織女渠等灌溉工程。——第22頁

  〔8〕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曾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部長、行政院院長、中央銀行總裁、中國銀行總裁,長期控制國民黨政府的財權。一九三八年他在任行政院院長時,頒行“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實行所謂戰時經濟管制政策,大幅度壓低棉花價格,對農民進行公開的掠奪。據統計,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陝西每市擔棉花所能換取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隻相當於抗日戰爭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第22頁

  〔9〕花園口的決堤 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炸開黃河大堤的事件。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侵略軍攻佔徐州,隨即沿隴海路西進。六月初,蔣介石下令炸開鄭州以北花園口黃河大堤,企圖以黃河之水阻止日軍西犯。結果不僅未能阻住日軍進攻,反而給人民造成空前災難。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四十余縣被淹,數十萬人溺死,一千多萬人流離失所。大水過后,留下了一片連年災荒的黃泛區。——第23頁

  〔10〕土改 這裡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實現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運動。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區陸續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灣省和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以外,全國的土地改革基本結束,使三億元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第24、41、55、63、80、93、132、162、264頁

  〔11〕侯德榜(一八九○——一九七四),福建閩侯人,化學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先后創辦塘沽永利鹼廠和南京永利硫酸銨廠,一九三九年發明聯合制鹼的生產技術,稱為候氏制鹼法。一九五○年時是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總經理。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任化學工業部副部長。——第25頁

  〔12〕薩福均 (一八八六——一九五五),福建福州人,鐵路工程專家。曾參加修建粵漢鐵路。一九五○年時是西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兼西南鐵路工程局副局長。——第25頁

  〔13〕詹天佑(一八六一——一九一九),廣東南海人,鐵路工程專家。一九○五年至一九○九年主持修建我國自建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今京包線的北京至張家口段),后又主持修建粵漢鐵路。——第25頁

  〔14〕整風運動 指中國共產黨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黨范圍內開展的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經過這個運動,全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這樣一個基本的方向。——第29、123、313、359、412頁

  〔15〕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舉行。毛澤東做《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做《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做《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做《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大會總結了我國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的認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達到了全黨的空前團結。這次大會,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第29、125、303、313頁

  〔16〕大禹 是傳說中我國古代部落聯盟領袖。他率領群眾用疏通江河的辦法治平水患。——第30頁

  〔17〕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莫斯科簽訂,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鑒於國際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決定條約期滿后不延長。——第31頁

  〔18〕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盟國駐日佔領軍最高統帥的咨詢機構。它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的協議在東京設立,由中、蘇、美三國代表各一人和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四國聯合代表一人組成。其主要任務是實現《波茨坦公告》的規定,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並使其走向民主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在該機構的席位仍由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非法佔據著。一九五二年四月該機構由美國單方面宣布解散。——第36頁

  〔19〕李承晚 (一八七五——一九六五),當時是南朝鮮“總統”。——第36頁

  〔20〕遼東省,一九四九年設置,轄今遼寧省東部。一九五四年撤銷,其大部分地區和當時的遼西省合並為遼寧省,部分地區劃歸吉林省。——第36頁

  〔21〕斯德哥爾摩宣言 是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於一九五○年三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通過發表的。宣言要求無條件禁止原子武器,並號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們在這個宣言上簽名。隨后,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個簽名運動。——第37頁

  〔22〕人民代表會議 即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解放初期人民參政的一種形式。其代表由推選、邀請、商定及選舉等方式產生。在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它先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傳達政策、聯系群眾的協議機關,后曾代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休會期間,設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協助人民政府實行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以及負責籌備下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38、58、74、95頁

  〔23〕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全黨學習<斯大林、毛澤東論共產黨員要善於和非黨群眾團結合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與非黨員親密團結這一工作上,是有很大成績的。但是,有一部分黨員,特別是負相當領導責任的黨員,仍然犯著向黨外群眾擺黨員架子,擺革命老資格,不願或不善於和黨外群眾與民主人士合作的關門主義的毛病。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全體黨員認真學習《斯大林、毛澤東論共產黨員要善於和非黨群眾團結合作》這一文件,以加強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及廣大非黨群眾的團結合作。——第39頁

  〔24〕這裡指一九五○年在中國共產黨內進行的整風運動。這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指出全國勝利后新黨員大量增加,其中很多人思想作風不純﹔在老黨員中,也有很多人滋長了驕傲自滿、命令主義作風,少數人甚至貪污腐化,違法亂紀。指示要求全黨在和各項工作任務密切地結合而不是相分離的條件下,用閱讀若干指定文件,總結工作,分析情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等項方法,進行一次整風運動,以整頓全黨首先是干部的作風。——第39頁

  〔25〕這裡指當時流通的舊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發行新人民幣代替舊人民幣,按規定人民幣新幣一元等於舊幣一萬元。——第45頁

  〔26〕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內戰爆發后,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同時派軍隊侵略我國領土台灣。九月十五日又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派兵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隨后越過“三八線”大舉北犯,並且轟炸、掃射中國東北邊境城市和村庄,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為了援助朝鮮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保衛剛剛誕生的新中國,中國人民響應毛澤東主席發出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組織了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開赴朝鮮前線,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抗擊美國侵略軍。十一月四日,中國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堅決支持志願軍的正義行動。全國人民以增產節約、報名參加志願軍、捐獻武器等各種方式全力支援朝鮮前線的作戰。在中朝人民軍隊的沉重打擊下,美帝國主義連遭失敗,被迫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至此,朝鮮停戰實現,中國人民的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第50、87、93、106、148、162、236、273、302頁

  〔27〕華萊士(一八八八——一九六五),原為美國共和黨人,后加入民主黨,在羅斯福任總統期間,曾任農業部長、商務部長和副總統。一九四六年加入美國進步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參加總統競選失敗后,在紐約州經營農業。一九五○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后,他一方面支持美國政府的侵朝戰爭政策,另一方面又在九月二十九日以農人身份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什麼“如果新中國在學會制造卡車和拖拉機之前先學會了制造坦克,這將是一個世界的悲劇”。——第51頁

  〔28〕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時,美、蘇兩國商定在朝鮮國土上以北緯38°線作為兩國接受日軍投降的臨時分界線,分界線以北為蘇軍受降區,以南為美軍受降區。這條線通稱三八線。朝鮮戰爭爆發時,朝鮮人民已在這條線以北地區建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條線以南地區還在美帝國主義扶植的李承晚集團統治下。——第52頁

  〔29〕尼赫魯(一八八九——一九六四),當時任印度總理。——第52頁

  〔30〕這裡指一九五○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美國紐約召開的美、英、法三國外長會議。——第52頁

  〔31〕見本書第37頁。——第52頁

  〔32〕貝文 (一八八一——一九五一),英國工黨首領之一。一九五○年時是英國工黨內閣外交大臣。當時我國同美國尚未建立外交關系,在關於朝鮮戰爭問題上同美國政府的一些交涉,是通過與我國已建立外交關系的印度,再由印度通過英國來進行的。——第52頁

  〔33〕麥克阿瑟(一八八○——一九六四),美國職業軍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任盟國駐日佔領軍總司令,執行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任務。一九五○年六月任“聯合國軍總司令”,指揮侵朝戰爭。——第52頁

  〔34〕甲午戰爭 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國和日本發生的戰爭。這次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蓄意挑起的。日本軍隊先向朝鮮發動侵略並對中國的陸海軍進行挑舋,繼即大舉侵入中國的東北。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中國方面在陸上和海上都遭到失敗,被迫於一八九五年簽訂了《馬關條約》。——第53、297頁

  〔35〕七七事變 也稱蘆溝橋事變。蘆溝橋距北京城十余公裡,是北京西南的門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在這裡向中國駐軍進攻。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推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的影響下,中國駐軍奮起抵抗。中國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戰,從此開始。——第53、321頁

  〔36〕這裡指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五月一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全文共八章二十七條。主要內容是: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第55頁

  〔37〕一九五一年九月起,北京、天津各高等學校的教師進行了有系統的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為了統一領導這一運動,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北京大學教師學習會是這個學習委員會的分會。——第59頁

  〔38〕馬校長 指馬寅初(一八八二——一九八二),浙江嵊縣人,經濟學家。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第59頁

  〔39〕五四運動 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發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英、美、法、日、意等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對德和會9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中國是參加對德宣戰的戰勝國之一,但北洋軍閥政府卻准備接受這個決定。五月四日,北京學生游行示威,反對帝國主義的這一無理決定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妥協。這次運動迅速地獲得了全國人民的響應,到六月三日以后,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廣大群眾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也是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以一九一五年《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創刊為起點的新文化運動,堅起“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五四運動中的先進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使新文化運動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他們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第59、297、303、356頁

  〔40〕陳獨秀 (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編《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五四運動后,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在黨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其后,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后公開進行托派組織活動。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一九四二年病故於四川江津。——第61、301、425頁

  〔41〕章太炎 即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早年參加戊戌維新運動,一九○四年和蔡元培等發起成立光復會,一九○六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前,他先后在《蘇報》、《國粹學報》、《民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革命思想,公開提出推翻清朝統治。——第62頁

  〔42〕《國粹學報》是一九○四年成立的學術團體國學保存會的機關刊物,一九○五年二月在上海創刊。它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愛國保種,存學救世”為宗旨,是一個闡發民族學術傳統、宣傳反清思想但有復古主義傾向的刊物。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后停刊。——第62頁

  〔43〕袁世凱 (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項城人。清末曾任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等職,成為北洋軍閥首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出任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支持下竊取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組織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第一個北洋軍閥政府,對內專制獨裁,對外投降賣國。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同年十二月稱帝,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國人民的反對下被迫取消帝制。——第62、297頁

  〔44〕“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機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凱政府提出的旨在獨佔中國的秘密條款。這些條款共有五號,分為二十一條。主要內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所掠奪的權利,並加以擴大﹔二、承認日本在南滿洲和內蒙古東部享有各種特權﹔三、將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四、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子或租予第三國﹔五、由日本控制中國的政治、財政、警察、軍事大權,允許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廣東各省之間修筑重要鐵路,並承認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資修筑鐵路、開採礦山、整頓海口等優先權。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凱政府對日本的這些要求,除聲明第五號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協商”外,一概加以承認。后來,因為全國人民的一致反對,以及各帝國主義國家在華利益上存在矛盾,日本的這些要求沒有全部實現。——第62頁

  〔45〕中日軍事協定 指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政府在北京先后秘密簽訂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協定以“共同防敵”為由,保証日本軍隊可以在共同進行反蘇戰爭的名義下進入中國境內,並支配中國的有關軍隊。——第62頁

  〔46〕國家主義 是以抽象的國家概念來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的一種資產階級思想。十九世紀開始在歐洲流行。它標榜“國家至上”,主張放棄階級斗爭,效忠於剝削階級的國家﹔有些國家主義者還鼓吹“民族優越論”,制造民族間的矛盾對立,並用保衛祖國的名義鼓動侵略戰爭。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些政治代表,組織了奉行國家主義的中國青年黨,進行反對共產黨和反對蘇聯的活動。——第62頁

  〔47〕少年中國學會 是五四時期建立的一個社團。由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發起,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北京正式成立。這個學會兼容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版刊物有《少年中國》、《少年世界》等。由於會員思想的分化日趨明顯,一九二五年底停止活動。——第63頁

  〔48〕李大釗 (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河北樂亭人。曾任《新青年》雜志編輯,並與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是最早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之一。一九一八年參加籌組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二○年在北京組織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第63、303頁

  〔49〕曾琦(一八九二——一九五一),四川隆昌人。一九一八年參加發起籌組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二三年在法國留學期間與李璜等建立中國青年黨。一九二四年回國,創辦《醒獅》周報,鼓吹國家主義。一九二六年任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一九四五年任該黨主席。解放戰爭時期參加國民黨一手操縱的國民大會,並任國民黨政府委員、總統府資政等職。——第63頁

  〔50〕李璜 一八九五年生,四川成都人。曾參加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二三年在法國留學期間與曾琦等建立中國青年黨。一九二六年任該黨中央執行委員,一九四八年任該黨代理主席。——第63頁

  〔51〕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長沙人。曾參加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青年黨。一九二六年任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三五年任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解放戰爭時期參加國民黨一手操縱的國民大會,曾任國民黨政府農林部部長。——第63頁

  〔52〕基馬爾(一八八一——一九三八)是土耳其民族商業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一九一九年起領導土耳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后,當選為第一任總統。基馬爾主義是以基馬爾為代表的、主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思潮。中國一些資產階級分子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曾高唱基馬爾主義,企圖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第63頁

  〔53〕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廣東花縣人,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的領袖。一八五一年,他和楊秀清等領導群眾在廣西桂平縣的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同清朝的封建統治堅持斗爭十四年之久。——第63頁

  〔54〕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福建閩侯人。曾在英國海軍學校留學。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后,主張君主立憲,變法維新。曾譯赫胥黎《天演論》、亞當·斯密《原富》、穆勒《名學》和孟德斯鳩《法意》等書,傳播了歐洲資產階級的思想。——第63頁

  〔55〕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廣東南海人。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帝國主義打敗后,他聯合一千三百多個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聯名向光緒皇帝上“萬言書”,要求“變法維新”。他主張改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任用他和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參預政事,試圖變法。后來頑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攬政權,維新運動遂告失敗。康、梁逃亡海外,組織保皇會,和孫中山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相對立,成為反動的政治派別。康有為的著作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第63頁

  〔56〕法國大革命 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在法國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它是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一次規模最大、最徹底的革命。——第63、94頁

  〔57〕明治是日本天皇睦仁的年號。明治維新是從一八六八年起在日本明治年間發生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運動。這次改革雖未徹底消滅封建制度,但廢除了封建割據的幕府制度,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並通過一系列措施發展資本主義,使日本很快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第63、321頁

  〔58〕梁漱溟 一八九三年生,廣西桂林人。當時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第67頁

  〔59〕張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天津人,教育家。一九○四年在天津創辦敬業中學堂(一九○七年改名南開學校)。一九一九年任南開大學校長。一九四五年后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致電周恩來總理表示祝賀。——第69頁

  〔60〕翁文灝(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浙江鄞縣人,地質學家。一九四八年曾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不久辭職赴法。一九五一年回國,后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第70、358頁

  〔61〕這是指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來總理署名發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指示》,即本文第二部分:《大力扶植老根據地的經濟和文化建設》。——第75頁

  〔62〕這是毛澤東給老根據地人民的題詞,載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第75頁

  〔63〕這裡指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的《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優待暫行條例》、《革命殘廢軍人優待撫恤暫行條例》等。——第80頁

  〔64〕指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第82、100、108頁

  〔65〕司徒雷登 (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國人,生於中國杭州。一九四六年七月出任美國駐中國國民黨政府大使。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仍然留在那裡觀望。同年八月離開中國。——第86頁

  〔66〕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蘇聯與芬蘭因邊界問題發生戰爭,為此,英、法兩國在美國支持下組織了一支遠征軍擬經瑞典進攻社會主義蘇聯。蘇聯政府警告瑞典政府,希望它不要違反中立政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瑞典政府決定同蘇聯保持正常關系。一九四○年四月初,希特勒軍隊佔領丹麥和挪威后,瑞典面臨被希特勒佔領的威脅。十三日,蘇聯政府向德國駐蘇大使發表聲明說,蘇聯不能讓德國破壞瑞典中立。這個聲明引起了德國政府的重視。瑞典政府對蘇聯這一行動表示感謝。——第89頁

  〔67〕沙文主義 原指資產階級反動的本民族至上主義。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產生於法國,因法國士兵沙文狂熱擁護拿破侖一世的侵略擴張政策,主張用暴力建立法蘭西帝國而得名。它宣揚本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主張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帝國主義時代,沙文主義成為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侵略其他國家和壓迫其他民族的思想工具。——第91、229、440頁

  〔68〕鎮壓反革命 指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國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全國各地殘存著大量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干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反革命分子。他們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為了迅速建立和鞏固革命秩序,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全國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這次運動沉重打擊了反革命殘余勢力,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第93、132、162、204頁

  〔69〕王芸生(一九○一——一九八○),天津靜海人。曾任天津《商報》總編輯、上海《大公報》總編輯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了《資產階級有沒有猖狂進攻?是我們“制造階級斗爭”嗎?》一文。此文經毛澤東作了個別修改后,同年二月十三日為《人民日報》轉載。——第93頁

  〔70〕文藝復興 是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歐洲部分國家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漸形成的條件下,思想和文化范圍內發生的反映新興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大變革。十六世紀資產階級史學家認為它是古代希臘、羅馬文化藝術的復興,所以稱為“文藝復興”。這個時期表現在科學、哲學、文學、藝術、教育方面的人文主義思想,提倡人性,反對神性﹔提倡人權,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反對中古的宗教桎梏,沖擊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在當時歷史上起了很大的進步作用。文藝復興為近代文學、藝術、教育、哲學和實驗科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第94、354頁

  〔71〕美國獨立戰爭 也稱北美獨立戰爭。一七七五年起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的人民先后進行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爭取獨立的資產階級革命戰爭。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發表了《獨立宣言》,正式宣告脫離英國。英國戰敗后,被迫在一七八三年簽訂《巴黎和約》,承認美國獨立。——第94頁

  〔72〕南北戰爭 也稱美國內戰,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國南部種植園主奴隸制與北部資產階級雇佣勞動制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戰爭。在戰爭過程中,代表北部資產階級利益的聯邦政府總統林肯頒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並採取其他民主措施,激發了工人、農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聯邦政府取得了戰爭的勝利。經過這次戰爭,美國的資本主義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第94頁

  〔73〕辛亥革命 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所領導的推翻清朝專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在湖北武昌舉行起義。接著,各省熱烈響應,外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反動統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帝制從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力量很弱,並具有妥協性,沒有能力發動廣大人民的力量比較徹底地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中國仍然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第94、255、290、318、354頁

  〔74〕“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中開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第96、112、162、331頁

  〔75〕“五毒”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一些資本家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經濟情報的五種違法行為。——第96、112頁

  〔76〕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報告了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斗爭和思想改造運動的情況,號召工商界人士積極參加這一運動,進行自我改造。這個報告的要點即本書《“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一文。——第97頁

  〔77〕“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國家機關、部隊和國營企業等單位中開展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第97、112、162、331頁

  〔78〕陳雲,一九○五年生,上海青浦人。一九五二年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和一九六二年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第98、233、405頁

  〔79〕黃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上海川沙人。清末曾考中舉人。早年加入同盟會。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一九四○年底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九四五年底發起建立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第101、357頁

  〔80〕這是唐代初期政治家魏征說過的話,見《資治通鑒·唐太宗貞觀二年》。毛澤東在《矛盾論》等著作中,曾多次引用過這句話。——第103頁

  〔81〕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多次表述過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這裡引用的是毛澤東審閱周恩來一九五三年八月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結論時對過渡時期總路線所作的表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批准並轉發了經毛澤東修改和審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這個提綱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准確的表述,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第105頁

  〔82〕盛丕華(一八八二——一九六一),浙江寧波人。當時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等職。——第106頁

  〔83〕“四馬分肥” 是當時對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分配形式的形象的說法,指企業利潤按國家所得稅金、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獎金和資方的股息紅利四部分分配(參見本書第101頁)。一九五六年全行業公私合營后,資方的股息紅利被定息代替。——第112頁

  〔84〕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當時我國勞動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願聯合組成的集體經濟組織。按照集體化程度的不同,分為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收益按土地和勞力比例分配﹔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入股,也取得合理的代價。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取消了報酬,歸集體所有,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作價入社,完全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第112、215、264、315頁

  〔85〕見毛澤東《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8—100頁)。——第112、114、115、116頁

  〔86〕三大運動 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參見本書注26、10、68.——第112頁

  〔87〕思想改造 指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在我國知識分子中開展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這次運動的主要內容是:組織知識分子學習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學習《共同綱領》,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清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想影響,劃清敵我界限,建立為勞動人民服務的觀點。——第112頁

  〔88〕指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總結了一九四八年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以后,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全國工會工作的經驗,確定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的工會的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積極地完成國家經濟建設計劃,為逐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而斗爭。——第115頁

  〔89〕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劉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所作的報告。——第119頁

  〔90〕指中國共產黨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中提出的、要求全黨高級干部遵守的六條規定。原文如下:“(一)黨的團結的利益高於一切,因此應當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言論和行動的標准,即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不做。(二)黨是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統一的集中的組織,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的中央,因此,必須把任何地區、任何部門的黨的組織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整個黨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反對任何妨礙中央統一領導、損害中央的團結和威信的言論和行動。(三)黨的團結的重要保証之一是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嚴格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因此必須堅決反對分散主義和個人主義,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作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反對不適當地過分地強調個人的作用,反對驕傲情緒和個人崇拜。(四)全黨高級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意見應該經常向所屬的黨的組織報告和反映,其關系特別重大者則應直接向黨中央的政治局、書記處或中央主席報告和反映﹔如果避開黨組織和避開中央來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活動,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來散布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就是違反黨的紀律、破壞黨的團結的活動,就必須加以反對和禁止。(五)全黨高級干部應根據增強黨的團結的原則來檢查自己的言論和行動,凡是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言論和行動都必須改正。(六)對於任何有損黨的團結的言論和行動應當進行批評和斗爭。”——第120頁

  〔91〕《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的著名史論著作。文中敘述了一六四四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領因為勝利而驕傲起來,生活腐化,進行宗派斗爭,以致使這次起義在一六四五年陷於失敗。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02頁)——第123頁

  〔92〕遵義會議 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的錯誤,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第126、302頁

  〔93〕“勞衛制” 這裡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政務院政務會議批准,同年五月至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全國推行的“准備勞動與衛國”體育制度。它規定了當時全國統一的體育鍛煉項目和考核標准。——第129頁

  〔94〕吳傳玉 (一九二八——一九五四),祖籍福建石美(今屬龍海縣),生於印度尼西亞,中國優秀的游泳運動員。一九五一年回國。一九五三年八月在第一屆國際青年友誼運動會上獲得百米仰泳的第一名,在國際比賽中第一次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一九五四年赴匈牙利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第130頁

  〔95〕兩個教育部 指當時的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的職掌范圍是分管全國除高等師范學校、民族學院以外的高等學校﹔除師范學校以外的中等專業學校,工農速成中學及有關留學生派遣、接受等事項。教育部的職掌范圍是分管全國高等師范學校、民族學院、師范學校、中學、小學、幼兒園、成人初等學校、盲啞學校等。——第131頁

  〔96〕亞非會議 也稱萬隆會議,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參加會議的有緬甸、錫蘭(今斯裡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五個發起國,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華人民共和國、埃及等二十九個亞非國家。會議廣泛討論了民族主權、反殖民主義斗爭、世界和平以及與會國之間的經濟、文化合作等問題,發表了《亞非會議最后公報》,提出了著名的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十項原則。——第146、236、274頁

  〔97〕日內瓦會議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中、蘇、美、英、法五國參加所有兩項議題的討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朝鮮李承晚集團及英、美、法以外的其余十二個侵朝國家參加了朝鮮問題的討論,越南民主共和國、老撾、柬埔寨和南越保大政權參加了印度支那問題的討論。關於朝鮮問題沒有達成任何協議﹔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第148、236、274頁

  〔98〕科倫坡五國會議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印度尼西亞和錫蘭(今斯裡蘭卡)五國總理在錫蘭首都科倫坡舉行的會議。會議發表公報呼吁立即在印度支那實行停火,歡迎日內瓦會議通過談判恢復印度支那的和平,並提出了召開亞非會議的問題。——第148頁

  〔99〕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國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統治,先后侵入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發動了印度支那戰爭。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經過八年多的英勇抗戰,迫使侵略者在一九五四年七月簽訂停戰協定。同年八月實現了印度支那停戰。——第148、275頁

  〔100〕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協議 指一九五四年七月在日內瓦會議上達成的《關於在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關於在老撾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關於在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和《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等文件。協議的主要內容是:與會國尊重越南、老撾、柬埔寨的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它們的內政﹔上述三國交戰雙萬同時、全面停火﹔三國不參加任何軍事同盟,不容許外國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法國從印度支那撤軍等。但美國沒有在《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上簽字,隻聲明美國政府將不使用武力去妨礙日內瓦協議的實施。后來美國背棄了自己的諾言,使這一協議遭到了破壞。——第148頁

  〔101〕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第一次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第148頁

  〔102〕指一九五四年三月美國在中太平洋的比基尼島附近的公海上進行氫彈試驗時,使日本船員久保山愛吉得“原子病”致死。——第148頁

  〔103〕茂物會議 是緬甸、錫蘭(今斯裡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五國總理繼科倫坡五國會議后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印度尼西亞的茂物舉行的第二次會議。會議發表了聯合公報,決定聯合發起在一九五五年召開亞非會議。公報申明:召開亞非會議的目的,在於促進各國間的友好合作和睦鄰的關系﹔討論與會各國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問題和關系﹔討論對亞非各國人民具有特別利害關系的問題,例如有關民族主權的問題、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問題﹔討論亞非國家和它們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們對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所能作出的貢獻。——第152頁

  〔104〕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參見本書《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文及題解。——第152、244、478頁

  〔105〕《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提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修正草案。一九六○年四月經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並作為正式文件頒發。綱要全文共四十條,提出了我國農業、畜牧業、林業、漁業、副業以及農村商業、信貸、交通、郵電、廣播、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的發展規劃。關於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綱要規定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在十二年內,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要達到四百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要達到五百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要達到八百斤。——第160、220、434頁

  〔106〕即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文(《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1—583頁)。——第161頁

  〔107〕胡風,一九○二年生,湖北蘄春人,文藝理論家和詩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五五年胡風等人被錯定為“反革命集團”,一九六五年胡風被判刑。一九八○年九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並經過法律程序,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和胡風本人平反。一九八一年胡風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等職。——第162頁

  〔108〕布爾加寧(一八九五——一九七五),當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下面引用布爾加寧的話,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他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所做《關於在工業的進一步高漲、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組織的改進方面的任務》的報告中說的。——第182頁

  〔109〕見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頁)。——第189頁

  〔110〕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一段話,見同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第190頁

  〔111〕《十五貫》是根據清初戲劇家朱素臣的傳奇劇本《十五貫》(又稱《雙熊夢》)改編的昆曲劇目。主要情節是:賭徒婁阿鼠圖財殺死屠戶尤葫蘆,竊去銅錢十五貫,反嫁禍於尤之養女蘇戍娟及身帶十五貫錢的路人熊友蘭﹔無錫知縣過於執主觀地斷定熊、蘇二人通奸殺人,將熊、蘇判處死刑。蘇州知府況鐘奉命監斬時發現疑點,連夜去見巡撫周忱,請求緩刑復查。況親赴現場和民間查訪,終於查明了真凶,平反了冤獄。——第192、334頁

  〔112〕指劇中人物江南巡撫周忱。歷史上的周忱(一三八一——一四五三),明宣德年間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為官清廉,興利除弊,曾與況鐘一起奏請減免江南重賦。——第193頁

  〔113〕這裡指劇中人物蘇州知府況鐘。歷史上的況鐘(一三八三——一四四三),明宣德年間任蘇州知府。任內抑制豪強,嚴懲貪官污吏。曾與周忱一起奏請減免江南重賦。——第193頁

  〔114〕“熊氏二難”指朱素臣著《十五貫》中所寫熊家二兄弟相繼遭難的情節。劇本寫熊友蘭、熊友蕙兄弟都為十五貫錢引起的誤會而遭禍獲罪,蘇州知府況鐘夢見雙熊,疑為冤獄,后親自查訪,終於為二熊昭雪。昆曲《十五貫》在改編時,刪去了有關熊友蕙的情節,剔除了夢見雙熊等封建性糟粕,突出了況鐘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注重調查研究的作風。——第195頁

  〔115〕傳淞 即王傳淞,昆劇演員。當時是浙江昆蘇劇團副團長,在《十五貫》中扮演婁阿鼠。傳瑛即周傳瑛,昆劇演員。當時是浙江昆蘇劇團團長,在《十五貫》中扮演況鐘。——第196頁

  〔116〕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北京人,作家。當時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曾將《十五貫》改編為京劇。——第196、296、317頁

  〔117〕宋景詩(一八二四——?),山東堂邑(今聊城西)人。一八六○年參加魯西農民抗糧斗爭,次年捻軍進入山東時,參加白蓮教起義,率領黑旗軍,轉戰直隸(今河北)、山東邊界一帶。不久被清軍包圍,投降清欽差大臣勝保。后脫離清軍,回到山東家鄉一帶,重舉義旗。一八六五年曾參加圍殲清軍僧格林沁部的曹州大戰,后來下落不明。根據宋景詩的事跡創作的文藝作品有京劇《宋景詩》、電影《宋景詩》。——第197頁

  〔118〕和平解放台灣的號召 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斗”的號召。他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宣布:“凡是願意回到大陸省親會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陸上來。凡是願意回到大陸來參觀和學習的,也都可以到大陸上來。凡是願意走和平解放台灣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灣這個行動中立了功的,中國人民都將按照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凡是通過和平途徑投向祖國的,中國人民都將在工作上給以適當的安置。”——第201頁

  〔119〕中美兩國在日內瓦會談 指中國和美國一九五五年八月開始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大使級會談。雙方商定會談包括兩項議程:一是雙方平民回國問題,二是雙方有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前項議程在同年九月十日達成協議,后項議程一直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七○年二月,中美大使級會談改在波蘭首都華沙舉行。——第201頁

  〔120〕解放戰爭后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區,為了徹底打垮封建勢力,鞏固革命秩序,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軍民開展了大規模的肅清土匪、特務,反對惡霸地主的斗爭。一方面展開軍事活動,清剿土匪,掩護群眾工作﹔一方面發動群眾,進行反惡霸斗爭,摧毀反革命統治勢力,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動員群眾力量支援剿匪的軍事行動。清匪反霸斗爭為以后農村進行土地改革,作好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准備。——第204頁

  〔121〕為了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自一九五五年六月起至一九五六年底,在全國開展了肅反運動。黨政機關、團體、工礦企業、部隊和學校開展的肅反運動,稱作機關肅反或內部肅反﹔農村、街道和私營企業等方面開展的肅反運動,稱作社會肅反。——第205頁

  〔122〕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中央決定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進行一次普遍的審查干部的運動。在這次審干中,一度掀起了所謂“搶救運動”,發生了反特擴大化的嚴重錯誤。這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審查干部的決定》,總結了這次審干運動的經驗。這個決定提出了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等九條方針,反對“逼、供、信”的主觀主義的錯誤方針。十月九日,毛澤東指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斗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這樣,就及時糾正了反特擴大化的嚴重錯誤。——第205頁

  〔123〕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為了便於各級主管機關對建設項目的計劃、設計、施工等工作實行分級管理,按基本建設項目總投資的多少確定一個數額,這個數額稱為限額。如一九五四年規定鋼鐵工業的投資限額為一千萬元,紡織工業的投資限額為五百萬元,其他各項輕工業的投資限額為三百萬元至四百萬元。限額以上項目,一般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第211頁

  〔124〕定息 是我國在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后,對民族資本家的生產資料進行贖買的一種形式,即不論企業盈虧,統一由國家每年按照資本額發給資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定息從一九五六年起支付,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15、360、398頁

  〔125〕定產、定購、定銷 又稱糧食“三定”,是我國政府在一九五五年為了進一步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增產,保証國家和人民對糧食的需要所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定產就是根據田地質量和自然條件,結合經營條件,按正常年景下的單位面積常年產量評定農戶的糧食產量,這是計算國家向農戶購銷糧食的依據。定購是從定產數量中按規定標准扣除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等用糧和實繳公糧后,對剩下的余糧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計算收購數量。一九五五年分戶核定的余糧戶糧食交售任務,在正常的年景下,自同年起三年不變,增產不增購。定銷是對各類缺糧地區按規定標准確定統銷數量。——第216頁

  〔126〕八大 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勢,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陳雲、董必武等作了重要發言。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議》,並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八大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第229頁

  〔127〕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紹興人。當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第231頁

  〔128〕十大關系 指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論十大關系》中論述的十個問題:一、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二、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三、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四、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五、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六、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七、黨和非黨的關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九、是非關系﹔十、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第231頁

  〔129〕三大改造 指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的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第231、395頁

  〔130〕太平洋戰爭 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法西斯聯盟國家與日本在太平洋地區進行的戰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經宣戰,以強大的海、空軍突然襲擊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要海、空軍基地珍珠港,使美國太平洋艦隊遭到慘重損失。十二月八日,美、英對日宣戰。同日,德、意對美宣戰。日本軍隊先后侵佔了東南亞的許多國家和地區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島嶼,后來在太平洋地區各反法西斯國家武裝力量的沉重打擊下,不斷遭到失敗。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第241頁

  〔131〕東土耳其斯坦 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英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策動新疆大伊斯蘭主義分子薩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成立的“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這個政權因分裂祖國,投靠帝國主義,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對,一九三四年二月瓦解。——第259頁

  〔132〕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后,湖北軍政府提出改政體為五族共和。孫中山曾經宣傳過這種思想,主張漢、滿、蒙、回、藏五族一家,立於平等地位,通過五大民族平等參與國家政權,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統一。——第263頁

  〔133〕一九四三年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認為從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各地的宗族,同源於一個始祖,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它們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生活的互相依賴、文化的交流和累世的婚姻關系,逐漸同化、融和為一個“中華大民族”。蔣介石在這裡實質上隻承認有漢族,否定少數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數民族稱之為漢族的大小宗支。——第263頁

  〔134〕程硯秋(一九○四——一九五八),北京人,京劇表演藝術家、京劇“程派”藝術的創立者。抗日戰爭期間拒絕為日偽演出,致力於戲曲理論的研究和戲曲教學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272、296、318頁

  〔135〕這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對中國留蘇學生講話中的一句話,意思是社會主義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力量。見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所刊載的通訊《毛主席會見留蘇學生》。——第274頁

  〔136〕《漢字簡化方案》中的簡化字從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分四批推行。一九六四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根據國務院的批示編印了《簡化字總表》,應用擴大后的簡化偏旁又類推簡化了一部分漢字,使簡化字的總數增加到二千二百三十八個。——第280頁

  〔137〕李鳳蓮 抗日戰爭時期是延安的被服廠工人、勞動模范。一九五八年時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第281頁

  〔138〕李燭塵 (一八八一——一九六八),湖南永順人。當時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第281頁

  〔139〕注音字母 是標注漢字讀音的一套音標。一九一三年由讀音統一會制定,一九一八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后來國民黨政府把它改名為注音符號。——第287頁

  〔140〕見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頁)。——第290頁

  〔141〕鴉片戰爭 是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資本主義的英國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從十八世紀末期起,英國把大量鴉片走私輸入中國,毒害中國人民,並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去廣州禁煙。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則徐下令當眾銷毀從英、美等國不法商人手中繳獲的鴉片二百三十多萬斤。一八四○年,英國借口保護通商,發動侵華戰爭。清政府在戰爭中動搖妥協,隻有部分軍隊和人民群眾奮起抵抗侵略者。英軍除先后在廣東、福建、浙江沿海騷擾並入侵外,又攻佔吳淞,闖進長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從此,中國逐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第291、354頁

  〔142〕清末我國郵政由英國人掌管。郵政式指英國人在郵政業務中用拉丁字母拼寫中國地名時習用的一套拼寫法。——第291頁

  〔143〕威妥瑪式指英國駐中國使館中文秘書威妥瑪在一八六七年發表的漢語官話的拉丁字母拼寫法。——第291頁

  〔144〕盧戇章(一八五四——一九二八),福建同安人,中國文字改革運動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一八九二年發表《一目了然初階》,提出一種拼切漢字讀音的設計方案,他把這種方案稱為“中國切音新字”。——第291頁

  〔145〕國語羅馬字 即“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是用羅馬字母(也叫拉丁字母)拼寫漢語的方案。由“國語羅馬字研究委員會”成員錢玄同、黎錦熙(當時均為國立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趙元任(當時是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教授)等人制訂。一九二六年由國語統一籌備會發表,一九二八年經國民黨政府大學院(教育部)正式公布。——第291頁

  〔146〕拉丁化新文字 是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的方案。瞿秋白在一九二八年起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期間,經常與當時在蘇聯學習的吳玉章、林伯渠等人研究中國文字改革問題,並寫成了《中國拉丁化字母》的小冊子。瞿秋白一九三○年回國后,吳玉章、林伯渠以原有研究成果為基礎,和一些蘇聯語言學家一起研究制訂了中國北方話拉丁化方案。一九三一年九月,旅蘇華僑在海參崴召開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根據上述研究成果制訂的《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的方案。這一方案於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傳到國內,被稱為“拉丁化新文字”。——第291頁

  〔147〕陳叔老 即陳叔通(一八七六——一九六六),浙江杭州人。曾是清末翰林。參加過反對袁世凱的斗爭。一九二七年后擔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抗日戰爭時期,支持抗日救亡活動。抗戰勝利后,參加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會,從事反蔣民主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等職。——第295、357、399頁

  〔148〕張文白 即張治中(一八九○——一九六九),安徽巢縣人。當時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296頁

  〔149〕戊戌變法 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發生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維新運動。當時,中國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逐步地在中國推行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統治的君主立憲制度,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當時還沒有強有力的資產階級,以慈德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堅決反對變法維新。在宣布變法三個多月以后,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幽禁光緒皇帝,殺害譚嗣同等六人,變法遭到失敗。——第297頁

  〔150〕顧頡剛(一八九三——一九八),江蘇吳縣人,歷史學家。當時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第298頁

  〔151〕八旗 這裡指八旗兵。清代常備軍之一。它是分別以正黃、鑲黃、正白、鎮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軍旗為標志的八支軍隊的統稱。每旗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為正副統帥。八旗兵后又分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第298頁

  〔152〕綠營 指綠營兵,也稱綠旗兵。它是清朝政府接明代軍隊建制建立的常備軍。因這些由漢人組成的軍隊使用綠色軍旗,所以稱綠營。——第298頁

  〔153〕湘軍 是曾國藩為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於一八五二年在其家鄉湖南招募、訓練的封建軍閥武裝。因士兵和將領多是湘鄉人,所以稱湘軍。——第298頁

  〔154〕淮軍 是李鴻章為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在曾國藩的支持下,於一八六一年將其家鄉安徽的地主武裝按湘軍的組織形式加以改編組成的封建軍閥武裝。因士兵多是淮南一帶人,所以稱淮軍。——第298頁

  〔155〕新軍 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戰爭后清朝政府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軍制編練的新式陸軍。——第298頁

  〔156〕一九五七年十月,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是當時世界上最新的科學成就。我國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中,有人用放“衛星”來比喻各行各業出現的“高產指標”和“最新成就”。但是當時在浮夸風的影響下,不少部門和單位宣布的“高產指標”和“新技術”、“新產品”是不切實際和不合標准的。——第298頁

  〔157〕黃埔軍校 指設在廣州黃埔的陸軍軍官學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創辦的。中國共產黨曾派周恩來、惲代英、肖楚女、聶榮臻、熊雄等到該校工作。學員中有很多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以前,這是一所國共合作的學校。——第298頁

  〔158〕三二○事變 即中山艦事件,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蔣介石為排擠共產黨人而制造的反共陰謀事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蔣介石指使其親信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向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當時是共產黨員)傳達命令,要他調中山艦到黃埔待命。當中山艦抵達黃埔后,他們又造謠說中山艦要炮轟黃埔軍校、共產黨要趕走蔣介石。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借口共產黨陰謀暴動,逮捕了李之龍,扣留了中山艦,並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隨后又強迫共產黨員從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以及黃埔軍校中撤出。由於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張國燾等人妥協退讓,不敢反擊蔣介石,遂使他的陰謀得逞。——第298、304頁

  〔159〕一九四○年十月,國民黨軍事當局強令長江南北和黃河以南堅持抗日的新四軍、八路軍全部開赴黃河以北。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駁斥這一無理要求,一方面從維護抗日大局出發答應將安徽南部的新四軍部隊調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軍九千余人,取得國民黨當局的同意,向江北轉移。部隊行至安徽徑縣茂林地區,遭到七八萬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經七晝夜浴血奮戰,彈盡糧絕,除小部分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遇害。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第298頁

  〔160〕陳炯明 (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廣東海豐人。一九一七年護法軍政府成立后,任援閩粵軍總司令。一九二○年,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一九二二年發動反對孫中山的軍事政變。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三月,為了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國共合作組織的以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干的革命軍從廣州出發東征陳炯明,打敗了盤踞在東江的陳炯明部的主力。同年十月至十一月,革命軍再次東征,最后消滅了陳炯明的軍隊。——第299、304頁

  〔161〕梁思成(一九○一——一九七二),廣東新會人,建筑學家。清末維新派著名人物梁啟超之子。當時任清華大學土木建筑系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299頁

  〔162〕康同璧(一八八一——一九六九),廣東南海人,清末維新派著名人物康有為之女。當時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第299頁

  〔163〕維新派 指中日甲午戰爭前后主張向西方學習、實行維新變法的資產階級政治派別,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第299頁

  〔164〕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國史學會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聯合舉行學術討論會,紀念戊戌變法六十周年。會議由范文瀾主持。參加會議的有北京的史學工作者和吳玉章、李濟深、黃炎培、陳叔通、陳垣、潘梓年、章士釗、康同璧、梁思成等六十余人。參加會議的同志在發言中談到,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是改良主義運動,但在當時代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具有進步的意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第299頁

  〔165〕共產國際 又稱第三國際,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決定,提議解散共產國際,同年六月共產國際正式宣布解散。——第300頁

  〔166〕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擔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期間,於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后來他接受了黨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認識和改正了錯誤,在黨的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被選為中央委員。——第301頁

  〔167〕三次“左”傾 錯誤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第302頁

  〔168〕江亢虎(一八八三——一九五四),江西弋陽人。早年游歷日本和歐洲。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他標榜社會主義,在上海創辦中國社會黨。一九一三年,該黨被袁世凱政府解散。一九二一年六月他以社會黨人身份列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他為了投靠北洋軍閥,重新組織中國社會黨,次年又改組為中國新社會民主黨。一九二七年,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時,他不得不把這個黨解散。抗日戰爭時期,他投身敵偽政府,墮落為漢奸。——第303頁

  〔169〕黃介民(一八八三——一九五六),江西清江人。早年加入同盟會。一九一九年在上海任中華工業協會總干事,參加過反帝愛國活動。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后,他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辭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候補監委等職務,從事司法和教育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團結委員會委員、江西省人民政府監察廳副廳長。——第303頁

  〔170〕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原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五四運動期間,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周刊,對社會主義和勞工問題作過一些研究。一九二四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歪曲孫中山學說的革命內容,反對共產黨,反對工農運動,為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進行思想上的准備。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后,繼續追隨蔣介石,歷任國民黨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等職。——第303頁

  〔171〕吳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東蓬萊人,北洋軍閥直系首領之一。一九一八年反對皖系首領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主張南北議和。五四運動時,曾以“愛國軍人”姿態,通電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一九二○年聯合奉系推翻段祺瑞政府,隨后曾與蘇俄政府建立聯系。一九二二年將奉系逐出關外后,支持曹錕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殘酷鎮壓京漢鐵路工人運動。一九二六年所部在湖北被北伐軍擊潰。——第303頁

  〔172〕三大 指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以及使國民黨改造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可能性,批評了懷疑國共合作的“左”傾觀點和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觀點,並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這次大會為國共合作進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作了必要的准備。——第303頁

  〔173〕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人。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內曾先后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后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他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的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隨后與紅軍第二、第四方面軍一起北上,十二月到達陝北。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革命,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隨即被開除黨籍。一九七九年死於加拿大。——第304頁

  〔174〕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右派公開進行反革命分裂活動。十一月二十三日,鄒魯、謝持、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會議,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通過反共、反蘇、反對國共合作等議案。隨后,他們在上海另立“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北京等地設立地方黨部,從事反共反人民活動。這批人被稱為西山會議派。——第304頁

  〔175〕一九二四年,英帝國主義用大量金錢、軍火支持廣州大買辦陳廉伯所控制的反革命武裝組織商團,企圖顛覆廣東革命政府。八月,廣東革命政府扣留了陳廉伯為組織武裝叛亂而偷運的軍火。陳指使商團向孫中山請願,並在全省各地煽動罷市。十月十日,廣州群眾為慶祝辛亥革命舉行游行,遭到商團槍擊。參加游行的十六個團體成立了“工農兵學革命大同盟”,發表宣言,堅決要求解散商團,嚴懲凶手。在中國共產黨、廣大工農群眾和國民黨左派的影響和支持下,孫中山採取措施,調集黃埔學生軍、工農武裝及其他軍隊,在十五日消滅了這一反革命武裝。——第304頁

  〔176〕獨立團 指一九二五年冬在廣東肇慶成立的以共產黨人葉挺為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該團以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干,在北伐戰爭中。英勇善戰,戰功卓著。——第304頁

  〔177〕指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一九二七年二月,毛澤東曾將這篇文章送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但是陳獨秀等右傾領導者不予發表。三月五日,這篇文章的一部分首先發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第35、36期合刊上,其余部分在第38、39期上續登。三月十二日,《向導》發表了此文的一部分,當時在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瞿秋白主張全文刊完,被陳獨秀等拒絕。四月,瞿秋白將此文交中共在武漢開辦的長江書局以《湖南農民革命》為書名出版單行本,並為此書寫了序言。——第304頁

  〔178〕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的反革命政變。這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后,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日趨反動。六月十日,汪精衛同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策劃反共﹔十九日,馮又同蔣介石舉行徐州會議,密謀蔣汪合作,共同反共。中國共產黨在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指導思想的影響下,對國民黨的陰謀不加戒備,沒有准備應付突然事變。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公開與共產黨決裂,隨后封閉工會、農會等革命團體,大批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至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第304頁

  〔179〕鮑羅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是蘇聯政府派到廣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國民黨的政治顧問。一九二三年十月到廣州,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政府叛變后回國。——第306頁

  〔180〕葉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廣東惠陽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冬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長。葉挺的部隊指南昌起義前以獨立團為基礎組成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和由獨立團一部分骨干編成的第四軍二十五師。葉挺當時任第二十四師師長。——第306頁

  〔181〕南昌起義 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為了反擊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反革命勢力而在江西南昌發動的武裝起義。起義部隊在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經過激烈戰斗,佔領了南昌城。這次起義打響了中國人民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斗爭的新時期。起義部隊撤離南昌后南下廣東。十月初在潮汕一帶遇到優勢敵軍的圍攻而失敗。保存下來的起義部隊,一部分到達海陸豐地區,繼續堅持斗爭﹔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等率領下,轉移到湘南,發動了湘南起義,一九二八年四月到達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合。——第306頁

  〔182〕羅米那茲 (一八九八——一九三四),蘇聯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中國。此時,武漢政府已經叛變革命,他參加了中共八七會議的領導工作。第306頁。183八七會議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的任務。但是,這次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不認識應當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組織恰當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並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斗爭,因而為后來的“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關於對八七會議的分析,參見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頁)。——第306頁

  〔183)八七會議 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的任務。但是,這次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不認識應當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組織恰當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並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斗爭,因而為后來的“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關於對八七會議的分析,參見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頁)——第306頁

  〔184〕張太雷(一八九八——一九二七),江蘇常州人。一九二○年在北京參加共產主義小組。一九二五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並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中共廣東區委常委和宣傳部長。一九二七年五月在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八月出席黨的八七會議,被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后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十二月領導廣州起義時犧牲。——第306頁

  〔185〕指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蘇聯《真理報》上發表的《時事問題簡評》、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以及九月二十七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說等。見《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98—325頁﹔《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84頁、第132—143頁。——第306頁

  〔186〕譚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廣東高明人。一九二○年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第四、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組織部長、農民部長和武漢國民政府委員等職。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時,是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同年十一月,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當時的“左”傾領導者開除黨籍,后參與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抗日戰爭時期,反對蔣介石的賣國獨裁政策。一九四八年參與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第307頁

  〔187〕廣州暴動 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廣州發動的反擊國民黨反革命勢力的武裝起義。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領導下,駐廣州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聯合廣州工人、市郊農民,經過激戰,佔領了市內絕大部分地區。起義勝利后成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十二日,國民黨反動軍隊在帝國主義戰艦炮火的掩護下,向廣州反扑。張太雷在戰斗中壯烈犧牲。起義部隊十三日被迫撤出廣州。撤出的起義部隊,分別與東江、湖南一帶的革命武裝結合,繼續堅持武裝斗爭。——第307頁

  〔188〕六大 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瞿秋白作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劉伯承作了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會議通過了政治、軍事、組織等問題的決議案,選舉了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這次大會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當時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會議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特別指出了當時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次大會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但也有缺點和錯誤。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適當的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后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於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第307頁

  〔189〕向忠發(一八七九——一九三一),湖北漢川人。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敗后,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一九二八年黨的六大后,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變,二十四日被國民黨槍殺。——第307頁

  〔190〕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一九○六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十月革命后曾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其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一九三七年被開除黨籍,次年被處死。——第307頁

  〔191〕陶裡亞蒂(一八九三——一九六四),曾任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一九二八年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第307頁

  〔192〕米夫(一九○一——一九三八),蘇聯人。一九二八年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兼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一九三○年冬到上海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由於他的支持,王明掌握了黨的最高領導權。——第307頁

  〔193〕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蘇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的緊要關頭,主持召開八七會議。會后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開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在一九三一年一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的打擊,被排斥於黨中央領導機關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魯迅合作從事革命文化運動。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一九三五年二月從江西往福建轉移途中被國民黨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長汀就義。——第307頁

  〔194〕王明 即陳紹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長江局書記。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前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內“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主要代表。抗日戰爭初期,又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他長期拒絕黨的批評和幫助。六十年代后墮落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第308、425頁

  〔195〕改組派 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派系。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政府實行反共后,武漢汪精衛的國民黨和南京蔣介石的國民黨合流。后來,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等不滿蔣介石獨攬權力,於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形成了國民黨中的“改組派”。——第308頁

  〔196〕指一九三○年共產國際東方部作出的《中國共產黨的最近組織任務》、《中國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的任務(草案)》、《關於中國農民問題》、《關於中國蘇維埃問題》、《關於中國蘇區土地農民問題(草案)》、《關於中國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草案)》等六項決議案。——第308頁

  〔197〕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縣人。中國早期北方職工運動的組織者之一,曾創建京綏鐵路工會。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曾任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委員、省委農民運動委員會秘書,抵制過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傾錯誤。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犧牲於龍華。——第309頁

  〔198〕指一九三○年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以后王明寫的《兩條路線》。這是一本宣揚“左”傾教條主義的小冊子,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再版,書名改作《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第309頁

  〔199〕陳昌浩(一九○六——一九六七),湖北漢陽人。當時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第310頁

  〔200〕寧都會議 是中共蘇區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江西寧都召開的會議。這次會議錯誤地批評了毛澤東等提出的向敵人統治力量較弱、黨和群眾力量較強的贛東北發展的正確主張,而要求紅軍去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會后,調毛澤東做政府工作,接著又撤銷了他的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第310頁

  〔201〕羅明,一九○一年生,廣東大埔人。一九三三年任中國共產黨福建省委代理書記時,認為黨在閩西上杭、永定等邊緣地區的條件比較困難,黨的政策應當不同於根據地的鞏固地區。當時黨內“左”傾錯誤領導者把這種意見說成是“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並開展了所謂“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第310頁

  〔202〕鄧 指鄧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廣安人。當時任中共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毛指毛澤覃(一九○五——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當時任蘇區中央局秘書長。謝指謝唯俊(一九○七——一九三五),湖南耒陽人。當時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江西省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樂安中心縣委書記等職。古指古柏(一九○六——一九三五),江西尋烏人。當時任總前委秘書長、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等職。他們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執行正確的防御路線,被黨內“左”傾錯誤領導者指斥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受到了錯誤的打擊。——第310頁

  〔203〕李德(一九○○——一九七四),又名華夫,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一九三二年,受共產國際派遣來中國。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擔任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實際上掌握紅軍的最高指揮權。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他同當時黨內“左”傾錯誤領導者在軍事指揮上實行了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遵義會議前夕,他被取消了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一九三九年,李德離開中國。——第310頁

  〔204〕博古 即秦邦憲(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蘇無錫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自一九三三年九月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起,掌握了紅軍的最高領導權,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錯誤,使紅軍受到極大損失。遵義會議后,被撤銷了紅軍的最高領導權。抗日戰爭初期,在黨中央的長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延安創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一九四五年,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四六年四月因飛機失事遇難。——第310頁

  〔205〕季米特洛夫 (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亞人。一九二一年任工會國際中央理事會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國后,任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第311頁

  〔206〕西安事變 也稱“雙十二事變”。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要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勢下,以張學良將軍為首的國民黨東北軍和以楊虎城將軍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國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拒絕了這個要求,並親自趕到西安積極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楊聯合行動,在西安附近的臨潼扣押了蔣介石,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內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准備乘機發動大規模內戰,犧牲蔣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國共產黨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經過中共代表周恩來以及博古(秦邦憲)、葉劍英等的艱苦工作,終於同張學良、楊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第311頁

  〔207〕第二次王明路線 指抗日戰爭初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隨后,在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時,又擅自發表一些包含有原則錯誤的意見、宣言、決議和文章。他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斗爭,不敢放手發展人民軍隊,不敢在日本佔領區擴大抗日根據地,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由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已經在全黨佔統治地位,王明的這些錯誤隻在部分地區一度得到推行。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了全黨獨立自主地領導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和政策。——第311頁

  〔208〕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3—548頁。——第312頁

  〔209〕毛澤東這篇文章原題為《調查工作》,寫於一九三○年五月,一九六一年三月曾在中國共產黨內印發。一九六四年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時,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第313頁

  〔210〕“五風”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第313頁

  〔211〕指毛澤東主席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在上海寫給李井泉和陳正人的信(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0—581頁)。信中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在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調查研究工作。李井泉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陳正人當時任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農業機械工業部部長,在四川作農村調查。——第314頁

  〔212〕《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對農村中缺乏勞動力、生活沒有依靠的鰥寡孤獨的社員,生產隊在生活上給以適當的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享受這“五保”的社員戶,稱為五保戶。——第315頁

  〔213〕陳總 即陳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樂至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一九六一年出席擴大的日內瓦會議,任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第315、329、399頁

  〔214〕日內瓦會議,這裡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舉行的擴大的日內瓦會議。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后,美國違反日內瓦協議,對老撾進行干涉和侵略,並在一九六○年挑起老撾內戰。為了和平解決老撾問題,中、蘇、美、英、法、老撾、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國、南越(以上為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參加者)、印度、緬甸、加拿大、波蘭和泰國舉行了這次會議。會議最后簽署了《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和《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的議定書》,確認尊重老撾的主權、獨立、中立、統一、領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內政的原則。——第315頁

  〔215〕許明(一九一九——一九六六),河北滄縣人。當時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第315頁

  〔216〕嵯峨浩,一九一四年生,原籍日本,溥杰的夫人。——第316頁

  〔217〕溥杰 即愛新覺羅·溥杰,一九○七年生,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胞弟。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先后三次留學日本,曾任偽滿宮廷侍從武官等職。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蘇軍俘虜,一九五○年八月被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釋放。后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第316、357頁

  〔218〕溥儀 即愛新覺羅·溥儀(一九○六——一九六七),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后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任日本帝國主義一手策劃的偽滿洲國“執政”,一九三四年改稱“滿洲帝國皇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蘇軍俘虜,一九五○年八月被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釋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第316、345頁

  〔219〕嵯峨尚子,日本人,嵯峨浩的母親。——第316頁

  〔220〕宮下明治,日本人。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前,曾是清東陵守備隊的守備人員。嵯峨尚子訪華時,他是隨行人員。——第316頁

  〔221〕嫮生 是博杰和嵯峨浩的女兒,已入日本籍。——第316頁

  〔222〕載濤(一八八七——一九七○),清末曾任軍諮大臣。一九六一年時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第317、357頁

  〔223〕西園寺 即西園寺公一,一九○六年生,日本政界元老西園寺公望公爵之孫。曾任日本參議員、《日曜新聞》編輯、維也納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書記。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年任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副秘書長,常駐中國。——第317頁

  〔224〕干子 即町田干子,嵯峨浩的妹妹。——第317頁。

  〔225〕貝勒 是清代皇室的封爵稱號。清代的爵位分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國公、將軍六級。——第317頁

  〔226〕“滿洲國”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東北后扶植的傀儡政權。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長春成立,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稱“滿洲帝國”。一九四五年隨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而被摧毀。——第317頁

  〔227〕齊白石(一八六四——一九五七),湖南湘潭人,畫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國畫院名譽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第318頁

  〔228〕陳半丁(一八七六——一九七○),浙江紹興人,畫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國畫院副院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第318頁

  〔229〕於非闇(一八八九——一九五九),北京人,畫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中國畫研究會副會長、北京中國畫院副院長。——第318頁

  〔230〕賀龍(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第318頁

  〔231〕查理一世(一六○○——一六四九),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國王。一六四○年爆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一六四二年起他發動內戰,兩度戰敗。一六四九年被國會判處死刑。——第318頁

  〔232〕路易十六(一七五四——一七九三),法國國王。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后,他表面上接受立憲政體,暗地勾結外敵,糾集王黨,企圖鎮壓革命。一七九二年被廢黜,次年一月被處死。——第318頁

  〔233〕威廉二世(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德意志帝國皇帝、普魯士國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革命爆發后逃亡荷蘭。——第319頁

  〔234〕埃及的王室指埃及法魯克王朝。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埃及爆發了由自由軍官組織發動的革命。二十六日國王法魯克被廢黜,當天他逃往國外。——第319頁

  〔235〕指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一書。這本書溥杰曾幫助整理過。——第319頁

  〔236〕這裡指一八九四年所發生的中日戰爭,也稱甲午戰爭。見本書注34.——第321頁

  〔237〕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駐在中國東北境內的關東軍進攻沈陽。這次事件被稱為九一八事變。隨后,日軍向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全面進犯。駐守沈陽和東北其他地方的中國軍隊,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軍得以迅速佔領了這三個省。——第321頁

  〔238〕大谷瑩潤(一八九○——一九七三),曾任日本眾議院議員、參議院議員、法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三年起任中國人在日殉難者慰靈實行委員會委員長,一九六一年五月率領日本“中國殉難烈士名單捧持代表團”訪問中國。——第321頁

  〔239〕土肥原 即土肥原賢二(一八八三——一九四八),日本戰犯。早年被派到中國進行特務活動。曾任日本在沈陽的特務機關長,參與策動日本侵佔我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和策劃建立偽滿洲國的陰謀活動。其后任日本航空總監、駐新加坡的第七方面軍司令官和日本軍事訓練總監。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第321頁

  〔240〕岡村寧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一九三二年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加侵犯上海的戰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歷任日軍侵華第十一軍、華北方面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戰犯名單中,被列為首要戰犯。解放戰爭期間曾充當蔣介石的秘密軍事顧問。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國民黨政府宣判“無罪”,釋放回國。——第321頁

  〔241〕東條英機(一八八四——一九四八),日本戰犯。九一八事變后歷任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官、關東軍參謀長。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任日本陸軍大臣,積極主張擴大侵華戰爭和准備對美英的戰爭。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擔任內閣首相期間,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范圍從中國擴大到太平洋和東南亞地區。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第321頁

  〔242〕板垣征次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日本戰犯。曾參與策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歷任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陸軍大臣、中國派遣軍參謀長、駐朝鮮日軍司令官、駐新加坡的日本第七方面軍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第321頁

  〔243〕華族 指除皇族外有爵位的日本貴族。——第322頁

  〔244〕遠藤三郎,一八九三年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陸軍航空本部總務部長。自五十年代起,曾多次訪華。——第322頁

  〔245〕辻政信,一九○二年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先后在我國東北、馬來亞、菲律賓、緬甸、泰國指揮日本侵略軍作戰。戰后曾當選為眾議員和參議員。一九五七年曾來華訪問。一九六一年四月由泰國至老撾考察途中失蹤。——第322頁

  〔246〕高碕達之助(一八八五——一九六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偽滿洲國政府經濟顧問、滿洲重工業開發公司總裁。戰后多次當選為眾議員和參議員,並先后任國務大臣和通商產業大臣。他積極推進中日兩國民間貿易,曾任日中綜合貿易聯合協議會會長,一九六二年同我國廖承志簽訂發展日中兩國民間貿易的備忘錄。——第322頁

  〔247〕久原房之助(一八六九——一九六五),曾任日本郵政大臣,政友會總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作為日中邦交調整國民會議代表積極參加恢復中日邦交活動。一九五五年任日本“恢復日中、日蘇邦交國民會議”會長,並率代表團訪問我國。——第322頁

  〔248〕指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周恩來邀請文藝界中的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藝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閣座談時所作的《關於文化藝術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問題》的講話。見周恩來《關於文藝工作的三次講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頁。——第324頁

  〔249〕指一九五七年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斗爭。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六月,黨中央發出指示,決定對右派進攻實行反擊。當時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在斗爭中犯了嚴重的擴大化的錯誤。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復查,把錯劃的改正過來。——第327、361頁

  〔250〕“五子登科”原指五代后周人竇禹鈞五個兒子相繼都考中進士(參見《宋史·竇儀傳》)。這裡借用這個詞來說明當時在文藝工作中存在的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等錯誤做法。——第328頁

  〔251〕李維漢(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他在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紅旗》雜志上發表了題為《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爭取勝利的一個法寶》的文章。——第335頁

  〔252〕參見本書注297.——第335頁

  〔253〕周揚,一九○八年生,湖南益陽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第336頁

  〔254〕“的篤班”是越劇形成初期的表演形式。它是清末在浙江嵊縣一帶的山歌小調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演唱時用一個竹節篤鼓、一副檀板伴奏,幾個人幫腔伴唱。因角色從“的、篤”聲中出場,所以有這個稱呼。——第338頁

  〔255〕紹興大班 是紹劇的舊稱,又稱“紹興亂彈”。明末清初形成於浙江紹興,后流行於浙江、上海一帶。——第338頁

  〔256〕陳雲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六月對評彈和其他曲藝發表過多次談話(現已收入《陳雲同志關於評彈的談話和通信》一書中),指出當時的曲藝創作和演出存在著強調了政治一面,忽略了文化娛樂一面的偏向。他還指出廣大群眾在勞動之后喜歡聽一些輕鬆愉快的東西,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過藝術手段來達到。——第338頁

  〔257〕梅蘭芳(一八九四——一九六一),原籍江蘇泰州,生於北京,京劇表演藝術家,京劇“梅派”藝術的創立者。當時任中國京劇院院長、中國戲曲學院院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341頁

  〔258〕聶榮臻,一八九九年生,四川江津人。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第342頁

  〔259〕太平天國時代指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洪秀全、楊秀清等人領導的反對清朝封建統治的農民革命戰爭的時代。——第344頁

  〔260〕章行老 即章士釗(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嚴,湖南長沙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第345頁

  〔261〕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太祖開寶八年》。——第345頁

  〔26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八六三——一九三八),蘇聯演員、導演和戲劇理論家。著有《我的藝術生活》和《演員自我修養》等。他的戲劇理論概稱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第348頁

  〔263〕魏征(五八○——六四三),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在位時,任諫議大夫和秘書監等職。他敢於直言進諫,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第349頁

  〔264〕在一九五八年開始的“大躍進”過程中,由於“左”傾思想的影響,曾把一些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謂具有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都作為“右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為“資產階級白旗”加以批判、斗爭甚至處分。當時把這種作法叫做“拔白旗”。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為在“拔白旗”、“反右傾”等運動中被錯誤地批判和處分的人進行甄別平反。——第350、400頁

  〔265〕郭老 即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樂山人。當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等職。——第355、473頁

  〔266〕范文瀾(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紹興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第355頁

  〔267〕我國封建社會傳統教育以“天地君親師”五者為人類至尊,所以並舉表示崇敬的意思。——第356頁

  〔268〕無政府主義 是十九世紀中葉出現於歐洲的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蒲魯東、俄國的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等。它否認任何國家和政權,否認任何權力和權威,鼓吹絕對自由、極端民主,主張建立一個“無命令、無權力、無服從、無制裁”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思想在中國青年中曾有過較大的影響。一些地方先后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的小團體。最初它們也表現過某些反帝反封建的意願,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些曾經具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青年轉而信奉科學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團體則愈來愈趨於反動。——第356頁

  〔269〕覺悟社 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來等在天津組織的進步青年學生團體。成員有鄧穎超、郭隆真、馬駿、劉清揚等二十余人。主要活動是出版《覺悟》雜志,討論研究新思潮,抨擊孔孟之道,積極領導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一九二○年冬,覺悟社社員分散各地,社的活動無形停頓。以后,它的主要成員大部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第356頁

  〔270〕鄧穎超,一九○四年生,河南光山人。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在天津和周恩來等一起組織覺悟社。下面引用鄧穎超的一段話,是一九四九年她回答《中國青年》雜志記者提問時說的。參見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國青年》第七期上的鄧穎超《五四運動的回憶》一文。——第356頁

  〔271〕基爾特社會主義 也稱行會社會主義(基爾特是英文“行會”一詞的音譯),是二十世紀初英國工人運動中出現的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潘蒂、柯爾等。他們主張一個社會應設立兩個平行的組織:一個是由工人、工程師等按行業聯合組成的產業基爾特,領導和管理生產,一個是作為消費者的組織的國家,負責產品分配和保証全民消費。他們幻想等到基爾特發展到包括全體人民時,就可以和平地代替資本主義國家,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第357頁

  〔272〕費邊社會主義 是以英國費邊社的主張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費邊社是英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八八四年創立的團體,以善於等待時機、實行拖延緩進戰術著稱的古羅馬統帥費邊命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維伯夫婦、肖伯納等。他們以為用溫和緩進的辦法,通過細小的改良就能使資本主義制度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第357頁

  〔273〕劉清揚(一八九四——一九七七),天津人。一九二一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脫離共產黨。一九三一年后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一九四八年進入華北解放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一九六一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第357頁

  〔274〕張申府,一八九三年生,河北獻縣人。一九二○年去法國、德國留學。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四年任廣東大學教授兼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五年脫離共產黨。一九四二年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九四四年改稱中國民主同盟),任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北京圖書館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第357頁

  〔275〕羅素(一八七二——一九七○),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邏輯學家。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曾來中國講學,在舊中國學術界有相當影響。——第357頁

  〔276〕費洛依德(一八五六——一九三九),奧地利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第357頁

  〔277〕愛因斯坦(一八七九——一九五五),猶太人,出生於德國烏爾姆城,是著名的物理學家。他創建的相對論是現代物理學的理論基礎之一。——第357頁

  〔278〕沈衡老 即沈鈞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號衡山,浙江嘉興人。清末曾考中進士。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后在上海任律師。抗戰前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抗戰期間,倡議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后改稱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后,任中國人民救國會主席,積極參加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第357頁

  〔279〕董老 即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清末曾考中秀才。他早年是同盟會會員,參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之后,積極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二年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第357頁

  〔280〕李根源(一八七九——一九六五),雲南騰越(今騰沖)人。一九○五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后任雲南省軍政府軍政部總長兼參議院議長,在一九一八年護法戰爭中被推為駐粵滇軍總司令。一九二三年在北洋政府農商總長任內兼署過國務總理。——第358頁

  〔281〕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績溪人。早年留學美國。一九一七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宣揚實用主義哲學。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主張文學改革,提倡白話文。一九一九年七月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隨后追隨蔣介石,反對人民革命運動。一九三八年任國民黨政府駐美國大使。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九四九年去美國,后到台灣。——第358頁

  〔282〕見列寧《“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出版序言》(《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3—344頁)。——第358頁

  〔283〕定股 是指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時,對原來私營企業的資產和負債,根據公平合理、實事求是的原則,進行清理、估價,以核定私股股額。——第360頁

  〔284〕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和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中以及后來的一些場合講到知識分子問題時,曾引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參見《左傳·僖公十四年》)和“梁上君子”(參見《后漢書·陳寔傳》)作比喻,說明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所依附的經濟基礎那幾張舊“皮”已經不存在了,因此他們不能不依附在公有制這張新“皮”上,即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不能象“梁上君子”(原意指躲藏在梁上的小偷,這裡是借用)那樣,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第363頁

  〔285〕科學工作十四條 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提出、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試行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中央批准這個草案的批語中指出:“做好知識分子工作,很關緊要。”“近幾年來,有不少的同志,在對待知識、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有一些片面的認識,簡單粗暴的現象也有所滋長,必須引起嚴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政策。”草案就正確理解對自然科學工作者的紅與專的要求,正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明確科學研究機構的根本任務(出成果,出人才),保持科學研究工作的相對穩定,保証科學研究工作的時間,改進研究機構中黨的領導方法等問題,作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規定。中央認為這個文件的精神對於一切有知識分子工作的部門和單位都是適用的。——第364、375頁

  〔286〕商等教育六十條 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原則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條。條例草案總結了一九五八年后三年多高等教育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針對當時學校教學質量降低,忽視知識分子作用以及勞動過多等主要問題,規定了高等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主,努力提高教學質量﹔正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做好總務工作,保証教學和生活的物質條件﹔以及改進黨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等。——第364、375頁

  〔287〕工礦企業七十條 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全文共有七十條。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后,由於許多企業沒有實行嚴格的責任制,不講究經濟核算,工資、獎勵制度上存在平均主義,以及黨委包攬企業的日常行政事務等等,相當普遍地出現了生產秩序混亂,瞎指揮、亂操作,設備損壞嚴重,經濟效果很差等問題。針對這些情況,工業七十條草案明確規定了國營工業企業的性質和基本任務,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責任制和各項規章制度,強調計劃管理、按勞分配、企業經濟效果和職工物質利益等項原則。這個條例草案的討論和試行,對於總結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的經驗,貫徹執行當時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促進我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第364頁

  〔288〕文藝方面也提出了幾個初稿,指《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的初稿及《關於劇院(團)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劇院(團)十條”)、《關於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簡稱“電影三十二條”)。從五十年代后期起,在政治、經濟領域“左”傾錯誤的影響下,文藝工作也產生了不少缺點和錯誤,一些文藝領導部門、文藝工作單位和領導文藝工作的黨員干部,沒有正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沒有很好地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對一些文學創作和藝術活動進行了簡單粗暴的批評、限制和不適當的干涉。為糾正這些偏向,在黨中央以及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作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由中宣部起草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十條”),文化部起草了“劇院(團)十條”和“電影三十二條”。“文藝十條”經過充分討論修改,最后改定為“文藝八條”,於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由中共中央批轉,以文化部黨組和全國文聯黨組名義正式下達全國。文藝八條的主要內容是:進一步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努力提高創作質量﹔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和吸收外國文化﹔正確地開展文藝批評﹔保証創作時間,注意勞逸結合﹔培養優秀人才,獎勵優秀創作﹔加強團結,繼續改造﹔改進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劇院(團)十條”和“電影三十二條”沒有形成正式文件,隻作為草案,分別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和十一月十三日印發各省、市、自治區文化局及有關藝術單位征求意見並先予試行。這三個文藝文件的貫徹,對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繁榮和健康發展起了積極作用。——第364頁

  〔289〕參見本書注297.——第370頁

  〔290〕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六十條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條。條例草案針對人民公社內部嚴重存在的隊與隊、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在糾正社、隊規模偏大,公社對下級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經營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作了比較系統的規定。同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又對這個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討論和試行用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進一步規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給制部分,停辦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條的貫徹執行,對恢復農村經濟起了重要的作用。——第73、434頁

  〔291〕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參見本書注287.手工業工作條例草案指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制定的《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全文共三十五條。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后,由於手工業盲目過渡到國營工業和公社工業,並改變生產方向,造成大批手工業者改行轉業,許多日用小商品減產、停產,供應十分緊張。針對這種情況,草案規定我國手工業應有全民、集體和個體三種所有制,以集體所有制為主﹔手工業者必須歸隊﹔生產經營方式要靈活多樣﹔工資制度應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原則,以及供產銷要統籌安排等。——第373頁

  〔292〕為了加強對物資的管理,做好物資供需的平衡,保証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和市場穩定,國家按各種物資對國計民生的重要程度,分三類管理,即由國家統一分配的物資、中央各主管部門分配的物資和地方管理的物資。根據商品對國計民生的重要程度,國家把商品也分一、二、三類管理。地方管理的物資和第三類商品稱三類物資。這類物資品種繁多,生產分散,使用面廣,主要是通過市場調節產、供、銷之間的關系。——第382頁

  〔293〕“六條標准”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原文是:“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應當怎樣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呢?我們以為,根據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這種標准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准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第389頁

  〔294〕胡先骕(一八九四——一九六八),江西新建人,植物學家。當時是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應邀列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第390頁

  〔295〕張際春(一九○○——一九六八),湖南宜章人。當時任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第400頁

  〔296〕這裡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黨委和部隊的負責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稱七千人大會。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報告,初步總結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錯誤,指出全黨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做好調整工作。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著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黨內、黨外充分發揚民主﹔要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對前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第403頁

  〔297〕三面紅旗 指“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願望,但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總路線提出后,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輕率地在全國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打亂了正常的經濟建設秩序,浪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這是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的主要原因。當時由於黨還沒有從根本的指導思想上總結經驗教訓,所以黨的文件中都還使用“高舉三面紅旗”的提法。——第403頁

  〔298〕指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樓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討論了財政、金融、市場以及整個經濟形勢的問題,認為當時財政經濟的困難很嚴重,估計當年的國家預算有很大的赤字。陳雲在會上作了關於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會議一致同意陳雲講話的精神,認為在國民經濟的調整階段主要是恢復經濟,要全黨集中力量增加農業生產和日用品生產,保証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這次會議對扭轉當時財政經濟狀況的被動局面起了重要作用。——第405頁

  〔299〕姚依林,一九一七年生,安徽貴池人。當時任商業部部長、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第406頁

  〔300〕雷鋒(一九四○——一九六二),湖南長沙縣簡家塘(今屬望城)人。一九六○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六一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部隊工程兵某部運輸連班長。一九六二年因公殉職。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卓越的共產主義戰士。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隨后在全國廣泛開展了學習雷鋒的群眾運動。——第417頁

  〔301〕指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第422頁

  〔302〕指毛澤東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中寫的一段話。一九六五年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時,題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第423頁

  〔303〕馬歇爾(一八八○——一九五九),美國民主黨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美國陸軍參謀長。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國總統杜魯門派任駐華特使,一九四六年一月同國民黨代表張群(后為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組成軍事三人小組,他以“調處”為名,參與國共談判,力圖維護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地位。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調處”失敗,不久返回美國。——第424頁

  〔304〕廖魯言(一九一三——一九七二),江蘇南京人。一九六三年時是農業部部長。——第424頁

  〔305〕高崗(一九○五——一九五四),陝西橫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三年調中央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后,積極進行反黨分裂活動。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他的黨籍。——第425頁

  〔306〕指當時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及國務院七十三個直屬機關的主要領導干部。——第426頁

  〔307〕一九六○年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大壩建成蓄水后,發現泥沙淤積嚴重,威脅上游一些地方及水庫本身的安全。為了增加樞紐工程的泄流排沙能力,減輕水庫淤積,有關部門提議:在大壩左岸打兩條泄流排沙隧洞,把八條發電引水鋼管中的四條改成泄流排沙道。這就是后來被批准實施的二洞四管方案。——第436頁

  〔308〕從“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起的這一段話是毛澤東在修改周恩來這個報告的草稿時增寫的。——第441頁

  〔309〕林大夫 即林巧稚(一九○一——一九八三),福建廈門人,婦產科專家。當時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443頁

  〔310〕傅連暲(一八九四——一九六八),福建長汀人。當時任衛生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副部長、中華醫學會會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443頁

  〔311〕蒲輔周(一八八八——一九七五),四川梓潼人。當時任中醫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445頁

  〔312〕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談到林業問題時提出:“林業的經營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代,青山常在,永續作業。”后來,他這一思想發展為以營林為基礎,採育結合,實現青山常在,永續利用,越採越多,越採越好的林業建設的指導思想。——第446頁

  〔313〕四旁 指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第446頁

  〔314〕從六十年代初起,周恩來針對林業生產中重採伐、輕育林的錯誤作法多次指出,長此下去,林業生產在幾十年后就要出現生產中斷的危險,我們將會犯“吃祖宗飯、造子孫孽”的歷史錯誤。——第446頁

  〔315〕梁老 指梁希(一八八三——一九五八),浙江吳興(今湖州)人,林學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林業部部長。——第446頁

  〔316〕前方 指林區和林業生產第一線,后方指林業的領導機關。——第447頁

  〔317〕北方八省 是指長江以北的河南、山東、河北、山西、陝西以及湖北、安徽、江蘇等省。——第447頁

  〔318〕宋慶齡(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廣東文昌人。當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樂山人。當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章士釗(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湖南長沙人。當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程潛(一八八二——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當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廣東南海人。當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傅作義(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臨猗人。當時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水利電力部部長。張治中(一八九○——一九六九),安徽巢縣人。當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紹興人。當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蔣光鼐(一八八七——一九六七),廣東東莞人。當時任紡織工業部部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蔡廷鍇(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廣東羅定人。當時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沙千裡(一九○一——一九八二),上海人。當時任糧食部部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張奚若(一八八九——一九七三),陝西朝邑(今大荔)人。當時任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450頁

  〔319〕這裡所說的副委員長,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副主席,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政副,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副,指國務院副總理﹔兩高,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第451頁

  〔320〕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廣西臨桂人,原為國民黨桂系首領。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國民黨政府副總統,一九四九年一月任代總統。國民黨政權崩潰后去美國。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第451頁

  〔321〕指宋慶齡和她的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及姐姐宋藹齡、妹妹宋美齡。——第451頁

  〔322〕李葆華,一九○九年生,河北樂亭人。當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第452頁

  〔323〕李任之(一九一九——一九八三),廣東東莞人。當時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安徽省副省長。——第452頁

  〔324〕陶鑄(一九○八——一九六九),湖南祁陽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后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起被監禁。——第452、454頁

  〔325〕劉瀾濤,一九一○年生,陝西米脂人。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一九三一年,劉瀾濤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判刑后監禁在北平軍人反省院。一九三六年,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為了開展工作,解決缺乏干部的問題,報請黨中央批准,決定被捕同志履行手續后出反省院。這樣出反省院的共有劉瀾濤等六十一人。對此,中央早已有過結論,沒有當作問題。“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江青伙同林彪等人為了篡黨奪權的需要,到處支持一些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揪斗這批老黨員。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發出文件,錯誤地將這六十一人定為“叛徒集團”。粉碎“四人幫”后,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為這一大錯案進行了平反。——第452頁

  〔326〕九大 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第453、464頁

  〔327〕王思茂,一九一三年生,江西永新人。當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新疆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第453頁

  〔328〕徐海東(一九○○——一九七○),湖北大悟人。曾任紅二十五軍軍長、紅十五軍團軍團長。一九六九年時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第453頁

  〔329〕鄧初民(一八八九——一九八一),湖北石首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454頁

  〔330〕華羅庚,一九一○年生,江蘇金壇人,數學家。當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455頁

  〔331〕西堯 即劉西堯,一九一六年生,湖南長沙人。一九七○年時是周恩來總理派往中國科學院的聯絡員,一九七二年時是國務院科教組組長。——第455、473頁

  〔332〕“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以貫徹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中關於黨政機關干部也要學農、學工的指示為名,把干部集中下放勞動的場所稱為“五七”干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它對一大批干部進行勞動懲罰和迫害。粉碎“四人幫”后,各地“五七”干校陸續停辦。——第455、472頁

  〔333〕張霖之(一九○八——一九六七),河北南宮人。一九五七年起,任煤炭工業部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致死。——第455頁

  〔334〕指當時根據中共中央通知派往北京礦業學院領導該校工作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第455頁

  〔335〕戚本禹,一九三一年生,山東威海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被關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因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第455頁

  〔336〕劉建章,一九一○年生,河北景縣人。一九五四年起任鐵道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被關押。——第456頁

  〔337〕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生,湖北黃安(今紅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第456、460頁

  〔338〕登奎,即紀登奎,一九二三年生,山西武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456頁

  〔339〕肖華,一九一六年生,江西興國人。一九六四年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國慶節前夕被關押。——第457、460頁

  〔340〕李力群,一九二一年生,江蘇宿遷人。當時是國務院科教組工作人員。——第457頁

  〔341〕候寶林,一九一七年生,北京人,相聲表演藝術家。“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被批判、斗爭。——第457頁

  〔342〕商震(一八八七——一九七八),浙江紹興人,國民黨元老。抗戰勝利后,由於不滿蔣介石的賣國內戰政策和反動統治,一九四九年辭去了國民黨政府駐日本代表團團長的職務,留后日本。一九七四年九月正在國內參觀訪問。——第457頁

  〔343〕劉志堅,一九一二年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五七年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國慶節前夕被關押。——第457頁

  〔344〕齊燕鉻(一九○七——一九七八),北京人。一九六○年起任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黨組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一九六六年夏至一九七四年國慶節前夕被隔離審查。——第457頁

  〔345〕衛立煌(一八九六——一九六○),安徽合肥人,原國民黨將領。一九四八年任國民黨軍東北“剿總”司令,因在遼沈戰役中沒有積極執行蔣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軟禁於南京。一九四九年獲釋后去香港。一九五五年三月回北京,后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第457頁

  〔346〕張學鉻(一九○六——一九八三),遼寧海城人,張學良的胞弟。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被關押。——第457頁

  〔347〕張學良,一九○一年生,遼寧海城人,東北軍愛國將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任國民黨軍西北“剿總”副司令時和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一起發動西安事變,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后被蔣介石長期扣押。——第457頁

  〔348〕張學思(一九一六——一九七○),遼寧海城人,張學良的胞弟。曾任遼寧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參謀長等職。“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一九六七年起被關押。——第457頁

  〔349〕呂案解案 即呂正操專案和解方專案。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篡黨奪權,殘酷迫害曾在東北軍和東北各界工作過的呂正操、解方、劉瀾波、張學思、萬毅、閻寶航、高崇民、賈陶等人而蓄謀制造的一個所謂“東北叛黨集團”的假案。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和民主人士曾受到株連。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個案件得到徹底平反。——第457頁

  〔350〕廖志高,一九一三年生,四川冕寧人。當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第459頁

  〔351〕富春 即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第460頁

  〔352〕劍英,即葉劍英,一八九七年生,廣東梅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第460頁

  〔353〕成武,即楊成武,一九一四年生,福建長汀人。當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副總參謀長、代總參謀長。——第460頁

  〔354〕谷牧,一九一四年生,山東榮成人。當時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第460頁

  〔355〕秋裡 即余秋裡,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一九六七年時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七二年時是中共中央委員、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第460、463頁

  〔356〕支左 指在“文化大革命”中派人民解放軍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群眾的人們,是“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的一個方面。這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后果。——第460頁

  〔357〕《六六通令》指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通令》。——第461頁

  〔358〕長汽、二汽、重汽、南汽指第一汽車制造廠(在吉林長春)、第二汽車制造廠(在湖北十堰)、重慶汽車分公司和南京汽車制造廠。——第463頁

  〔359〕指“九一三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乘飛機外逃叛國,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第463頁

  〔360〕地方五小工業 是我國地方小型廠礦的統稱。六十年代一般是指小鋼鐵廠、小煤礦、小電站、小化肥廠、小機械廠,后來又包括小水泥廠等。——第464頁

  〔361〕四個一樣 是對當時在分配方面的平均主義做法的概括說法,即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會干不會干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第465頁

  〔362〕王雲五(一八八八——一九七九),原籍廣東中山,生於上海。他首先將四角號碼檢字法運用於字典。一九四六年后曾任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部長、財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一九四九年去香港,一九五一年到台灣。——第467頁

  〔363〕普列漢諾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前期是俄國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一八八三年創建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翻譯和介紹了許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並先后發表《社會主義與政治斗爭》、《我們的意見分歧》、《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等論著,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后,逐漸轉向孟什維克,后成為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首領之一。——第471頁

  〔364〕劍、春、德指葉劍英、張春橋、李德生。葉劍英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持軍委辦公會議。張春橋、李德生當時是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第472頁

  〔365〕文裕 即張文裕,一九一○年生,福建惠安人。當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四○一所副所長。——第473頁

  〔366〕指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第二機械工業部四○一所一部張文裕等十八位科學工作者寫給周恩來總理的信。這封信反映了我國高能物理研究的情況,提出了發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議。——第473頁

  〔367〕指物理學家薩拉姆教授,當時是巴基斯坦總統科學顧問。一九七二年九月五日,周恩來在和他談話中,強調了自然科學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第473頁

  〔368〕指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第二機械工業部四○一所一部提出的關於發展高能物理方向任務的請示報告。——第473頁

  〔369〕朱光業,一九二四年生,湖北武漢人。當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第473頁

  〔370〕中國方面提出的中日復交三原則是: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第4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