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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思想和實踐
李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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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之所以成為一個偉人,除了時代條件之外,最主要的是由於他有一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証唯物主義武裝起來的頭腦,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求同存異,這是周恩來之為周恩來的特色。下面擬就周恩來求同存異思想和實踐的一些主要之點,作一探討。

  求同不求異,努力尋找共同點

  縱觀周恩來的一生,在黨內和革命隊伍內部,無論是什麼樣的人,有著怎樣的脾氣、性格、思維方式和觀點上的不同,隻要他願意參加革命和建設(對於黨內來說隻要他遵守黨章和黨的基本路線),周恩來都能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與之合作共事。這種求同存異思想在他的統一戰線和外交工作中則表現得更加明顯。周恩來在七大的報告《論統一戰線》就是強調要“懂得這個統一性和區別性的道理”。①解放后他又強調,“我們同黨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們的好意見,豐富我們的主張。隻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別是允許的。”②周恩來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求同存異思想的體現。周恩來在運用唯物辯証法的矛盾學說來分析和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團結問題 時,不僅注意到矛盾雙方的對立性或斗爭性,而且注意並且特別注意矛盾雙方的同一性、統一性。他在保持絕對的、無條件的斗爭性繼續存在的前提下,突出發揮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從而創造出“求同存異”這一活生生的辯証法。矛盾同一性的作用突出表現在團結和合作上,周恩來的求同存異,目的就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更多可以動員的因素”,③以利於革命和建設。他說,“干革命,人越多越好,為了團結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異’。”④周恩來善於團結、善於解決復雜矛盾和外交難題,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他善於求同存異。

  周恩來善於求同存異,首先在於抱著求同不求異的態度。周恩來在1954年談到推進中英關系、爭取和平合作時說:“我們和英國是有同有不同的,我們的態度是求同而不求異。”⑤事實証明,這種態度對於求同存異來說是很重要的。1955年萬隆會議開幕時,一些代表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攻擊,並暗示中國有顛覆鄰國的意圖。會議面臨著有可能分裂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利用午休時間草擬一個補充發言,一上來就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⑥周恩來的這種求同不求異的態度立刻使人們深刻地感受到,中國是真誠地和迫切地要同別的國家友好相處、共同發展的,於是會議馬上改變了氣氛。

  周恩來關於求同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主張“先把雙方不同的立場說清楚,然后找共同點,”認為“這才是誠實的態度,這樣才能相處下去。”⑦周恩來所求的同是以差異為前提和基礎的同,是具體的、活生生的同。他說,“團結是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們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間有時是有矛盾的。”⑧他在談到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時說:“我們不可能設想,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鐵板一塊,大家都是一個想法,對任何問題的看法都一樣。如果我們的統一戰線是這樣,它就不能發展,就會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⑨同樣,他認為,國與國之間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的不同是存在的,但這種情況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因此對於差異不必諱言。在著名的萬隆會議上他就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明確說“我們應該承認,在亞非國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⑩1972年他在談到中美友好來往的大門終於打開了的時候說,“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是,這種分歧不應當妨礙中美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系,更不應該導致戰爭。”11他在講到中日關系時也是指出,“中日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但這不應該成為我們兩國平等友好相處的障礙。”12這種先承認差異的存在,同時又認為異不礙同的求同方式,完全是一種辯証的、實事求是的求同方式,它就是辯証法在實際工作中的運用。

  1972年在上海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就是一個先講清差異,再在差異基礎上求同的典型。它是周恩來的杰作。美方原來草擬的公報隻強調共同點,不提雙方分歧,希圖以此顯示他們中國之行的巨大成果。對此,周恩來一開始就明確表示不同意,認為必須擺明雙方根本性的分歧,如果用外交語言掩蓋中美之間實際存在的巨大分歧,偽裝觀點一致,既不解決問題,又會導致更深的矛盾。相反,公開擺明分歧,就是解決矛盾的開始,也是通向未來的第一步。13中方按此精神准備了一份公報草案,它由雙方各自闡述不同的立場觀點開始。中方已經闡明了中國政府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看法,留下一些空白頁由美方來填寫他們的觀點。這樣,一個別具風格的上海公報形成了。它的公布,為此后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礎,為兩國關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周恩來說:“鋼鐵和水泥是性質不同的物質,把它們結合起來,就變成鋼筋水泥那樣強有力的東西。科學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質組合、統一起來,難道不能把有不同見解和脾氣的人統一起來嗎?”對於周恩來來說,“團結就是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善於團結的人,就是善於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14共同點是矛盾各方統一的基礎。他說這便是所謂“共信不立,互信不生。”15沒有共同的信念、願望和要求,就不會有互相信任和團結。所以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就在於“要求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立場”,16同樣,國際上的統一戰線和團結也在於找出共同點。“世界各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各有不同,很難一致起來,我們要找共同點”。171973年周恩來同美國一位客人談到尋求不同政治制度下有利於雙方發展貿易的辦法時說:“我們兩國社會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礎上怎麼找到有利於雙方發展貿易的辦法,這需要研究對方,了解對方。”18周恩來是一個善於熟悉和了解矛盾雙方的人,所以他也就善於找到矛盾雙方的共同點。1930年周恩來奉共產國際之命負責處理當時所謂立三路線問題,他一方面實事求是地批評李立三“對目前的革命發展形勢在程度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量”,另一方面又實事求是地肯定了立三路線與國際路線的一致性,指出二者都是主張爭取廣大群眾,組織革命的戰爭,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等等。19這些共同點的指出,使李立三由原先的對抗態度轉為心說誠服,從而順利地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在共產黨同宗教的關系上,周恩來也能找出二者的共同點。“佛教是唯心論,共產主義是唯物論,兩者在思想上不一致。但從政治上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共同反對外來干涉、爭取民族獨立、愛祖國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20當萬隆會議面臨分裂危險時,周恩來在承認亞非國家有著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努力尋找共同點,指出亞非國家“處境大致相同”,有著“共同的基礎”,“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21因此亞非國家有許多共同的重大問題需要解決,亞非國家應當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應互相疑懼、排斥和對立。當會議進入實質性的討論時,有的代表提出應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亞非國家相處的准則,有的代表則以“和平共處”是共產黨用語等理由表示反對,關鍵時刻周恩來又指出:“我們應該以要求和平合作為共同基礎,來解決現在正在討論的問題。”“在座的有些代表說,和平共處是共產黨用的名詞。那麼我們可以換一個名詞……在聯合國憲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處’的名詞,這是我們應該能夠同意的。我們應該能夠站在聯合國憲章的立場來謀求和平合作。”22 1972年周恩來在和美方商談中美聯合公報草案時對基辛格說:“我們雖然有巨大分歧,也有一些共同的觀點,特別是關於霸權,都表示不謀求霸權,都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霸權的努力。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23這樣,整個會談的氣氛就緩和了下來。事實証明,隻有找出共同點,才能使矛盾雙方在共同基礎上達到團結一致和諒解。

  周恩來所謂“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還意味著把找到的共同點、共同的願望、要求和辦法肯定下來,確定為一些原則,讓大家來遵守,做到彼此約束,從而達到統一和團結。在亞非會議上,周恩來在找到亞非國家的共同基礎、共同願望和要求后,就接著指出:“會議應將這些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我們中間的主要問題。”24他在亞非會議政治委員會會議上的發 言又強調:“我們首先應該確定一些原則,讓我們大家來遵守…… 如果不確定一些共同的原則,我們如何能夠彼此約束?”他舉例說, 中國總理訪問印度和緬甸以后,就同印度和緬甸的總理共同提出並承認五項原則,彼此受此約束。25在他的積極參與和指導下,萬隆會議終於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經過修改補充,取得十項協議,成為亞非國家為之奮斗的十項原則。第一次亞非會議獲得圓滿成功。

  把不同的保留,不發展爭論

  “把不同的保留,不發展爭論”,26這是周恩來求同存異的又一個基本點。他說,“統一矛盾並不妨礙個性發展”,相反,“隻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個性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27因此對他來說,求同不意味著消滅個性,劃一地要求,特別是“精神生產是不能劃一化地要求的。”28同樣,在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不是同化於人家”,而應該堅持自己的獨立性,“有自己獨立的政策、獨立的思想。”29在國家與國家的求同和團結中,也不能一樣地要求,改變人家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1954年周恩來在談到推進中英關系時說:“不同的地方,雙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雙方改變立場和放棄立場,那是違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30

  把不同的保留,也就意味著要堅持區別。周恩來關於統一戰線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認為在統一戰線中是有區別的。他在談到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時說,對這個隊伍“光分左中右還不夠,還要有進一步的嚴格的區別……無產階級在這個隊伍裡是帶隊的,起領導作用的,其余的階級都同他有區別。”他認為抗戰時那種認為隻有抗日與不抗日之分,一切都要服從和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是受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影響,“不去區別了”,“把國民黨蔣介石的軍閥性、法西斯性都抹殺了,認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31抗戰時蔣介石曾正式對周恩來說,共產黨既信三民主義,最好與國民黨合並成一個組織。這就是想把共產黨吸收到國民黨裡去,加以溶化,即所謂“溶共”政策。周恩來當即回答:“共產黨信三民主義,不僅因其為抗戰的出路,且為達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國民黨員則必不都如此想,故國共終究是兩黨”,32把蔣介石的“溶共”圖謀打了回去。1939年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就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問題作了報告,指出:“共產主義是我們的信仰,三民主義是統一戰線的政治綱領。”“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僅在世界觀、人生觀、社會觀及哲學方法論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會政策上也有許多差異。”他認為若“不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差別分別清楚”,“隻能模糊社會視聽,增加國民黨的自大心理,並不能幫助統一戰線的發展。”33同樣,在國際統一戰線中,周恩來也要求認清彼此之間的區別。1954年他在談到我們對英國的態度是求同不求異的同時又指出:“他們可能想混淆,說他們的國有化和我們是相同的,我們不要去混同”。34周恩來求同的辯証法就是這樣一種辯証法,它不抹殺現實的區別。

  把不同的保留,還意味著求同時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這是周恩來求同的又一個特點。他說,“每天的客觀存在,反映到人的頭腦裡面,在思維的過程中,經常有不同的意見產生。自己肯定了的東西,后來自己又否定了……這樣,一個人的思想才能發展”,因此在統一戰線內部,隻要在大目標上是一致的,“在具體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見,與其說應該允許,毋寧說我們歡迎。”351957年,他在《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談話中說,“人的思想有各種各樣,隻要他不妨礙政治生活,不妨礙經濟生產,我們就不要干涉。”就宗教來說,“宗教是會長期存在的,至於將來發展如何,要看將來的情況。……按照唯物論的觀點,當社會還沒有發展到使宗教賴以存在的條件完全消失的時候,宗教是會存在的。現在應該擔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榮。”36在亞非會議上,他在談到亞非國家“應該求同而存異”的同時也指出:“我們並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37從唯物主義的反映論來看人們的不同意見,求同時允許各人保留自己的意見,這種求同方式,不僅是辯証的,同時也是唯物的。

  保留自己的見解,還意味著不發展爭論,這也是周恩來關於求同的一個基本思想。這一點在他處理外交事務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1954年他在談到推進中英關系時就指出,“不要跟他們爭論馬克思主義學說,爭論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凡是屬於立場、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問題,不必爭論,要互相尊重。”38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他為了求同存異也是不搞爭論。他說,本來,對於美國一手造成的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問題,中國是很可以在會上提出討論的,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一來,就很容易使我們的會議陷入對這些問題的爭論而得不到解決。”一會上黎巴嫩的代表借口“和平共處”是共產黨用的名詞,想把對這一點的討論引到對意識形態的討論上去,伊拉克的代表提到了共產黨情報局的問題,都被周恩來制止了,他認為討論意識形態和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不會得到什麼結果”,“不會討論出一致意見來。”401963年周恩來在開羅講到第一次亞非會議的“第一條原則是求同存異”時說:“我們亞非國家,有許多共同的重大問題需要解決……我們相互之間的個別爭端,可以放在一邊。”“不管亞非各國之間有多少爭端,都是可以放在一邊的。”411960年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在看了豫劇《穆桂英挂帥》后說,“這出戲不好,怎麼讓女人當元帥”,陪同的熊向暉不同意這種看法,同他爭論說,中國紅軍有女戰士,解放軍有女少將,英國的女王是英國國家元首和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說得蒙哥馬利不吭聲。周恩來知道后嚴肅地對熊向暉說,他有看法,何必駁他。你搞了這些年外交工作,還不曉得求同存異?弄得人家無話可說,就算你勝利了?42總之為了求同和團結,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發展爭論,這是周恩來的一項重要的求同存異藝術。

  不存原則之異,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作堅決的斗爭

  周恩來存異不存原則之異,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是作堅決的斗爭的。他從矛盾的斗爭性給團結下的定義是:“所謂團結,是在原則基礎上的團結。有分歧,我們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適當的批評或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43這裡所謂“分歧”,即是指原則性問題。周恩來的修養要則之一就是“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斗爭”,44並把“要有堅持原則精神”作為一個好的領導者的基本素質之一,“這就是說,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則的高度”。45他說,“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我們是不讓的,決不讓。”46他認為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一方面需要聯合”,另一方面,“如果隻是為了廣泛聯合就不講原則,凡是要求我們承認的我們就承認,那又會渙散了統一戰線。”47他說“各階級的利益不同,反映到統一戰線內部,各方面人士的思想、觀點就不同,就會有矛盾,有斗爭。要通過適當的工作,去掉錯誤的、消極的東西,保存和發揚正確的、積極的東西。”48周恩來的外交工作也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原則的基礎之上的,並且為堅持和實現這些原則進行不懈的斗爭。他把外交同軍事相比,認為外交不過是“文打”而已。49

  周恩來存異不存原則之異,這首先表現在堅持求同的條件性。對他來說,“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團結,是在堅持獨立自主的條件下同人家講團結,而不要受其他階級的影響。”50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周恩來承擔起直接同國民黨談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他經過深思熟慮后提出可以服從三民主義,但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絕無談判余地﹔承認國民黨在全國領導,但取消共產黨絕不可能等五項原則。51堅持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性,得到了中央的贊同,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指導原則。解放后他又指出,“我們的統一戰線要擴大,其界限要看是否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割斷了聯系。”32周恩來求同存異和平外交的重要前提就是是否承認並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具體做法上,又根據具體情況,制定了一系列相應原則。例如堅持凡願與我建交的國家,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同台灣當局斷交等等。

  周恩來求同存異不存原則之異,還表現在他對一些破壞團結的因素的克服和斗爭上。在多次危急關頭,周恩來以“顧全大局,相忍為黨”54的求同存異精神,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穩定,同時他又主張,“中央對於黨內的糾紛,反對彌縫敷衍的妥協辦法,而要堅決地肅清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55他在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指示紅軍中黨的工作必須注意“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堅決以斗爭的態度來肅清之。”56在批判高崗的宗派活動時他指出,“一切驕傲情緒、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宗派情緒、小團體習氣、分散主義、地方主義、本位主義都應受到批判。”57在統戰工作中他一面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時注意“防止其他階級的妥協性在革命中發生不良影響”。38解放后為了團結更多的科學家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他提出“凡是為新中國努力服務的科學家都是朋友,都應該團結”,同時指出,“為了實現和鞏固這個團結,我們必須破除門戶之見”,提倡“互相學習,互相切磋。”59在外交活動中,他始終注意反對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反對種族歧視和民族壓迫,以努力維護世界和平。

  周恩來存異不存原則之異,還表現在他對任何破壞團結行為的堅決斗爭和反擊上。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后,周恩來就立即建議中央“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認為“蔣氏之叛逆如此,苟再猶豫,圖謀和緩或預備長期爭斗,則蔣之東南政權將益固,與帝國主義關系將益深……故為全局計,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60周恩來辦外事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友好當先,抵抗在后”,61“你對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備,要進行回擊。否則,就會把我們看成為懦弱可欺。”62(這雖說是對外事工作講的,但也是對“任何方面的橫逆”說的。)1950年美軍越過三八線后,周恩來就積極主張予以打擊和斗爭,認為“如果不抵抗,一著輸了,就會處處陷於被動……隻有管,才能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63毛澤東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64周恩來的“友好當先,抵抗在后”,也正是這種精神。

  周恩來求同存異堅持原則還表現在,他一方面主張為了求同,有不同的意見不必爭論,要互相尊重,同時又指出,“屬於挑撥性的話,要擋回去”,65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要分清是非。50年代美國借口朝鮮形勢派遣海軍空軍侵佔我台灣,幫助蔣介石對大陸進行騷擾性和破壞性的襲擊,但是英國政府說美國這一切都是對的﹔中國要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打退蔣介石的襲擊,英國政府說這一切都是不對的。對此,周恩來在同當時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的談話中有理有據地給予了嚴厲駁斥。661955年在亞非會議上,周恩來一方面致力於求同,同時對所謂中國可能利用華僑的雙重國籍進行顛覆活動等流言加以澄清,說明問題“不是我們去顛覆別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國的周圍建立進行顛覆中國政府的據點”,67從而消除了大家對中國的疑慮和恐懼。總之周恩來的求同存異包含著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思想斗爭,而不是對於錯誤的、挑撥性言論也聽之任之,不去作原則上的爭論,以求親熱和和平。周恩來的求同存異同無原則的和平主義是不相干的。

  把求同和存異辯証地結合起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

  以上表明,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本質上是同與異的辯証同一,是團結與斗爭的辯証同一,是辯証法的矛盾學說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化和應用。

  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是同和異的辯証同一。它一方面是努力尋找的共同點,另一方面是保留的不同點、差異點﹔形而上學家往往求同就不承認異,承認異又以為就不能求同,把同和異絕對對立起來,搞無同之異或無異之同。周恩來反對這種形而上學。他在《論統一戰線》這篇文章裡,從總結歷史經驗出發,批評統一戰線中“左”的觀點是隻異不同,“天天講區別,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動”﹔而“右的觀點就是不主張區別”,“主張我們是‘求同而非異’,就是說隻有同而沒有異。”總之,“右的不區別,‘左’的強調區別而不去求得今天統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確的,都是受了別的階級的影響,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思想。”68這從思想方法上來說,主要在於片面地看問題,沒有認識全面。周恩來基於歷史經驗指出,“頭腦熱的時候,總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視另一面,不能辯証地看問題。原因就是認識不夠。認識不夠,自然就重視不夠,放的位置不恰當,關系擺不好。”69周恩來之所以善於求同存異,除了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主要在於他能全面地看問題,因而能夠把同和異辯証地結合起來。

  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是團結和斗爭的辯証同一。一方面,堅持求同存異,堅持團結,同時又不放棄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斗爭,並且通過斗爭達到求同存異,達到團結。周恩來說:“抗戰時期的某些‘左’傾觀點,也是在這些問題上弄不清楚,隻要斗爭,不要團結,沒有認識毛澤東同志關於在統一戰線中有團結有斗爭,在斗爭中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70另一面他又批評一些人所說“既然要團結,就不要批評”是“隻注意聯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爭的一面”,71他說既要蔣介石的政府來抗日,又要防備他,同他的反動的一面作斗爭,這就是所謂“有團結有斗爭”。72新中國建立后,周恩來把這種“有團結有斗爭”的策略原則運用於外交,指出“外交工作有兩方面:一面是聯合,一面是斗爭。我們同兄弟之邦並不是沒有差別。換言之,對兄弟國家戰略上是要聯合,但戰術上不能沒有批評。對帝國主義國家戰略上是反對的,但戰術上有時在個別問題上是可以聯合的。”“一種是聯合,一種是斗爭,這兩種都通過外交形式出現”。73

  周恩來求同存異中的同和異以及團結和斗爭的形式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周恩來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著眼發展,估計變動。他說在革命發展過程中,“敵我關系和斗爭營壘時常發生變化”,“右的觀點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為敵人的人仍當作朋友,”而“左”的觀點“把昨天是敵人而今天可能成為朋友的人當作敵人”。所以他主張對統一戰線“應該很好地分析”,要看到變動的情況。74對於國際統一戰線,周恩來也善於估計情況變動,適時調整。例如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他適時調整中美、中日關系。特別是對曾經入侵中國的日本,他做了許多復交方面的細致工作,指出“戰后中日兩國的情況起了根本的變化,中國已 經站起來成為一個新的國家,日本處在一個和從前不同的地位,不 再是侵略別人的國家……這樣,就使我們兩國人民願意站在同情 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75這樣隨著田中就任首相提出新的 對華政策,中日友好和邦交的恢復終於經周恩來之手而完成了。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也是貫穿於周恩來的全部求同存異活動的內在精神。周恩來的求同存異不是從原則出發的抽象的黑格爾式的概念演變,而是從實際出發,把原則和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例如他在講到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時說,“不能說一切參加的成員和所動員起來的力量對我們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都是同意的,會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具體分析,區別對待”。76當有人問,“佛教徒信仰共產主義,是否必須放棄佛教信仰?”他說,“從原則上講是這樣的。從具體的人來說,有些人接受了共產主義,但還在某種程度上保留著對佛教的信仰。”有人問:“是否可以這樣說:佛教在中國就不是鴉片了?”他說,“政治上要具體分析。從一些佛教徒的政治行動上看,可以這樣說。地方、環境不同,情況也不同。”771952年他在一次我國駐外使節會議上講到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時說,“我和友是一方面,敵又是一方面。具體地分析一下”。他把朋友分為基本的朋友和一時的朋友,后一種朋友又進一步分為在某一時期的朋友和相當長時期的朋友。對敵也進行分析,區別對待:同我們最敵對的國家,對它堅決斗爭﹔同我未建交、關系又較壞的國家,使它們不過分同我敵對。另外,對正在談判尚未建交的歐洲國家,它們不願意同我們鬧翻,就懸在那裡﹔同我已建交的歐洲國家,分別做好工作﹔同我已建交的東南亞國家,爭取它們中立,如此等等。78總之,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是同和異、團結和斗爭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有著豐富的內容和靈活多樣的形式,是在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豐富和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注 釋:

  ①、29、31、44、45、46、50、55、56、58、60、68、70、72、74《周恩來選集》上卷,第215頁、第215頁、第214—216頁、第 125頁、第128—130頁、第 321—322頁、第 215頁、第 12頁、第41頁、第 2頁、第6—7頁、第215—216頁、第220頁、第336頁、第207—210頁。

  ②、15、33、47、48、52《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202頁、第184頁、第 46—47頁、第 163頁、第 176頁、第 185頁。

  ③、⑥、⑧、⑨、⑩、11、12、14、16、21、24、27、28、39、43、59、63、67、69、71、76、③《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89頁、第153頁、第29頁、第389頁、第 154頁、第476頁、第478頁、第29—30頁、第 65頁、第 152、153—154頁、第154頁、第30頁、第329頁、第389—390頁、第267—268頁、第 154頁、第 154頁、第 302頁、第 28頁、第 53頁、第155—156頁、第438頁、第64—65頁、第389頁、第88—90頁。

  ④轉引自《周恩來的智慧》第297頁。

  ⑤、17、20、22、25、26、30、34、38、40、41、49、61、62、66、73、75、77《周恩來外交文選》,第81頁、第145頁、第356頁、第126—127頁、第128頁、第145頁、第81頁、第82頁、第82頁、第127、129頁、第380—381頁、第7頁、第403—411頁、第327頁、第82頁、第95—105頁、第2—3、6—7頁、第168頁、第357—358頁。

  ⑦、18《周恩來經濟文選》,第646頁、646頁。

  13、23參見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 2部,第 504—505頁、506頁。

  19、51、54 參見《周恩來傳》上,第272頁、第432—433頁、第285頁。

  32《周恩來傳》上,第534頁。

  42 熊向暉:《於細微處見精神——記周總理對我的幾次批評》(《不盡的思念》第 393—394頁)。

  53《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31頁。

  57 在關於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199更注)。

  64《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0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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