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召開的唯一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１９７０年３月籌備工作開始，到１９７５年1月大會正式召開，歷時近５年時間。其間，在老一輩革命家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勝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變陰謀，並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進行了艱巨的斗爭。四屆人大確定的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班子，是黨內正義力量與邪惡勢力反復較量后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它對於當時以及后來黨和國家的前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斗志，成為周恩來留給中國人民的政治遺囑。
　　本文通過考察四屆人大從籌備到召開的艱難歷程，集中論述這一時期實際主持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以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堅韌不拔，持續奮斗，在關鍵時刻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他為國家、為民族作出的歷史性貢獻。
　　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期的規定，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於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６９年內召開。然而，１９６６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嚴重打亂了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問題一直沒有提到議事日程。
　　１９７０年３月，國內局勢趨於平緩。毛澤東提出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還提出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毛澤東的意見，表明他力圖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態、盡快恢復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願望。然而，憲法修改草案討論過程中關於“國家主席”以及所謂“天才問題”的爭論，卻釀成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上一場你死我活的“大厮殺”。野心日愈膨脹的林彪一伙，看准四屆人大進行權力再分配的機會，借廬山會議發難，煽惑與會中央委員接受他們的意圖。毛澤東識破了林彪的圖謀，在會議期間揭露和批判了投靠林彪集團的陳伯達。盡管中央全會上爆發了一場嚴重斗爭，會后發表的公報仍引人注目地公布了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信息”。只是由於廬山會議暴露出來的問題還遠沒有解決，四屆人大的准備工作實際上已暫時擱置。
　　從廬山會議林彪集團暴露到“九一三”事件林彪一伙自取滅亡，短短一年時間裡，中國政局發生了急劇變化。在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緊要關頭，周恩來全力輔助毛澤東，起到他人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綜觀林彪事件前后，周恩來始終堅持原則，堅持斗爭，在維護大局的同時著眼將來，捍衛了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和長遠利益。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糾正極左。廬山會議后，周恩來開始注意糾正“文化大革命”以來在輿論宣傳方面的“左”的傾向。１９７１年１月，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陶鑄簽發的一份黨中央文件（內容是關於毛澤東批評、制止宣揚個人崇拜的一些指示）上批道：“此件不因人廢言，因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須嚴格執行。”“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謙遜，而是不科學。因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要發展的，無止境的，永遠不能說‘頂峰’、說‘最高最活’。”同年５月底，周恩來在一次全國性會議上作長篇報告，批評對外宣傳特別是對黨的歷史和領袖宣傳中存在的大量虛假夸張、強加於人的現象，強調對這些不正視歷史、不實事求是的宣傳要當場給予糾正，並承認錯誤。周恩來的這些認識，反映了他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盛行的極左言行包括對個人崇拜問題的一種反思。以上糾“左”的努力，對后來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實質，深入開展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起到啟蒙和輿論先導的作用。
　　（二）反對分裂。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力量所在，體現著全黨全民的最高利益。“文化大革命”期間，為維護這一最高利益，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以致多次檢討自己。然而，林彪一伙為實現篡黨奪權的目的，全然不顧黨和國家的大局，陰謀搞“南北分治”，另立中央，甚至謀害領袖，叛國外逃。周恩來同林彪一伙的分裂行徑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斗爭。廬山會議期間，在陳伯達等人事發后，周恩來對陳伯達及有關人員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會后，他先后主持召開華北會議和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試圖教育挽救黃永勝等人。當林彪一伙終於走上與黨和人民為敵的道路時，周恩來義無反顧，當機立斷，直接領導指揮了同這伙反革命集團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戰斗，全力維護了黨、國家和軍隊的統一，避免了一場大分裂、大內戰。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威信，說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這裡講的“真正的內戰”，就是“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大打”，就是分裂。①
　　（三）穩定政局。林彪事件后，黨中央下達一系列文件，在全黨全國開展“批林整風”，旨在統一人們的認識，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進而穩定全國政局。這是在特定環境下所必先解決的重大問題。被客觀現實推至“第二把手”位置的周恩來，毅然擔起歷史的重任，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直接領導清查與林彪一伙有關的人和事，使之在最短時間、最小范圍內穩妥解決。１９７２年５、６月間，黨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周恩來向與會黨政軍高級干部作《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斗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報告，站在高度黨性原則的立場上，以現身說法闡明確立毛澤東作為全黨領袖、毛澤東的路線作為指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路線的歷史必然性﹔同時，對歷史上自己所犯錯誤進行嚴厲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剖析。周恩來在這個時候作這樣的報告，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有利於增強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凝聚力和號召力，有利於全黨全軍全國團結、穩定的大局。這也正是周恩來幾十年來所恪守的立黨為公、照顧大局的人格精神的體現。
　　（四）“解放”干部。在初步穩定政局的基礎上，周恩來抓住歷史契機，提出進一步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並尤其注重黨的干部政策的落實。１９７０年在進行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同時，周恩來已開始做落實干部政策的工作。他曾向毛澤東建議安排張聞天、王稼祥等當人大代表。同年７月，他親自起草國務院《關於張霖之同志死亡處理意見》，在十分有限的條件下，為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冤逝的國務院部長平反。１９７２年初，長期遭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陳毅不幸病故。由毛澤東出席、周恩來致悼詞的“文化大革命”以來規格空前的陳毅追悼會，在黨內外產生巨大影響，是對“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干部的深深的慰藉。此后，因一些老同志相繼去世，加重了周恩來落實干部政策的緊迫感。經他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強調，“經過長期革命斗爭鍛煉的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②同年下半年，毛澤東作出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批示，周恩來迅即傳達貫徹。１９７３年春，在周恩來直接安排下，鄧小平回京復職，由此帶動、加快了一大批老干部“解放”的進程，形成一種由老一輩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重新進入領導崗位、繼續掌握黨和國家重要權力的輿論氛圍。周恩來這一時期落實干部政策的種種努力，實際上也是在具體批判和糾正“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極端做法，為最終恢復遭到嚴重破壞的黨和國家的權力機構和運作機制創造必要的前提。
　　總之，盡管林彪事件干擾和推遲了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正常進行，但以上周恩來的一系列努力，則為這次會議的最終召開掃除了一大障礙，同時又不失時機地為會議的關鍵問題——人事安排作了必要的准備。
　　二
　　如前所述，林彪事件后，在周恩來領導下各地各部門聯系實際、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過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績、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恢復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過程。這就必然引起與“文化大革命”命運攸關的江青集團的仇視和反對。
　　和林彪集團一樣，江青集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早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這兩個集團就相互勾結，彼此利用。１９６７年，中央文革小組兩次鼓動、策劃造反派圍困中南海，沖擊國務院，試圖揪斗黨和國家領導人。江青等人公開宣稱：“現在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斗爭，要打倒以國務院為首的第三個司令部。”１９７０年四屆人大籌備工作開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會議，攻擊、污蔑周恩來，同時吹噓自己可以掌握國家的全盤領導。林彪集團的覆滅，對江青集團來說無疑是解除了一個直接威脅。但隨后開展的對林彪的批判，特別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又造成對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脅。這是因為，極左思潮與“文化大革命”有著不解之緣，煽動極左思潮的不僅有林彪一伙，原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等人更脫不了“干系”。在江青一伙眼裡，“批極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③
　　１９７３年春，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曾預計同年國慶節前可召開四屆人大。但隨著情況的變化，原定計劃又一再推遲。直到同年８月中共十大之后，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才重新提了出來。④就在這時，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開始聯合向周恩來反扑。在他們授意、操縱下，全國報刊上發表大量“評法批儒”的文章，“四人幫”在北京及各地的親信和骨干分子也大肆活動，借批判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把矛頭對准老一輩革命家和恢復工作的廣大老干部。“四人幫”的干擾，使正在進行中的四屆人大的准備工作又被打斷。
　　周恩來對江青一伙的動向是有所警覺的。在可能的條件下，他批評和制止了北京及外地出現的一些不利穩定政局的非組織活動。但周恩來考慮更多的，還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批判或者“靠邊站”的老同志。
　　首先，周恩來對鄧小平復職及工作安排問題給予高度重視，並親自宣講、落實。這一年３月，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文件下發到縣、團級黨委，傳達到黨內外群眾。在談到鄧小平復出這件事時，周恩來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陳伯達的問題揭發出來，不是粉碎林彪反黨集團斗爭的勝利，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又說，鄧小平同志身體很好，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鄧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外事活動，中央政治局討論重大事項時鄧列席。⑤不久，周恩來親自安排鄧小平出席外事活動，對外公布了鄧小平的復職。在籌備召開十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重申：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文件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對此，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滿意的。⑥此外，周恩來還直接向一些重要外賓介紹鄧小平。他當面向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稱贊鄧小平說：這是一位將來會成為很重要人物的中國領導人。同年１２月，周恩來親筆草擬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在黨中央和軍委任職的通知。⑦鄧小平的復出，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關注。對黨的十大前后復出的其他老同志，周恩來也努力為他們創造“出頭露面”的機會，實際上是為他們進一步恢復名譽和擴大影響。
　　１９７４年元旦，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再次發出“迎接”四屆人大召開的消息。但僅過半個多月，全國就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１月２５日，遲群等人在江青鼓動召開的中央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發表長篇煽動性講話，含沙射影地指責和批判周恩來、葉劍英。隨后，江青又連續制造了一系列事件，稱“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國務院有人“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媚外”，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身患絕症的周恩來沒有退縮。就在“一二五”大會之后，他囑告一位因“批林批孔”不力受到指責、打算“辭職”的老同志：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事實証明，這也是周恩來自己內心世界的獨白，表明他已准備斗爭到底的決心。
　　和林彪集團比較，江青集團具有作亂更久、能量更大、身份特殊等特點。同他們斗爭，尤其要講究方式和策略，善於掌握“火候”，捕捉時機。從這一年 ３月到 １２月，在毛澤東的決策和支持下，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進行了反復較量，最終取得四屆人大“組閣”斗爭的勝利。
　　關於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人選。進入３月以來，周恩來因癌症復發每日失血達１００多毫升。然而，他在審閱醫療組《檢查治療方案》時卻表示：根據目前情況，對《方案》所提切除手術一事“此次不予考慮”，“以后再議”。⑧周恩來講的“目前情況”，包括這時懸而未決的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團長人選問題。在周恩來病情加重、四屆人大准備召開之際，由誰代表中國政府登上國際講壇，向世界闡述中國的內外方針，事關重大。它對四屆人大產生的新一屆國務院人選有著直接影響。毛澤東敏銳地看到問題的“實質”所在，建議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周恩來立即表示擁護，並經過工作使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贊同此議。盡管江青一再阻撓，無奈已成孤家寡人。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鄧小平最終成行。此次斗爭的結果，給予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以沉重打擊。
　　關於“風慶輪事件”。１０月初，毛澤東向中央建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進而確定了接替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人選，表明四屆人大已經進入“組閣”的關鍵時刻。這自然是江青一伙所不能接受的。１０月１４日，江青看到有關風慶輪的內部報道，其中有批判所謂“洋奴哲學”的內容，便要求政治局對此“表態”。但周恩來、鄧小平都未予理睬。１７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早有預謀的江青一伙向鄧小平發起突然襲擊，強迫鄧就風慶輪一事表態。鄧小平忍無可忍，據理駁斥。會后，“四人幫”暗中策劃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鄧小平及周恩來的“狀”。但他們沒有料到毛澤東當場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不久毛澤東又明確提出：總理還是總理，鄧小乎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得知毛澤東意見后，周恩來分三批約在京政治局成員開會，適時解決了“風慶輪事件”問題。他在向毛澤東匯報時表示：“我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⑨不言而喻，“風慶輪事件”的實質，仍然是四屆人大的“組閣”問題。權欲熏心的江青一伙一再將矛頭對准周恩來和鄧小平，實際上也是在對抗毛澤東。１１月１２日，毛澤東致信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后台老板）。”同時托人轉告周恩來，除已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副總理人選外，其他四屆人大的人事問題均由周恩來主持安排。這樣，四屆人大“組閣”之權已基本掌握在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手中。
　　關於四屆人大人事安排。１２月中、下旬，四屆人大的准備工作進入最后階段。２１日，周恩來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討論新一屆國務院各部委人事安排問題。江青、張春橋等竭力想把他們的親信安插在文化、教育、體育等部門。周恩來經與李先念等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不能放手，文化部和體委可作些讓步。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作出的必要妥協，為的是換取全局的穩定與成功。事后，國外的觀察家也注意到，在“國務院任命的２９個部長中，絕大部分不是文革前的官員，就是同周恩來個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⑩同一天，周恩來還擬出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方案。至此，四屆人大的各項准備工作全部就緒。２３日，根據中央政治局商定的意見，周恩來、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准備情況。抱病出行的周恩來表示：“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１１在長沙，毛澤東繼續嚴厲批評了“四人幫”，同時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他還採納周恩來的建議，提出補選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總參謀長這三個職務。１２２６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單獨長談，就黨和國家領導人員的任職問題最后定奪。經過分析比較，確定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議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包括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班子。長沙之行，周恩來不辱使命。
　　毛澤東、周恩來共同制定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長沙決策”，是老一輩革命家持續斗爭的勝利成果，它宣告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長期以來企圖“組閣”陰謀的破產。
　　三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歷經磨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會上，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他重申了１９６４年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兩步設想”：“第一步，用１５年時間，即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3
　　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整個《政府工作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報告》的精髓所在。少年時代起就立志中華“崛起”和“騰飛”的周恩來，在他擔任共和國總理的２０多年裡，更時時不忘實現祖國的繁榮富強。早在１９５４年的一屆人大上，他就提出要建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意見。１９５９年二屆人大之后，他又號召加快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強國”。直到１９６４年三屆人大上，周恩來完整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兩步走”的戰略設想。
　　１９６６年４月，國內形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時周恩來對實現“四個現代化”仍充滿希望，他說：“不論遇到什麼風浪，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夠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１４面對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周恩來不得不花費巨大精力來應付各種復雜的局面。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心系國家和人民的周恩來所思所慮依然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農業方面。“文化大革命”中，雖然農作物收成主要是糧食生產保持了穩定增長，但就全國來說，農業生產水平還很低，還不能擺脫自然經濟的落后狀態﹔加上長期以來“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現行政策不能適應農村實際，因而束縛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對農村經濟工作常抓不懈的同時，周恩來始終認為，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的狀況決定了基本的國情。他多次提出：中國的國民經濟實力按人口比例計算，比日本、西德還差﹔我們還沒有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因此不能算強大。不這樣認識，就會自滿、驕傲、不實際。為此，他十分注重了解、掌握發達國家的農業情況，要求有關部門不要忽視向“送上門來的老師”（即來自發達國家的農業團體）學習的機會。周恩來的目的很明確：借鑒、吸收國外的經驗，盡快改變國內農村落后面貌，逐步接近和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
　　工業方面。和農業比較，“文化大革命”對工業生產的沖擊和破壞要嚴重得多。在周恩來勉力支撐下，整個工業生產情況直至１９６９年九大之后才有所好轉。但從１９７０年起，全國又出現工傷事故大幅度增加、產品質量普遍下降等問題。究其原因，除企業領導和職工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亂外，設備陳舊、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低下，也是客觀存在的重要因素。１９７２年春天，周恩來親自抓日用工業品和出口產品的質量問題。針對國內企業屢次出現不合格產品的情況，他指出：我們經濟上仍很落后，底子就是“一窮二白”，所以，不好、不行的地方要敢於承認，需要進口的還得進口。正是從這時起，周恩來把目標對准西方發達國家，批准引進了大批成套新型生產設備，並確定了“一學、二用、三改、四創”的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方針。
　　國防方面。“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防建設也一直為周恩來所關注。１９６９年１月，當得知華東、中南許多地方受冰凌影響，有線通信阻斷，需採用地下電纜才可望解決這一難題時，他指示有關部門：“最重要的是改變這種落后現狀，使有線、無線，包括電纜、微波都趕上去。”在這以后，周恩來連續召開國防科研和軍工生產部門負責人會議，對海軍新型艦艇的研制，空軍殲擊機、轟炸機的生產，以及高射炮、雷達、地空導彈等防御性武器的改進、布局和規劃等，一一作出指示。九大期間，周恩來還嚴肅批評一些軍工企業不敢抓產品質量、取消檢驗制度的做法。１９７１年１２月，他同葉劍英、李先念等一起聽取關於航空工業產品質量問題的匯報，要求航空系統各單位的主要領導親自抓產品質量，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批判極左思潮。他說：不能認為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都不好，它們也是勞動人民創造的。不要以為我們什麼都能搞，要批判地學習外國的東西。
　　科技方面。能讓動亂年代裡的周恩來常感欣慰的，是他一直緊抓不放的尖端事業所取得的成就。１９６６年底，在周恩來直接領導部署下，科技人員排除干擾，團結奮戰，取得第一次氫彈原理性實驗的成功。在此基礎上，科研人員再接再厲，於第二年６月取得中國第一顆氫彈試爆成功的重大勝利，提前實現了毛澤東、周恩來預計的目標。１９６９年９月，周恩來親自指導進行的中國首次地下核試驗又獲成功。１９７０年春，有關部門執行周恩來提出的工作方針和指示，將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送入太空。在“文化大革命”的環境下，中國尖端技術領域的一系列成就，使國際社會對中國擁有的能力和潛力不能不刮目相看。
　　進入７０年代后，針對美國總統尼克鬆關於中國是“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的說法，周恩來多次表示，中國確實是一個潛在的力量，但不是一個現實的力量。中國的工業水平比美國落后得多，還要奮斗好幾十年。在這個問題上要有點自知之明。１９７１年８月，主持《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工作的周恩來列出一份《報告》提綱，其中明確寫有“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的內容。同時，提綱還就“四五”計劃的設想提出近期發展目標：“一個穩固的農業基礎”，“一個比較強大的工業”，“一個比較發達的交通網”，“一個城鄉交流、內外交流的商業網”和“一個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理論”。15正視國情，實事求是，逐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遠景目標，正是晚年周恩來由衷的心願。
　　１９７４年冬，鑒於周恩來的身體情況，鄧小平受毛澤東委托代周恩來主持起草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稿。在鄧小平領導下，起草小組克服阻力，最終將周恩來長期以來關於“四個現代化”的思想作為重點寫入《報告》稿中。同年 １２月 ２０日，周恩來審閱同意這一《報告》稿。這是老一輩革命家在籌備四屆人大期間取得的又一個重大勝利。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准周恩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產生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首先，它以事實証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和軍隊並沒有被摧毀，還能夠保持統一和開展必要的工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這是當時以及后來黨和人民克服困難、戰勝內外敵人的基本條件。其次，周恩來重申“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兩步走”的戰略，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強調和指明了一個時期工作的方向，它給予全黨全國人民以極大信心和希望。從廣義上說，它也是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實現跨世紀“三步走”宏偉藍圖的最初構想。第三，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集中了相當一批革命家和老干部，他們多數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們恢復工作，掌握實權，不僅有利於當時的國家經濟建設，也為后來黨和人民繼續斗爭並最終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領導和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組織保証。
　　誠然，在當時環境下，四屆人大仍不可避免地帶有許多歷史的局限性，這自然是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所不能預料和超脫的。但是，畢竟這次會議沖決了重重障礙，戰勝了主要敵人，取得世人矚目的成果。在這一進程中，周恩來同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一起，發揮了最大限度的歷史作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正如一家外國評論所言：“這次人民代表大會是周恩來畢生奮斗的頂點。”１６
　　周恩來，以他全部的信念、智慧和忠誠，完成了畢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注 釋：
　　①《鄧小平文選》第３卷，第３６０—３６１頁。
　　②《人民日報》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４日社論：《懲前毖后 治病救人》。
　　③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決山西問題會議記錄（引文為王洪文插話），１９７４年 ３月 １８日。
　　④自１９７２年１月 １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之后，國內報刊很長一段時間未再提及四屆人大問題。直至１９７３年１０月1日，“兩報一刊”社論《認真學習，繼續前進》中才再次提出“迎接” 四屆人大的召開。
　　⑤周恩來在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記錄，１９７３年４月 １ 日。
　　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１９７３年５月 ２０日。
　　⑦根據中共中央這個通知（１９７３年１２月 ２２日），鄧小平從即日起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
　　⑧周恩來就醫療組所擬《檢查治療方案》致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的信，１９７４年３月 ８日。
　　⑨周恩來致毛澤東的信，１９７４年１１月 ６日。
　　⑩、16“特寫”：《勝利屬於周恩來》（﹝美]《時代》周刊，１９７５年２月３日）。
　　11吳階平：《終生難忘的教誨》以不盡的思念》第５８４頁）。
　　12周恩來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傳達的毛澤東談話要點（１９７４年末至 １９７５年初）。
　　13《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４７９頁。
　　14周恩來答巴基斯坦《黎明報》記者問，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０ Ｂ。
　　15周恩來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提綱）》稿，１９７１年８月３１日。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