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離開我們已有２０多年了。２０多年來，他鞠躬盡瘁、無私為民的崇高品質、光明磊落、廉潔奉公的偉大精神一直激勵著所有正直的人們。正因如此，近些年來，研究周恩來的著述層出不窮。但也須看到，國內關於周恩來的研究與宣傳亦有薄弱之處。例如，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我們的研究和宣傳就有待深化。目前，較有代表性和影響性的觀點是，認為周恩來在“文革”中相忍為國、相忍為黨，在復雜的政治矛盾中盡量尋求共同點，努力減少“左”的錯誤的危害，將其損失縮小到最低限度。他在“文革”中說過一些違心的話，做過一些違心的事，這是周恩來承受巨大痛苦和犧牲不得不做的選擇。①筆者認為，這樣的認識和宣傳有失偏頗。雖然周恩來在“文革”中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但這不是他的主要活動。周恩來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動是“抵制”和“抗爭”。
　　一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抵制和抗爭，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全力保護干部
　　“文化大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次全面迫害革命干部的運動。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文革”中興風作浪的險惡用心之一，就是打倒革命干部，為他們陰謀篡黨奪權掃除障礙。而對於毛澤東來說，“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②這也是他在“文革”中的主要心態。正因如此，是積極參與打倒革命干部，還是努力保護革命干部，便成了擁護“文化大革命”，還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標志。周恩來在“文革”初期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憑他的力量阻止“‘文革”的發生已經不可能。想辦法保護干部，是抵制“文化大革命”，減少黨的損失的唯一途徑。基於這樣的考慮，周恩來以“我們不來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來入虎穴誰來入虎穴？”的決心，投身到保護革命干部的努力之中。
　　首先，周恩來在左傾狂熱、打倒一切的險惡環境下，挺身而出保護了一大批民主黨派人士和部分黨內高級干部。１９６６年８月底，正值造反派對老干部進行批斗和抄家已近瘋狂時，周恩來根據毛主席關於對章士釗先生“應當予以保護”的批示，借題發揮，寫下了一份大范圍的保護名單。其中有“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擁、蔡廷楷、沙千裡、張奚若”。此外還有人大副委員長、常委、國家副主席、部長、副部長、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李宗仁。③由於周恩來的保護，絕大多數民主黨派人士和大部分副總理在“文革”中受到的沖擊比較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極左勢力危害的蔓延。
　　其次，周恩來保護了許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欲置之死地的人物。在“文革”中，一些德高望重、剛直不阿的老同志是極左勢力陰謀得逞的主要障礙。因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始終伺機將這些同志置於死地。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針鋒相對的是周恩來同志。為了保護這些老同志，他沒有“相忍”、“違心”和尋求共同點，而是堅決保護，旗幟鮮明，凜然不屈。１９６７年，在林彪、江青等人授意下，造反派開始揪斗賀龍。周恩來毫不猶豫地站出來保護。他對賀龍說：“你身體不好，不能見，有什麼事我頂著。”並將賀龍接到自己家中暫住。后來又秘密將賀龍安排到京郊山區躲避。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林彪、江青集團指使造反派要批斗朱德。周恩來聞知，當即表示：“如果你們要批斗朱老總，我將前往陪斗！”在周恩來的堅決保護下，批斗朱德的陰謀終告破產。１９６７年８月，林彪、江青集團指使造反派要攔截陳毅的汽車，揪斗陳毅。對此，周恩來措詞嚴厲地說：“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車子，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要揪斗陳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由於周恩來態度堅決，使批斗陳毅的陰謀未能得逞。
　　總之，在“文革”中，凡是毛澤東沒有明確要打倒的干部，周恩來都堅決加以保護。為此，不惜同林彪、江青集團進行艱難地斗爭。
　　再次，周恩來在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遍及全國的條件下，保護了一大批地方干部。為了減輕極左錯誤給黨造成的損失，為了日后黨的事業的健康發展，周恩來在全國一片“打倒”聲中，反其道而行之。他於 １９６６年底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保護地方干部的名單，經毛澤東批准，將宋任窮、張平化、江華等２０多名省市委書記接到北京，保護起來。此外，周恩來還指示部下將林彪、江青急於迫害的陳再道藏入電梯裡，躲過造反派的搜捕。
　　由此可見，在“文化大革命” 中，毛澤東對廣大干部是要“整一下”的，林彪、江青集團對廣大干部是要置之死地的。而周恩來則自始至終充當了全力保護干部的角色。為此，他同林彪、江青集團的斗爭，多於尋求共同點﹔他對打倒老干部的抵制和抗爭，多於相忍﹔他態度堅決地保護干部的努力，多於“違心”。
　　（二）堅持反對“極左”
　　通過對大量史料的分析和研究，筆者發現，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率先地多次地針對毛澤東左的錯誤提出不同意見的，堅持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不懈斗爭的，是周恩來。
　　１．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上明確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的提法。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紅旗》雜志發表了《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其中提出了毛主席同意的口號：“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恩來知道后，明確表示不同意這一提法。為此，他專門找毛澤東，表明自己的態度。周恩來對毛主席說：“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說‘左’傾、右傾，並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的提法，這樣提合適嗎？”④當毛主席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來明確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見。在接見群眾代表時，周恩來反復強調：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是認識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⑤據筆者查証，在“文革”中，明確提出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見，這是第一次！
　　２．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同毛主席據理力爭。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康生、江青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誣陷一大批老同志為叛徒。９月１６日，康生寫下了一封誣陷信送給毛主席，同時指使造反派揪叛徒。做為知情人的毛主席當時沒有表明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不懼擔上“包庇叛徒”的罪名，於１１月２４日，口氣十分強硬地給毛主席寫信：劉瀾濤等同志自首出獄，“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⑥同時，還以中央名義電告西北局：“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⑦周恩來此時的強硬態度，使毛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見。但不幸的是，到１９６７年２月，毛主席又改變了態度，支持康生等人的做法。全部事實經過表明，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周恩來不僅同康生、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而且也同毛澤東進行了據理力爭，其“抵制”和“抗爭”是顯而易見的。
　　３．在劉少奇、陶鑄問題上同“左”的勢力針鋒相對。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央文革在對待劉少奇的態度上出現過戲劇性的變化。１２月１８日上午，江青等人還不同意造反派打倒劉少奇，而到１２月２７日，中央文革的態度便驚人的一致，共同指使造反派打倒劉少奇。這說明了最高決策層的決心已定。然而，正是在這個時候，周恩來針鋒相對地表明了不同態度。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周恩來對造反派說：“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上”，“這樣的提法，矛盾性質就變了”。當時，造反派根據中央文革的口徑問周總理：難道劉少奇不是敵我矛盾嗎？周恩來明確回答：“我不是這樣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強加於我呀！”⑧
　　１９６７年，康生、江青一伙獲得毛主席的支持開始指使造反派打倒陶鑄。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又一次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抗爭。１月７日，周恩來鄭重宣布：“陶鑄同志是中央常委”，“你們舉行批判陶鑄的大會不恰當，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你們開會我們不能參加。”不幸的是，在周總理抗爭的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打倒陶鑄。
　　上述兩件事說明，周恩來在“文革”中進行了不懈的抗爭，無奈勢單力孤，多以悲劇結束。
　　４．在阻止“文革”混亂局面，防止“文革”局勢惡化的問題上，同“左”的勢力進行了艱苦的斗爭。“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初期，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始終努力阻止“文革”的混亂局面，力圖維護住黨和國家的基本秩序和基本穩定。１９６６年11月，在全國計劃會議、工業交通會議上，周恩來旗幟鮮明地要求廣大老干部要抱著“我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態度，挺身而出，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會議制定了《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規定不能停產鬧革命﹔八小時工作制不能侵犯﹔學生不能到工廠串連﹔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隻能在業余時間內進行。這個規定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堅決反對和指責。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於 １１月 ２２日直面主席，據理力爭，終於得到了主席的贊同。可惜的是，由於形勢的復雜化，后來，“左”的勢力還是否定了這個決定。
　　１９６７年初，“文革”形勢急劇惡化，出現了對老干部“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混亂局面。為了挽救危局，周總理幾乎是大聲疾呼，力圖扭轉這種“瘋狂”局面。１９６７年２月，周恩來對造反派嚴正指出：“你們以敵對的態度對待領導干部，一斗十幾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噴氣式’，這樣的搞法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嗎？難道能得出領導干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結論嗎？我想到這裡就很難過，很痛心。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否則，我就要犯罪。”⑨
　　不久，周恩來審閱《紅旗》雜志社論《必須正確對待干部》。社論提出：干部隊伍中的大多數是好的，在奪權斗爭中必須從這樣一個正確的估計出發去對待干部。對當權派一概否定、排斥、打倒，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周恩來及時將這篇社論送毛澤東審閱，並寫明自己的鮮明態度：“這篇社論很重要，很及時。提議在黨、政、軍、文革碰頭會上討論一次再發表。”
　　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為了制止“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不僅激烈地抨擊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操縱的造反派，而且多次向毛澤東表明自己的態度，極力用自己光明磊落的正確觀點來影響毛澤東。
　　５．在思想、政治路線上堅持批判“極左”思潮。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來就意識到，黨內、國內存在著較嚴重的“極左”思潮，這對於黨的事業危害極大。所以，從１９６６年起，周恩來便時常發出與“左”的勢力不和諧的聲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正值全國從上到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思潮登峰造極之時，周恩來卻明確指出：“對於任何一個問題都要一分為二。犯了路線性錯誤而沒有實際的反黨行為，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對於一般犯錯誤的人不能採取無情打擊、殘酷斗爭的態度。” １０月２２日，周恩來接見造反派時又嚴正指出：“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懷疑。懷疑是允許的，但總要有點根據。”這些講話實際上是對“極左”思潮的嚴肅批判。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周恩來抓住“左”的勢力嚴重受挫的有力時機，明確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從１９７２年秋開始，周恩來先后在全國計劃會議、一公安工作會議、出版工作座談會、科學工作會議、衛生工作會議等許多場合，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尤其是１９７２年８月１日周總理在向外事部門負責人作報告時，較系統、較詳細地分析批判了林彪的極左，批判了“頂峰論”，闡述了政治與業務的關系。他明確指出：“極左”思潮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夸夸其談，走極端”。根據周恩來的多次指示，《人民日報》於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發表了《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等３篇文章，公開地批判了“極左”思潮。
　　從大量史料的分析中，我們認識到，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號召，實際上是發動全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開展嚴正斗爭，克服我黨“左”的錯誤的動員令，是爭取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有力抗爭。可惜的是，由於批判“極左”思潮威脅到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命運，動搖了毛澤東“左”的理論的權威地位，所以，在江青等人的干擾之下，１９７２年底，毛澤東禁止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
　　（三）貫徹整頓方針
　　１９７１年秋，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周恩來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在批判“極左”思潮的同時，開始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整頓。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５日，在國家計委匯報全國計劃會議情況時，周恩來指出：“現在管理亂得很，要整頓。”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國務院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了整頓企業的若干措施。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６日，周恩來在聽取《關於堅持統一計劃，整頓財經紀律》起草情況匯報時又一次指出：“整頓方針要寫清楚。”與此同時，周恩來還想方設法推動整頓工作在全國全面展開。
　　首先，抓緊進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林彪機毀人亡事件一出，周恩來便著手做解放老干部的工作。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周恩來派人到貴州找賀龍的夫人薛明，囑他將賀龍生前最后一段情況如實報告中央。這實際上是控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賀龍的迫害。２４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懲前斃后，治病救人》。文中指出：“經過長期革命斗爭鍛煉的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不但要看干部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在這一社論的推動下，一些老干部獲解放。陳雲、王震、滕代遠出席了建國４５周年的招待會。幾乎與此同時，周恩來還指示衛生部立即解決老干部的醫療問題。根據這一指示，１９７２年５月，北京十大醫院對近５００名副部長以上的同志進行了體檢。其中有許多人體檢后便在總理的干預下得到了解放。為了加快解放老干部的步伐，１９７３年春，周恩來還專門寫信給毛澤東，建議抓緊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並提出了先易后難的具體方案。根據總理的指示，中組部提出了待解放干部的名單，有３００多人。周恩來連續主持政治局開會討論，並同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著極為艱苦的斗爭。葉劍英當時曾動情地賦詩一首，表達解放老干部艱難和周總理的不懈努力：“一匹復一匹，過橋真費力，多謝牽騾人，驅騾赴前敵。”
　　其次，全力扭轉國民經濟慘遭破壞的局面。１９７２年，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人民日報》元旦社論的宣傳角度發生明顯變化。社論強調：要“全面貫徹執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在周恩來的主持下，１９７２年４月１日出版的《紅旗》發表了《正確理解和處理政治和業務的關系》的文章，提出“對業務工作中的客觀規律認識越多，鑽研技術越深就對人民的貢獻越大，就更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兩篇文章，表明了周總理克服“極左”思潮，抓緊進行經濟建設的決心。同時，周恩來還抓緊了恢復正常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的工作和恢復必要的規章制度的工作。針對農村工作中政策過左的問題，周恩來明確提出：“不要把黨的方針所提倡和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針對工業企業秩序混亂問題，周恩來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合理的還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爛，這是極左思潮。”⑩根據周總理的意見，國務院推出了《１９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關於堅持統一計劃，整頓財經紀律》等文件。提出了整頓企業的若干措施，包括恢復崗位責任制、考勤制、經濟核算制、獎勵制等。
　　再次，適時恢復文教、科技部門的正常工作。在教育方面，周恩來於１９７２年７月指示北京大學重視理科基礎理論水平的提高，從而推動了全國教育工作秩序的恢復。在文化工作方面，周恩來強調要恢復文化、出版工作秩序，“要廣開言路”，出版一些歷史、地理書籍﹔要恢復和開放圖書館等等。１１
　　周恩來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３年所進行的整頓，影響十分深遠。第一，在十年“文革”之中，是周恩來第一個提出了整頓的方針。整頓的提出，說明周恩來已經正式表達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抵制和抗爭的態度。第二，周恩來進行整頓的努力，激發了人們抵制“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勇氣，改變了黨內正確力量同“左”的勢力的力量對比。經過這次整頓，周恩來已使黨和國家的權力事實上轉到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的手裡。第三，周恩來進行整頓的努力，為鄧小平領導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頓，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從而使從周恩來開始，由鄧小平全面鋪開的整頓，成為十年動亂期間最有組織、最具規模、最有成效的一次全面抵制“文化大革命”錯誤的行動。
　　二
　　在“文化大革命”中，葉劍英、陳毅等人曾經進行過抗爭，被打成“二月逆流”﹔鄧小平由於領導了１９７５年的全面整頓，被第二次打倒。周恩來既然也進行了抗爭，為何未被打倒？是不是因為他“相忍”、“違心”而保住了自己？對此，有必要做下述說明：
　　第一，周恩來在“文革” 中的抵制和抗爭堅持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難抓把柄。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抗爭，一般採用四種方法：
　　（1）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借題發揮。當時，周恩來清楚地認識到，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下，不借助毛主席的指示將寸步難行。所以，他十分注意巧妙運用主席指示做文章。在保護解放干部的問題上，周恩來都是根據主席對一個人或一件事的指示，便推而廣之，保護或解放一大批干部。例如，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指出：“主席說了，政治局不要公開點賀龍的名，不要讓紅衛兵去揪他了。”此后，周總理不僅力保賀龍，而且多次宣布主席是保賀龍的。
　　（２）直面主席，據理力爭，尋求主席的理解和支持。十年動亂期間，周恩來經常以其人格魅力和真誠態度，向毛主席耐心說明情況，陳述利弊，據理力爭。如 １９６６年 １０月 ２８日，周總理便直接向主席提出：農村、城市、廠礦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不發展、不組織紅衛兵，不對外串連。不能停止生產業務鬧革命。軍隊、公安、法院、報社、電台等必須高度集中，要控制在黨的手上，不能讓紅衛兵佔領。對黨政各級領導，紅衛兵無權決定停職反省或罷官，也不應該扣人、抄家。12在給賀龍平反的問題上，在四屆人大“組閣”的問題上以及在解放部分老干部的問題上，周恩來也都採取了這種辦法。
　　（３）捕捉時機，順勢而為。周恩來作為一位有豐富政治斗爭經驗的政治家，很注意借助客觀形勢的變化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他大批“極左”思潮，貫徹整頓方針，就抓住了林彪機毀人亡的有利時機。此時，江青集團如喪考妣，惶惶不可終日，毛澤東陷入了發動“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尷尬之中，思想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抵制”和“抗爭”便容易而順利展開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安排組成了由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陳士榘等１０人為成員的軍委辦公會議﹔讓李德生、張才千、余秋裡主持軍委三總部工作，十分巧妙地將權力轉到老同志手裡。
　　（４）堅持原則，適當有度。在“文革”中，周恩來較好地處理了忠於毛主席和堅持原則的關系。他堅持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抵制和抗爭，有時甚至向主席提出不同意見。但在毛主席固執己見的時候，他依然維護毛主席的威信，服從領導，做好工作。
　　以上分析說明，周恩來在“文革”中沒有“沉沒”的原因，主要不在於“相忍”和“違心”，而在於他更注意抵制和抗爭的方法。
　　第二，事實上，由於周恩來的抵制和抗爭，“整”周的活動一直未斷。（１）由於周恩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出不同看法，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姚文元秉承江青旨意，在北京７０００多人的會議上煽動說：有些“正人君子，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類文字的社論，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２）１９６７年５月，周恩來“抵制”和“抗爭”的態度已經顯而易見。於是，江青拋出了《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企圖將周恩來打成叛徒。（３）周恩來批“極左”和進行整頓，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澤東批評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同時又發動全國搞批林批孔運動，要批“克己復禮”。毛澤東還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公開表示了對周恩來批“極左”思潮和整頓的不滿，從而開始了含沙射影批周公的運動。
　　但由於下述原因，周恩來在“文革”中未能被“整”倒。其一，周恩來在“文革”中擔負著繁重的國務管理工作。毛澤東非常清楚，他既需要康生、江青等人搞“文化大革命”，也需要周恩來處理紛繁復雜的國務。周恩來所承擔的工作是別人無法替代的。所以，盡管周恩來在多方面表現出對“文革”的不同意見，毛澤東也還是要考慮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周恩來高尚的人格，使他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愛戴。他的崇高威望和高尚的人格，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既想扳倒他，但又懼怕他。他們深知，反周不得人心。這是周恩來在“文革”中未被“整”倒的重要原因。
　　總之，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進行了不懈的抵制和抗爭。從一定意義上說，周恩來的抵制和抗爭，對后來的“文革”走向，以及對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作者單位：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中共黑龍江省委宣傳部）
　　注 釋：
　　①參見《中共黨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９５頁。
　　②《鄧小平文選》第２卷，第３０１頁。
　　③、⑦、⑩、11《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４５０頁、第４５２頁、第４６２頁、第４７０—４７１頁。
　　④、⑨、１２《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７２—７３頁、第１２８頁、第８４頁。
　　⑤ 參見高文謙：《艱難而光輝的最后歲月》（《人民日報》１９８６年１月 ５日）。
　　⑥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２２５頁。
　　⑧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１４７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